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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帆：我与何炼成教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珠江帆影A Author 李江帆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惊悉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2022年6月18日仙逝，不胜悲痛。谨以此文追忆何老师对我的第三产业研究的支持、教诲和扶掖，寄托我的哀思，深深缅怀敬爱的何老师。
一
武汉巧遇
我认识何老师，可追溯到1981年10月。那时何老师53岁，是西北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我是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三年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30岁，正在写关于服务消费品和第三产业方面的毕业论文，遇到难题要请教他。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上流行着贬斥教师、知识分子以至服务人员的论调，动辄指责他们“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但“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这观点虽然荒唐，但很有市场，我觉得难以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驳倒它。因为按我国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只有工农业才创造劳动产品和价值的理论，确实只能推导出教师、知识分子以至所有“非物质生产劳动者”都是靠“物质生产部门”施舍或馈赠的产品养活的。这给我留下深深的困惑：教师到底有没有向社会提供产品？如果有，那该称什么? 1979年我开始了沐浴着思想解放春风的研究生学习。我在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时，看到马克思两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观点：其一，运输业的公式是
我研读资本论的笔记（1980）
传统政治经济学将产品局限于物品范围，否认“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生产产品，是“养活论”得以成立的理论渊源。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了：要正确认识教师、知识分子以至“非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性质和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关键问题是必须突破传统产品观，把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也纳入产品范围。
长期的冥思苦想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升华。1981年5月，我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论文“略论服务消费品”，在我国经济学术界首次提出并论述了“服务消费品”范畴（指教师、医生、科技人员、服务人员等提供的无形消费品），并提出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大学肖灼基老师主编的《经济学文摘》马上摘录。1981年8月，在导师黄家驹老师的提议下，我选定“论服务消费品”为题写硕士学位论文。9月4日，我写出研究大纲，计划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和始点为蓝本，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问题，丰富、补充《资本论》体系。这一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七年后完成《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1981年下半年，北京学术界掀起批评第三产业的浪潮，而我却为撰写第三产业硕士论文北上访学，和梁秩森同学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 出发前我查阅了全国研究生招生简章导师名单，特别注意对我观点持同意、反对和中立态度的导师，知西北大学何炼成老师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导师，资本论研究专家，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深入研究，在60年代初就发表过生产劳动的学术论文，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他持生产劳动中派观点，认为凡是满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劳动，即使是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可以列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我观点很接近。虽然我们天南海北，素不相识，我很想有机会拜访他，听取他的意见，就把已发表的“略论服务消费品”论文、毕业论文研究设想和访问计划寄给他。 学校研究生科批的访学经费很少(只有250元），行程远（10124公里），访问点很多，我们采取车船票买最低等次（广州-北京火车硬座票价33.50元，重庆-武汉五等仓船票价24.80元，武汉-南京五等仓船票价6.00元）、在北京、武汉、上海、厦门住宿投靠同学等措施等节省开支，访问多个城市尽量买通票以节省路费，也是重要一招。 返程原计划从北京取道西安去重庆，到武汉、上海、厦门，经汕头回广州。后知宝成线因塌方短期难以修复，在北京不能买通票经西安去重庆，只好走北京-襄樊-重庆-武汉的线路。没想到，到武汉大学时，何老师恰好应邀回母校参加研究生答辩。我喜出望外。去不成西安，反倒在武汉遇到何老师，似乎冥冥中老天自有有安排。我还记得10月27日在武大招待所第一次见到何老师的情景，保留至今的访学笔记有详细记录。 初次见面，我觉得何老师很和善，语气温和，没有一点架子。他肯定了我的研究，指出：选题是比较好的。过去忽视动态的使用价值，生产就谈物质生产，研究不够。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交换问题，1斤米=2小时劳务，理论上可以说是抽象劳动相等。从产品与劳务的等一性说明价值相等，有点新。价值要“魂要附体”，游魂较难解释。有人反驳，价值是社会关系，不一定要“体”。
