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一个经济学家的“皈依”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观书评 Author 文钊、宋馥李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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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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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其实当时在80年代初——甚至到今天,企业家问题都不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主流经济学里面其实是没有企业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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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在用“企业家”这个词,但是没有理解企业家,没有理解真正的企业家含义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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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体制就是让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诱惑到政府去分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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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理解企业家的决策,好比一个法官理解我这个观点,读了我的书,他再面临商业纠纷案例的时候,可能理解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新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张维迎有这样一段讲述。2008年7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张维迎应邀参加并提交了论文,题目是《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是论文的评论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
张维迎写道:“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Q
张老师好,谢谢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想从您的学术生涯开始问起,您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比较早关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当时来讲,经济学主流的研究方向其实不是这块儿,甚至这个领域不仅说有点偏门,有时候还会有些敏感。为什么您会关注到这样一个话题?
张维迎:其实当时在80年代初——甚至到今天,企业家问题都不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主流经济学里面其实是没有企业家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流经济学很多的假设排除掉了企业家。举个例子,经济学家问你说,地上有20美元钞票,你是弯下腰把它捡起来,还是不理它?标准的经济学答案是什么?不理它。为什么呢?这20美元肯定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早被人捡走了。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均衡”,经济学家总是假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而真实世界是什么?这20美元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有人能看出来,有人看不出来。能看得出这20美元是真是假的人——就是比较准确识别的人,就是企业家。所以我现在要说,我们整个经济学界和主流经济学最为遗憾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企业家。回到80年代,企业家的概念在中国当时来讲是个贬义词,不是个褒义词。当时我有一篇文章是《北京日报》邀请我写的,时间是1984年五六月份,原文的题目是《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个题目不是特别好,拖了很久发不了。说有两个词主编不同意,一个是“企业家”,另一个是“冒险精神”,建议不用企业家用“实业家”,不用冒险精神用“探险精神”。那你就可以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某种意义上企业家是个负面的词。最后我坚持不变,报纸上发出来改了一个保留了一个,标题变成《探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我讲这个真实的故事,你就能看出,当时企业家和冒险精神确实是贬义词。其实我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改变了这个观念,使得企业家在中国由贬义词逐渐变成一个褒义词。你问我为什么会关注它,其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当时,我间接地知道熊彼特的一些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在想,我们传统的社会崇拜的是什么人?大将军!比如很多人崇拜拿破仑、至今还有很多人崇拜他。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英雄?我在看的过程中、思考的过程中就感觉到,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英雄就是将军的话,市场经济的英雄就应该是企业家。所以我就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始改变人们的观念,后来我和盛斌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就是说,你要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要理解市场经济,你就要理解企业家。我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一直过来,应该说当时这种观念还是引起很大轰动。我有一篇谈企业家和观念变革的文章,在当时少有的周刊——《瞭望》周刊连载了五期。最早文章是发在《读书》杂志上。可以说企业家是我一直研究的主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在这本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里面谈到,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我谈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所有的传统文化——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鄙视企业家,企业家在好多文化里是不受尊重的,包括在《圣经》里面,包括我们的儒家文化里面。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第二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在主流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第三就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现在来说,(计划经济)就是它否定企业家精神,它把决策变成计划机关的集中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些经济的基本问题由一个权威机关决策,而不是一个分散地由企业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的决策。这三个问题使得我们认识企业家、理解企业家,就变成了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尽管经济学号称是研究市场理论,但其实我们很多经济学家是不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脑子里没有企业家。Q
虽然您从80年代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您在这本书里写,您到50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学术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您用了一个词叫“恍然大悟”,不知道当时对您来讲是很震撼还是很惊喜?
回头来看,因为我们受到的是传统的经济学的训练,我们始终想在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框架当中解释企业家。后来我“恍然大悟”什么呢?其实我们不能从那个标准去解释它,我们用标准的经济学是理解不了企业家的。
所以后来我就说,我是讲过这样的话——我研究企业家30多年将近40年,但是只有最近几年我才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是从反面讲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针对标准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我认为,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我们好多人老想说科学决策是最高的决策,什么东西都要遵循科学决策。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为什么我们要迷信科学决策?就是我们的理论使我们觉得任何东西只有科学的决策才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即使是企业家也要花钱雇一些人,如咨询公司,给他的决策披上科学的外衣。本来是直观的判断,但是他要找一些人证明这是有道理的,否则的话他觉得就没法让别人信服,别人说你怎么拍脑袋?
