“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福楼拜许多名门闺秀，年轻时体态窈窕，花容月貌，一到晚年，却朱颜大改，与旧日光鲜判若两人，甚而至于有目不忍睹者，让人痛感岁月是把杀猪刀。然而却有这样一类女性，能把百年光阴活成精彩绝伦的图画，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名媛，她叫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长在天津。家世显赫，位列名门。祖父姚晋圻，翰林院庶吉士出身，曾任两湖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司司长。父亲姚秋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少将军衔。姚家当年，也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郑念出生便是名门闺秀，自小而大，锦衣玉食，知书识礼，受到过良好教育。她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时，就因天生丽质，表现优异，先后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京津地区的风云人物。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其后选择出国留学，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在那儿她认识了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琪，两人相识相恋步入婚姻。留学归来，适逢抗战军兴，烽火遍地，他们没有回北方老家，而选择了直奔重庆。丈夫在外交部任职，随后被派遣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使馆，担任了7年的外交官。在这里，他们有了唯一的女儿郑梅萍。1948年底，郑念随丈夫回国，途经香港，一番徘徊之后，他们没有入台，而是决定留在大陆。1949年，郑念带着女儿，一家三口从香港回到上海。郑康琪受聘担任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经周恩来批准，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不久，郑康祺在市中心购买了一栋三层小楼，郑念将它布置得极其温馨舒适。那段岁月，生活安定，没有波折。一切都显得那样高雅惬意。郑念曾这样描述自己居住的环境：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改朝换代后的上海，流行穿中山装和列宁装。张爱玲受邀参加文代会，进入会场，发现人人都是清一色的灰蓝中山装，唯独她身穿旗袍，成了另类，丁玲甚至责问她为何如此大胆，如此的与众不同。受到惊吓的张爱玲回家后便直奔海外。郑念没有这样的觉悟，她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架柜上陈设的还是明清古董，书架中摆放的仍然是中英文书籍，家里依旧有仆人、管家和厨师，外出依旧身着旗袍而不改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形容她的家庭，是这个“单调乏味的城市中，一块舒适而又高雅的绿洲”。郑念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看书喝茶，弹琴唱歌，坐在柳条编织的藤椅里，凝视布满星斗的苍穹。而女儿郑梅萍也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听唱片，欣赏中外音乐。在郑念看来，整个上海，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像她这样居住条件的，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仍还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样式。1957年，郑康祺查出患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不久病故，年仅47岁。丈夫死后，42岁的郑念悲痛万分，在女儿的安慰和支撑下，她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担任了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也代理总经理职务，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此后的生活，她才真正品尝到什么叫做风霜刀剑。原本，壳牌撤出大陆时，郑念是可以调到香港公司工作的。但女儿梅萍不愿去境外，梅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这儿有她的事业；郑念也不放心女儿独自生活。