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骥 | 师者高尚全：改革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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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岁的长者尚能做到开放自新，年轻很多的人却未必与时俱进，谁是后浪与年龄大小无关。

——题记并自勉

高尚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2021年春节，我和师兄相约去看望我们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高尚全教授。老师今年已经92岁了，身体看起来依旧硬朗，思维依旧清晰。同往常一样，我们坐在他的面前，他总会难免谈起改革开放中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谈话中，他拿起一本的书稿，那是正在撰写的改革回忆录，由他自己亲自编稿改稿。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亲身经历并深度参与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至今还健在的也就老师、厉以宁教授和吴敬琏教授他们几位了，他们都在九十岁以上的高龄，到了这个年龄还能够动笔写文章的，在经济学家中已非常少见。

要不是疫情的影响，即便是老师到了这种年龄，他的社会活动依然会比较多。在疫情发生前的那几年，老师每月坐飞机出差约三到四次，不是去外地见企业家调研企业，就是参加演讲交流活动。作为体制改革领域的理论家，尤其是在1980年代中期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以后，老师更是很多国家重大决策的积极参与者、制定者与见证者。即便是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他依然十分活跃，参与了十九大及全国两会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并积极踊跃地提交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像他这把年纪的经济学家，头脑清晰且如此健康活跃，的确让人很惊叹了。

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老师长期患有糖尿病，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所以总会有很多人向他请教这方面的经验，他自己也做了一些归纳总结，比如生活规律、饮食健康、心态平和、勤于思考等等。老师这个人很自律，很喜欢思考，思想开放，常年笔耕不缀，时刻关注改革与发展问题，即便是80岁以后，每隔一、两年也都会有著作出版，遇到重要的经济问题则积极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言。正因为如此，即便是温家宝总理退休后，他们之间还会保持比较顺畅的沟通，逢年过节有时还会去温总理家做客。

像老师这样高龄的老人依旧独立思考和出版著作，作为基金业的从业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菲特和芒格，巴菲特今年91岁，芒格97岁。作为全世界备受关注的投资家，从巴菲特和芒格的言行中，可以看发现长寿者共同的一些特征，即心态平和与勤于思考，他们二位都是即便在九十高龄的时候，依旧喜欢阅读，同样喜欢动笔与思考。相比较而言，芒格更喜欢阅读，且相对低调，他就像一个道德哲学家，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一类人。我对此十分赞同，但我认为他与传统的士大夫依旧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作为儒家文化的产物，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内涵有哪些呢？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忠于君主；二是心系国家与苍生，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新的时代，提倡士大夫精神显然不合时宜。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书《激荡三十年》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述：1958年秋，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同样是放眼天下，心系国家与苍生，但是在不同时代，士大夫与现代顶尖知识分子、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政府领导人的眼界与境界差别很大。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老师很有自己的特点。在老师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期间，我曾给老师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秘书，这使我对中国体制改革领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同时代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既不同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同于那些推崇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这使得他对改革的难度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实中一所大学或一家企业推行改革往往都会很复杂且面临很大的挑战，何况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国家？所以，他更加注重中国体制的现实，在研究上更加着力于体制，并根据体制的特点与优势来推动改革，他不断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政府”和“市场”不断做着新的定位，逐渐让市场成为中国体制中不可或缺，且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向国家领导人提的那些建议，既不过分超前，也不因循守旧，而是恰如其分的结合实际，让改革成为激活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

左起：赵修春，周健男，高尚全，李正强，李骥（本文作者）

如何把研究成果变成现实中可执行的政策与法规，通过改革来激发经济活力，并最终转变成国家的体制优势，尤其是对那些打算“放眼天下，心系苍生”的顶尖经济学家而言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国内经济学研究体系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的确要感谢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学者的贡献，他们于1990年代初期回国，在北大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海外留学归国学者创建的独立研究机构，致力于通过独立学术研究，并通过教学、培养学生来提升国内经济研究水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所倡导的模型、数学、及数据验证，根据这些东西推演出来的理论，及其如何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决策的东西，对于任何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国家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问题和挑战，但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在提出批评与问题的同时，也要结合现状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让它转变成政府的执行力，从而推动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福祉的改善。作为后者，我认为以老师及吴敬琏、厉以宁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对于研究成果的转化能力是很不一般的，他们总能在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思考适时地提出恰当的建议，通过参与中央组织的相关会议讨论的方式，落实在具体的决议与文件上，从而适时地推动着中国的体制改革。