访问何练成老师记录（1981.10.27武汉大学招待所）
作为“中派”代表人物，何老师的意见，与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如他不承认第三产业创造价值，我则认为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劳动用于交换，就形成价值），但使我有机会在汲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此后在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向何老师请教。
在我通过研究生毕业论文几十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在一次调档时看到了保留在华南师大档案馆的何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学术评语复印件。 他指出：“李江帆同志的《论服务消费品》毕业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他曾与我多次联系，我是积极赞成他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次看了他的定稿，认为写得相当成功，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 主要特点和优点是：选题很好，基本观点正确，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具有新意，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笔流畅，能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主要弱点是：对服务消费品的价值的论证欠充分，应考虑不同观点的同志的意见。二
列席代表
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个寒假（1983年），我回家乡台山过春节，在温泉的路上偶遇华南师范大学黄标熊教授。黄老师也是台山人，台山一中的校友。但他在外工作多年，不习惯讲家乡话，平时我们在学校谈学术问题都是打“官腔”讲普通话或广州话的。这次他回家乡过年与我不期而遇，显得很高兴，两人不由得扯了几句台山话。那年，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准备在厦门大学举办一个规模空前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因此会议名额控制得很严，除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理事（如黄老师）外，其他会议代表要根据论文质量经严格筛选才确定。当时我属于“小字辈”，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赴会。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会议名额这么紧张，很想争取机会参加这个盛大的研讨会，便从硕士论文中抽出第一章打印为会议论文。但我不清楚论文应寄往哪里。经咨询黄老师，我在春节前把约100份论文寄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可是后来我一直没有收到会议通知。 在台山见到黄老师时，他告诉我，他已收到开会通知，会议将在春节后举行。他听我说没收到通知，对我说：“据说华南师大有两个会议代表名额，而全校只有我们两人提交了论文，那个名额估计是你的。会议通知很可能因为寒假邮路堵塞才没有到你手里。”这使我喜出望外，便决定与他一起赴会。因乘飞机去太贵，而广州至厦门的火车隔天才有一班，于是我们商定在春节后一起坐长途汽车途经汕头过夜后再去厦门。 我在大年初四即坐船赶回广州。好不容易排长队买了车票。谁知，我与黄标熊老师和梁秩森同学经两天奔波赶到厦门大学后，才知道大会没收到我早就寄出的论文（应寄往厦门大学会务组），并没有邀请我赴会。我证实，华南师大确有两个指标，不过另一个指标是给李华杰老师而不是给我的，而他因故不能赴会，已派梁秩森同学赴会。 事到如今，我只好将错就错，请求当“列席代表”（大会专门设了“列席代表”证）。看来，即使我人到了厦大，也无法“转正”。这样，黄老师作为正式代表被分到商品经济理论小组。我“榜上无名”没有指定分组，自由参加讨论，就到了我感兴趣的生产劳动小组。 何炼成老师是研究生产劳动的专家，也来到生产劳动组参加讨论。他是与会代表中唯一知我硕士论文写“服务消费品”并写过学术评语的专家，知我熟悉生产劳动问题，就向组长卫兴华老师推荐我当小组记录员。我自然乐意承担。 于是就有了我与宋涛、卫兴华、刘诗白等一批老专家同组讨论的交往。老专家中，只有何老师持“中派”观点，宋、卫、刘老都持生产劳动“窄派”的观点，不赞成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我是第一次参加全国研讨会的年轻人，在会上只是介绍了我对马克思提出而未及论述的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研究，因没谈价值问题，也没有直接谈生产劳动，没有介入老专家的争论。我还记得何老师听完我的发言后的赞许目光。 不过，每天看着正式代表排队领取大会论文，而我因“列席”身份而两手空空，心里真不好受。《经济研究》编辑部杨长福先生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很同情，便从他领到的会议论文中抽取了几份他有兴趣的资本论创作史的论文后，其余的全送给了我。我至今想起此事心里还感到非常温暖。 回想起来，我列席这次会议收获是很大的： 一是首次参加了全国性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研讨会，在小组讨论中介绍了我关于服务消费品的研究观点，认识了一批全国著名经济学家。那次研讨会阵容相当强大，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到会（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是从研究资本论开始的），它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界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 我还加入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我早就知道，成为该会会员在当时代表很高的学术地位,全国很多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包括华南师院的一些专门研究资本论的副教授）申请参加都未能如愿。