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食有鱼，出有车（公交车、单车、出租车），想买个什么东西，只要带上手机，手机上安装有支付宝，到商场转一圈就买到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各种各样匹配的票证，比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烟票，等等等等，才能买到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票证，只要是城镇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种侨汇物资供应券，简称“侨汇券”，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它只属于有外汇收入的家庭，相对于普通票证而言，侨汇券就是一种特权券。最初，因为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的汇款，兑换成人民币后也买不到东西。于是海外华侨就改汇款为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奶粉、寄黄油，邮局的业务倒是很兴旺了，可国家的华侨汇款却没有了。对于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往来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外汇管理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外汇数额配发等量的侨汇券，赋予外汇以购买紧缺物资的特权。1958年，侨汇券率先在福建省发行。随即，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发行侨汇券，让有外汇收入的家庭，能凭借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到紧缺商品。普通百姓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虽感觉不公，但也只能羡慕而已。当时的华侨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只要凭借侨汇券就可以买到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而且价格便宜。浙江萧山的王先生，用400多元的外汇券，就买到了一台市场上极难见到的原装日立彩色电视机。这台彩电在普通商店，售价为1800多元，差不多相当于王先生当时一年的工资收入。福建泉州的赵建河，在更早的1981年，买了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左邻右舍都没有，他是靠了香港姐夫寄回的港币，在兑换成人民币时，用附赠的侨汇券才买到的。那时候的电视太稀罕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挤破了门槛候在他家看电视。赵建河把电视机当宝贝似的放在一个柜子里，看的时候把盖子掀起来，不看时，又拿盖子盖上，再加把锁。当时的侨汇券是以各省为主体发行的，面额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当时国家为了提高外汇收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划拨出大量紧俏商品供应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归侨。这样做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将美元汇回国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1962年国家侨汇收入达到了5000万美元；1963年原定计划完成7000万美元，实际完成了8000万美元。这些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外汇周转，解了燃眉之急。有个在徐矿集团侨联工作的人，晚年回忆起侨汇券的故事，还记忆犹新。他大舅在美国工作，隔三差五会给国内汇款，他外公就成了有侨汇券的特殊人物。每次收到汇款的同时，也会领到政府配发的侨汇券。收到这两样东西的外公，内心会非常喜悦，面子上也觉得很光荣。手中的侨汇券除了用于改善生活，有时候也用来资助亲友。有次外公家的远房亲戚生小孩，没有购买红糖、鸡蛋、面条、花布的票证，外公知道了，就把侨汇券送给人家解决困难。在上海居住的作家白桦，他的邻居路先生，因为有外汇收入，加上侨汇券，即使在三年饥荒时期，也照样有肉吃，每晚喝红酒。比较典型的故事，是外汇救了一对夫妻的命。上海某大学国际法教授王铿，因所谓政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发送里弄接受监督劳动，致使这一家子突然断了经济来源。幸好王铿的妹妹在美国，准妹夫在香港，会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港币给王铿，这才让王铿一家五口得以艰难存活下来。八年后，文革爆发，王铿的劳动项目里增加了打扫公厕。许多高知、大律师、作家、银行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不但监督劳动，还要遭受打骂羞辱。实在无法承受者，就选择了跳楼自杀。就在王铿苦受煎熬的时候，有天里军代表上门通知说，正在等候上级部门批准，要王铿一家准备好离开上海。王铿只懂教书，这辈子连上海都没离开过。想到如果发配去北大荒，只有死路一条。恐惧中，夫妻二人打算先把孩子送人，然后哪天强迫上火车就哪天寻死。几个月过去了，军代表一直没来，催促离开上海的事也无人提起。王铿还是继续他每天的扫街、清洗公厕的生活。只以为劫难已经过去，没想到某天又来了一个干部，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宣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后通知王铿说，上海不是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要做好准备离开上海。地方可以自己找，但必须是农村，而且只能选择安徽、江西等地。如果找不着，就由政府分配。一番话，让王铿夫妻的心又悬起来了。于是四处托人打听，总算在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到落户的指标。这天，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是来送王铿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的。这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同军代表和里弄干部不一样，态度温和，谈吐文雅，每次来家，总是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地送到王铿夫妇手上，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王铿的妻子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他，想到很快就要离开上海，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到淮北农村去了。”对方听了后，怔了一下，脸上的表情由原来的微笑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王铿的妻子回答说，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确定时间。对方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而淮北落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复。这一拖就是几年。此后也没人上门催促王铿一家离开上海。文革结束，王铿获得平反，重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当年两次被勒令离开上海、又两次不了了之的事情，始终是个谜。在某次政协会上，王铿和另一位政协委员谈起这件往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领导干部。他告诉王铿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接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为此还给这些办事人员规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外汇增加，局里会给予奖励。谜底终于揭开了。王铿一家之所以没被撵出上海，是因为他家有外汇，如果他家去了外地，妹妹和妹夫寄来的外汇也要转到外地，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减少，具体的办事人员也会拿不到奖励。侨汇券诞生于1957年7月30日，1992年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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