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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望中坚强:小敏人生最后的旅程

乔嘉兰 偶有管见 2024-05-31
我妻小敏从疑似肺结核住院,到去世的这一段时间里,除了亲朋陪伴之外,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人,他们一起见证了小敏人生最后的旅程。

病友们

小敏最后的20天的日子里,共住过三间病房,后两间都是单人的,而第一间是四个病人的病房,也是住的时间最长的病房。(对了,严格说来是住过四间病房,刚入院是以疑似肺结核来诊治的,所以住在隔离传染病房。这个不算数了。)

在那间四人的病房里,两张病床靠窗,两张病床靠门。

同侧的另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奶奶,一直躺着,没见过她起来过,但她精力旺盛,除了睡觉饮食,她一直在开口讲话。

讲什么内容很难听得懂,后来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问我妻子,“你隔壁床的老奶奶到底在讲些什么?“

妻子笑了,伸出一根食指指了指对面的墙,我顺着方向看过去,原来是病房里一张宣传海报和一张旧的未及时更新的病床号码及负责人员名单。原来这位老人病房上方也有同样的海报和表格,她一直在读上面的内容,包括各种号码和人名,一天至少读数数百遍之多,直到累了睡觉,醒了再接着读。怪不得我妻小敏说,老太太晚上睡觉太吵,好希望回家睡呀。

我们在那间病房待了那么多天里,从未见过她的亲人来看过她,倒是晚上有那么一两次她打手机跟家人视频,一直喊着几个名字,其中可能有她儿子,可是每次要么没人接,要么两三句话就被“儿子”打发了,空余这位老人手机这一头的喊声在病房里回荡。

她床上有一个布偶娃娃,一天到晚都是在枕头旁边,可能是她最亲近的人送她的,而亲人可能是太忙无暇看望,只能靠这个布偶代替。有时我觉得,这位老人像可不就是一个不大的小孩子吗?抱着玩偶睡觉,天天想着亲人能永远惦记她,最好能随叫随到,除此以外,她对自己存在的感知,仅靠能诵读墙上的宣传海报和名单来佐证。

妻病床的斜对面,是另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男性,很安静,好像从来没听到他讲话。他喜欢坐在自己病床的床尾,脸朝外看门口人影晃动、来去匆匆。有一天,他很早就坐起来,穿上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病号服,就这么坐了大半天,终于,下午某个时间,一个中年男子推着轮椅把他接走了。原来,他出院了。

我妻子很羡慕他,因为小敏一直盼望能有这么一天,能让我把她带回家。

我妻子对面的病号,我一直没见过,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天,他的病床被整个地推出去。小敏对我说,他可能去做手术了。病人的家属,应该是他的太太,一直都在对面,或坐或站,可能是在等待手术结束,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体贴的护工把他丈夫的餐饮送来,因为丈夫做手术不能进食,所以也别浪费了。她站着吃起来那很重的医院餐食,边吃边看向我们。

当时妻子精力体力都很不错,也没有戴上后来再也没取下来的氧气面罩。她让我把鞋也脱了,跟她一起挤在病床上,我俩手拉着手仿佛初恋一般,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对面那位太太望向我们,含着笑,温暖地对我说,“不要太紧张,我相信,你妻子一定会康复了 ”。

上图左侧背影即是等待亲人做手术的那位家属

护友们
除了家人之外,跟小敏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护士和护工们。

我并不完全理解温尼伯HSC医院里各级护士和各种护工们的区别,但能看出,他们有明确的分工,属于不同的护理人员,所穿制服和名牌都有不同。这里我用护士或护工来称呼她们,很多仅是根据自己的猜测,其中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

在住院期间,尤其小敏还有不少力气的日子里,她经常跟这些护士和护工聊天,我在一旁看着,听着,有时也会被妻子的幽默感打动,扑哧地笑出声来。一位皮肤稍黑的中年护士,只要来护理我妻子,总会以“亲爱的”称呼我妻子,没两天的时间,两人就像老朋友。

