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价值观冲突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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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贸易为何带来和平

支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就是三种逻辑：第一种是市场的逻辑；第二种是强盗的逻辑；第三种是信仰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通过利人而利己，相互合作，创造财富。

强盗的逻辑是通过损人而利己，相互伤害，掠夺财富。

这两种逻辑背后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市场逻辑背后是正和博弈的思维，相信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可以实现双赢，双方都可以生活得更好。强盗逻辑背后是零和博弈的思维，甚至负和博弈思维，相信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你过得好，一定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反过来，我要过得好，一定得伤害你。

信仰的逻辑是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唯一正确的，试图在思想上征服他人，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灾难是信仰导致的。（我这里讲的“信仰”是广义的，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下面，我用 “价值观”一词概括之。）

信仰的逻辑究竟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毁灭财富？依赖于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市场的逻辑，那人类就变得更和平；如果你相信强盗的逻辑，世界就变得更为冲突。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强盗逻辑主导的，只有到近代才走向市场逻辑。这种转变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带来的好处有关。

亚当·斯密为市场的逻辑提供了道德基础。他证明，在自由交易中，利己必须先利人，任何人不可能通过损人而利己。市场的逻辑不仅可以改变了人们实现财欲的方式，而且使得人们可以用财欲替代权欲，从而用合作替代征服。当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而获得财富时（市场的逻辑），就没有必要用武力掠夺财富（强盗的逻辑）。

贸易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变得更为相互依赖，也更可能和平相处。“贸易和平论”比较早的提出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互相需要。”

输

“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互相需要。”

——孟德斯鸠

在贸易关系中，卖方不希望与买方所在的国家打仗，买方也不希望与卖方所在的国家打仗。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商品和军队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除了“贸易和平论”，也有启蒙思想家提出“民主和平论”。康德就认为，战争的收益归统治者，而战争的成本由普通老百姓承担，所以只有统治者有兴趣打仗。民主有助于世界和平，因为民主政府为发动战争而筹集经费、招募士兵等行为会受到选民的约束，所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过去二三十年，一些学者对贸易、民主与战争的关系做了计量研究。2001年，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和约翰·奥尼尔出版了一本书，分析了1816年-2001年间2300次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他们得到如下三个结论：

（1）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不是民主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

（2）贸易因素加进来后，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经济增长将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使用武力。

（3）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之间才有效，而贸易和平即使在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国家时仍然有效。这意味着贸易对和平的贡献比民主更大。

企业家的利益超越国界

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企业家是做贸易的。企业家是市场逻辑的践行者。企业家不仅想赚钱，也想征服世界，但他们不是用暴力征服，而是用更好的服务，更廉价、更高质量的产品征服消费者。征服消费者就是让消费者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用暴力让消费者感到恐惧。这是商业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

马克思就曾讲过，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哪里就是他们的家。换言之，企业家的利益是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

当然，马克思也讲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这句话的真实性没有被证实。

我们知道，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每次审查之前，许多美国大企业为中国游说，而美国的工会组织总是持反对态度。

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商人群体往往都是一种和平与缓冲的力量。

比如，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但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资银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恐慌挤兑的场面

类似地，1989年夏天，香港一些居民挤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给中国银行，保证中国银行不被挤兑垮。

当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有祖国的。不论他们的商业利益如何超越国界，也不论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甚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他们总会被身份化为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家，而非一般的企业家。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特别是处于敌对状态时，企业家可能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即便他们只做“在商言商”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人相信强盗逻辑，市场逻辑就很难成功。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家的选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大部分企业家也是有信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一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和国家信仰发生冲突，你的行为就有可能会改变。

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对此，企业家往往无能为力。

让我用飞艇的故事说明这一点。

价值观冲突与飞艇事业的毁灭

今天说到航空旅行，大家想到的一定是飞机。但在航空史上，飞机曾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飞艇！事实上，整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航空业是飞艇的时代，不是飞机的时代。直到二战爆发前不久，飞机和飞艇究竟谁将主宰天空，并不明朗。