这次大会宣布，凡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可以加入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研究生刚毕业的我和梁秩森同学听后喜出望外，马上办了入会手续。 二是结识了一批中青年学者。那时还没有“中青年”概念，大家自定标准将41岁以下的称为“年轻同志”与宋涛、陶大庸、关梦觉、卫兴华、仇启华、萧灼基、马家驹、田光、李成勋等著名经济学家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并合影留念。 老专家饶有兴趣地问我们：为什么以41岁为“年轻同志”的界线？其实，组织会议时本拟以40岁为界，恰好有几个41岁的学者也很想参加座谈会，于是把年龄放宽到41岁。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大都成材了。其中我认识的不少人，如陈东琪、程恩富、常修泽、顾海良、金岩石、李新家、李明、林述舜、陆立军、巫继学、许兴亚、严正等（按字母排名），已成为经济学领域有影响的专家。我相信，合照者看到1983年这张“初出茅庐”的合照，回想起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一定会感慨万千的。
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年轻代表与老一辈合影（1983.3）
前排左起：编辑、肖灼基、马家驹、仇启华、宋涛、陶大镛 、卫兴华、田光、李成勋；
二排左起：严正、李江帆,右5:顾海良(后武汉大学校长),四排左7：程恩富（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右1:李新家(后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
三是我打电报请留家的何秀池同学找出我误寄到北京的大会论文《论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剩余本，马上去长途汽车站，现场托运到厦门（那时没快递，去车站现货托运最快），恰好在大会论文集评审会召开前数分钟送到陶大镛等评委手中，刚好够每个评委一份。该文得到专家好评，被选入论文集，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后因该文将被《中国社会科学》录用，我担心这算“重复投稿”，主动告知会议从论文集中撤下。据此我想，此前论文如不是误寄到北京而是寄到会务组，我应能通过“入场”筛选，那就会收到会议正式邀请函，不至于“沦为”列席代表的。
四是担任小组讨论记录员，得到不少锻炼。我每晚赶写生产劳动讨论简报到深夜两三点钟，再把文稿报给严正、苏蓉生编辑汇总。翌晨早餐时分，我的文稿经厦大印刷厂就变成了代表们手中的铅印会议简报。手稿变铅字对我来说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因那时未有计算机处理文字，字迹“变”得这么神速，仍显得很神秘和新鲜。厦大美丽的校园，云集的经济学家，高深的学问和严谨的学风, 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的是，数年后，我有机会重返厦大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不同的是，“笔”已换成了电脑，手稿也变成了“机稿”。 开会之余，我和梁秩森同学（他1981年和我在武汉大学一起访问过何老师）约何炼成、黄标熊老师一起游览了厦门万石山植物园，4人合照。这是我与何老师的第一张合照。何老师55岁，我32岁。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留影
（梁秩森、黄标熊、何炼成、李江帆，1983.3.3 厦门万石山植物园）
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不够半年，得益于何老师的推荐，有机会担任小组讨论会记录员，第一次与传说中大名如雷贯耳的全国重量级专家无距离接触，大开眼界；记录宽派（于光远为代表）、中派（何炼成为代表）和窄派（孙冶方为代表）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观点并汇总入大会简报中，锻炼了我，也为我以后完成第三产业的深入研究，不知不觉地铺垫了学术基础。
多年后，我以吴宣恭教授为师在厦门大学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卫兴华教授任答辩主席。我主持申报华南师大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得到宋涛、卫兴华、钱伯海教授的大力支持，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以16：1高票通过。也与这次盛会结缘相关。三
书评1+1
1984年4月，何老师出版了近40万字的《价值学说史》（主编何炼成、助编魏杰），他寄了书给我，希望我写书评。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一年多（1982年8月毕业），或许1979级硕士生运气好，碰上宽松政策，我毕业1年后在1983年秋就确定讲师职称。我虽然入行时间短，但自读研的1979年到定讲师的1983年，已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学术研究》《未来与发展》等报刊发表论文16篇（读研时发表的论文和硕士论文化整为零拆成的），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的两项论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获广东省1978～1982年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就科研成果来说，无愧于讲师职称，但毕竟我资历尚浅。 而何老师那时56岁，已是西北大学大名鼎鼎的教授，按常理说，我这个33岁的小字辈是没有资格给大牌教授写书评的。我理解，何老师邀请我写书评，体现了学术老前辈的宽广胸怀、唯才是举的胸襟、对年轻人学术上的无尽信任、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掖。如前所述，他从我做毕业论文研究起就关怀着我，从1981年毕业论文选题，1982年写毕业论文评语，到1983年厦门大学盛会推荐我任记录员，一直在热情扶掖我成长。 