一次,这位中年护士来换输液的液体,小敏用手扶摸着她的胳膊,举止仿佛她的亲人或多年的老友,温柔地问她,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能干呢?场面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天色不早,这位护士看见我很晚还没离开病房,猜想我要在医院过夜,就主动说可以为我换一个大点的椅子,这样过夜会更舒服一些。确实,她们服务确实相当好,很认真,也有爱心,我从心底里感谢她们。我妻子人生中洗的最后一次淋浴,就是她们的帮助下完成的,妻当时说“舒服极了”。

换到七楼的病房之后,在小敏在人生的最后两三天,她突然说不喜欢被单的白颜色,想念以前六楼病房里蓝色的被单,护工们马上在七楼帮她找,没找到,只在最后找到了黄色的,妻说黄色的也可以,然后这条黄色的单子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几个日出日落。

妻子刚住院时,国内亲友很多都说,你一个人照顾张敏太辛苦了,你要倒下了,孩子更没法办,赶快花钱找个护工。他们的好心无疑是出于国内的经验,而在张敏住院的岁月里,医院的护士护工们几乎可以包办一切,根本不需要花费一分钱找人帮忙。
前面提到,妻病房后来调换到七楼,主要有两位护士,一个严肃不苟言笑,另一个正相反,甜甜的,这位护士是一位年轻的大眼睛长相甜美的女护士,她的名字也是甜的,从她胸前挂的名牌上看到她的名字竟然叫Honey,下面写有“注册护士”两个单词。

“注册护士”大约就是同医生联系最紧密的护理人员,她们大约受过专业的训练,医生发出的指令,她们会遵照执行。按说护士们值班是轮班的,比如说在夜晚和上午会交班换岗,然而,有一天的白天是这位大眼护士出现在小敏病房,到夜间来换液体查床仍然是她,我遂跟她打招呼,说辛苦了,怎么还不下班?她笑而不答。到第二天中午,竟仍然见到她在值班来查房,我很惊讶她能连续上三个班,称赞她是Super Nurse。妻子在病床上听到也笑出声来了。

妻子人生的最后时刻,我们的朋友在她病床前开了一个小型的音乐会,曲终人散,三四个护工马上进来给我妻子换睡姿,做清洁。我出去给妻子的亲人汇报她的身体状况,这时正赶上大眼睛护士准备下班,背着包向门外走,看见我从病房出来,以为我也准备离去,突然停下脚步,转回身来特别对我说,“我建议你今晚不要回去。我见了多了。今夜,那个时刻就要到来了,到时还得给你打电话,你还得麻烦”。

她的眼光中充满怜悯,同时伴随着同情。她本来完全没必要多说这一句话的,但是她说了,我觉得那是因为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听这个护士亲口讲出来“那个时刻”即将到来,还是倍感凄凉,无限空虚。大眼护士就是执行医生指令,持续加大吗啡注射剂量的两位护士之一,所以,她清楚地知道,大约什么时候应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大眼睛护士走后,我在等护工们清洁结束,然后准备进去继续陪护我妻子。之前清洁护理的时候我也会搭把手,后来发现毕竟没有人家熟练,反而造成人家工作的不便,所以就从狭窄的病房里退出来在门口等待。

这时,一位叫索菲亚的护工独自一人出来,站在病房门口,望着我。我知道她叫索菲亚,因为前几天她向我和妻子做过自我介绍,她来自菲律宾,中年女性,英语口音很重,但很健谈很活泼,还跟我们唠家常,每天见面都主动打招呼。

索菲亚望着我的眼神,满是哀伤和同情,没有说话,右手四指并拢向内弯曲,示意让我进来看。我意识到,所谓的“那个时刻”,真的到来了。
原来,在她们做护理的时候,妻子在某一个刹那,脖颈一松,人就这样走了。