为什么飞艇最终败给了飞机？当中固然有很多技术性的原因，但与民族主义和价值观冲突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没见过飞艇，不知道飞艇有多大。简单说，如果把飞艇比作一艘巨轮，飞机就像一只小帆船。比如，1936年德国生产的兴登堡号飞艇，其长度为265米，直径为41.2米，分别是1969年美国生产的波音747飞机的3.5倍和2.1倍。足球场地的标准长度为90-120米，宽度为45-90米，兴登堡号飞艇比两个足球场还大。

人类在很早就有飞上天空的梦想，但一直没法实现。工业革命后，经过数代发明家的努力，人类探索出飞向天空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比空气轻的飞行器，就是飞艇；另一种是比空气重的飞行器，就是飞机。

到了19世纪末，许多观察家认为飞艇比飞机更可能成功，因为飞艇类似于云，可以轻轻飘浮在空中；但飞机类似鸟，升空需要动力。

1899年12月，《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做出如下评论：比空气重的飞机将只是一个危险的、致命的娱乐方式，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令人感到奇妙的玩具；除非飞行新秀们能够像鸟一样思考，并能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即刻反应，飞机将永远不会成为有商业价值和军事用途的飞行器。

1900年，德国人齐柏林伯爵发明了飞艇；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在一战前，无论是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机时间，还是载重量、安全性，飞机都无法与飞艇相比。事实上，在飞艇已投入商业运营数年之后，飞机还只是业余爱好者的玩具。

一战期间，飞艇和飞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20年代早期，飞机和飞艇被认为是平行的技术，没有一方对另一方构成威胁。普遍的共识是，飞艇适合长距离飞行，飞机适合短途飞行。下面的对照可以佐证这一点。

1924年

飞机还只是单引擎双座双翼的设计，除了驾驶员只能坐一名乘客。

而同年德国为美国生产的USS洛杉矶号飞艇，从德国生产基地飞到美国新泽西海军基地，连续飞行4867英里，用了81个小时，可容纳43个机组人员和20多位乘客。

1927年

波音40A飞机有2个乘客座位；到1928年，波音80A能坐18个乘客和3个机组人员，最大飞行半径为460英里。

而1927年生产出来的“齐柏林伯爵号”飞艇，可以容纳24名乘客和36名机组人员。

1929年

在1929年的环球飞行中，齐柏林伯爵号从德国起飞，跨越俄罗斯飞到日本东京，又从东京飞到洛杉矶，然后飞到新泽西，最后飞回德国。

随后，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投入“德国-巴西/巴西-美国/美国-德国”的跨大西洋三角定期客运航班服务。美国商务部航空局在一份公开发表的白皮书中说：环球飞行和三角客运航班服务证明，飞艇在跨大洋飞行中优于飞机。那时候的飞机根本不可能跨洋飞行。

齐柏林伯爵号服务了十年，总共飞行了17177小时（几乎等于两整年时间）、170万公里，运送旅客13110人、货物107吨，其中有144次跨洋飞行（1次跨太平洋，143次跨大西洋）。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伤亡事故。

1936年

德国生产的最大、最先进的飞艇“兴登堡号”投入运营。

1937年

1937年5月6日下午，“兴登堡号”在纽约降落时烧毁，从发现火苗到彻底烧毁仅仅只有37秒，飞艇上97人，35人当场死亡，其余受伤。

这场空难宣告了飞艇时代的结束。 

飞艇史上两位最重要的人物是德国企业家费迪南·齐柏林伯爵(Ferdinand Graf von Zeppelin)和雨果·艾克纳(Hugo Eckener)。齐柏林伯爵发明了飞艇，在他于1917年去世后，艾克纳接替了他的事业。他们二人都把飞艇当作自己的生命，希望用飞艇把分割的国家连为一体，给人类带来和平与繁荣。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业，但最后失败了。