科学决策是什么?科学决策有数据,结论是唯一的,正确答案是唯一的,就像我们考试一样是有标准答案的。企业家决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认可的事情就不是企业家做的事情,不是企业家决策。只有少数人认为是对的,大部分人认为是错的,这才叫企业家决策,甚至可能1000个人里面999个认为是错的,只有一个人认为是对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企业家。
我书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我们要区分开企业家决策和管理决策是不一样的。经济学、管理学讨论的都是管理决策,企业里95%以上的决策都是管理决策,只有不到5%的决策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决策很关键,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企业该做什么,这是企业家决策。数量很少,但是重要性很大。
我在书里讲,如果你误解了这一点,把企业家决策当作管理决策的话,你最后是要失败的。包括当时的英特尔老总,就把企业家决策当成一个管理决策来对待,找了一帮营销队伍、技术队伍和财务人员组成了好几十人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后来根据他们做的研究报告决策,结果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也认识到,说直觉告诉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听了他们的报告,我否定了自己的直感。这是事后说的话。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对市场和对经济决策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在书中的第二章集中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是问题的核心,就是跟传统对比,它不是科学决策,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标准的决策都是给定约束条件求解,经济学用数学的方式就可以处理,这些东西都可以被计算机、人工智能替代,企业家决策不是这样的。企业家决策是计算机、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不是给定约束,而是改变约束,哪些能改变,哪些不能改变,需要企业家自己判断。
正因为如此,企业家就变成了“成王败寇”,成功了就说他伟大,失败了就说他是骗子。在别人觉得八字没一撇的时候你就信誓旦旦,那你不是骗子是什么?中国有句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一般人来说,米是条件,没有米我怎么做饭?但是对企业家来讲,如果我认为有人要吃饭,卖饭能赚钱,我还没有米,那就去找米;找不到现成的米,就让人种稻子;如果找不到农民种稻子,我就找炼钢工人,说服他们改行种稻子——企业家们就是会这样想。但是有一些条件是他们实现不了的,最终失败了,大家就会认为他是骗子。
另外再讲一点,过去我们理解企业家说他们就是为了赚钱,但是仔细观察一下,也是长期困惑我自己的:这家伙赚那么多钱了,几辈子花不完了,还忙活什么?干吗不休息呢?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企业家都有超越金钱的目标,赚钱只是一个手段。或者证明自己伟大,证明自己了不起,自己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能够建立一个商业帝国。他赚再多的钱也停不下来,企业家一旦停下来就不是企业家了。而且还有企业家互不服气——就是争强好胜,你做了这个事我要做得比你更好。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自由和创造,他做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才感觉有价值,重复别人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才是企业家真正的创业、创新的动机,而不是说我赚多少钱。但是很切实的标准是,没有人买你的东西、你不能赚钱说明你不如人家。
从社会层面来讲,赚钱是约束企业家的手段,你拿了那么多社会资源,凭什么证明你给社会做了贡献?赚钱了说明做了贡献了。为啥呢?赚钱意味着你把成本都支付了,还有多余的,多余的是哪来的?是消费者给你的。消费者为什么给你?消费者也不傻,是因为他得到的比他付出的要大。他出了10块钱买了值12块钱的东西就高兴了,所以你才能赚钱。所以如果你不能服务消费者,就不能证明你用这个资源是正当的。所以说利润是社会约束企业家的一种工具、一种机制。你这么反过来一看啊,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了。
Q
你讲的所有这些,可以讲你走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反面。
张维迎:你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讲正确的说法就是,思维范式和原来不一样了。这就类似说,我们原来说地球是中心,后来哥白尼说太阳才是中心。这个世界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经济政策或者是其他的政策,包括媒体宣传的一些观点有问题呢?因为他没有理解企业家。Q
现在能不能说您的观点还是少数派?
张维迎:可以这么讲,是少数派,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进步都是从少数派开始的,每一种新的观点其实是从少数派开始的。企业家也是一样,我们说苹果、微软或者谷歌,现在了不得,一开始都是少数派。Q
您出去讲的话遇到最大的反对的声音是什么?
