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打捞时间深处的记忆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 列昂尼德·姆列钦／文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 李惠生等译

　　对斯大林来讲，贝利亚只不过是助手之一，而且不是最亲密的助手。但是，斯大林把最肮脏和最血腥的事情交给了他。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证明，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的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法国和英国为了回击纳粹的这一行动而向德国宣战。
　　斯大林认为这场战火烧不到他身上。他在1939年9月7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正在进行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战争。我们不反对它们大战一场并互相削弱。”
　　斯大林称波兰是法西斯国家：“消灭这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又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我们通过消灭波兰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及其人民那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没有急于参战，因为波兰人在继续进行战斗。原计划在9月13日凌晨入侵波兰，后来把进攻日期改在17日。
　　与波兰交战前夕沿苏波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约100万红军官兵、大批坦克和飞机。计划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采取军事行动。任命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科瓦廖夫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任命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的科瓦廖夫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参与指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铁木辛哥则在第二年晋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然而，他在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的真正的战争中还是没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顺便提一下，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他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副国防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负责协调军事行动。第二年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提升他为元帅。可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失宠于斯大林。他被指控在1941年放弃了刻赤和罗斯托夫，并被送交法庭处理。撤销了他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将他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收回了他的英雄徽章和所有勋章，把他的军衔从元帅降为少将。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1946年让他退伍，1947年将他逮捕，1950年把他枪决。
　　交给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夺取重要的战略设施，不让波兰官兵撤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俘虏投降的人。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
　　“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不复存在了。波兰政府垮台了，并且没有表现出生存的迹象。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大使批驳了照会。他说，华沙尚未陷落，波兰政府仍继续存在着。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波兰人继续同德国人作战，但是与苏联交战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波兰被占领和分割，作为国家不复存在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称瓜分波兰是“继续发展苏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一些没有接到总司令命令的波兰部队把红军视为侵略者，同红军展开了战斗。格罗德诺市抵抗了两天。在攻克这座城市后，马上未经审判就枪决了300名波兰人。法西斯德国军队和红军在一些地区共同消灭了波兰抵抗基地。
　　红军占领了有1200万人口的地区，约25万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红军不知道拿这么多战俘怎么办。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放前波兰军队的普通士兵回家。
　　斯大林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把俘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9月19日，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了关于成立战俘事务局和建立收容站及分配营系统的命令。
　　根据贝利亚的命令，第一批战俘在一周之后就被派去修公路。到10月份，派战俘去开采铁矿石和石灰石。让俘虏们干的是最繁重的工作，但这还不是等待着他们的最坏的事情。
　　战俘营是仓促建起来的，俘虏们睡在光光的地板上，简易住房不供暖，食物不足，衣服、水和餐具也不足。
　　贝利亚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优秀工作人员派到了战俘营，这首先是为了把俘虏分类。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侦查员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少校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这位情报人员后来参加了窃取美国核机密的行动。
　　战俘事务局政治处处长谢苗·瓦西里耶维奇·涅霍罗舍夫向自己的部下通报说：“旧别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前的社会主义竞赛，并且向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进行竞赛的挑战。”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于是在所有战俘营展开了。
　　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表面上被释放了，但是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是派他们去筑路和建设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企业。营地被称作劳动营，然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把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中部各州的4万多战俘交给了德国方面，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请求把他们留在苏联。
　　军官、将军、官吏、警察、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被分别关押。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这3个战俘营。军官当中有许多教师和医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在警察里面大部分人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战俘营的负责人建议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些波兰军医指出，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作了汇报。
　　一周后他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的指示。”
　　不断有新的被捕者来到战俘营，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组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不断挖出“异己分子”和“反苏分子”，并随即逮捕他们，他们的家庭成员则被迁往哈萨克。还有大约14万波兰人被强制送到极北地区采伐木材。
　　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上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签发了一项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命令他们坚持不懈地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
　　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特别处的特别科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经常向莫斯科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波兰人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他们不喜欢苏联，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为了执行贝利亚的指示，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开始揭露“反革命组织和反苏组织”。大概他们提供的情况坚定了斯大林要摆脱波兰军官的想法。斯大林认为，他们就是敌人，不能释放他们，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
　　在政治局于1940年3月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以特殊方式来处理军官战俘的问题，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
