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创造性冲动与企业家精神——读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Original 汪丁丁辛庄课堂 2022-10-15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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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

老友维迎，毕生为中国市场经济奔走呼号。疫情期间，他回顾自己几十年生命历程，梳理思路，将以往几年有关企业家精神的作品整理、编辑成《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由“理想国”策划出版，日前来信邀我写一篇书评，可长可短，“最重要的是能在更大的学术和思想框架下评价一本书，可以开阔读者视野。”读了维迎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和“引论”之后，我就答应了他的邀请。不过，我这篇书评有点长，所谓“下笔千言”，从我自己的思路开始叙述，与这篇书评的标题密切相关，故而不可能“离题万里”。

我喜欢琢磨每一学科的“基本问题”（fundamental issue），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坚持“跨学科叙事”的原因。其实，人类迟早都要如此才可活下去。那时，我是说，在“知识存量”的爆炸式增长阶段之后，那时，智能机器人（我称之为“硅基智能”）忙于收集信息并将数据分类输送到相关领域，生物人（我称之为“碳基智能”）有重要性感受，故而可以选择与生命强烈互补的领域。

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有机体倾向于在环境中探索与自身生命互补的演化方向。有机体在生命强化方向上的感受称为“重要性感受”，有机体依靠这样的感受寻求更有利于繁衍的演化路径。

这里，第一个陈述句是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它之后的陈述句，是关于生命微观过程的描述，完全不同于达尔文的或其他演化生物学家的描述。这门课的核心部分是探讨“收益递增”的三要素，其中第一要素是“互补性”。关于这一概念，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有定义，但需要极大扩展。

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一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知识经济学”文章——“《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随后就开始研读商务印书馆1999年戈革的中译本《尼尔斯·玻尔哲学文选》。玻尔1954年的演讲《知识的统一性》，给出了互补性原理的认识论基础，也激发我在浙江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

经济学教科书定义的互补性，可用运筹学语言描述：假设目标函数F(x₁，x₂，…，x_n)，如果，就说x_j与x_i是互补的。遗憾的是，这一定义要求函数F是二阶连续可微的。在现实世界里，首先，每一个人都有“目标”却未必有可以量化的目标，这就要求扩展互补性的定义，而且要求极大扩展。其次，每一个人常常有许多目标而不是仅有一个目标，运筹学所谓“多目标优化”。其实在“多目标优化”的时候，运筹学家只是将这些目标加权求和，获得一个目标函数，这样就返回我们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里了。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如国有部门的“分房”政策，有许多必须兼顾的目标，而各利益群体之间在“加权求和”这一环节上的谈判过程，恰是最难求解的问题。所以，具体的运筹是计算各种加权方案然后呈交谈判过程，争取有一个利益各方都接受的加权方案。更大规模的公共政策，典型案例就是医疗服务与教育服务，这是市场失灵最严重的两大领域。多目标规划很难提供政策支持，这里需要的是基于智慧的判断力。

关于“智慧”，我喜欢引用的一个权威定义是：“ wisdom is one’s ability to seek a common good, to understand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and to balance one’s own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thers and of larger entities”（智慧是一个人寻求共同的善之能力，是理解多重视角并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更大实体的利益的能力），引自2019年出版的《剑桥创造力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两位主编James C. Kaufman 和Robert J. Sternberg都是这一领域的“传奇人物”，他们小时候都被老师认定是“弱智儿童”。（可参阅我的新书《演化与创新》第四讲，世纪文景即将出版。）

重要性感受千差万别，大规模群体的长期繁衍，常常需要最有智慧的人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也许这些最有智慧的人早已死去，也许他们的表达存留在传统里。于是，例如，当人类与环境的互补性被提上日程之后，我们返回传统，寻求最有智慧的重要性感受。

注意，数学对此毫无感受，但仍能为智慧的人提供某种数学表达。例如，不必有定量关系，互补性可以表达为主观价值判断中的二元关系。（详见我的新书《收益递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世纪文景2022年10月出版。）

在任一给定的时空，有机体及其环境，可分别表达为各自属性的集合。注意，“给定的时空”，意味着属性集是给定的，这是静态的视角。我在为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中译本写的序言里这样概括阿瑟这本书的核心命题：（1）在静态视角下，生命是技术；（2）在动态视角下，技术是生命。