张维迎:跟企业家谈的话,我觉得认同度非常高,我还真没遇到企业家说我的这个认知是错的。很多企业家听我讲了以后说,这就是我们做的东西,但是我们总结不出来。企业家在实际上做,但是科学至上论使得企业家又有点自卑。既然科学决策才伟大,你这个不是科学决策怎么是对的呢?所以他会找很多人给他进行科学论证。但是我确实遇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听了我讲的东西以后很生气,他说你根本没有理解主流经济学——他会这样讲的。
我在书里有一篇文章,说我自己是怎么转变的。原来我们一直说主流经济学是最好的、最正确的理论,任何东西只要跟它不一样,我们就进行辩护。怎么辩护呢?就像我说的,一开始是地心说。地心说认为,所有的行星包括太阳都是围绕着地球转的,是一个方向转,但是观测又发现,好比说火星,有时候是顺时针转,有时候是逆时针转,你怎么解释?地心说是这样解释的:它是围绕地球转,但是本身有个轮,叫本轮,这个本轮围绕地球转,行星在这个轮上转,从地球的角度看,就是一会儿正一会儿反嘛。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如果太阳是中心的话,就不需要这个本轮了,仍然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地球也是行星之一,不同行星转得速度不同,有时候在你前面,有时候在你后面,这些问题就容易解释了。
所以说,我觉得经济学范式的转变非常难。如果经济学理论仅仅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游戏,那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很多政策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好比说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全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那问题就大了。我之所以这么坚持,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对现实的这些大的问题所做的反思,使我倒推回来去理解经济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经济理论说,按照预期利润最大化来做决策,外部性很强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去做,但是你看一下现实是那样吗?不是那样。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新技术在市场经济下根本不会出现的,因为新技术的外部性都很强,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新技术就不会出现。但是我们看从蒸汽机开始一直到现在,绝大部分新技术都是私人创造的。他们为什么做?按经济学的预期利润最大化解释不了,但是按我刚才讲的理论就好解释了。因为很多人做这个事,他就是想改变世界,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对社会有一百的价值,我拿到一就不愿意做,不是这样的。我拿到一,甚至拿到0.5都愿意做。社会得到的是一千一百。
按照经济学理论,很多私人不会做的事情,现实中的企业家都在做,说明我们经济学对企业家的目标理解错了,如果说得不敬一点儿,我们是“狗眼看人低”。包括很多公共产品,古希腊的大剧院,罗马的很多大剧院都是私人做的,英国的运河是私人修的,铁路是私人修的,现在私人提供很多的免费的公共产品。
我们经济学没法解释这些东西,那肯定有问题,对吧?所以我说我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我觉得主流经济学范式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对市场的理解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误导性的,它只解释了一部分微观的小的问题,没法解释大的问题。没法解释大的问题,就会导致一系列我认为错误的政策。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造力
Q
这几年大家都在讲企业家精神,不仅是社会上讲,还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文件。各方面都在讲,我有时候觉得大家讲的事也都不太一样。
我在书里讲了个很小的故事。女性用的胸罩是很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上世纪20年代纽约大街上的一个女裁缝创造的。这个裁缝一开始给妇女生产衣服,她希望女性穿上她的衣服要挺直一点,丰满一些,就会做一个胸垫,最后就发明了胸罩。她开始做胸罩是为了让人家在她那儿裁剪衣服,你在我这儿做衣服就送胸罩,后来发现大家都喜欢这个胸罩,她就不做衣服了只生产胸罩,胸罩这个产业就创造出来了。胸罩产业还有上游产业,还有营销系统。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现在每个新的产品和产业,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的话,我们老在告诉人家企业家你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经济学假定说这些产业已经存在——这些产业不存在。
回过来我们讲讲反垄断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垄断就是如果你定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你就给社会带来损失了。但是如果这个产品原来就不存在的话,你如何要让它出现?如果企业家预计产品是按照社会边际成本定价,因为研发成本很高,边际成本可能很低,尤其是软件,边际成本几乎是零,研发成本可能几个亿,那这些产品压根就不会存在。
但是经济学家假定这些产品已经存在,然后再确定什么样的价格对社会是最好的,他没考虑这种产品本来是不存在的,按照你这个理论,对社会最好价格的产品是没有的。如果说瓦特和博尔顿预期蒸汽机只能按边际成本定价,他们干吗制造蒸汽机?从这个意义来说,传统理论对我们误导有多深,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假定一切都是给定的——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然后企业决策,很多人理解的企业家是这个概念的企业家,不是我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Q