我进入病房,拉起妻子的手,仰天长啸,一声凄厉。

我后悔。不应在这几分钟出来打这个电话,应该始终紧握着妻子的手。

有一个男护士急匆匆过来,用一个听诊器在我妻子心脏处听了听,确定了,看看表记下时间,然后低着头,走了,所有人都跟着离去,只余我和妻子,索菲亚还特意把推拉门在她身后带上,把空间留给我们;或者,也许是怕我的哭泣声传出去。

我轻轻地抱起妻子,把刚才护理妻子时垫背的被子都挪开,让她躺平。然后,我忘了当时怎么想的,我竟照着视频里学到的样子,给妻子做起了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急救,梦想有什么奇迹出现,她的身体还很柔软,我用双手有节率地按压着妻子的胸腔,能感受到妻子身体的温软和弹性。

这一切笨拙且无济于事的折腾结束后,我把女儿们亲手制作的明信片放在妻手边,上面画有爱心和鲜花,写着“祝妈妈早日康复”,以及一张全家福照片放在妻子身上,又把女儿给妈妈编的彩色手链戴在妈妈的手腕上。

妻生前说要穿那件红色的衣服走,我把从家里带来的红色晚装放上她身旁。

这间GH7 Inpatient unit 8号病房,我妻子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天
社友们

加拿大医院里有一个群体是中国医院里所没有的,那就是social worker,社会工作者。

第一次遇到社会工作者,是一个上午,在四人间的集体病房内,我陪着小敏,一位中年亚裔女性过来,原来是帮小敏打印好的几页纸交给她,那是代表医院开的证明,也许可以帮助国内的亲友加速拿到赴加拿大签证来看望小敏。然后她转向我问我开车来了吗?我答是的,她问那你停哪里了,停车费多少。我说医院地下车库,停了两天了,应该要交多少多少加元。她惊叹地说这贵得太离谱了,让我跟他走一趟。

她领着我在复杂的医院大楼转来转去,终于到了一间办公室,指导我办了一张卡,然后指引方向,说这对面的停车场便宜,以后你就停到这里面,并教我如何刷卡进出。回来的路上,我感谢她无私体贴的帮助,并夸她的工作很有意义,简直像天使一样助人为乐。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社工,后来的某一天之后,社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而这一天就是我妻被医生宣告不久于人世的那天,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获到这类信息的,或是医院内部的工作邮件上?或是类似通讯群组聊天?总之,当时我们已搬到七楼的单人病房,从那一天起,每天都有好几位社工在病房门口等我出去跟他们谈话。

他们有老人有青年,有男有女。最开始的两位,我跟他们谈得很深入,他们都是一流的倾听者,耐心且温柔,他们鼓励我说出我们家的困境。第一位是位年轻男子,询问我们家的情况非常细致,来了几年了,有没有老人帮忙,有没有亲戚等等问题,我说着说着,他听着听着,越来越悲伤,轻拍我的肩膀,多次拥抱我,为我祷告。
第二次是位年轻女士,很年轻,年龄像是大学刚毕业的样子,她拿着小本记录着我们家的情况,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当我说到我的两个女儿如果失去了妈妈,作为爸爸的我十分困惑,将来如何独自指导未来将过青春期的她们时,她也潸然泪下。

但是我确乎不能耽误太多时间,边倾诉边不停地望向病房中的小敏,看小敏是否有什么急需。正好当时小敏的一个闺蜜给小敏送饭,看见社会工作者们认真工作的样子,也是觉得有些新鲜,也有点兴奋地问我,“怎么样,他们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吗?老三的daycare能帮忙找到吗?小敏的移民主申请人资格还能继续吗?”

第二天,前一天跟我详聊过的社会工作者来了,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几张打印的纸张,都是IRCC、曼省政府或CRA等各门户网站打印下来的资料,叫我打电话问问,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以后的每一天,不同的社会工作者们仍会天天来病房门口找我,我开始客气地拒绝,同时慢慢意识到社工们主要是来心理疏导,而并不可能实质上解决任何燃眉之急。我不得不屡次走出病房门,向他们表达感谢,然后说自己要照顾妻子婉拒他们的好意,但即使如此,他们仍会滔滔不绝讲好多安慰的话,实在不忍打断就转身离开,但我心里有时很着急,看到小敏一个人在病房里实在难过,真怕我出去跟他们说话时,小敏会出现什么状况而错过。她需要我,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而我自认为我足够坚强,不需要社会工作者们来安慰,并且,不幸者所感受到的那无底的空乏,又岂能与未曾经历的幸运者言说呢?