于是，在动态视角下，物竞天择，有机体的属性集可能改变。在静态视角下，给定时空点t，有机体的属性集与环境的属性集必有交集，记为“OE(t)”，否则有机体无法存活。在动态视角下，OE(t)的演化过程，就是有机体在环境中建构“龛位”的过程。假设观测发生于这一过程的两个时空点1和2，从1到2，OE(1)演变为OE(2)。达尔文试图解释属性集的演化现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他提供的宏观描述。我试图提供的是微观描述，“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有机体凭借自己的重要性感受，驱动集合OE(t)的演化。

荣格划分心理机能为四类，两两对立，表达为二维平面内的两个维度。参阅我在财新博客的文章：《合作秩序的表观遗传学》（2022年3月28日）。在《荣格文集》第6卷的语境之内，构成第一维度两端的“thinking”（思想型）与“feeling”（感受型），以及构成第二维度两端的“sensing”（感觉型）与“intuition”（直觉型），各自必须有充分清晰的汉语解释。与我这篇博客文章主题相关的，是第一维度两端的类型，而且关键在于汉语“思想”含义太广。此处，思想型与感受型，前者长于分析而后者长于感受。分析，典型环节是：概念—判断—推理。我更愿意使用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术语，将此处的“概念”改为更朴素也更原初的“观念”。思想型的人，从观念出发，推断事物或事务（简称“事”）。感受型的人首先对“事”有模糊的整体感，虽然模糊，却可引发情绪波动，如果情绪波动足够强烈——有了“互补性”（或“互替性”），就可称为“重要性感受”。达马西奥2018年的著作《万物的古怪秩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谈论最原始的有机体之“情绪”的。（可参阅我的新书《演化与创新》。）

生命与感受，最简单的生命也可以有，而且正因其有感受才可生存。达马西奥顺便写了一段感受，说他在这本书里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深层心理分析思路扩展到了这两位先驱者无法想象的范围。对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参阅我的财新博客关于“龛位”（niche）的几篇文章：（1）《观念为现象分类》，2020年8月18日；（2）《生命系统》，2021年3月26日；（3）《演化——中心法则学派与共生演化学派》，2021年11月24日；（4）《三谈竞争与合作》，2022年3月8日。基于上列的几篇文章，以及我在财新博客的最近一篇文章《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2022年7月7日），我提出了“技术”的扩展定义：广义的技术=有机体与生存环境的互补性。同时，我也提出了“理性”的扩展定义：广义的理性=有机体各种行为之间互补的强度。

我在写了三篇“知识论文”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围绕创新问题，研读关于“天才”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恰好，维迎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许多“企业家”的故事，与我所知的“天才”故事相类。例如，企业家有强烈的创造性冲动，维迎多次强调，这种冲动常常与利润无关，他引述相关文献列出企业家行为的三类动机。我认为，他列出的三类动机完全可以涵盖于我引述的怀特海哲学之“创造性冲动”这一观念，进而可以嵌入于我的“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语境之内。任何生命，包括“企业家”这一特定生命形态，其生命的表达就是持续寻求对自身生命至关重要的互补性。为强调这种互补性的强烈程度，我引入“具有致命重要性的互补性”这样一个冗长的短语。然后，当我思考“衰老”现象以及如何防止衰老时，我扪心自问：你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下一个强烈互补的方向了吗？

维迎描写的企业家，当他们不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时，根据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经典著作，他们就不是“企业家”。我读维迎这本书的时候，有不少疑问，例如此处的小小疑问，关于“企业家”这一观念，维迎固然有远比我丰富的“微观体验”，他讲述的故事的主角，许多都是他认识的企业家。不过，毕竟，在探讨“企业家”这一观念时，我和维迎都只能有“宏观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世界上的全体企业家。于是，维迎在讨论“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我的疑问：任何企业家都不可能永远在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典型地，企业家也要在家庭里扮演“父亲”角色，在家庭外扮演“朋友”角色，诸如此类。我读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得知，乔布斯，很可能如艾萨克森的分析，因早年被亲生父母弃养而有心理创伤，似乎不是一位好父亲。当然，就我所知，多数天才人物，与乔布斯相类，在人生各种社会场景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时都很难满足社会预期。维迎的概括，“企业家不是好员工”。乔布斯扮演的“朋友”角色，也多次被认为是失败的。维迎讲述的企业家故事，也许应大篇幅地补充讲述这些企业家在不从事企业家创新活动时的那些社会场景中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据我观察，企业家不再从事创新又不能找到与自己生命强烈互补的生活方向，就会衰老。我读维迎这本书的感受之一是，有些企业家之所以持续从事各种创新活动，也许是要防止衰老。或者，我换一个表达，更符合怀特海的哲学：这些企业家之所以长寿，因为他们有持续创新的冲动。