1984年我32岁还是讲师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发表的中英文“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就是何老师在学术评语中认为"写得相当成功",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的硕士论文的第一章，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摘录。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服务研究室主任白仲尧老师（时为助理研究员，后晋升为研究员、博导）也注意到了，把它辑入近年第三产业研究重要论文目录，财贸所邀请我参加全国首次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辽宁兴城1985），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我估计何老师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这篇论及服务消费品的文章。我想他是以非常欣喜的心情看到曾获得他高度评价的硕士论文以中英文方式问世的。 何老师的胸襟和信任增强了我这个后生小子对老前辈的研究成果“指点江山”的勇气。我在探讨第三产业经济时，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正想借写书评的机会，系统研究经济学说史上的价值学说，就欣然应承了写书评之事。 我把这当作一个重要学术任务来完成，花了很多时间来研读这本近40万字的巨著。我注意到，此书由何老师任主编，还有魏杰任“助编”，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职衔”。魏杰是何老师的77级本科生，后读了硕士博士成了经济学大伽，90年代和我有不少交往，但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也不知其职称，他届别比我低（73研），那时还未晋升讲师（书中未提职称，意味着尚无职称），于是在书评中称何老师为教授，称魏杰为“同志”。 我认真阅读《价值学术史》，为便于归纳，在书中重要观点、亮点处划了重点和评语，在疑似错漏处、待商榷点划了条条点点、记下批语，最后作归纳，写成一篇以推介和赞誉为主的书评。全文如下：
由西北大学经济系何炼成教授主编、魏杰同志助编的《价值学说史》一书，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附录共十八章，近四十万字。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外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专著，可供高等院校经济专业的师生作为学习经济学说史的参考教材，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及经济学爱好者了解和研究价值学说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评介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专著。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种经济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为了在新形势下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劳动价值学说向前推进，为了自觉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解和掌握价值学说史，对人们是不无裨益的。解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相继出版了不少经济学说史的通俗读物、教材和专著，虽然其中不乏论及价值学说史的佳作、篇章，但是，就总体而论，还没有一本专门系统地阐述价值学说史的专门著作。 本书作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资料收集工作，又经过近三、四年的努力，终于使《价值学说史》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一册书在手，就可以使读者对古今中外不同学派的价值理论及其发展史，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基本了解。 第二，该书基本线索清楚，理论观点简明扼要。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四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西欧从古代到现代的价值理论及其发展过程的系统、全面评介，包括西欧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家的价格观，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价值理论，古典学说正统派、反对派、折衷调和派、边际效用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价值理论。 其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重点介绍和分析，涉及马恩早期的价值思想、《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前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逐步形成、《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捍卫与发展等内容（李江帆注：这些正是我在硕士论文中钻研的问题，我联想起何老师为什么请我写书评，他作为研究价值学说史的专家，在评审我的硕士论文时看到并认可我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功底）。 其三是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介绍、分析和批判，包括瑞典学派、“创新主义”学派、垄断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及其反对者、人民资本主义学派及福利经济学派的价值理论。最后是在附录中对我国历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及其发展史的简介。 本书史料丰富，作者根据不同学派价值理论的特点，采取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与以论引史互相交替、评介合一等写法，使读者既了解了各学派的基本观点，又能运用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对其进行剖析。