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等到醒悟过来，母女俩想走也走不了了。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曾经那么显赫的经历，她的出身，她的家庭，她的留英身份，以及为外资企业工作的资历，都成为猜疑和迫害的内容。她最大的罪名是“英国间谍”，随即而来的是抄家，逮捕、沦为阶下囚。1966年，整个形势已经失控，红卫兵可以为所欲为。为给佣人们留条后路，郑念决定在红卫兵前来抄家之前，从银行取出6000元分给陈妈、老赵、厨师和花匠。这在普通月薪只有30来元的当年，相当于给每人一次发放了四年的工资。郑念还告诉他们，如果害怕，随时都可以离去。文革结束，只要她的财产尚在，她会再次补贴他们。但没有一个佣人愿意主动离开。很快，郑念便遭到了疯狂的抄家。数日之内，三批红卫兵纷至沓来。那天她正在书房里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大约三四十个高中学生，在三个教师摸样男女的带领下，以暴力打门的方式一拥而入。这群人见玻璃就砸，将柜子里摆放的各式相机、手表、望远镜和银器，以及其他值钱的东西，查抄出来堆放在一起，以便装车带走。楼板上到处是各种颜色的瓷碎片，牛血色、宫廷黄色、青瓷的绿色、蓝色和白色。当一个红卫兵把康熙年间的酒杯放在地板上用力踩踏的时候，51岁的郑念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被扑倒在地的红卫兵站起身来，愤怒地用脚狠踹郑念的胸部。最终，在郑念反复的解说和抗争下，这伙人终于明白了，原来瓷器的价格要远远高于进口相机和瑞士手表，决定拿它们一并运走，这才停止了疯狂的打砸。但为时太晚，许多收藏瓷器的盒子已经空空如也。红卫兵在寝室中砸家具，在客厅中砸唱片。但凡能砸的都砸，储藏的面粉、糖、罐头食品和毛皮大衣、晚礼服，遍地皆是，彷佛经历过一场地震。旋转的吊扇下，毛皮、丝绸、棉布碎片随风飘扬；花园中的草坪上燃烧着一堆火，红卫兵们围在火边，不断往火里扔各种中外名著。抄家行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郑念到厨房喝咖啡时，一个身材苗条、梳着辫子的漂亮姑娘问她喝的什么。当明白是外国咖啡时，这个女孩忿忿不平地责问说：“为什么你必须喝外国饮料？为什么你必须吃外国食品？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外国书？为什么你从里到外都是外国的？我们去过许多资产阶级家庭，你这个家是最坏的，最反动的。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郑念对女孩的发作报以一笑，决定尝试一下，看看能否教会她用自己的目光看待事物。“哦，土豆是外国食品，最早是外国人引进中国来的。还有西瓜，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进来的。至于外国书籍，马克思是德国人，如果人们不读外国书，就不会有共产主义运动了。即使在通讯极其困难的古代，事物和思想也无法封锁，现在就更不可能了。”这些话让女孩陷入了沉思，她的老师从来没教过她这样思考问题。“你倒是善于把事情说清楚。”女孩说，“你上过大学吗？”因为当天没有安排卡车来拉抄家的物品，红卫兵将查抄的首饰和贵重物品锁在一间书房里，并在门上贴了封条后走了。临走，又特别指令佣人们监视郑念的行动。傍晚，正在大家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门铃突然间又响了。这次来的是八个身穿粗布蓝上衣的中年男子，领头一个手持皮带的人冲着郑念大声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来了。”场面的荒谬让郑念不禁感到好笑。“真是的，你们是红卫兵吗？在我眼里你们更像他们的父亲。”受到嘲讽的中年男子抡起皮带抽打郑念，高声吼叫着要她交出钥匙。剧烈的疼痛使郑念咬紧了嘴唇，她告诉领头的男子：“钥匙被昨晚来的红卫兵缴走了。”这伙人把郑念和佣人锁进厨房，匆匆忙忙收集了几箱东西之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敢动红卫兵封存的房间，这伙人其实就是来趁火打劫的。那些天，女儿梅萍只偶尔回家一趟，电影厂也在搞文革，所以她来去总是匆匆，郑念有好多话要对她讲，却没有说话的时间。一天，梅萍的朋友小许，一位中学教师来访，梅萍正好又在电影厂里。小许告诉郑念，红卫兵把一直是上海标志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塔尖拆了，还冲进上海图书馆，焚毁了大量书籍。他劝郑念带着梅萍逃往香港。“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为什么不带上梅萍走呢？”并用很严厉的口气提醒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郑念最终没有接受小许老师的劝告。一年前，她是可以去香港壳牌公司就职的。但女儿不愿去香港做一个二等公民，即便现在形势纷乱，梅萍和母亲交谈时，仍然不愿离开上海，她相信事情会发生好转。梅萍是郑念唯一的女儿，这就是宿命，郑念只能选择留下。劝不动郑念母女的小许，后来自己去了香港。他是游到澳门后，再辗转到了香港的。