听起来,企业家生活在充满误解的世界里。
Q
这几年跟大数据有关的一个流传的说法,您在书中也有很详细的剖析,就是说大数据能够支持或者叫复活计划经济,您也讲了大数据计划经济论否定的是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大数据是根据过去来预测未来,它在某种管理当中,比如我刚才讲的95%的管理决策里面是有用的。你开一个餐馆,今天进多少肉和菜;周末多进点,平时少进点;晚上多进点,中午少进点。这是可以有数据的。但是开不开餐馆,在哪儿开这个餐馆,这是数据告诉不了你的,这就需要企业家精神。为什么说大数据不能告诉你呢?企业家面对的是未来的东西,不确定性意味着过去没有的事,你要靠想象力,靠你的主观判断。
Q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些观念或者是讨论,时不时地会出来,不光是学界的人会说。企业家本身是在市场里面的,但是他也会说。而且这个声音沉寂一阵后又会冒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简单地崇拜哈耶克所说的科学主义的话,我们就更容易走到这一步——既然任何东西变成数据可以计算的东西,自然会想到我现在不能计算是因为计算能力不够。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讨论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呢,40年代有计算机就可以搞计划经济了吧,这样行不行?不行。现在有大数据了,说数据那么多还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为什么呢?企业家面对的是未来。
我们不要假定这个世界面临的都是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假定这个世界都可以计算,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不能计算,这就是企业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就不需要企业家了。按我们经济学假定,什么都给定了——偏好给定,技术给定,资源给定,那不需要企业家了,就是计算。过去人计算,现在机器可以计算了——机器计算线性规划比人不知道快多少倍。人的计算能力非常有限,机器的计算能力很高,但是对不起,这不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Q
现在跟企业家精神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叫科学家精神,我们也在讲怎么样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突破所谓的技术短板,卡脖子的问题,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放在一块的时候,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维迎:如果更一般地解释企业家精神的话,它是一种创造力,是不循规蹈矩,要突破过去的框框,一个科学家要真正对科学做出贡献也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刚才讲的突破传统的精神,不害怕风险,敢冒风险。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对行业做出杰出贡献、开创贡献的人都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家。
我在《博弈与社会》那本书里谈到制度企业家,孔子这样的人就是制度企业家,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邓小平也是制度企业家,改变了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科学主要集中于解释未知世界,这个解释,不同的科学不一样,有一些简单的现象,有一些复杂的现象,好比天体是简单的现象,但是生物就相当复杂,我们人类就更复杂。
在企业家的创造中,很多依赖于科学家的知识,好比生物工程和原子弹就需要科学家的支持。企业家跟科学家不一样,企业家总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大众化的商品服务于大众。比如,原来有很多的好的想法,放在图书馆里,放在科学家的脑子里,普通人享受不了。企业家就是让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科学家或者其他技术专家、发明家创造的东西,享受它的价值。
Q
我们说到一些科技的短板,比如芯片这种事情,就觉得应该是科学家干的事情,企业家起什么作用?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生命科学的很多东西是从理论慢慢应用到产业,这个链条变得越来越短了,科学家在创造性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我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是没有企业家,科学家的很多发现只是一种理论。
还有一些东西是从理论到技术到应用,是一种飞跃,不是你有一个模型,在实验室做出来就可以生产了。合成氨是德国化学家哈伯在实验室做的,变成大规模生产靠的是另外一个公司工程师,用大型的设备来生产,不是同比例放大就可以,弄不好就可能爆炸——我也不懂这个技术。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从技术发明到商业化是很大的挑战,没有企业家这些是做不出来的。这些需要大量的投资。最关键的是,如果投资可计算,知道什么是对的,那就好办了,问题是哪一个方向是不清楚的,企业家的特点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去试,有一些人成功了,有一些人就失败了。
企业家不是冒险家、但可能是“骗子”
Q
我们在跟同事讨论的时候,大家对企业家还是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社会上讲企业家,听起来好像是胆子大,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企业家等同于冒险家吗?
Q
但实际上呢?