别人的安慰,终究是有着目睹者和亲历者的区隔,目睹者永远不能与亲历者感同身受。“感同身受”这个词本身即充满了目睹者对自己对他人的同情的夸张,不可能有“感同”,更不可能“身受”。

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小敏去广东参加过我大学时最好朋友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式,他因车祸而去世,我当时为他哭过,他的悲剧让我内心受到震撼。但是,现在看来,即使我听到这个噩耗时忘情地痛哭流涕,那也是廉价的情感,我永远没有他的新婚妻子,他的父母,他的姐姐,所经受到的打击和苦痛巨大,哪怕百分之一也不到。
而过了将近18年之后,丧妻的痛楚才让我真正经历了类似的巨大的悲恸。如果能穿越回到2006年的广东,经历过爱妻去逝的我,带着这种情感,我的眼神一定不会在看见好朋友的遗孀和父母时躲闪逃避,一定会与他们深情拥抱,一同哭泣,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才真正有资格能做到“感同身受”。

小敏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早上送完孩子们回来,我就在房间里发呆,窗外白雪皑皑,身体已然掏空,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楚,一点一点地吞咽丧妻之苦楚。除了必须要做的跟殡仪馆联系安排遗体告别式,以及准备之后在教会举行的追思会这些细琐事务,除此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因为这个家里面竟然全是妻的影子,原来有我们五口人的时候,这个家是多么温馨的一个场所。种种记忆像烧红的烙铁,滋滋得烙在肉作的心头上。

不论是医院里的社会工作者,还是后来安慰你的朋友,他们都想让你快些从悲痛中走出来,内心得到治愈,然而,路易斯说过,丧妻如截肢,你可以期待一个阑尾炎手术后的患者完全治愈,但截掉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的人,虽然也同样可以出院,虽然也可以重新蹦蹦跳跳,甚至有时可以开怀大笑,但是,那样能叫治愈了吗?

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来自cancer centre,要对我进行心理辅导。我说谢谢,需要的话我去找您。

回家,回家

“阿敏,收到邮件,法语学校似乎可以进插班生,我这两天要不要过去问一问?”
“你着什么急呀?我又不是回不了家了。等我回家了,你带着我,我们一起去问。
“阿敏,咱家CRA账户在哪找?以后我来报账。”
“别着急呀。等我回家了,我一样一样告诉你,要交代的事情多了。
这是在医院里我们的两段对话,然而,回家,回我们的家,就是小敏曾经蹦蹦跳跳地离开的那个处所,成了她人生最后的尘世盼望;本来,回家是所有人最最简单,最寻常一种小温馨,却成了她最终未能实现的奢望。

在医院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甚至确诊后一直到治疗方案出来之前,小敏急切地盼望赶快回家。确诊后的几天内,她也一直跟我憧憬人生最后岁月如何度过,如何在我们家里,跟孩子们和我,把人生最后的路程走完。

当时,确诊是癌症之后,马上就是双休日,周一才有治疗方案。我急切得想去医院看她,她说不要着急,带三个孩子太麻烦,再说医生说我周一可能就回家治疗了,“你快把那间书房为我整理清理干净了,不留写字台,只放张床,不要有杂物,Cancer Center的工作人员会定期送氧气罐,要求放置环境最好干净防明火,另外帮我买个大靠枕,就像以前在美国用过的那种懒人沙发,这样的长时间坐立会舒服一些”。