郑念决心以平静的心态，来应对面临的动乱。但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小许走后不久，第三批红卫兵又闯进门来，他们的红袖标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汉字：“造反者”。这群人挥舞棍棒，捣毁玻璃，一来就喝令郑念跪下，郑念拒绝执行指令，他们就击打郑念的后背和腿弯，将她打倒在地。当他们得知还留下了几百元的生活费，就放在楼上书桌的抽屉里时，几个人上楼去把抽屉拿了下来。得到钞票后，这些人仍不满足，其中一个戴淡色眼镜的男子，用严厉的腔调喝问；黄金和武器藏在什么地方？郑念告诉他们，自己没有黄金武器，第一批红卫兵把整座房子都翻遍了，也没发现这些东西。但造反者坚信她在说谎，他们带着郑念和佣人走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他们切开床垫、砍开座椅和沙发，撬开浴室的瓷砖，爬进壁炉，探查烟囱，掀起楼板，蹿上楼顶，摸索房顶下的水罐，趴在楼板上检查管道。只要能搜索到的地方，就绝不放过。当他们决定挖掘花园的时候，黑夜已经降临。但这伙人还是锲而不舍，挖草坪，掘灌木，抠花盆，直到把自己弄得满身泥浆一身臭汗，仍一无所获。最终，体力的消耗毁灭了革命的热情，一群人被迫返回屋里，但个个怒气冲天。戴淡色眼镜的男子大声威胁说，再不主动交出黄金和武器，他就要推翻墙壁。面对几近疯狂的失态，郑念毫不畏惧，反而以正常而又友好的声音慢慢地告诉对方说，说话要讲道理，通逻辑。如果要在墙里藏东西，必须请泥瓦匠才能把墙修复。所有工人都是为政府企业工作的，他们早把这件事向党汇报了。因为被女主人说不讲道理，眼镜男气得嘴唇哆嗦，抬手便想打人。没想到梅萍养的猫突然从厨房里窜了出来，从后面发动袭击，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进了眼镜男的小腿肉里。然后在眼镜男疼痛的尖叫声中，闪电般地从窗户跳了出去。它坐在高高的木兰树枝上，喵喵地叫着，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中了。受到攻击却又无法回击的造反派，看到自己的头头被咬伤后的狼狈相，一个个完全泄了气。只能转而恐吓郑念，说她养了一只攻击造反派的野兽，定将受到惩罚，那只猫迟早会找到并执行处决。原以为猫的行动可以让人安静一会儿，没想到前边又响起了擂门声，原来是第一批抄家的红卫兵又杀回来了。郑念赶忙叫佣人们回到房间，自己也迅速躲了起来。然后便听到许多人上下楼的声音及大叫声，愤怒的争执几乎要掀翻屋顶，接着便是打斗。郑念只能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毁掉。尽管外面的闹声那么大，疲惫不堪的郑念还是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两队红卫兵已经达成了和解。郑念到楼下衣帽间洗手时，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散乱的头发，苍白浮肿的脸，额头和双颊还布满了泥点子。郑念被自己的容貌惊呆了，这使她想起了曾在重庆大轰炸时看见过的一具女尸，死得毫无尊严。就在这一刻，郑念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她面对的是一场维护自己名誉的战斗，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像花岗石一样坚强，无论受到怎样的打击，都决不能被打垮。早饭后，卡车来了，运走了所有查抄的东西。原以为折腾了几天的红卫兵会随着卡车离开，没想到竟然留下不走了。一个女造反派对郑念宣布说，她不能离开房子一步，红卫兵会在这里轮流监视她。所有的交涉和力争都是徒劳的。女儿梅萍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必须越来越多的在制片厂内过夜。即便回家，也不允许母女两人见面。经过争取，才允许郑念到花园散步。这也使梅萍终于找到机会，每当晚间回家，便往花园里扔小纸团，以便母亲能在第二天早起锻炼时捡到它。不久，一条极左口号将阶级的区分推向顶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很快，梅萍便被从“群众”队伍中清除出去，关进了牛棚。随即，制片厂一伙造反派来查抄了她的房间，拿走了她的所有东西。这让郑念深受打击却又无可奈何。九月二十七日傍晚，郑念被带到一所学校接受批斗。参加批斗者有抄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有原壳牌公司的雇员，批斗会由眼镜男主持。眼镜男口若悬河，以批判的口吻，从鸦片战争讲到壳牌公司的商业剥削，再讲到郑念的反动阶级家庭，以及资产阶级小姐的郑念是如何被培养成了帝国主义走狗的，他的丈夫是国民党政权的残渣余孽，她本人则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参与了破坏人民政府的阴谋。在接下来的批斗中，红卫兵和壳牌公司的雇员都参与了揭发检举。斗争会一直开到夜色降临，各种仇视的口号此起彼伏，有一种口号甚至尖叫说：“我们要杀死你！”眼镜男为自己的煽动力分外得意，他宣称郑念必须坦白。