该书对各学派的基本观点还能加以浓缩提炼，并加设小结，使人一目了然。此外，对重点代表人物的履历、代表作还简要介绍，即使是没有系统学习过经济学说史的人，阅读起来也很容易了解。 第三，作者在不少论题上，勇于表述自己的见解。众所周知，经济学说史的一些学术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书作者能够客观地转述历史人物的原文，然后慎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并不是违反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的科学概括（第141页）。——对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劳动异化和外化的劳动，应既看到其正确方面，也要看到它的不成熟性（第143页）。 此外，作者对墨子关于轻重贵贱理论（商品价格理论）的解释和评价（第457页）,对何尚之“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轻”的涵义(第510页）,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学说史专著。价值学说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值理论。但是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本书作者认为，作为中国人来编写价值学说史，至少应对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价值理论有所介绍。因此本书在这个领域中作了首次探索，在附录中简要地评介了我国从先秦到明清的历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尽管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致使我国古代思想家缺乏价值概念，但从这本书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对价格问题的不少甚至是很精辟的论述。 例如先秦时期完全可以和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价格观相媲美的《墨经》《管子》中的轻重论（第473页）,北宋时王安石的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的配第提前六百年提出的财富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第547页）；沈括比西欧几乎早六百年提出的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数量的关系的论点——“钱利于流借”，“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第551页）。这些论述，使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今天仍能使人受到很大的启迪。 总的来说，何炼成同志主编的这本《价值学说史》，史料比较丰富，理论观点比较得当，体系结构比较严谨，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有些评价还值得商榷。例如，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本书着重从全局或总体上批判其庸俗的辩护的本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如何有选择地利用它在局部上或者某一具体分析上有用的成分，如对边际分析方法、需求与供给弹性理论等，分析尚嫌不足。我们相信，该书再版时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完善。李江帆讲师发表于《人文杂志》的书评（1985）
在写好准备用于发表的正式书评的同时，我另外写了一篇内部版书评，专讲缺点和不足，仅供何老师参考，不供发表，把建议修改时展开分析的具体问题，有待商榷的具体问题，原书分析不足需要加强分析的问题，以及全书笔误、错漏、病句，写了满满的三四页纸。
那时我还没有电脑（我是1993年才用电脑写作的），都是手写稿。我的印象是内部版书评字数比正式书评还要多，连同正式书评一起寄给何老师，并说明不同用途。 何老师收到书评1+1后，非常高兴。他很欣赏并认可我提出的不足和修改建议以及“内外有别”处理方式。 他感慨地对我说，《价值学说史》这本书，我送给很多朋友，看得最仔细、最认真、评价最中肯的就是你。你的书评写得很好，特别是对书的不足提出了细致具体的修改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把书评推荐给陕西《人文杂志》，在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写书评时，我虽然说相信该书再版时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对这种属“阳春白雪”、读者面比较窄的学术专著能不能再版，心里实在没底。我能够把对该书的赞誉传播给广大读者，把修改意见传到何老师手里，这就够了。 此后我不知《价值学说史》有没有再版。写此文时查网，看到西北大学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基金资助的何炼成教授所著的《价值学说史》修订版（2006年）赫然在目。比较我的书评与修订版的内容提要和篇章目录才发现，修订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原来何老师对我提出的赞扬和修改建议几乎“照单全收”： 1.我赞誉该书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值理论领域中作了“首次探索”，在附录中简要地评介了我国从先秦到明清的历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及其发展过程，高度评价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学说史专著”，修订版将有关内容扩大，篇幅由“附录”升级为“第一篇”，详细分述了中国古近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 2.我建议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在“着重从全局或总体上批判其庸俗的辩护的本质”的同时，“有选择地利用它在局部上或者某一具体分析上有用的成分”，修订版对“庸俗经济学”加引号处理，在介绍本书特色时指出：本书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进行了客观分析和评论，不是全盘否定。 3.修订版附录收入的“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第三产业的质与量分析”，表明何老师接受了第三产业划分和服务产品的新观点。 在追忆何老师时才发现，我的书评1+1对该书的赞誉、商榷意见和具体修改建议，为何老师再版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屈指一算，那年何老师已78岁了。我钦佩他笔耕不止的精神、谦虚好学和从善如流的学风，我为自己能为《价值学说史》的修改完善贡献过微薄力量感到开心。