作为体制改革领域内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老师这一辈子都在研究体制改革，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改革开放的坚持。一九八五年以前，他曾担任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从一九八五开始，他担任了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这个机构直属国务院领导，在中国曾经的体制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研究、协调和指导作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他不了解国家的体制运行，仅仅靠学者之间的批评与争论是解决不了中国体制改革问题的，而在重要部门身居要职使他更加了解如何通过体制的优势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虽然长期担任政府部门的领导，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的主张也曾受到过质疑与批评，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他知道怎么样去发挥中国体制的优势，他的思想开放又很务实，永随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勇敢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与影响，这种务实、独立、客观的精神难能可贵。

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老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提法很大胆，也备受争议，但这是有历史突破性意义的，邓小平对这个文件及这个提法的评价很高。回顾这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尤其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九大”，老师对于中国许多重大的经济体改领域内的重大文件起草都有积极参与，他的那些建言都是建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且每次建言都切中时局，所以这些建议都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重视，并批示国务院系统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他的建议。截止目前为止，这些经国家领导人批示且需要研究的重要建言累计下来总共有三十多条了。

在1980、1990年代在中国国内一直有生活经历的人，都会从个人的成长经历感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变化。大学毕业那年学校安排我留校工作，那时中国处于大发展阶段，我学的工科专业属于短缺专业，不仅设计院与施工单位缺人，大学年轻教师也短缺。所以，大学毕业分配就采取了“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政策，即：一部分同学采取计划分配方式，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采取分配回原籍所在省的政策，即“计划”分配方式；同时，还有少部分同学自主择业，即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就业，也就是市场化的就业方式。我属于按“计划”分配的那一类，被安排留校，在教研室从事教研工作。我姐姐比我年长七岁，她在大学毕业时则采取完全“计划”分配工作的方式。后来，我又考取了研究生、博士生，等到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国家对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基本完全市场化了。这样，我从个人不同学历阶段的就业过程也亲身经历了“计划”到“市场”演变的完整过程。

其实，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个年代，不光像很多工科专业会出现人才短缺现象，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钢材、化肥、电视机等等都曾出现过短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就是在那个市场背景下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的提出与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张维迎教授有关，他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最早提出者与研究者。张维迎老师西北大学毕业后就在体改研究所工作，高老师那时就任体改研究所的所长。（点击蓝字阅读《张维迎：高老走了，他去天堂搞改革》）在体改所工作期间，张老师就发表了很多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文章。后来，张老师在体改所工作期间出国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和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几位老师共同创建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提出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它既考虑了中国体制的现状，也结合了市场化调解有效率的一面，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成本。事实证明，“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使中国经济产生了活力，让中国成功地改变了当时的现状。

有学者梳理了一下老师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主张，我发现很多重要的主张都是在65岁以后提出的，如1997年（68岁），老师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提出，必须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他的建议被中央认可。2004年宪法修改，“人权”被写进了庄严的宪法。2001年（72岁）老师提出民本经济论、人民本位论：主张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主张改革发展，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分享。在这个逻辑推演下。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必须自我革命。2013年5月（84岁），老师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中提出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实现“三个率先”。2017年1月（88岁），老师再次向中央提出《关于深化改革提升民心的三点建议》，又再次重申上述建议。诸如此类的主张与建议还很多，即便是退休之后且年事已高，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改革的思考。