再回过头来说,假如一个人做企业时认为他有10%的成功概率,他会做吗?大概不会的,他一定是信心满满,认为百分之八九十可以成功——实际上最后的统计不是那样的——这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类都按事后统计的概率做决策,那什么事都不敢干了。但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比常人更有信心,可能艺高人胆大有这个能力,有时候也会犯错误。你看不到的他看到了,你认为风险很大他认为风险很小——事实上风险确实不小。你跟企业家交流,很多人会说早知道这么难当初就不会干了,企业家往往一开始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把问题复杂化,什么都不敢干。正因为简单化,一上了这个道路就不能往回走了,刚才讲企业家有争强好胜的特点,别人说你是草包你就输了,越到难的地方就越要坚持下去。就这么一批人,就这么一种人,很多人类新的东西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
Q
但是看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年轻人的选择就是去考公务员、去国企,如果觉得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去民营企业或者创业,创业并产生企业家是顺周期的事情吗?
我也不能指责个人的选择。如果宏观上看,一个人可以做企业家,也可以去政府当官员,这个选择是综合的考虑,包括身份地位,好比做什么受人尊重。这和观念有关了。如果企业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那么愿意做企业家的人就多,如果不受尊重,愿意做企业家的就少。还有各种限制也阻碍人们做企业,计划经济下就没有企业家。为啥呢?没有任何条件和资源允许你做企业。
目前这个情况,我就有些担忧。企业家出自普通人,如果有太多的人追求安稳、去政府工作的话,未来的企业家的资源我觉得可能会浪费。原来有一些人在政府,结果做企业家赚到了财富。如果现在倒过来的话可能是一个损失,这个损失不光是因为周期等这些因素,因为周期本身和企业家的行为相关。熊彼特说,创新不是平稳的,创新有波动,就像生物进化论上有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样,创新突然有时井喷式地出现,好比说在19世纪最后30年,很多东西都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但是在周期低的时候,有时候迫使企业家创新,因为经济高峰的时候赚钱容易,如果靠过去的市场、过去的产品赚钱容易的话,不大可能创新,至少概率上讲创新的动力就小多了。
如果这个市场不好了,恰恰迫使企业家必须发现新的东西。经济低迷的时候恰恰是一种驱动器,压力出现了。我个人认为,目前大家的这些选择可能与周期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你要让大家做企业,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体制环境的预期。我觉的这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预期说未来做企业很不受尊重,未来做企业的权利很没有保证,成功失败不依赖自己的努力,甚至不依赖运气,而是依赖某一种政策调整的话,很多人就可能退回来了,就去政府,那不更好吗?
Q
您在书中讲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个年代的企业家。我们看到制度环境、约束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每个阶段都有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哪些东西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变的,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传承的?
到第二阶段,这个时候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大家对未来更乐观了,1992年之后大家更愿意下海了,所以陈东升说的“92派企业家”,也就是我说的第二代政府官员转变的企业家。
世纪之交那些“海归”,比如张朝阳、李彦宏为什么回来创业?就是对中国看好、对市场看好,而且又因为留学见过世面,受过很好的教育。过去十年间的“8090”是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做着新的产业,做的事情不一样。
应该这么讲,在某一个领域成功之后,企业家自己常常会固步自封。他们很难转变或者能够转变的人很少,所以一定有新一代人起来。
新的产业基本都是新企业家、年轻一代创造出来的,很难是老一代人创造出来的。但是我认为,本质上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安于现状,雄心勃勃,也敢冒险,就是这么一批人。留学生那么多,大部分人会去大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或者大学里找个工作,像张朝阳、李彦宏这些人就是另一类人。
Q
如果从企业家产生的概率来讲,不同的环境会是什么样的比例?您刚才讲企业家不只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想法。如果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教育也好,对您讲的利润之外的诉求往往是抑制的,是否客观上也会影响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做企业和去政府,对社会的后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好的体制是什么呢?就是让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诱惑到政府去分配财富。所以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
企业家创造财富,但不是守财奴
Q
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里,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Q
那会不会有点儿玄呢?