四
华山之巅
1991年我40岁，去西安参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第6次年会暨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成立大会。何老师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当选为刚成立的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会长。这次会议是合办的，按惯例由当地即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研究会操办的，何老师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但他非常谦虚，从大会照片看，他把中心位置让给北京来的专家坐，自己坐在主席台右角。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和西北地区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主席台（1995.5.28西安西北饭店）
会议操办者何老师坐在主席台最右角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第6次年会暨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成立大会合照（1995.5.28西安西北饭店） 何炼成（前右3）李江帆（三排右4）
我难以忘记的是，就在这次研讨会期间，我接到从广州家里转来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领奖通知，直接从西安去北京领奖。
说到《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1990年，经“八年抗战”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责任编辑袁耀文同志对我说,听说暨大金建在我社出版的书申报孙冶方经济学奖，就问我：他的书都报奖了，你的《第三产业经济学》是否也报？ 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报奖不代表水平。孙冶方先生德高望重，学术界对他非常敬重。但他曾撰文激烈批判第三产业概念“不三不四、不伦不类”，认为是渗透着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我要拿孙冶方不赞成的第三产业概念为名的作品去报孙冶方奖？编辑说，孙冶方经济学奖是奖励优秀经济学研究成果，并没有要求作品观点与孙冶方一致呀。我这才决定报奖（孙冶方先生在我通过硕士论文次年1983年去世。1991年在广东省社科联召开祝贺我获奖的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孙冶方先生如果在世，他会根据时代的发展修正自己的观点，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的）。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曾牧野研究员热情地为我写了推荐书（到北京才知基金会规定，只有博导或单位才有资格写评奖推荐信）。但不知书应寄给谁？问曾院长。他说他也不清楚，说：你寄给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研究员吧，应该能收到。这时已临近1990年底申报孙冶方奖的截止期。如果寄平邮印刷品，到北京肯定会过期了。于是我去邮局花了8元钱寄了特快专递。 几个月后，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郭克莎（我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所副所长时，他在我所读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了同事，辅助我指导硕士生，89年考取博士生）来信透露，我的作品通过了初评，但终评结果未知。 我到西安开会后，家里打来电话告知，北京发来了获奖通知。获悉多年的第三产业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我很高兴，深深感谢第三产业研究中得到的亲人、师长、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此时此刻身在西安的我，更感激何炼成老师从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以来对我的关怀和扶掖。 6月2日，我和何老师有一张合照。从茶几下放有报纸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西北饭店而是在家里，宾馆的房间也没有这么宽敞。5月28日开始的研讨会到6月2日应该已经结束。所以我判断应该是我在会议结束后去西北大学拜访何老师时在客厅拍的。这是我第一次到何家去，两人的单独合影也是第一次。那年我40岁，何老师63岁。 不过我记不清此时我是否接到获奖通知，如果收到，那交谈肯定以孙冶方奖为话题，因何老师是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毫无疑问的是，交谈内容一定包括这些年来我从事第三产业研究的往事以及对何老师的感谢。无限风光在险峰：李江帆在华山之巅（1991.6.5）
五
加盟西北大学