妻子曾经“警告”过我,“你要做照顾我十年的准备”。我听了之后内心是欣喜的,自从妻被确诊癌症,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妻在的话,似乎就瞬间失去了意义,有妻在,则花有开,云有舒,花有落,云有卷,若妻不在,则这个世界的花和云也都消失不在了。
所以,我热切盼望着小敏能赶快回家,甚至想好了该如何跟她一起共度她人生最后几年的诸多细节,其中一项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陪妻看剧。在那确诊后几天的持续的隐隐作痛之中,每每想到“能天天陪小敏刷剧”这一点,就象阴惨的团云中透过一束束的光亮让人振奋。

我们俩相识的接近20年,结婚的13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起看电影,一起刷剧,谁要是不打招呼单独看新出的电影或剧集,都可以被我们指责为“无组织无纪律”的不够意思的“独食”行为。然而,在移居加拿大后,我们这种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变化了,在加拿大起初的两年年,她上网课或作论文需要安静,所以她在她的房间忙,我在我的房间看住孩子免得孩子去打扰妈妈,这样各忙各的,慢慢地,珐最近的很多时候,再也不用协调和妥协互相的喜好,自己看自己喜欢的就好。

小敏是很喜欢刷剧的,她最喜欢刘亦菲,去年她最喜欢看的剧是《去有风的地方》,看了两遍。而我过去一直不太喜欢看国产电视剧,总嫌国剧节奏有点慢,偶尔看看电影而已。然而小敏确诊后,我突然间好后悔这一两年来没跟小敏多在一起刷剧,好像发现自己人生大把的时间被偷走了,遂决定不管什么剧,只要妻选的,就要跟她一起刷,多在一起一分,就多出一分的幸福,要把在旁边窥视着小敏的死神,狠狠地晾在一边。

所以,我奢望着能陪小敏看剧,我俩天天在一起,小敏也不用上班。这个上班,小敏一直不是太开心,小敏20235月份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才开始全职上班了,有一次小敏在微信里跟亲人说自己无可奈何,不管喜欢不喜欢,要想移民的话必须需要由主申请人一段时间的连续在特定的领域内在职。我想,如果不是为了拿身份,她八成有自己的打算,想有自己的选择。是的,以我们夫妇的简单生活、知足常乐的个性,尤其小敏过往的“说辞职咱就辞职”的侠女作风,为了某个目标而不得不做某事,对她而言并不快乐。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太没成就感,去年5月在加拿大她开始工作,一个月拿到的工资只有九年前在美国拿的月薪的三分之二,这样看来,小敏折腾这么多年,工作经验多了,这么多年也见过大阵仗,学历更高了,从美国名校MBA又多一项Master of Science,然而,反而收入大幅减少了,这搁谁身上会开心呢。

我也不开心,小敏在的时候,到加国以后大部分时间儿子找不到幼儿园,后来找到的幼儿园也不是全天的,我必须天天憋在家里照顾孩子,没有什么社交,天天也见不着人,跟以前当老师相比,也非常苦闷难过,毫无存在感,尤其是在温尼伯天寒地冻的,长达六个月的漫长冬季里,更是如此。

这两张图是我接送孩子时所拍,上图前面的家长是我的邻居,在温尼伯,白天零下20度以下是经常的

前面有一部分讲过的护士和护工们,有一点我敢保证,这些护士和护工们,其中有不少是跟我太太一样的情况,为了拿到永居的身份而在陌生的异国他乡辛勤地付出,所以,对于她们对我妻子的照顾,我们除了感激,还有共情。

由于文化的隔阂,我不能说清楚她们的状况,但就我所了解的中国移民群体而言,可以说移民来加拿大的人,只要不是家境优渥,或者只要不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都要经历一个收入急剧减少,茫然若失,并且必须做一些比较国内的要明显降级的工作的煎熬过程。

在无数的移民者中,小敏无疑属于是最不幸的,我们家是最不幸的一个家庭,但天下一直在发生不幸,小敏跟她的闺密微信聊天中都说过,她的患癌没什么悲惨的,比突发车祸要强,而且世界上天天在发生灾害和战乱等更悲惨的事情。如果这个不幸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无疑就算是不幸中之幸。