飞艇产业的兴衰，凸显了价值观冲突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

齐柏林伯爵发明飞机，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征用了上百艘飞艇用于战争。一战结束后，雨果·艾克纳想重启飞艇生产和客运计划，将飞艇转向和平事业，但由于凡尔赛协定将残存的飞艇作为战争赔偿分配给战胜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并禁止德国生产容量大于100万立方英尺的飞艇，以作为对德国的惩罚，艾克纳的计划受挫，齐柏林飞艇公司差点转型生产锅碗瓢盆。

巧的是，有两艘飞艇本来是判给美国的，但飞艇公司的一些德国工人认为，飞艇是德意志民族的象征，送给美国人有损民族尊严，所以他们偷偷把飞艇烧毁了。艾克纳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为美国生产一艘新的飞艇，作为补偿。美国政府很高兴，同意了，德国政府也没有意见。尽管英国政府不太高兴，但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不得生产军事用途的飞艇。

雨果·艾克纳(Hugo Eckener,1868-1954)

这实际上挽救了飞艇公司，保住了技术、生产设备和人才。

1924年，艾克纳亲自驾驶为美国生产出来的ZR-3（后重命名为USS洛杉矶号）飞艇飞到美国。他在纽约大街上受到彩花大游行的热烈欢迎，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空中哥伦布”。

1925年，盟国解除了不准德国生产大型飞艇的禁令。艾克纳和他的齐柏林公司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由此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齐柏林伯爵号的辉煌！

但纳粹上台后，新的、更大的麻烦来了。1932年，魏玛共和国举行总统大选，原来兴登堡总统因为年迈不再参选，希特勒准备参与竞选。鉴于其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反纳粹态度，艾克纳被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认为是最有可能对抗希特勒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后来由于兴登堡总统决定连任，希特勒和艾克纳都退出。但作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本身，艾克纳已激怒了希特勒和纳粹党。

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了总理，艾克纳还是继续批评希特勒和纳粹党。希特勒曾下命令逮捕他，但被兴登堡总统阻止。

希特勒政权内部对飞艇是有争议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想用飞艇做宣传工具，而空军部长戈林不大热情。因为艾克纳的不合作态度和一贯的反纳粹言论，纳粹政府决定重组飞艇公司，将艾克纳边缘化。名义上，艾克纳仍然是两个公司（生产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董事长，但实权被公司内部竞争对手恩斯特·奥古斯特·雷曼（ErnstAugust Lehmann）掌握，后者是一个坚定的亲纳粹分子。

希特勒 

不过，由于艾克纳在专业技能上无人替代，加之他对飞艇的热情太高，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他在飞艇的生产上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飞艇事业，艾克纳委曲求全，如履薄冰。但麻烦接踵而来。1936年3月7日德国入侵莱茵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在这之前，戈培尔利用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飞艇为在莱茵兰的“全民公投”做宣传，艾克纳反对将飞艇用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加上他对纳粹和希特勒的其他不敬言论，艾克纳被戈培尔“非人化”(unpersoned)。

“非人化”意味着这个人不存在，他的名字不能在任何媒体上出现。有家媒体在说到艾克纳时，只能用“Lotte的父亲”。Lotte是他女儿的名字。

得到这个消息时，艾克纳正驾驶兴登堡号飞艇飞往巴西里约。他曾考虑过去巴西的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但为了飞艇事业，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德国。

兴登堡号（LZ-129）飞艇是艾克纳一生成就的顶峰。此时，他是多么渴望亲自驾驶它完成往返纽约的第一次飞行，享受自己该得的荣耀。但“非人化”意味着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机组人员名单上，因而不可能担任首飞的指挥官。他决定通过美国驻柏林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求助，希望罗斯福总统帮他一把。白宫总统办公室很快给戈林写了一封信，说如果艾克纳驾驶兴登堡号飞艇访问纽约，总统会邀请他吃午餐。当时的德国还不愿得罪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面子，戈林是必须给的。这样，艾克纳被从“非人化”名单上剔除，最终得以指挥兴登堡号飞艇首飞美国。

