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在狱中
© 徐敏｜文
这是“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留念。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一举抓捕了七名知名人士。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当晚，《大众生活》杂志的主编邹韬奋，在睡梦中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他披衣下楼开门查看，门刚开出一条缝来，四个人便一拥而入。一个自称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法国人，通过翻译，要他立刻到巡捕房去。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两个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他们搜查了邹韬奋的住处，带走了一些信件和几十本小册子。此时大约是凌晨3点钟。当乘车来到巡捕房时，邹韬奋瞥见前面有两三个人挟持着史良女律师走了过去。在巡捕房二楼的办公室，法国人很客气地对邹韬奋说，他们是应上海公安局的要求拘留他的。这天晚上，同时被拘押的还有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第二天，七人经短暂庭审后，由律师出面保释，分别返回家中。但旋即又发出拘票，将七人拘捕入狱。24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宣布七人的罪状是：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因为七人都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各有专业，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蒙受牢狱，所以时称“七君子事件”。12月4日下午，在关押11天之后，六人被移送苏州高等法院审理。因为人多，加上警员及侦探有二十多人，所以用了一辆公共汽车。临上车时，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前来送行，叫警员坐到后面去，前面的位置留给六人坐。然后同沈钧儒等人一一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得很，对不起得很。”下午4点，车到苏州，六人从大汽车里下来，改坐黄包车进城，警员随车步行护送。到达高等法院时，屋子里已经亮灯。一路伴送过来的上海警员纷纷上来和六人握手告别。在等候开审时，由苏州法警接手看管工作。六人中，沈钧儒是老资格的大律师，法警都认识他，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泡了茶送进来喝。开审后，六人分别接受了审问。审问结束，六人由几名法警押送去看守所。苏州高等法院在道前街，六人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在吴县横街，两地相隔一段距离，乘黄包车约需20分钟的时间。依然是六人坐在黄包车上，一群法警跟在黄包车左右随行护送。在看守分所，六人分住三间平房，有一间会客间，可以读书、看报、会客。六人居住的地方，是三个月前刚落成的一座病室，和看守所的其他囚室是隔离的。这病室有一排病房，共六间，为一独立小院，室内有地板。房前是水门汀的走廊，走廊外是颇大的天井，房后靠窗还有个狭长的天井，有一道高墙和隔壁的女学校隔开。这一排六间病房，第一号和第六号房间是看守和工役住的。第二号房间用来作为六人的餐室和看书写字的地方。其余三间房，第三号是沈钧儒和王造时的卧室，第四号是李公朴和沙千里的卧室，第五号是章乃器和邹韬奋的卧室。餐室里有两张方桌，几张有靠背的红漆椅子，几张骨牌凳。因为天气渐冷，经检察官准许，六人出资安装了一个火炉。原本，每个病房是预备八个人住的，放置有八个小木榻，现在为了沈钧儒等人的缘故，将八个小木榻堆叠在一角，改放两张小铁床，铺上木板。后来，有学生来看守所探监，发现61岁的沈先生睡的是木板，很觉不安，就买了一张有棕垫的木床送给他，狱方也不干预。在看守所，大家尊称年纪最大的沈钧儒为家长，相处融洽，把生活安排得十分丰富。这个独立小院有一个浴池式的浴室，但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屡修不好，结果一次也未曾用过。每逢星期日的夜里，大家便在餐室里洗澡，用的是一个长圆式的红漆木盆。洗澡的先后次序以抓阄的办法确定。因为天气冷，夜里大家都聚在餐室里，当一个人在火炉旁洗澡的时候，其余几个人仍照常在桌旁坐着，看书的看书，写文的写文，或者下棋的下棋，说笑话的说笑话。第一次这样当众洗澡的时候，王造时排在第一，水很热，他看着自己一丝不挂的肥胖的身体，开欢笑说：“杀猪了！”大家看见他那副模样，都禁不住欢笑起来。以后每逢星期日夜里洗澡，便照例大呼“杀猪”。每天清晨，是锻炼时间。起床后，洗漱完毕，就都到天井里去运动，沿着天井转圈跑步。跑步结束后，大家便分头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沙千里打形意拳，其余的都做柔软体操。运动后是早餐时间。用完早餐，大家开始各做各的事情，有译书的，有写文的，有写字的，有温习日文的。午饭后，略为休息，又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写信，有的下棋。有时候也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如果遇到有朋友来慰问，虽然只认识某一个人，进来后也要顺便看望一下其余的五个人。