住院之后的几天,让我们夫妻两个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来加拿大这两年多,过得并不快乐,我们必须好好补偿一下。而回家里养病的盼望,又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所追逐的移民目标,突然间变得无足轻重了,而两个人相守,在一起感受彼此,才是重要的事情。

说我爱你

妻走了以后,关切我的人总会问我睡眠怎么样,他们多半会以为处于丧亲之恸中的我,一定会失眠,在辗转反侧中度过漫漫长夜。而实际上,我睡眠反而没有太多问题,也许是心力的透支更让人更加疲劳,使我在夜里照顾孩子睡着后,自己也能马上倒头便睡。然而,醒来却倒是个问题。
醒得比之往常要早很多,四五点钟就会清醒,而且是那种一刹那间就会完全清醒的那种,就像脑袋里安了一盏高瓦数的灯泡,突然通电打开后,一下就把思绪照得通亮,紧接着,剜心之恸马上开始发作,因为清醒后的我会马上意识到,我仍将继续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苟活,这个世界是没有我妻小敏存在的世界。而以前的世界中,我与小敏早已融为一体,是以这一个合体来应对和参与这个世界的运转的。
儿子来加拿大时才一岁,在他这两年多的成长成程中,每遇到他生出有趣的反应和可爱言行,我俩总会笑而相告,共同分享,欢乐幸福马上充盈满屋,而妻走之后,在我看顾逗趣孩子时,每见孩子取得进步,每有让人怜爱让人欣喜的举动出现,我本该享受这份喜悦之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世界上本来有一个最爱他的,本应与我一同享受这份欢乐的人,却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想到此处,这份喜悦,这份可爱,马上变成凄凉和心痛。
必须接受,现在的这个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没有了小敏,原先的一个整体,已然被利刃断开,鲜血淋淋。她曾经或笑或颦,或庄或谐,或辩或言,都已消散在遥远而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里,自此永无交集。
2024112日,敏的好友道格夫妇中午来访,他们鼓励我说出自己胸中郁积的悲愤,虽然他们俩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鼓励我可以尽情地向上帝发怒,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这一句话,让我泪如泉涌。
稍微平静之后,凯若琳含着泪,用颤抖的手拿出三封信来,说“这是敏临终前在医院写的然后发给我们的邮件,让我们打印出来,一共是三封信,一封给乔,一封给兰,一封给你,特别交待让我们在她去世一个月后交给你”。
收到这封信,心里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小敏还好好地活着一样,就像前几天刚从某一个远离我的地方给我寄了一封信,恰似很多年前她出差到嘉峪关从当地一个邮筒里投下一份寄给我的明信片一样。

上图是2009年7月我女朋友张敏在甘肃给我寄明信片的照片

这封信我读了无数遍,其中一句话是“我爱你,但我不能陪你到老了”。

就在这个没有小敏的异样的世界里,除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以外,小敏给我留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她临终前的爱的表达。

我跟她恋爱了五六年后,在2011年她从我的女朋友变成我的妻子。从2005到2023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我们互相说过无数次“爱你”。有热烈的,有应付的,有匆忙的,然而,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妻子会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不得不把“爱你”个字当成永诀而说出来。
与我,与孩子们,与这个家,与这个世界,的永别,要说“我爱你”。
爱你,我也爱你,小敏,有这份爱,我会坚强,在绝望中也能坚强!

以上是妻子张敏在医院临终前写的

在这篇文章结束之前,奉上张敏女士于2008年10月14日写的一首诗,当时我对她开玩笑地说,你这首诗,“我在努力看懂”。而今天,我懂了。

流浪艺人

张敏

那里总有一个人在唱歌
摇滚,吉他,流浪,自制的cd
都是很帅的男孩子
据说是为了音乐的梦想

身处喧嚣的城市
他们却总是那么孤单
甚至,隐世者
都比他们更容易得到理解

我不了解音乐
虽然也不讨厌
所以,我并不能理解他的痴情
就像无数个路人那样

不过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
都逃脱不了死神的造访
都像他这样
在绝望中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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