1995年我44岁时，已任经济学教授4年，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9年，从1987年任副教授时起，任政治经济学专业下的第三产业经济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培养了7届（85/87/89/91/93/94/95级）第三产业经济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14人，亟需寻求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那时华南师范大学只有两个博士点，政治经济学学科虽是广东省高校重点学科，但2次申报经济学博士点未能成功。 远在西安的何老师知道了这一情况，同意我以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的身份，挂靠西北大学经管学院申报博士生导师，再以此为依托发展华南师范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点。 那时挂靠实力强的学校申报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是实力弱的高校发展相关专业的重要途径。如深圳大学在九十年代硕士点是空白，经济学科就挂靠时为广东省重点学科点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招硕士生，先两校联合招，几年后再独立申报经济学硕士点，独立招生。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在91年已是政治经济学博士点，是当时西北地区唯一的经济学博士点，由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西北王”的何炼成教授主持。90年代博士生导师地位非常高，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逐个审查批准（1997年下放到各省学位委员会审批）。我很感谢何老师的关怀和扶掖，乐意挂靠西北大学在何老师旗下申请博导，并开始做相关准备。 与此同时，华南师范大学从1994年10月起，重新组织队伍，准备第三次冲刺经济学博士点。1995年初获悉，申报政治经济学博士点的有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和华南师大，鉴于全国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已有19个，多数评委主张这次不要上政济博士点（连政治经济学出身的学科组长吴树青教授也持此看法）。4月获悉，拟增设的博士点控制在100个以内，全国不再评博导；预计当年经济学博士点不会超5个。后知，经济学博士点申报指南仅有7个专业，政治经济学被排除在指南外。形势非常严峻。 1995年6月，我到银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规律体系研讨会。随后去西安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商谈学术合作事，并讲学。经管学院领导班子知我有加盟西北大学的意向，非常重视，从院长、学院党委书记，到副院长、团委书记，几乎全部到场，在宾馆设宴欢迎我，并和我在老校区我住的宾馆前的水池和假山前合照留念。 合照时，何老师一如既往地谦让（如同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会议上主席台靠边坐一样），硬要我站在中间，我推辞不过，成了左是院长右是书记，还有副院长（包括未来的校长）簇拥的VIP。 如今过了几十年，再看这老照片的阵势，不禁对我居然站在C位、何老师站在一边拍照而脸红。知情人才知这是何老师要求的，我恭敬不如从命。工作是主角，合照是陪衬，这一细节说明何老师高风亮节，也体现了他对我的器重、支持和钟爱，还有对我加盟西大的殷切期望。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领导欢迎李江帆教授合照（西北大学1995.6.9）左起：李建鸣（管理系副主任）杨李（团委书记）刘秉杨（学院党委书记）李江帆 何炼成（院长）王忠民（副院长，后西北大学校长）丁文峰（副院长）
何老师那年67岁，精神矍铄，带了孙子来，乐呵呵地和我在假山前合照，多么祥和温馨！
何老师携孙与李江帆教授合照（西北大学1995.6.9）
何老师亲自填写并给我颁发了由他签章的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聘任我任兼职教授的聘任书（自1992年2月20日至97年2月20日，为期五年）。
何老师签章的西北大学经管学院聘任李江帆任兼职教授的聘任书
6月7日，我给经管学院师生们作了第三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规律的学术报告。那时授课没有多媒体投影，还是粉笔+黑板模式。此课我已经讲了多次，“实战操作”轻车熟路，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李江帆教授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作第三产业学术专题课（1995.6.7）
李江帆教授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作第三产业学术专题课（1995.6.7）
至今仍很难忘记何老师和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领导们的热情款待。王忠民副院长带队去游览道教圣地楼观台，丁文峰副院长陪我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旅游点、博物馆对我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我在一篇帖文开玩笑地说，从事第三产业研究，常常可以做到旅游与学术研究两不误，真可谓“公私融化论”。 那时博士生学科专业目录没有第三产业经济学的位置。我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是按照第三产业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横向发展的逻辑，在政治经济学专业下增加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的。 考虑到陕西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我考虑在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点面向陕西旅游服务增加第三产业经济研究方向。 与1982年全国报刊铺天盖地批第三产业不同，1985年中央已作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策，1992年我应国务院秘书长邀请，赴中南海商讨第三产业发展大计，研究成果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采用。第三产业成为各地大力发展的热门行业。正如中国财经报所说，中国需要第三产业经济学。六
相聚中南海
