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一场针对男人的阴谋？（下）
编者记
本篇为《一场针对男人的阴谋》下篇。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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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被冤枉的男性
有些男性比别的男性更冤枉
「相信女性」
米兔中的种族和种姓问题
米兔运动中的交叉性
下篇
#米兔时代的虚假指控
是针对男性的规则突然变化了吗？
男性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前路何在？
正文
#米兔时代的虚假指控
在#米兔时代，围绕虚假指控的讨论已经出现了一些特点。
许多被认为冤枉的男性，他们不仅不否认受害人所声称的事实，而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男人大声抗议，为自己的清白发声。一些备受关注的男性，如路易斯·C.K.，简·戈梅什，约翰·霍肯伯里，达斯汀·霍夫曼，凯文·斯派西，马特·劳尔，查理·罗斯等人，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不端行为。只是在不久之后，像一个对暂停感到厌倦的孩子一样，他们要求再次回到「游戏场」。《泰晤士报》曾报道了路易斯·C.K.喜欢在未经女性同意情况下在她们面前手淫，这份报道刊出一个月后，马特·达蒙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在承认性侵指控属实一年后，C.K.在纽约的 Comedy Cellar 完成了一场表演，观众起立为他鼓掌；随后，在另一场演出中，他取笑亚洲男人（「有大阴蒂的女人」）、「犹太同性恋」和「变性弱智男孩」，他注意到观众中的一些不适，反驳说：「去他妈的，你们还要从我身上拿走什么？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tm才不管呢」。尽管发生了这些波澜，C.K.的演出门票继续热卖，在几小时内售罄。被三十多名女性控诉性骚扰的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是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密友，他在最初承认错误之后又撤回了自己的言论，他的律师称他的行为是「工作场所的常规互动和开玩笑」。广播明星约翰·霍肯贝（John Hockenberry）被多位女同事指控性骚扰和欺凌，他在《哈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流放》的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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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误入歧途的浪漫主义者，或在错误的时间出生，或从六十年代的性革命中获得错误的暗示，或因疾病在十九岁时阳痿而受到不公待遇，这些都不是冒犯女性的理由。
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被30多名男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后，他向第一个指控者安东尼·拉普（Anthony Rapp） 「真诚地道歉」。一年后，他在油管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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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我向你们展示了一个人的能力，我的诚实让你们感到震惊，但主要是我挑战了你们的认知，引发了你们的思考，你们信任我，尽管你们知道不应该这么做。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些事件都没有结束，而且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们想要我回来。
这段视频有1200多万次浏览量，收到了超过28万个赞。
史派西这些人不否认对别人对他们的指控，甚至不否认他们造成的伤害。他们否认的是，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专栏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承认，她 「为很多被#米兔运动抓出来的男人感到难过」。她进一步解释说，她说的不是像韦恩斯坦这样真正恶劣的男人，而是「那些没有那么强大、没有公开嚣张掠夺的蠢蛋们，周围的人默默接受他们的恶劣行径，直到突然间，大众决定不再接受了，我只能想象，规则改变如此之快，有些人一定懵了。」
是针对男性的规则
突然变化了吗？