Q
最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应该是最早能够掌握财富的人,但是目标可能不仅仅是财富。对这个社会来讲,社会观念包括政策取向会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多一点,要去帮助那些落后的人,我们现在叫共同富裕,这群人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Q
现在更多地强调要做公益慈善,所谓的第三次分配。
我这里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美国,洛克菲洛和卡内基,这两个人前半生在做生意的时候,比赛谁赚钱多。他们一个做石油一个做钢铁,做的生意不同,但相互竞争。他是首富,我是第二我就不服气,我要超越他。到晚期了他们比赛谁捐款多,看你给这捐了,我就给那捐。卡内基回到英国苏格兰建图书馆,在美国建大学。洛克菲勒呢,你建大学我也建大学。但是卡内基死得早,洛克菲勒死得晚一点儿,所以洛克菲勒捐得比卡内基多。另外捐钱本身不是简单的慈善,比尔·盖茨说花钱比赚钱还难,要花这几百亿美元,他要花得有用,如果乱花钱,对社会的贡献是负的,可能养懒汉。看起来你的心很善,但是你其实干的事对社会没有意义,甚至是负面的。
Q
这个领域其实也是需要企业家精神的。
某种意义来说,企业家做的就是给人获得有尊严生活的机会。因为什么有尊严?我在你这儿打工,我赚的钱我是理直气壮靠我自己赚的。
Q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说的是“996”。
Q
现在大家好像不太接受这个道理。
张维迎:这就是我们社会为什么需要交流,为什么需要理论。有的时候凭直观的话,我们得到的观念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出版这本书重要,我相信人类总体来说还是要讲道理。
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想着过轻松的生活,尤其面临着国际竞争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们看看从英国开始,德国、美国、日本,每一个国家一代一代企业家都是很艰难地熬出来的。中国也一样,中国还没到好到安图享受的阶段,如果大家都享受,这个国家就衰落下去了。
Q
德鲁克有一本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就企业家精神而言,你们谈的内容是一个维度么?
举个例子,技术上的不确定。两百多年前铁是稀缺的,中国讲砸锅卖铁,啥意思?铁太宝贵了,只有到最后不得已才去出售的东西。后来发明了新的炼铁技术,铁大量增加了,不能都是造锅碗瓢盆,不能都是造农具,需要创新,发现新的市场。有个企业家就提出来用铁造船,所有人都说他疯了,给他起个外号叫他“铁疯子”。这个企业家叫约翰·威尔金森。你把铁扔在水里就会沉下去,不会漂起来。所以造船只能用木头不能用铁。那时候的科学知识就是这样的。
但是约翰·威尔金森这个人就不信邪,他就真的用铁造了一艘船,后来才有铁甲舰,有金属的钢的船和后来的合成材料。最初这个东西有企业家想到了,别人认为他是疯子,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几乎每一种重大的创新都曾被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样一群人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不是简单的成功,最后消费者要接受,要经过多少次的改造。有一些企业不是失败在没有发明专利,而是没法商业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很好地理解。
德鲁克不一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脑子里面临的挑战是几方面的:普通人的观念,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的置之不理,然后我面临着政策选择。所以我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针对的人群要比他的宽得多。德鲁克的书对做企业的人有启发,我的书是从根子上重新理解企业家,从宏观层面看看我们的体制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甚至文化环境。我延续了我1984年文章的思考。到现在,尽管大家口头上说企业家重要,但是要落实到真正的实处那还是不一定的。
比如我刚才说的成王败寇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企业家的决策,好比一个法官理解我这个观点,读了我的书,他再面临商业纠纷案例的时候,可能理解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很不理解,就认为这个人是个骗子,其实事后看是骗子的在事前是充满信心的,他不是想当骗子,他自己想把事情做成,而且自己就是那么相信的。骗子是我事先就知道我在骗你。
Q
有的时候很难分清楚。
大量的例子都是这样的。普通人认为这是胡闹,但是有知识的人证明说这是多么了不起。我在农村的时候看到,那时候搞的一些东西农民认为是胡闹,但是受过教育的干部成天跟人家做思想工作说“这对着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理论思维的影响,没有文化的还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文化的人突破了传统观念,但是他接受这种理论了,可能又把他束缚在另外一种局限性的思维里。就像我刚才反复提到的,你完全接受了经济学主流的观点,接受了科学决策最伟大的观点,你就会觉得,哦,计算机速度这么快,大数据这么多,未来的资源配置就不需要搞市场了,用一个计划就可以了。
人在某一方面很聪明,但是在另一方面有可能就很愚蠢。不管企业家还是其他人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科学成就,但是他有愚蠢的一面。他对经济体制的看法就是愚蠢的。他说按需要生产比按利润生产好,市场经济是按利润生产,计划经济是按需求生产,所以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那就是很愚蠢的。按谁的需求,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需求?他没有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哈耶克就比他聪明多了。所以我说,你不要迷信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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