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领导力和文化是今日中国大学最需要强调的两个东西。领导要领导这个学校、学院走向未来，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制度，形成它的组织文化。这里，正式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改革，其目的首先是建立一个好的正式制度。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完全靠正式制度管理好。正式制度都有好多的空白，这些空白之处就要用文化去填补。文化是非正式的制度，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正式制度。
过去大学教授晋升的规定，其实是非常细的，好多大学都有打分制度，发表文章打多少分，拿到项目资金打多少分，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鼓励每一个教授都有最好的创造力？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文化。我们总是强调要任人为贤，要吸引一流的人才。但是我们所有的文化不是在吸引一流的人才。
再比如博士生的培养，美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各个大学自己设计自己的培养方案。我们的大学教育，主管部门管得这么严，入学考试，各种专业都有，英语少一分都不一行，论文答辩还包括预答辩和正式答辩，也有外部评审制度，所有的规定都很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最好的博士生？也是一个大学的文化问题。
所以我想，一个大学的领导，要做的很大的工作，就是建立起一个好的大学文化。套用《基业长青》的作者讲企业如何做到基业长青的比喻：一个大学的领导应该是一个造钟的人，不是一个报时的人。怎么设计好一个制度，怎么形成一个好的文化，即使你不当校长、院长了，这个学校、学院仍然能在这个制度和文化下得以高效运行，实现社会赋予它的使命。
蔡元培校长，就是一个造钟的人，可以说北大在他以后几十年的历史，都是在他创造的文化下运行的。但文化是需要不断复兴的，正像钟表需要维修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下一代人能够继续他的精神的话，好的文化也会慢慢消失。从实现大学理念的角度来看，北大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但过去了几十年，这些文化都在消失。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行为规则。文化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它是一种普遍认可的行为方式，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要理解什么是好的大学文化，最好的办法看一下什么是不好的大学文化，因为这样，我们的感受可能更深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每年都做的事情里，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文化。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一个大学招人的时候是怎么招，提职称的时候是怎么提。设想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想在大学里找工作，当一名教员。如果在申请之前，我必须看看里面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或者是否有可以拉上关系的人——如我的导师的同学，没有认识的人我就不敢申请，这个大学的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文化。
如果一个大学在招人的时候，尽管宣称说是公开招聘，但在实际操作中，本校的毕业生总是被优先考虑，因为“自己的学生放心”，而且如果是院长、系主任的学生，更有优先权，更容易留下来，外校的毕业生轻易不敢申请，这个大学的文化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学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种认识，即不论水平如何，只因为是这里的学生，就认为自己有资格继续留在这里，这个大学的文化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在吸引人才方面，拼命搞“形象工程”，要吸引一个院士，给他几百万、几千万，而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得不到重用，连起码的研究条件都没有，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某一个人名气很大，他要设一个什么所，就给他设一个什么所，他要设一个什么中心，就给他设一个什么中心，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院系领导，武大郎开店，进人的时候只敢进比自己水平低的，不敢进比自己水平高的，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教员把学校只当成就业的场所，平庸之辈也认为自己理当有资格呆在学校；选择在学校工作，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学术研究，能够为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做出贡献，而是因为这里自由、舒服，这里工作孩子可以免费上附小附中，这里有暑假寒假，这里的工资待遇也不错，这不是一个好的大学文化。在评职称的时候，如果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老在跟学校争名额，总说名额不够，你再多给我一个名额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职称评审之后，没有晋升上的人，总是有意见，总是要告状，要闹事，说明这个大学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晋升本身不公正，不优秀的晋升了，优秀的没晋升；或者，因为没有大家公认的晋升标准，即使不优秀的人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得到晋升。没提上职称的教员一闹事，院长系主任就想办法再帮你找一个名额，这不是好的文化。有些院系，比如说，三个人竞争两个教授名额，院系领导把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报上去，然后怂恿排在第一位的去告状，学校一调查，发现这个人水平确实比另外两个高，应该给增加一个名额，最后是皆大欢喜。这都不是好的文化。