#米兔运动有一种共识观点，认为针对男性的规则突然发生了改变，他们现在要为曾经被允许的行为受到惩罚。这种说法好像在说，由于一直受到父权意识形态的全面影响，许多男性无法区分挑逗、骚扰、撒娇、拒绝、性行为和强奸之间的区别，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同意类似观点。30年前，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写道，女性「每天都被那些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女性意味着什么的男性侵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性」。1976年，一名英国男子约翰·科根（John Cogan）被控告强奸他朋友迈克尔·利克（Michael Leak）的妻子，但最终被无罪释放。利克在前一晚喝醉酒回家后，因妻子拒绝给他钱而遭到殴打，利克随后在酒吧告诉科根，他的妻子想和他发生关系。他们于是前往利克的家，利克在那里告诉他的妻子科根要和她发生关系，并警告她要乖乖听话。两人在与她发生关系后，随后又回到了酒吧。法院裁定，由于科根真正相信利克的妻子已经同意了，所以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意图（有罪心理）标准。
#米兔运动中经常有类似科根的案例。父权制度对男性在性和性别方面的行为边界撒了弥天大谎，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两者的边界含糊不清，甚至完全错误。男性现在被抓了个正着，并因为「无辜的」错误而受到不公平的惩罚，这是因为女性在执行一套新的规则，而这些新规可能是正确的，毕竟，旧规则毫无疑问已经造成了很多伤害。但是，男性如何知道其他更好的方式呢？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罪，所以他们不该被无罪释放吗？
但是，有多少男性是真的无法区分想要和不想要的性行为、受欢迎的和「恶心」的行为、体面的和堕落的行为呢？科根自己真的分不清吗？他向法庭承认，当利克的妻子在他身上时，她曾啜泣并试图转身离开。他有没有想过在发生关系前或过程中问过她，这真的是她想要的吗？他的过往生活经历或者良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在那一刻告诉他，床上这个惊恐女人的哭声是真实的，他需要对她的感受做出回应？路易斯·C.K.难道没有想到看着他手淫的女性会不满吗？如果没有，那么，当某个女性拒绝他在自己面前手淫时，他为什么会脸红并要向她解释他有「问题」呢？
的确，女性一直生活在由男性创造并由男性规则管理的世界中。但事实的另一面是，男性一直与反对这些规则的女性生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异议是私下的、不系统的，她们退缩、挣扎、离开、退出。但是直到最近，女性的反抗变得公开并且有组织性。那些坚持认为男性没有能力了解更多的人，他们是在否认男性一直以来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男性之所以选择不去倾听，是因为这种做法对他们有利，因为男性气概的规范让他们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周围的其他男性也是这样。米兔改变的不是关于性的对错，女性已经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告诉男性性的真相了。对于像路易斯·C.K.、查理·罗斯、约翰·霍肯伯里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男性来说，真正改变的规则是，他们再也无法确定，当他们无视贬低女性的呼声和沉默时，还能全身而退。
男性应该承担
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恰当地对待性侵者？是否必须惩罚性骚扰和性侵的男性？这些问题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很棘手，我们需要一起寻找答案。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那应该惩罚哪些人？采用什么手段？或者，是否非惩罚性的和解和修复模式可能更好？
许多女性要对性丑闻中的男性以及之前几代男性的行为进行清算，希望看到施虐者被羞辱、剥夺权利，希望他们感到害怕，这一点可以理解。在谈论Buzzfeed 2017年泄露出来的「恶心的媒体男性」（Shitty Media Men list）时，珍娜·沃瑟姆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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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单公布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它仍然像是一个只有女性知道秘密，但是我感觉到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不一样了，我感觉空气中的能量是带电的……一位朋友将这种感觉比作《V字仇杀队》的最后场景。她喜欢看到女性成为数字化的义勇军，让男性感到害怕。我也是。我希望每一个男人都能意识到，他们现在很微弱，因为女人在说话。
当惩教机构没有有效行使惩罚权力时（如追诉时效已过，证据仅基于女性证言，行为不足以构成犯罪，或者男性的权力使他难以受到惩罚），女性就会转向社交媒体，提供更加分散的惩罚权力。一些女性似乎否认这种权力的价值，她们认为在网上公开性骚扰者和他们的共谋者只是一种言论，是相对无权无势的人能够使用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形式。