郑念尝试过解释，但会场上充满了愤怒的呼喊，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一个完整的句子。郑念意识到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这个举动被眼镜男视为抗拒，他做出手势，招呼后边的小伙子拿出一副闪闪发光的手铐。他们把郑念带到学校大门口的街上，那儿停着一辆上海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你坦白不坦白？”眼镜男再次问道。许多人附和着大声叫嚷：“坦白！”没有人知道郑念在背诵《圣诗》的第二十三章，她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整整一个晚上，她都不曾像此时站在黑色吉普车前这样无所畏惧。她抬起头来，用响亮而又坚定的声音说：“我无罪！我没有任何要坦白的！”这次谁也不叫了。所有人都被这充满勇气的拒绝惊呆了。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给郑念戴上了手铐，把她推进了吉普车。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仅是眼镜男做了一个手势，郑念便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了代号为1806号的囚犯。很快，梅萍也遭逮捕，母女俩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她居住的囚室，顶棚上耷拉着蜘蛛网，白灰刷过的墙壁因年代久远而颜色变黄，沾满灰尘，灯泡上涂着一层污垢，水泥地因潮湿而发暗，唯一的一扇小窗，用力一拉，脱落的漆与瀑布般的灰尘便飘落到地上。她无法忍受这样的肮脏，她说服女看守借到一把磨秃了的扫帚，拉着床在囚室里转，站到上面去清扫顶棚的蜘蛛网。清扫墙壁时，灰尘飞舞，囚室里成了尘雾的世界。接下来，她用委托看守购买的脸盆、毛巾、手纸、肥皂，逐项改善自己居住的环境。她对女看守背诵了毛的语录“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要到了足够的水。先是仔细地擦了床，然后再站到铺盖上擦拭久被尘封的窗，刷完了墙角的水泥便桶，还剩下足够的水洗脸擦身。当热水送来之后，她已经可以坐在干净的床边慢慢喝水，第一次感觉到白开水的味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午饭是米饭和油菜，她用饭粒在床边的墙上粘了一圈手纸，免得睡觉时让脏墙壁弄脏了被子和衣服。下午，看守来叫她锻炼时，发现了她糊在墙上的手纸。“改变房间内的情况违反狱规。”看守说。郑念没有出声，她在琢磨如果看守命令她扯掉手纸时该怎么办。结果看守掉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便听到她在楼道上叫道：“锻炼了！锻炼了！”星期天到来时，郑念向看守借来了针，将两条新买的毛巾缝在一起，为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多层手纸缝在一起做了个脸盆盖，以便储存清水，还裁开一张手绢做了一副眼罩，因为囚室的灯晚上都不关闭，无法适应，只能戴着眼罩睡觉。几天过去了，都快一个月了，郑念不断提出要见审讯员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有一天，她再次提出要求，看守训斥她说，你才来了多少天，有人在这儿都呆了几年了，你急什么？郑念于是提出让看守借给她一本法典看看。看守对此反应愤怒，好像受了污辱，驳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不用法典。”“那你们根据什么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呢？”“我们根据领袖的教导，他的话就是标准。”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看守来通知她去接受审讯。她感到有些兴奋，她相信受过训练的职业审讯员，一定能将无辜者和罪犯区分开来。但很快她便深感失望，原来审讯员和红卫兵的认知一般无二，一上来便指控她有罪，并威胁说不认罪就会死在监狱。让审讯员意外的是，他们面对的这位女性，根本不怕威胁，还斩钉截铁地宣称：“宁死也不说谎。”为了让她认罪，看守们秉承上面的指示，安排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和她住在一起，故意散布对现实的仇恨情绪，以引诱她加入和自己一样的咒骂。郑念看出了女人卧底的伎俩，非但说话滴水不漏，还告诫这个女犯人不能随便乱说。卧底持续了三天，到第四天一无所获的看守们大失所望，假意宣布判处女犯人死刑，把她叫出了囚室。图谋失败的女看守心有不甘，来到囚室，喝令郑念“站起来”，恼羞成怒地抽她的耳光。郑念挺直身子站着，把眼中的泪水憋了回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凝视着前面，彷佛看守并不存在，这种高傲的尊严，进一步激怒了看守，再次抽打郑念的耳光，并用沉重的皮鞋踢她的腿，勒令她说：“站好！你在受罚。你够聪明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不错啊，对不对？”