现在我可以略述我阅读维迎这本书各章时的重要性感受，以及在有争议时略述我自己的思路。维迎的“序言”和“引论”很精彩，堪称“炉火纯青”之作。我承认，阅读维迎的这本书，我频繁地产生想要发表不同见解的冲动。只因克制这种冲动，我这篇书评才可能以万字为限。

第一编“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这也是第1章的标题。维迎主要介绍迈克尔•博兰尼的“默会知识”学说（哈耶克是博兰尼的晚辈并深受博兰尼这一学说的影响），关于这一名称的翻译，我始终建议，应根据博兰尼在Personal Knowledge（译为“私人知识”比译为“个人知识”更传神）之前发表的一本小册子The Tacit Knowledge的标题，直译为“隐秘的知识”。说实话，“默会知识”这样的短语，足以引发遮蔽原意的误解。博兰尼还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两大类，其一，他称为“可交流的知识”（communicable knowledge），另一，他称为“不可交流的知识”（incomminicable knowledge）。在这一章里，维迎讨论企业家创新活动中“隐秘知识”发挥的关键作用。其实，以“日常创新”闻名于世，日本企业管理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轮岗制度”，有利于工程师和决策参与者们分享各部门积累的隐秘知识。

第2章是维迎长期研究企业家群体的主要结论：理解企业家精神的最好办法是说明“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他是想破除理性人经济模型对企业家决策的误解，从否定性视角说明企业家与常人的不同。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研究企业家精神，概述欧洲的企业家研究文献时，我总是列出企业家精神三要素：敬业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在香港研究了中国企业家之后，我增加了第四要素：“济世的精神”。现在根据维迎的论述，“企业家不是好员工”，或可修正我的概述：企业家的“敬业精神”表现为实现自己梦想时的“固执”，企业家的“合作精神”表现为实现自己梦想时的合作精神。我认为在这样修正了之后，我的概述至少适合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同时也可补充维迎这一章的结论。

在这一章里，维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当然成立。因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详细阐释过，“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能容纳“创新”、“利润”、“企业家”、“资本”以及任何“存量”，它只能提供关于“流量”的一般均衡分析。

凡是“模型”，都显得愚蠢。另一方面，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有合理性，而合理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祖师是马歇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圣经”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可是，与斯密的《原富》相类，马歇尔的著作也有许多谬误，其中最致命的是斯拉法1926年指出的“逻辑不自洽”。由此引发了“一般均衡分析”学派取代“局部均衡分析”学派的运动，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阿罗-德布鲁”模型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并且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前者（在美国又称“咸水学派”）对后者（在美国又称“淡水学派”）的全面胜利。维迎批评的“外部性”只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里的悖论，在咸水学派的想象中，“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那些基本假设已将“外部性”排除在外。维迎批评的“信息不对称性”，在咸水学派的想象中，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主流经济分析工具的“博弈论”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尚待融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一个负面成果是斯蒂格利茨的“次优定理”，即当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设不完全成立时，改用另一组基本假设很可能偏离帕累托效率更远。斯蒂格利茨2001年的诺贝尔演说，宣称“信息经济学”范式取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我认为，他的这篇演说其实是“行为经济学”的宣言，而行为经济学目前仍处于“支离感”强烈的演化阶段，远不能取代主流经济学（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维迎曾这样定义“主流”，他说，主流就是让多数人有饭吃。这一定义十分精彩，令我印象深刻。维迎那时也是主流经济学家，想必也同意我的观察，多数人是在主流经济学里“混饭”吃。数学不思，可是多数捧着“阿罗-德布鲁”模型混饭吃的经济学家要靠模型才可“思考”，也难怪不甘平庸的维迎要反叛出主流阵营。

第3章“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第4章“对企业家的偏见”，维迎的叙述十分流畅，与我的阅读与见解也基本一致。我希望补充或争辩的是，维迎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有不少人，甚至大多数人，基于嫉妒心理而对发家致富的企业家群体充满反感。但就我的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相当多的人进入知识各领域，是因为感受到与自己的生命有强烈互补性。恰如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否认“利润”是他生命的强烈互补，许多从事科研的人并不认为发家致富与自己的生命有强烈互补性。