只要是改革，就会永远面临挑战，因为改革总会涉及社会不同社会层面的利益调整，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在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会有很多阻力和争论，毕竟这是面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国家的体制改革，没有对中国的体制与经济现状有着深刻的把握，是无法提出正确解决问题办法的，所以这更加彰显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智慧所在。在坚持改革的道路上，高老师很少参与那些不能落实到政府决策的那些争论上，他总是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通过政策建议影响决策最终变成政府的集体行动上，即既发挥中国体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来提升中国经济的活力。这与经济学家们那些“非此即彼”的争论是截然不同的，看似中庸之道的改革主张，其实包含着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智慧。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没有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领导人的正确启动与推动，经济学家的思考与建言也无从谈起。

身在这个时代，我感到十分幸运，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是很成功的，相比之下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却失去了通过改革开放而使国家在稳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机会。在高老师从事经济研究六十周年的研讨会上，他谈到了一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20世纪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发生了“天鹅绒革命”，导致国家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高老师这个时间正在欧洲访问，他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任总理皮特拉，会见结束时皮特拉对他说：“这是我最后一天担任国家总理，明天我将离开这个岗位，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变成民主国家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1992年期间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衰退，最终于1992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这件事也让我感受很深，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中国证券行业与基金行业发展很快，我认为作为行业的从业者，最终还是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强大繁荣，才会孕育很多伟大的企业，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于出现优秀的投行家与投资家。就像美国一样，如果没有国家的富强，就不会出现索罗斯、巴菲特等那样的投资家一样。

今年是我父亲去世三周年，也是我母亲去世三十六周年，我们姐弟商议决定按照乡俗在清明节前，为母亲迁坟，并举行父母的合葬仪式。我母亲生前的职业是教师，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那几年去世，所以在母亲的迁坟仪式上，亲友事先一再叮嘱，一定要在墓前宣告：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您去世时已经天地之别，城里处处盖高楼，农村户户住小楼，几乎家家有汽车，我们现在为您在九龙山公墓买了一块坟地，那里环境优美，……。总之，三十六年前在农村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成了现实。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成就巨大，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现在，农村的年轻亲友大都在城里打工，很多人在城里都买了房子，种田收入保障基本生活，打工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小汽车。

上研究生时读过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乡土中国》，那本书是关于中国一九三十、四十年代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从那时起距今约八十年，在新的时代再回过头去看，过去的农村不仅贫穷，而且农民们基本都不识字，今天的农村除了乡俗文化依旧受到很多儒家文化的影响外（如婚丧活动中的秩序、及礼节），现在的农民不仅有文化，出外打工除了增加收入，视野也开阔了很多，今天农村的物质文化条件与那时相比已经天地之别。尽管现在中国的GDP总值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很大的差距（全球186个国家中居第59位，2020年数据），处于第三梯队国家的中上游，这说明这种差距其实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潜力。当我国农村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人均GDP进入第一梯队国家，我想我们国家会更加富裕。

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老师一直对国家的发展满怀信心，他总以开放的心态去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制度的差别，他并不认为美国的体制比中国更加优越，他一直说市场经济不是发达国家特有的，中国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同时，他认为政府也可以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只不过是政府在自己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发挥作用，不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要退出，所以他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政府应该给企业放权，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他适时提出鼓励民本经济的发展，等等诸如此类的主张，他的想法就是想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他认为这些主张不仅不与现有的体制所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通过改革让中国体制的优势发挥出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国家的发展没有止境，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没有止境。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尽管我们国家通过改革，释放出中国体制的优势，但还是要不断反思自己，要敢于不断否定自己，这样才能永远与时俱进。同时，改革总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因此改革难免会面对诸多困难，但作为力主改革的经济学家，他坚定地认为困难不能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只有不断通过不断改革才能使整个国家适应新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所以，即便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老师依旧会提出建言，他的那些建言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紧随时代的脚步。老师说：改革永无止境。这句话有着深刻的含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既需要大智慧，也要有改革永无止境的执著精神。

作者

李骥

北京大学博士，

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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