如果晋升时论资排辈，只讲资历，不讲学术成就，只要年龄熬到这个份上了，在这个学校工作时间足够长，就有资格当教授，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是更深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学的理念，学术标准，学术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讲关系，只讲门派，而不讲你的水平如何，是否有真才实学，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学院，这个学科，被少数的学霸统治，只有他的学生，只有意见跟他相一致的人，才能获得晋升，才能得到欣赏，而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的人，水平超过他的人，就受到排挤，得不到重用，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有一些大学的院系领导甚至把学校当成自己个人财产似的，用人提拔人，不是基于这个人对学校做出多大的贡献，而看是不是属于自己这一派的。这不是好文化。如果我们在招聘和职称晋升的时候，不是看申请人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而只是看其在后选人中的相对排名；只重视内部比较，不重视外部比较，矮子里拔将军，这不是好的文化。比如说三个人竞争一个教授名额，只在三个人里比高低，即使三个人水平都很差，只要选出其中最好的就行了，而不管这个人在整个学术界达到什么位置，算几斤几两，这不是好的文化。一个优秀的大学，招聘和晋升的时候，一定要选拔在这个学科里最优秀的。你申请这个教授职位，我要问在你所从事的领域，前10名有没有你？前20名有没有你？你不能说我在我们系里是最好的就行了。如果你们系在全国排在100名，200名，这个系就要砍掉，否则就一定会形成武大郎开店，因为现有的人要维持自己最好，一定要找比自己差的人，所以他永远是最好，他不跟外面的人进行比较。如果我们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只看这个人是不是勤奋，拿到多少项目，多少基金，而不看他做出什么样的学术成就，有什么样的代表性作品，这不是好的文化。我们现在好多的大学，总是看这个人拿了多少项目，花钱越多，就认为他水平越高；过去花得钱越多，现在拿钱就越容易。其实花钱应该是分母不是分子，分子是你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看分子与分母的比率，而不是分母本身。有些人研究成果很好，但就因为没有花国家的钱（各种基金、项目），晋升时打分就很低，有些人花国家的钱很多，但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成就，得分却很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评价一个教授的时候，只看他的论文数量，不看他的论文质量；如果我们的教授是以发表论文为目的，而不是以做出学术贡献为目的，只满足于有多少文字被印制，30万还是50万，而不问这30万、50万文字里包含多少原创性观点，这不是好的文化。有一些学校走得更远，评教授论字数打分，发表多少万字算几分，至于他写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社会的影响力，没有人去问，这是很糟糕的文化。我们经常把手段当成目标，本来发表文章只是研究成果的表述。但是慢慢地，即使最严格，最好的大学，他们的教授也是以发表文章为目的，追求的是“可发表”，而不是说这文章有什么思想。有时候一篇文章裁成几篇，这里发一下，那里发一下。如果这样的人能提教授，能成学科带头人，说明这个学校的文化有问题。如果学术评价被“官本位”主导，评一级教授，二级教授，或者什么“学科带头人”，不是看这个人的学术水平如何，而是看他的官多大，他是院长就是一级教授，他不是院长就只能是二级教授，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所有优秀的人，都希望有个一官半职的行政头衔，这样才证明自己的身价，才能获得资源，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一个人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之后，就可以不遵守规则，不讲道理，“客大欺店”，他提出的要求校领导一定要满足，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怕老不怕少，年龄越大的人，说话越有份量，不论他的意见对这个学校是有利还是不利；而年轻一点的人说话得不到重视，即使他的意见再重要，领导也知道他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他的意见跟年龄老的人不一致，所以学校还是接受老的意见，不接受年轻人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好的文化。如果我们对一部分人的规则和对另一部人不一样，有名望的人可以不守规矩，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我们这个学校只怕老的人走，不害怕年轻的人走；老的“权威”走就是丢人的事，年轻人走了无所谓。这不是好的文化。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太多的学校就是这样的文化。如果一个优秀的人才要离开，我们就吓得要死，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一个好的大学一定是自有源头活水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不害怕人才流动。即使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没关系，也可以流动，走了杨振宁，还会来个丁肇中，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在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教授们之间都在相互吹捧，而不是在进行真正的学术批评，不是在挑战演讲的人，说明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教员聚在一起，只谈生活琐事，没有学术观点的交流，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教员之间不是在比赛创造力，比赛谁对学校的贡献大，而是在比赛破坏力，对领导杀伤力越大的人，就越能得到晋升和重用，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教授只讲自由，不讲责任，不讲贡献，自己领着工资，占这个位置，无论有无学术贡献，都心安理得，长期不出成果，也没有罪恶感，觉得自由是我的权利，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大学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一些言论，其观点与政府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学校当局就认为你不应该发表，发表了你就是错的，应该检查；或者，如果一个学术观点跟一个权威的观点——可能是某一个古典的学者，或者某一个活着的权威的观点相左，作者就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这肯定也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学生以获得文凭为目的，这也不是好的文化。学生来这里是要学习知识，增加智慧，不是为了获得文凭，文凭只是大学出俱的有关他的知识、智慧的证明。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学校，有太多的院系，是让学生以获得文凭为目的，拿到学分为目的。所以考试的时候，就给学生放松一点。如果考完试以后，成绩低的学生总是找老师，说明这个大学的文化有问题。还有学术上的不端行为，教员学术腐败，剽窃他人成果，学校听之任之，甚至同情包庇，总是给找各种理由原谅他，为他辩护。或者甚至说，好多人都是这样，干什么非把他纠出来？有些教授讲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学生就为他打抱不平。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容忍学术上的不端行为，学术上的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大学文化。
如果大学搞培训办班，以创收为目标，偏离大学的理念，不注意质量，不增加学校品牌的价值，甚至为了院系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平衡容忍非专业的院系也办各种培训班，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有些大学教授只要人家给钱，什么课都讲，什么项目都做，咨询项目很多，个人赚了不少钱，买房，买车，但问问他做了10年的咨询项目，学术贡献是什么？没有！我不是反对教授做一定的咨询，但教授们必须记住，做咨询如解剖麻雀，是为了更好地做科研，教授做咨询的目的仅限于此。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做到最后卖麻雀肉去了，变成麻雀生产专业户了，这就偏离了方向。我们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大学的博士生、研究生，有一些人替他人做“枪手”，别人出钱就给人写论文，这应该算是一个学术腐败。如果一个人愿意用钱来出卖自己的观点，把学术观点像商品一样转让，这不是好的文化。
