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李常茂：苦涩的回忆

Original 李常茂辛庄课堂 2022-06-01

收录于合集 #西安记忆 12个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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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通知”，我激动不已，因为这之于身处穷乡僻壤的我来说，无疑是十载难逢的良机。筹备组倡导每位同学都写一点缅怀往事的文字，斟酌再三，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弥足珍藏的东西，便想及一些沉重的往事。尽管与“聚会”二字不怎合拍，但也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便不顾别人的惊异与责问，执意述诸笔端了。

姗姗来迟的通知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十分渴望上大学的我欣喜若狂。自己当时27周岁，在吴堡县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因为超过25周岁，且不属于“高六六”“高六七”的“老三届”，报名（考）问题先难住了我，后经多方努力，才得准允。报不上名，学校自然不给我准复习的假，我仍承担着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任务。白天，我忙于备课、上课、改作，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开夜车复习。高考成绩公布后，我居全县文科第一，心里美滋滋的，翘首企盼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成绩比我差老大一截的考生，都陆续收到通知了，而我的却迟迟未来；直至78年春开学后，也未收到。那段时间，心之灰、意之冷，几近极限，虽未达水米不进之境，但毫不讳言，工作热情大受影响——这是什么世道，公平、公正去哪儿了！？

后来我才听说，是唯成分论、社会关系论仍在作祟——我外爷和大舅1935年被红军冤杀，当时尚未平反（1985年平反）。

开学六七周后，听到了大学扩招的消息，心又有所动了，但缘于前面的挫折，所寄希望并不大。

一天下午，我忽然接到县教研室主任打来的电话，说西安一所大学准备招我，征求我的意愿。我不假思索，便一口答应。

又过了大约一周，我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眼眶中溢满了泪水

1980年代的西北大学图书馆

度日如年的煎熬

接到通知书后，我喜忧参半，颇为纠结：不去上吧，太可惜了；而去上吧，家中妻小谁来养活？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工龄满五年者方可带工资；而我当时任公办教师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九个月。因为求学心切，斟酌再三后，我还是决定去上，于是便忙着交手续、办户迁。

4月15日，我告别父母，告别妻子和一双女儿，告别每月38元工资，到西北大学报到。

没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一下子捉襟见肘了。与其他同宿舍的同学相比，处处都显寒碜。

西安的夏天，蚊子泛滥成灾，但我迟迟未买蚊帐；有时连日阴雨，上课、吃饭有诸多不便，但我始终没买雨伞，而是在垃圾坑里捡拾了一顶别人丢弃的麦秸草帽，洗了一下凑合着遮雨。

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17.50元，我自己控制在12元内，结余一点寄回家，好让家里称盐买油（点灯用）。看见洗碗槽周围到处是有人丢弃的两面馍，想及家中小孩儿很难吃到这些，真有上去捡拾的冲动；但碍于面子，只能惋惜地离开。

第二学期，我找了一份儿勤工俭学的差事，即打扫位于图书馆四楼东侧的综合阅览室（面积有六个教室大小），每日两次（午饭时和晚自习后）。不仅要擦洗可供八人自习的24张桌子，还得用水泡上锯末拖地板，每次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干完。付出体力倒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哄学生离开——因为那时的大学生求知欲望特强，老有人迟迟不愿离去，而当面哄赶，又羞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干那个差事儿。

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闲暇时候，老想家中的事：老婆娃娃吃上吃不上，孩子有无换季的衣服，家里三口人没灾没难吧……有时上课也分心走神。

四年里，我常想一件事儿：可别在这四年里自己死了——没来上学死了，妻小还可领遗属补助，这期间死了……

与妻子和儿女合影（1982年）

不近人情的派遣

盼星星，盼月亮，1982年元月，四年学业终于期满，我能毕业工作了。

以现在人的观点看，当时的分配方案是挺好的，绝大部分指标都是面向党政部门的。而我由于秉性直爽，不善应酬，加之上学前当过几年教师，比较喜欢这个较少考虑人际关系的工作，便选择了西北农学院古农史研究室。

孰料去了一看，方方面面都令我望而生叹。首先是“三人一舍”的住宿——那时，我的大女儿已上初中，我准备带她在身边上学，这怎么能行；其二，小孩在农学院附中上学得是城市户口，而那时，我的妻小都是农村户口；就连买蜂窝煤，也得凭城市户口……这怎是我呆的地儿呢？!

于是，我未报到，在学院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西大，去高教局要求改派别处。

此间，我和延安大学中文系已经联系好了，那里要我，而且是欢迎我去——我是陕北人，在那儿工作会相对安心些，跳槽的可能性会小些。

遗憾的是，当时有一条“杀鸡给猴看”的“两不准”规定：凡派往大学不去的，不准再进大学；派往大城市不去的，不准再进大城市。高教局一位姓张的处长认定这个理，怎么恳求，都不让我去延大。最后，因为我是榆林地区人，便把我放逐到榆林。

我也承认，“杀一儆百”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虽系“不是好法，舍此无法”的无奈之举，任何行业都在使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只是对于“鸡”而言，则难免有些残忍了。

西农返回西安，延大去不成后，我就和榆林地区教育局联系，讲了我的情况，询问能否把我分到榆林师专（师专当时人事归属地管理），对方一位姓李的副局长慷慨回答：你是分往大学的，回来后去师专没问题。但回来后，却把我塞到一所极少有外出学习交流机会的“小中专”——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