七君子中的女律师史良，关押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女监。她和沈钧儒等六人是同一天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律师保出。但上海市公安局仍坚持要法院签发拘票，史良对此不以为然，拒绝到案。后因同案关押的六人移送苏州高等法院审理，她才于12月30日到苏州自行投案。最初，史良是被关在号子里的，后来，看守所特别给了她一个东房。经过她一番布置，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中等家庭的卧室。将绿窗幔撩在一边，从纱窗里可以窥见几片绿叶和狭窄的天空，以及森严遮挡的高墙。一张书桌兼饭桌的小台子铺着白巾，床是外面人新送的，床底下有简易食柜，地板上放着罐头杂物等，书架上有不少法律、经济、哲学方面的书，史良当时正在研究这些专业。女看守和女犯们知道她的案情是为了反对日本人欺侮中国，都很尊敬她，连吊一桶水也不让她干，搞得她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女监的看守长也很照顾她，做的好菜会带给史良品尝。等到史良出狱时，原来140磅的体重，竟增加到了180磅，咯血和胃病也好了。据冯印谱《记者的故事》中记录，1937年夏，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到苏州采访史良，大门口站岗的看守听说是来探望史良的，恭恭敬敬地将彭子冈领进守候室，便进去通报。一会儿，看守所所长走出来，瞥了一眼彭子冈说：“史良的案子很快就会开审，到时可以旁听，今天不必探望了。”彭子冈站起身来质问：“旁听证发得那么少，家属每人限两张，我能参加吗？我堂姐被你们捕走六七个月了，连面也不让见，谁知道你们怎样折磨她啦？探监是有规定的，不让探望，难道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所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答应通知史良。史良听说堂妹来了，欣然前往，进门一看却是她熟悉的记者彭子冈。正在疑惑，彭子冈突然扑过来喊到：阿姐！你不应该关在这里，你是我们姊妹兄弟中最努力的一个，你应该在自由的空气下生活。大家都很想你，小梅我更想你。史良顿时明白了，笑着说：梅，你好。到我屋子里来吧。史良把彭子冈领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拉拢绿窗幔，两人便亲热地聊起来了。到了午饭时间，史良留彭子冈在狱中吃饭。午饭后，彭子冈征得看守允许，在号子的走廊里巡视了一遭。女犯们都叫史良“史先生，史先生”，格外亲切。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女孩看到史良，在母亲怀里蹿跳着，向她伸过手来。“敏敏，敏敏！”史良喊着。史良告诉彭子冈，这个名字是她给起的。相对于普通犯人，七君子在狱中是受到优待的。当然也有限度，譬如没有外出的自由，不能随便会见亲人，但总体是很宽松的。之所以这样优待，一是迫于各方舆论压力，一是看守人员也很敬佩这些爱国人士，所以也就有所照顾和放宽管制。1937年4月5日，南京政府检视厅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沈钧儒等7人提起公诉，列举了十条罪名。7人则依法延请上海、苏州两地著名律师21人，组成强大的辩护阵容，写出了2万多字的《答辩状》，并在《申报》、《大公报》上公开发表，批驳检察官所提出的控告。1937年6月11日与6月25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对沈钧儒等人进行审判。“七君子”毫无畏惧，在法庭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审判长无法结案，只得宣布暂时退庭评议。因为案件久拖未决，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潘大逵、胡子婴、沈兹九、张天翼等16人，联名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不顾胃病发作，率领胡愈之等11人，在1937年7月5日冒着酷暑，乘坐火车赶到苏州，先在高等法院会客室要求会见院长，并义正辞严地提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此罚。”许多爱国人士也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递交入狱申请书。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遂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苏州张一麐、李根源、陶家瑶、陆翥双、张一鹏、钱梓楚、潘经权等分别担任“七君子”的保人。下午2时许，律师与家属30余人前往看守所迎接。5时，史良先从司前街看守所走出，去吴县横街看守所与沈钧儒等会晤，并合影留念。5时半，沈钧儒等7人全部出狱，受到200多群众的热烈欢迎。7人与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军乐齐鸣，爆竹阵阵。7人随即前往阊门外花园饭店休息。晚上7时半，张一麐、李根源等人在国货公司设宴招待“七君子”。8月1日上午，七君子分别拜访了各自的担保人，然后于9时15分乘车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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