我上面列举的这些表现，在相当一部分大学里都存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中国的许多大学真的没有好的文化，这就是大学改革的迫切性。大学的领导，校长、院长、系主任，很大一个责任，就是塑造好一个大学的文化。如果没有好的大学文化，所有那些硬梆梆的白纸黑字的条条，再合理，都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成效。
要塑造一个好的文化，我想首先一定要使大家对大学的理念有一个基本的认同，对每一个教授，每一个行政人员，每一个学生都灌输这个理念。每天都默想三遍：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需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来大学是为什么？就是这样简单的问题，不少人都忘了。我们身在大学的人有多少人想过，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为什么需要我？就是北大这样的学府，也有好多人也忘记了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出现明明没有创造力，多少年做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有权利呆在这里。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大学。如果我们明白大学是干什么的，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否完成了社会赋予给我们的使命，赋予我们的功能；如果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呆在大学里是为什么，就会问自己是不是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社会需要大学，大学需要教授，是为了创造知识，增加人类的智慧，教书育人。问自己哪一条没有做到，哪一条做到了；没做到的，有没有希望做到。有希望做到就努力，没有希望做到就走人，这样其他很多事情都很好解决。我们要把这种理念变成制度，比如学校的教员招聘和晋升制度。我们招人的时候，怎么能够招到最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留本院系的学生，就是防止我们不去招最优秀的人。如果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张三是我的学生，你好意思反对吗？不好反对。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硬的制度规定，保证招进来的人不是基于某种裙带关系，门派关系，而是真正按他的学术水平选拔出来的。我们提升教授，要通过外部评审人的推荐，这些人跟我们没有厉害冲突，由这样的人来评价申请人够不够教授的资格，也是为了保证建立一支真正合格的教师队伍。我们要公开，透明，不能暗箱操作，也是为了保证这一点。但这些都是纸面上的，重要的是你如何行为。同样的规则，学术委员会成员构成不一样，水平不一样，评出来的教授就会不一样，招进来的人也会不一样。大学的领导要把大学的理念变成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种行为规范，是每个人的信念。大学里面必须树立学术第一的思想。现在好多的大学在文件里都不敢用这个词，回避这个词，包括北大写改革文件都不敢用这个词，这说明我们的文化还是有问题的。一个大学不敢讲学术第一，这真是怪事。学术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招人，晋升，所有的工作考核，都要把学术成就放在第一位，这个学术成就广义地讲，包括你的教书育人。过去我们发现有一些院系招人的时候，有人会提出这样的标准，说这个人学术水平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没什么坏毛病，还是应该留下来。不考虑他创造知识的能力，没有坏毛病可以成为进入大学当教授、教员的一个理由，这就不是学术第一。大学要真正形成一个“学术第一”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一个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他是不是受人尊重，主要应该取决于他的学术水平。如果最有学术水平的人反倒不受人尊重，没有学术水平但会搞关系的人，如鱼得水，什么地方都吃得开，这个大学就有问题。我们还要追求卓越。一个大学不能满足于“我们有多少学科在全国排名是最好的，我们有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多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你要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这些排名是不是真正代表了你的学术水平。每一个教员也是这样，不能说我已经获得“跨世纪人才”的称号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算一个人物了，就不再进步了。要追求卓越，就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兼容并包，这是一个北大的精神，其实也应该是所有大学的文化。但是兼容并包在好多学校已经变成一个口号了，它不能兼容并包，甚至如果自己的学生提出的观点跟自己不一样，老师就开始排挤他，甚至整他。在我们过去的体制下，很难做到兼容并包。院系内有小圈子，教员之间有内外亲疏之别，这怎么能是兼容并包？大学还要不断反思。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在运行中经常会偏离目标，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反思自己，检查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做的这些事，有没有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相一致的。如果有，我们就应该尽快改正它。我们有时候也许没有办法完全拒绝一些短期的交易，一些诱惑。比如你在招研究生的时候，可能上面很有地位的人压下来，那这个人招不招？如果你不招，下一步财政拨款可能就会少很多，那你可能还得招。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反思，这些事情我们干了多少，千万不要超出一定的边界，否则就会失去控制，因为有能力给你施加压力的人会越来越多。在我们这个社会，像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讲的那样，一个人获得分配的能力，常常取决于他对别人合法施害的能力。他没有作出贡献的能力，但他有施害的能力，他有破坏你的能力，你还不得不尊重他，执行他的意志。在大学组织内部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贡献做不出来，但是他有捣乱的能力。而且水平越低的人，他捣乱的积极性越大。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优秀的人就没法干事。
如果一个大学真正能够建立起学术第一、追求卓越、兼容并包的文化，我前面列举的那些不好的文化现象就会消失。
（本文选自作者《大学的逻辑》（第三版）第177页-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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