在市场里生活，我常借用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的名言：市场将每一个人的价值拉低到同一平面之内来衡量。关于用货币来衡量每一个人的价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有类似的描述，根据他的描述：货币原本是通向对岸的桥，但人们却在桥上止步不前。我在20世纪深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影响，于是，我在几十年前就成为一个努力走出“货币”平面的人。

王焱在20世纪与我讨论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时指出，在市场社会里，由于市场是主流，因此，为保持社会的健康，承担批判主流功能的边缘人，就集中在大学里。可见，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群体的批评不是“偏见”一词能够涵盖的，而是，或更多是，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神召”就是对主流社会保持永恒的批判姿态。

最后，我引用王国维1917年《殷周制度论》的论断：“天下之利莫大于定，害莫大于争。”我认为这是王国维对中国两千多年“宗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概括，或可解释“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困境。这也涉及维迎这本书第四编的主题——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

第二编“市场理论中的企业家”，这是我关注的核心。第5章“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维迎列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八个悖论”。我同意，而且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些悖论是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不能解决的。以往也有几位理论经济学家，试图改造“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例如，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介绍的那位阿根廷传奇女性齐齐尔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在获得数学博士之后，她转而师从德布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期间，她研究了资源禀赋结构内生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国际贸易问题。她在京都气候峰会期间首次建议“碳排放市场交易”的方案。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都是“存量”，故而不能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齐齐尔尼斯基的代数拓扑方法，似乎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次，维迎指出，“市场失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列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三类情形——“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并论证这些情形都是不能成立的。维迎的论证，都可成立。我认为，这一章是这本书的理论核心。因此，我提醒维迎，也提醒读者，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公认的老师奈特，于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授课讲义的开篇就提醒学生们：完全的自由市场将使自由消失到零点（这一论断也见于奈特1947年的文选Freedom and Reform，Liberty Press的版本第265页）。奈特这一论断的理由是：垄断将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终，财富的集聚过程将使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完全消失。斯蒂格勒在1985年纪念奈特百年诞辰的文章里竭力反驳老师的这一论断，然后，他说，奈特不顾学生们的多次反驳，坚持自己的这一论断。

我认为，奈特之所以不顾斯蒂格勒提出的压倒性的统计事实而仍要坚持自己的论断，是基于他在美国社会的微观体验，他关于垄断导致自由消失的宏观想象，似乎也不依赖于他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我之所以认同奈特的这一论断，也是基于我在中国社会的微观体验。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市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市场体验，我称之为“微观体验”。在微观体验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宏观想象”。这样的宏观想象，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敏感依赖于每一个人如何在想象中“集结”全体社会成员的微观体验。我甚至认为，“如何集结”，才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严格地说，我与任何学者讨论任何观念时，都在心里试着想象对方是怎样将自己的微观体验注入于这一观念并且怎样集结全体参与讨论的人的微观体验为某一宏观想象的。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对话的逻各斯”。对话必须借助“语言”，而语言首先是一连串“观念”。对话的每一参与者，如果已经熟悉这些观念，必是以往将自己的微观体验之流注入于这些观念才使自己熟悉这些观念的。但对话之可能性，敏感依赖于对话参与者如何建构参与对话的这些观念的“宏观想象”。香港人常说“鸡同鸭讲”，或者《旧约》所述巴别塔的故事，都是因观念的宏观想象差异巨大而无法对话的意思。

也是基于我的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我认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存在的。我对任何公共政策的评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首先是权衡“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孰轻孰重，当然不能遵循幼稚的主流经济学思路。我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其实就是我基于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的判断力的运用。

我写了不少文章阐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关于判断力的注释（参阅李秋零的中译本，“导论：论一般而言的先验判断力”）。在那里，康德指出，判断力不是在学校里能够学习的，判断力只能通过实践来学习。法官、医生、政治家，哪怕将全部相关知识倒背如流，如果缺乏判断力，也不能成为好的法官、医生、政治家。康德描述的判断力的这一特征，恰好符合荣格在心理机能四分类当中描述的“感受型”人格的特征。在我的“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语境之内，我可以接着达马西奥2018年著作的思路继续说：有机体的“判断力”，在每一特定环境中，基于它对环境的整体感受。我的理解是，当决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所谓“决策”其实是判断力的运用，你必须整体感受它，你无法理性地分析它。