氢气和氦气是飞艇可以使用的两种气体，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氢气容易燃烧，不安全，氦气不会燃烧，比较安全。鉴于1930年10月英国氢气飞艇的空难事件，兴登堡号在设计时，艾克纳就决定使用氦气，而非传统的氢气。但当时只有美国有能力生产氦气，1927年通过的《氦气管制法》将氦气列为国家“战略物资”，规定只有美国国内用不了的氦气才可以出口，且氦气出口需要得到商务部、内务部、国务院、战争部、海军和总统的一致同意，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艾克纳向美国申请购买氦气时，商务部长和国务卿同意了，但是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Ickes)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所以这个申请在他手里被搁置了。罗斯福总统既不想得罪德裔美国人，又不想得罪犹太人，所以态度暧昧。

美国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任职于1933-1946）

艾克纳不得不亲自到华盛顿拜访伊克斯。见面时伊克斯提出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是必须由希特勒或戈林出书面保证，进口的氦气不会用于军事目的。但双方都知道，一个国家元首不可能给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长提供这样的书面保证。这件事不了了之。艾克纳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对飞艇进行改装，继续使用氢气。

1937年5月是兴登堡号第11次飞往美国，也是该年度飞行季节的第一次美国之行。空难发生后，美国和德国两边都进行了反思，罗斯福和希特勒互致了友好的信函。美国人对空难表示同情。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对空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不给民用飞艇出售氦气，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空难发生几天后，罗斯福总统组织了一个“特别内阁委员会”，成员包括内务部长、商务部长、海军部长、战争部长和国务卿，讨论是否应该给德国出售氦气。特别委员会5月19日开会时，普遍倾向于同意出口，甚至内务部长伊克斯本人也改变了一贯的强硬态度。

艾克纳还专门去华盛顿，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保证飞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德国用于战争。

1937年9月1日，美国国会修订了《氦气法》，放宽出口限制。修订后的法律规定，氦气出口由国务院发放临时许可证，经国家军火管制局(NMCB)一致同意，最后内务部长说了算。

当时，LZ-130飞艇即将完工。根据齐柏林公司的计划，到1940年，运行于欧洲和南北美洲之间的飞艇将不少于4艘；公司也正在考虑提供到印度和亚洲的飞艇客运。如果能买到氦气，飞艇产业也许有机会继续发展壮大。

1937年10月，购买1千8百万立方英尺氦气的申请被提交上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予以批准，国家军火管制局也不反对。

但内务部长伊克斯提出三个条件：（1）希特勒或戈林书面保证氦气不用于军事用途；（2）价格由每千立方英尺8.5美元提到10美元；（3）一次性缴纳50万美元的惩罚性保证金。

这三个条件都是德国难以接受的。戈林召见美国大使提出抗议，威胁不参加1939年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

正当美国政府内部就向德国出售氦气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时，希特勒开始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伊克斯相信，希特勒一定会把飞艇用于军事目的。只要再拖延一段时间，希特勒的真面目就会更加暴露无遗，到时候，他就可以挑动公众舆论反对向德国出售氦气。

果不其然。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清洗，全面推进“雅利安化”。很快，美国公众舆论开始逆转，反对向德国出售氦气的呼声越来越高，犹太人和工会组织的反对尤为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5月14日，艾克纳又一次亲自到华盛顿拜访伊克斯，做最后的努力。他们二人私交甚好，伊克斯对艾克纳尤为敬重。会谈期间，艾克纳反复向伊克斯表明，氦气没有军事价值。会谈到最后，伊克斯说：艾克纳先生，我相信你，我就需要你一句话：你是否能保证氦气不会被纳粹政府没收，用于非和平的目的？

艾克纳经受着良知的考问。结果就取决于他的一句话。他知道，只要自己给出信誓旦旦的保证，他就能拿到梦寐以求的氦气，他的飞艇事业就可以继续下去。但他很清楚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保证违反自己的良知。他最后做了一个道德选择：不再为飞艇事业努力。他说：“我不能保证。事实上，你担心的事情也是我害怕的事情。”