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沃瑟姆提到的「数字义勇军」概念一样，在推特上谈论某人，转发写有他名字的表格，或发表约会失败的记录，这些可能与报警不一样，但这些做法能引发公众愤怒，并让对方丢掉工作，那么网上的行为就不单单是单纯的言论。数千个个体的独立贡献汇聚成集体的声音，这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这个声音具有揭示和羞辱他人的力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条推文只是沧海一粟，在恶意言论和喧嚣的互联网面前微不足道。但有时，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自己曾经是某个更大事件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些事件的发起者，而事件的走向却不受我们的控制，后果不在预期和计划之内，甚至并非我们的本意。但是，仅仅说这些后果并非有意，自己只是众多贡献者中的一个，你所说的话不能被视为随之而来事件的原因，这样就够了吗？这一点不也是色情制造者们自我辩护的理由吗？那么，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是否同时应该感到担心？女权主义者是不是要认同言语不会造成伤害，或者它们造成的伤害没有道德或政治后果？女权主义者是不是要否认，无权的声音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无意夸大个体在网上发表言论这个事情。很多男性因不良或犯罪行为在网上被公开指控，却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男性可能根本没有被戳穿。在「恶心的媒体男性」名单上，有17名男性被多名女性匿名指控性暴力，但是只有少数人面临正式的职业制裁，被迫辞去工作或被禁止向特定出版物投稿，没有人退出大众视野。而且，他们其中某个人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定期一起吃午饭，讨论各自遭受到的女权主义者的迫害。韦恩斯坦被判处23年监禁，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里程碑事件，在女权主义界内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欢呼，但是，走到这一步需要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调查、一个病毒式的社交运动、一百多名女性站出来指控、六名女性法庭做证，最后韦恩斯坦也仅以两项罪名被定罪：三级强奸和一级刑事性侵犯。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s://cn.nytimes.com/usa/20171009/harvey-weinsteins-media-enablers/
前路何在？
如果米兔的目标不仅是惩罚男性的性统治，而是要终结这个统治，那么女权主义必须解决许多女权主义者回避的问题：给穷人和有色人种带来系统性伤害的监禁方法是否能为性正义服务？正当程序的概念（或者甚至是无罪推定）是否适用于社交媒体和公开指控？惩罚是否会产生社会变革？要改变父权制思想到底需要什么？
2014年，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的大二学生夸杜·邦苏（Kwadwo Bonsu）被控在校外万圣节兄弟会派对上性侵一名同学。据受害者称，她和邦苏在一起聊天抽烟，最后他们开始接吻，但是整个过程中邦苏没有强迫她做什么。她说：「我之前宿管培训时候学到内容在我脑袋中苏醒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遭到了性侵。」她解释说，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她知道自己可以随时离开，但学校的学生文化认为，当女性与男性有性关系时，女性有责任把事情推进下去，她表示：「我想完全承认我在整个事件中的参与度，但同时也感受到了侵犯，我有责任让他对我骨子里觉得不对的事情负责。」
不久后，该学生向学校的学生院长和阿默斯特警方投诉邦苏的性侵行为。警方进行了调查，但拒绝提出指控。院长助理和据称受害人之间的会谈记录显示，邦苏 「没有首先主动要求KJ，但[据称受害人]认为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学校为此案安排了一次听证会，并通知邦苏他将受到「临时限制」，包括禁止与投诉人联系、禁止参观自己宿舍以外的其他宿舍、禁止在所有餐厅以外的地方吃饭、以及禁止进入学生会。一个月后，[据称受害者]向行政部门报告，邦苏曾试图在脸书上加她好友。除了上课外，学校禁止邦苏在其他时候进入大学宿舍和校园。由于患上应激性肺炎和精神崩溃，邦苏搬回了他的父母所在地马里兰州，他父母是加纳移民。大学的听证会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控告他的性侵罪最终不成立，但他向该学生发送脸书请求的行为有罪。他一直被停学，永久禁止在校园内居住，并被要求接受心理咨询。邦苏离开了马州，后来起诉学校存在「联邦民权侵犯……由于[大学]根据虚假指控而做出的武断、不公、错误、故意、歧视性和其他极端荒谬的决定，邦苏被迫停学」。该诉讼于2016年以未披露的金额和解。