　　贝利亚写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恨……他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在进行反苏宣传。他们每个人就等着获释，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写上了“赞成”的字样。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把这一切彻底安排好了：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以特殊方式，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的方式处理关于战俘营中14700名前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和看守的案件。
　　2．以及关于被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吏和变节者的案件。
　　二、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作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用以下办法：
　　1.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提供的材料作出对战俘营中的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2．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定。
　　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
　　列昂尼德·福基耶维奇·巴什塔科夫在政治局作出最终决定那天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少校，同时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负责登记和统计）处长。这个三人小组要准备出枪决名单和批准这些名单。
　　两天后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开始同3个战俘营的负责人及护卫部队的首长们举行一系列会议。护卫部队同时也加强了看守战俘的工作。
　　战俘们的案卷送到了莫斯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加以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列出枪决名单，把名单送交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批准。梅尔库洛夫主要负责这项工作。
　　波兰军官们已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几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以运送俘虏通知单的形式开列的名单，于是把这些大祸临头的人用火车送进了城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3位局长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
　　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了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
　　用卡车把尸体运到了城外，将尸体埋在了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
　　从1940年4月1日起，各战俘营每天都收到一份几百人的名单。每次枪决之后都会有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直接呈送给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电报是这样一种格式，例如：
　　“执行了292”。这就是说，一夜之间枪决了292人。
　　到5月底已枪决21857人。这个数字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于1959年3月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说出来的。
　　德国人在发现遭枪决的波兰人的大坟场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争取世界舆论的有力论据。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工作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应波兰红十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
　　作为回应，苏联成立了由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地说，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枪杀了波兰人。布尔坚科的委员会拿出来的惟一真实的证据是，所有波兰人都是被德国造的武器杀死的。
　　西方并不相信布尔坚科的委员会，然而俄国是与希特勒进行抗争的盟国，因此西方干脆对在卡廷森林中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纽伦堡审判纳粹主要罪犯时没有提及这件事。
　　的确，流亡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莫洛托夫询问：“被你们俘虏的军官哪里去了？”那时波兰人再次成为了盟友。前波兰战俘中的一部分人与红军并肩作战，另一部分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们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至于被枪杀的那些人，斯大林吩咐莫洛托夫回答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中国方向逃走了。他敢于如此蛮横无礼地作出回答是因为他坚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侨民能在华沙掌权了，新的波兰政府只会是亲苏政府。
　　战后有人提起了卡廷事件。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是个被禁止的话题，但是波兰侨民想了解22000名同胞的命运。幸免于难的波兰人的陈述、在卡廷森林中挖掘时发现的战俘日记、德国人拿走的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的档案文件，都可以确定这些波兰人出了什么事。莫斯科下定决心什么也不承认，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1971年4月1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就所谓的“卡廷事件”掀起反苏运动一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的决定》。
　　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了如下指示：
　　“拜访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如下声明：据苏联大使馆掌握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打算播放由它制作的一部关于所谓的‘卡廷事件’的敌视苏联的影片。一本关于卡廷悲剧的诽谤性的书也被安排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发行。
　　“英国方面很清楚，一个权威的专门委员会在德国占领者被赶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立即就地调查了这起罪行，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是希特勒分子干的。
　　“在1945～1946年，设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德国主要战犯在执行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件事上罪责难逃。
　　“因此，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英国某些人士企图再次散布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制造的谣言，以便给苏联抹黑。然而，正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把欧洲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救了出来……”
　　关于枪决的全部文件都保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专案文件全都封着，并且标注着“不得打开”的警告语。
　　1959年3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建议赫鲁晓夫销毁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登记卷宗，因为这些卷宗对苏联机关来说“既不会引起业务上的兴趣，也没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未必能够令我们的波兰朋友真正感兴趣。相反，某种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所采取的行动泄密，并带来我国所不愿看到的各种后果。况且对在卡廷森林中被枪决的人有正式的说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或苏联政府可能提出的质询，可以将判处上述大员枪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的会议记录和关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命令保留下来。这些文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们存放在特殊公文夹里”。
　　主要文件被销毁了，包括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信、政治局1940年3月5日作出的关于枪决的决定、谢列平本人写的信在内的其他文件，则被封在一个包里存入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个人保险柜。在得到提升后，契尔年科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负责管理政治局档案资料的总务部6处。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曾让他们看过这批文件。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波兰人要求告诉他们实情，我们国内也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1991年12月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叶利钦，当时进行了正式的权力移交。叶利钦下令公布了这些文件。

　　本文选自《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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