整整6年半的牢狱生活，郑念受到过无数次严刑拷打，逼迫她认罪，承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但她始终没有低头，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自己的清白和高贵。1973年，郑念终于获得释放，但她拒绝离开。她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发布道歉消息。宣读释放结论的男子大感惊讶，他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关押对象，听到释放消息并不感到高兴，更不表示感激。旁边的审讯员说：“第一拘留所并非养老院，你不能一辈子呆在这里。”“当然不能，但你们必须给我做出恰当的结论，什么时候做出，我什么时候就走。”审讯员已经不耐烦了，站起来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拒绝离开拘留所的人。无论如何，政府让你走，你就得走。”话音刚落，两个女看守走了进来，一边一个，夹着郑念拖出了监狱。她终于重见天日，但她心心念念的女儿，却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郑梅萍已经在1967年被折磨致死。在狱中受尽凌辱的她没流过一滴泪，却因失去爱女而痛心哭泣，她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她不相信自己那么坚强的女儿会选择自杀，在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回避的情况下，她独自暗中调查死因，最终查到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楼下的。美丽而单纯的梅萍，194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7岁时回到上海，25岁遇害。1980年，郑念离开了自己深深眷恋，而又带给她累累伤痕的上海。登船时，天上飘飞的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并伴有雷电。轮船起锚后，驶向上游以便掉头。在密雨形成的雾障中，郑念看到了壳牌办事处的楼房，以及她办公室的窗户。过去发生的一切，顿时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轮船在加速，当来到扬子江口时，暴风雨已经停息，云层间透出了灿烂的阳光。郑念站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自己的头发，她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次乘船出境，但看着渐渐消失的海岸线，却哪次都没有像这次这样伤心。1949年她根据丈夫的要求带着梅萍从香港回到上海，然而这次离开，却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为此深感愧疚。她也为永远离开生她的祖国而伤心，她后来在《上海生死劫》中写道：“这最后的一击是如此猛烈，竟使一切都在震颤。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多么爱我的祖国，我今日离开她也绝非我的过错。”一个星期之后，她从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一则消息，杀害梅萍和另外五个受害者的凶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让她在感觉正义伸张的同时，却无法宽恕。出国之前，她把抄家时幸存下来的文物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在国外，郑念先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居住了两年，然后迁到了华盛顿，那儿的气候与上海颇为相似。在华盛顿，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她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给了她巨大的鼓励。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以此纪念亡夫和女儿。著名作家程乃珊在华盛顿见到她时，忍不住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霜侵蚀，目光仍明亮敏锐。经历半世浮沉，她的笑容依然干净温和，没有任何戾气与哀怨。2009年，94岁高龄的郑念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留给这个世界的背影，是永不消失的美丽，和美丽之中所浓缩的那份高雅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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