说完这话，艾克纳知道他的飞艇事业结束了。

伊克斯看到艾克纳痛苦的表情，安慰他说：“也许美国国会会修改相关法律，也许我的继任者会采取和我不一样的态度。”但他们俩人都知道，这都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飞艇时代已经结束了。

艾克纳从来没有停止对纳粹当局的憎恶。空手回到德国后，他已没有什么需要为之奋斗的事情了。6个月后，他辞去了执行董事的职务，只保留荣誉性的“董事会主席”一职。纳粹当局同意了他的决定。

二战期间，齐柏林飞艇公司转产生产坦克变速箱。艾克纳在飞艇工厂附近的私人住宅过着隐居生活。1944年4月，他的房子被英军空袭时炸毁，他和夫人搬到女儿家，直到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他应邀去美国访问了半年。从美国返回后，在去纳粹化运动中， 1947年圣诞节之夜，他被法国占领当局宣布为“纳粹政权的受益人”，原因是他在飞艇公司的主席职位和“战争经济领袖”的头衔，尽管这些职位都只是名义上的。他保持这些头衔，只是为了获得可怜的生活费。

对艾克纳的处罚是：罚款10万马克；五年内禁止从事管理活动；不得投票或接受选举性公职。

对艾克纳的处罚是非常荒谬的。他没有能力支付罚款。他的积蓄只有3万5千马克，每月的生活费300马克。

对艾克纳的指控是非常可笑的。他是人所共知的反纳粹人士。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出版人、律师、科学家、教授联名写信替他鸣不平。1948年7月14日，美国法官推翻了原来的判决，还他以清白。

在1953年85岁生日的宴会上，艾克纳公开承认飞艇败给了飞机。

艾克纳于1954年8月1日去世，享年86岁。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冲突

通过飞艇的案例，我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源自政府，也可能是来自民间。这几年一些韩国企业、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麻烦，都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有关。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企业家重视。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头30年，这种冲突没有给中国企业家带来多大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美国政界、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向美国靠拢，所以他们把给中国提供技术、在中国投资和为中国培养人才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乐此不疲。

但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现在双方已经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会向另一方靠拢。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也不可能改变美国。

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只是中国担心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现在由于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美国似乎更担心中国和平演变美国。因此，未来几十年，价值观的冲突将成为两国冲突的主要来源，也是两国企业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企业家未来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挑战要比原来大得多的多。特别是由于整个产业链相互依赖，你只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候你做任何生意都像是在布满地雷的地上行走，什么时候踩到雷你不知道，稍不注意就粉身碎骨。

或者说像宵禁的夜晚出门，经常会被问到“口令”，不知道口令或者说错口令就会受到惩罚。也很像单位里两个一把手矛盾很大，你跟谁？跟了这个，那个不高兴；跟了那个，这个不高兴；两个都不跟，两个都不高兴，你就无所适从。

这是美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下一步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后会有更多的物资、技术、客户受到管制。过去能买到的东西以后不一定能买到，过去能做的生意今后不一定能做。实体名单会越来越多，进出国门将越来越难。你能卖给谁、不能卖给谁，不再是你的产品质量和客户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

过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是借口他们跟伊朗做生意。未来惩罚某个企业，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把产品卖给了中国某个地区。美国企业也有可能为此受到惩罚。同样，中国企业也可能因为把产品卖给美国企业而遭到惩罚。

即使政府不惩罚，受民族主义支配的普通大众也会惩罚。企业家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未来在中国企业家中造成的挑战会很大。企业家可能会因为无意间说了一句政治不正确的“错话”，或者商业广告中写错了一个字，全民共讨之，生产的产品受到抵制。

有人会说，中美关系依赖度这么高，不可能走向冷战。我不这样看，因为冷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些联系。

企业家只能好自为之。

本文整理自张维迎2021年4月30日在领教工坊中国商业教头&百亿企业家峰会演讲，作者本人做了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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