维迎描述的企业家判断力，也符合康德描述的判断力，并且更接近荣格描述的“感受型”心理机能。事实上，我观察的天才人物，或维迎描写的企业家，常常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似乎在于“感受”而不是“思考”，用我常引述的一位优秀的美国企业家的自我描述，“you have to smell it”（你必须嗅它），他认为只能这样描述企业家判断力。“嗅它”，另一个表达是“gut feeling”（骨子里的感觉）。

第6章“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让我首次得知维迎2008年以来从芝加哥学派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心路历程。我抄录维迎概括的奥派经济学基本假设，因为他的概括是我见到的最简明概括。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范式，市场的有效性只依赖于如下假设：（1）人不仅是自利的，也是无知的；（2）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并且只有个体有能力做决策；（3）个人平等的权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竞争是自由的。

第7章“什么是好的市场理论？”，介绍奥地利学派的“市场之为过程”的学说。第8章“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维迎批评主流经济学关于反垄断法的理论。不过，这是我的提醒，任何法律制度都是敏感依赖于特定社会的，反垄断法的本土社会敏感性远超任何经济学原理。维迎列举的案例，有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但是，这些案例仍不足以支持这一章的标题。因为，每一个人，在某些时空点，或多或少都有企业家精神，故而仅仅根据“企业家精神是最好的反垄断法”这一原则，我们很难判断何人在何时何地有企业家精神从而不适用“反垄断法”。

也是在这一章，维迎提出了他的“权利主义”。可是，与“市场”观念类似，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只能有关于“权利”的微观体验，以及，我们可以有关于“权利”的宏观想象。我认为，维迎需要澄清他自己的以及多数中国人的宏观想象的“权利”之间可能有的重要差异。例如，根据马克思的微观体验和宏观想象：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并且，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第三编“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第9章讨论增长理论，以及创新与套利，核心是批评凯恩斯主义和索罗的外生技术进步模型，他提供了自己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图示。我很喜欢，并且在我自己的课程里介绍了维迎这一模型的图示。第10章“创新的不确定性”综述了这本书中的几乎全部创新案例，并提供了相关著作关于颠覆性创新与改良性创新的不确定性图示。第11章“飞艇与飞机的对决”是十分精彩的故事。第12章“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涉及与林毅夫的争论。我认为维迎的思路更正确，我知道日韩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但我很难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故而我同情地理解李斯特的“德国历史学派”思路及其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深远影响（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

第四编“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生态”：第13章是企业家资源配置理论，前半部分讨论企业家能力的配置原理，后半部分讨论寻租活动与企业家活动的演化均衡分析，两部分都很精彩。但是那条曲线——企业家规模与企业家的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与哈佛大学都市经济学家 Edward Glaeser 的结论不一致，后者根据诸如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数据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企业家集聚度越高，企业家的预期回报率也越高。当然，维迎也承认他这条曲线的尾部其实只有很微小的下降。第14章很好，公司治理应围绕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也许与前面诸章内容重复颇多。而且，协调出资人的利益诉求与企业家诉求，需要探讨的是何种制度足以取代通行的董事会制度。第15章，法律应当保护“权利”而不是保护“利益”，这一原则的适用性，很可疑。第16章，国与国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可以彻底毁灭企业家的事业，只是举例说明而未提供理论依据。

我觉着写了如此冗长的评论之后，仍未能展开我自己的思路，故而也许并未阐明我的思路与维迎思路的互补性。尤其关于维迎这本书的第四编，我的思路或可概述为下列两大问题：（1）一方面，维迎“宏观想象”中的企业家精神需要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2）另一方面，根据数千年来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传记资料，当代中国社会能够产生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样的？

维迎返回他参与创建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与我和几位老教授有更多机会密切交往。通过这些私人交往，我意识到，维迎始终带着黄土高原的气息，难怪我多年来喜欢引用他的许多幽默表达，这次也不例外。“将军赶路，不追小兔。”（维迎写的“序言”）多么生动的譬喻呀！先秦时期，冯友兰称之为“子学时代”（他认为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以函谷关为界，直到汉代仍流传着这样的本土经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陕西榆林，维迎的老家，经典的关西，出将，维迎在经济学领域里能征善战，如他所言，建构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序言 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本文原载于财新网）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汪丁丁教授于1990年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兼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最近十年的研究及授课领域：行为经济学（仿真、脑科学、社会网络）、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哲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思想史（经济学方法与思想史方法之间的冲突与互补关系）；跨学科课程研究与教学方法、脑科学与儿童早期教育、网络空间经济学（与互联网实验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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