邦苏的诉讼指出，对他的指控「不属实」，但这个辩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误导。邦苏自己承认，受害者所说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但是，至少就大学和马萨诸塞州而言，这些细节并不等同于强奸。就涉事女生而言，她坚称邦苏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情，当她说不的时候他听进去了，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她主动的，她也不曾害怕他，她知道自己可以停下来并走出房门，她也给出了多种迹象表示想要继续。然而，她「从内心深处感觉不对劲」，被「侵犯」了。一些批评《IX号法案》（禁止美国大学校园内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的女权主义者，例如詹妮特·哈利（Janet Halley）、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和珍妮·苏克·格森（Jeannie Suk Gersen），她们认为，邦苏这样的案件说明，日常的性互动现在受到歇斯底里的道德主义和性行政机构「过度监管」。格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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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程序保障并扩大非同意的概念意味着，行政机构将调查和惩罚自愿（但不理想）的性行为，因此产生的不是一个处理性暴力或性骚扰的机构，而是一个一般性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对普通的性行为进行管制，关注的性行为和实际上的性侵犯和伤害相去甚远，不利于解决实际性暴力问题，反而削弱了反对性暴力的努力。
的确，美国大学在近几十年来为管理学生的性行为建立了详尽的基础制度。这些设计主要不是为了保护学生免受性暴力侵害，而是为了保护大学免受诉讼、声誉损害和联邦资金撤回的困扰，因此，大学性管理机构的失败不胜枚举，也并不奇怪。许多受到性侵犯的女学生被鼓励不要去报警，她们同时又发现内部程序无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男性被假定要受到惩罚，却没有适当的保护程序，比如邦苏。
但是，通过将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事情说成是「普通的、 矛盾的、不想要的、不愉快的、不清醒的或后悔的 」性行为，对于《IX号法案》批评就太过单薄了。给邦苏打手枪的女性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或者说，她一开始想后来不想了。她没有停下来是是很多女性一直在被教育要这么做：在性方面让男人兴奋是女性应该完成的工作。邦苏本人是否有这种期望并不重要，因为这是许多女性已经内化的期望。一个女性继续进行她不再想做的性行为，知道她可以站起来走开，但同时也知道这将使她成为一个扫兴的人，成为男性蔑视的对象。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矛盾、不愉快和后悔，还有一种胁迫。虽然这种胁迫也许不是直接来自邦苏，而是由非正式的性别化性期望系统造成的。有时，违反这些期望的代价高昂，甚至致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普通」的性行为与性侵犯的「真正的错误和伤害」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事情在统计学意义上很可能是「普通的」，可能每天都会发生，但在道德意义上却不「普通」，它需要大众的讨论和评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特殊现象。
但是，就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把这种性行为称为「强奸」，又会对谁有帮助呢？2014年，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女权运动者的支持下，将SB967号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被称为「是就是」（Yes Means Yes）。该法案规定，所有从州政府领取学生资助的学院和大学都要采用「积极同意」（Affirmative consent）的标准来判断性行为是否自愿。该法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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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同意是指「积极地、有意识地和自愿地同意进行性活动」。参与性活动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他或她得到对方或其他人的肯定性同意，以从事性活动。没有抗议或抵抗并不意味着同意，沉默也不意味着同意。积极同意必须在整个性活动中持续进行，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所涉人员之间存在约会关系，或他们之间过去有性关系的事实，绝不应被认为是同意的指标。
在该法案成为法律之后，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在 Vox 杂志上写道，SB967法案会导致「日常性行为受到怀疑」，造成「对同意的恐惧和混乱」。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大学校园的日常性行为需要被颠覆，男人需要在性接触开始时感受到冰冷的恐惧……丑陋的问题并不总是有漂亮的解决方案。」
SB967法案能解决邦苏案的问题吗？答案取决于你对「问题」的定义。如果男性在没有得到积极 「是」的情况下与女性发生关系，那么积极同意法也许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个方案「不漂亮」。但是，如果问题触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问题，比如男人想要和不愿意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他们觉得克服女性的抵抗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要让女性感到自己必须在不想要的情况下与男性发生性行为，那么像 SB967 这样的法律的价值就不太清楚了。正如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所指出的，积极同意法仅仅是改变了构成合法性行为的法律标准，以前，男人必须在女人说「不」的时候停止，现在他们只需要让女人说「是」。我们如何制定一项法规来禁止父权制所产生的性行为？这个问题如此难以回答的原因，会不会是法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假设像 SB967 这样的法律，通过惩罚某些男性改变了其他男性的性行为。即便如此，女权主义者应该支持这种可能性吗？如果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积极同意标准，邦苏就会被大学的《九号法案》办公室认定犯有性侵犯罪，并可能被开除。如果他在像新泽西州、俄克拉荷马州或威斯康星州这样采用了积极同意标准强奸法任何一个州，他可能会被起诉、逮捕、定罪和监禁。大学的准法律机构已经摧毁了邦苏的生活。这是一个据称受害者本人似乎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她向大学的陈述中，她写道邦苏的惩罚应该是「尽可能温和，因为这件事情存在各种灰色地带」。但是，假设这真是她想要的，假设监禁邦苏让她感到更安全、更完整，那么，邦苏事件中的走向，真的是女权主义者愿意承担的代价吗？
我并不是说，女权主义没有资格要求男性做得更好，让他们成为更好的男人。但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女权主义必须避免机械重演旧式的罪与罚，这种形式只会带来短暂的满足，有着可预见的代价，值得拥有的女权主义必须期望女性比男性做得更好，不仅仅是更公平，而是更有想象力。
但这并不单单取决于女性。事实上，#米兔所曝光的男性名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对成为更好的男人总体上非常不感兴趣。约翰·霍肯贝里（John Hockenberry）在《哈珀》杂志的文章中说，尽管他「反对网民对自己狂热的抨击」，并否认自己是「父权制的代理人」，但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性别平等的崇高事业」。同时，他哀叹「传统浪漫」的终结，将他对员工的言语和身体骚扰描述为「一些不恰当的、失败的、尴尬的求爱尝试」，指责美国「性纯洁主义」和「社会进步主义」矛盾结合了起来，并将#米兔比作恐怖统治，悲叹「没有公开为一个终身致力于为公众服务的人辩护」，他还妄自猜测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是否会成为他的朋友（「她会抱着我，将我当做她无性别的瘫痪男性好友吗？」），还将自己与虚构人物洛丽塔（Lolita）联系起来。但他在那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却没有找到一隅去反思他的行为对遭受骚扰的女性的影响。「损害」和「伤害」这些词都没有出现。「疼痛」、「痛苦」或「痛苦地」这些词出现了六次，都是关于描述霍肯贝里自己或他孩子的经历。
在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年》一文中，加拿大电台主持人吉恩·戈梅希（Jian Ghomeshi）回应了20多名女性对他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指控，他表示自从被公开羞辱后，他上了「共情速成课程」。他共情的对象并不是被他侵犯和骚扰的女性。相反，是其他像他一样的男性：「我彻头彻尾地反感幸灾乐祸，我现在对于公众领域中的被攻击者有了不同的看法，即使我可能非常不同意这些本身的价值观」。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一语中的：「我为很多这些男性感到遗憾，但我不认为他们为女性感到遗憾，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女性的经历。」
这些米兔浪潮中的浪子们，他们被贬低但备受爱戴，被毁掉但富有，再也无法就业直到他们再次就业，他们口口声声声狡辩自己的清白，声称无端受到指责，承受了不公证的私刑。但让他们和他们的辩护者真正愤怒的并不是因为女性的指控是虚假的，恰恰相反，让他们怒不可遏的是指控的真相，最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道歉并不能让一切都变好，女性希望他们以及将他们推上权力巅峰的世界能够改变。但他们为什么要改变呢？难道你tm不知道他们是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