2002年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中南海召开小型专家座谈会，约请了全国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赴会，听取专家们对劳动价值理论各抒己见，自由发表意见。事因中共中央要研究有关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与价值创造问题及相关政策。中共中央理论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27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李铁映同志在中南海小型座谈会上（2002.1.10）
我和何老师都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此前在广州常从何老师的学生处听到何老师的消息，何老师出版了纪念相册也托人送给我。1995年在从化温泉参加过西北大学与广州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合办的在职研究生班答辩与何老师、王忠民有个合照。
我与何老师（中）和王忠民副院长（前右）在从化温泉合照(1995年冬）
2001年我调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较少参加全国政治经济学的研讨会，与何老师相见的机会不如90年代。大家久未见面，相聚于中南海，都很高兴。那年我51岁，何老师74岁，是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还很精神。
何老师长期研究生产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还著有专著《价值学说史》，对中外劳动价值论研究很有建树。谈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可谓如数家珍。他在会上作了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发言。会议开了一天，因与会者多，各人发言时间有限制，只能讲要点。 在何老师发言时，我拿起数码相机（那时手机相机还不普及），用长焦镜头抓拍了一张何老师发言照。因室内光线不够，但没有闪光灯，照片有些模糊。二十年过后，我才发现，尽管不太清晰，但这成了我给何老师拍的最后一张特写照片。何老师在中南海专家座谈会的发言照（2002.1.10）
我在中南海座谈会会场（背后是洪银兴教授2002.1.10）
我还给在会场认识的学者拍了会议照。至于我自己，只能请别人拿我的相机拍了一张我在现场的照片。
我发言的题目是：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服务价值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第三产业的崛起，劳动价值理论遇到了内部的新挑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我认为, 三大产业的所有劳动，无论是工农业劳动，还是服务劳动，只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不论是实物形式的还是非实物形式的），就创造价值。第三产业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论点可以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按照非实物劳动成果——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的线路来论证。否认第三产业劳动也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失误的关键是看不到非实物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的存在。 清晨开会前有一段空余时间，大家在已结冰的中南海湖滨聊天叙旧。我抓拍了几张照片。何老师在中南海（2002.1.10）
何老师（后右）、邹东涛（前左）在中南海（2002.1.10）
我与何老师和杨秋宝（何老师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在中南海湖滨拍了一张合照。没料到，这合照竟然成了我与敬爱的何老师的最后一张合照。
李江帆（左） 何炼成（中） 杨秋宝（右）中南海合照（2002.1.10）
在缅怀何老师的时候，我回忆40多年来与何老师的交往，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和何老师也是这样。共同的科研目标使我们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
何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本论、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第三产业，从服务消费品入手，研究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再拓展到第三产业，研究服务产品的产、交换、分配、消费，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由于研究课题相近，在我的人生道路与何老师有很多交集： 1981年“武汉巧遇”拜访何老师，确定硕士论文选题论服务消费品，写毕业论文论文评语；1983年当“临时代表”任生产劳动小组记录员，硕士论文（第一章）入选大会；1984年价值学说史“书评1+1”再探价值理论；1991年在“华山之巅”获知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奖；1995年“加盟西北大学”在经管学院讲第三产业专题讲座；2002年因劳动价值论研究“相聚中南海”。我与何老师的交往几乎与第三产业主题相关。 何老师为什么能赢得同行特别是学生的敬仰呢？他的人生经历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呢？我感到有如下三点：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的学风。他的生产劳动的观点独树一帜，不跟风。如关于服务是否有价值，他与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他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但从未试图要我考虑他的观点，而是鼓励我独立思考。他的评语强调的是“能自圆其说”。他勇于坚持真理，在全国上下批第三产业的时候，坚定支持我的创新研究。他敢于根据实践发展修正错误。如他在1981年说不承认三产业创造价值，主要是与现实统计不符，造成实际工作的混乱。在我的毕业论文评语中，委婉地批评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问题论证不够。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他根据实际，修正自己的观点，撰文承认第三产业的划分。 何老师在陈云所提的“三唯”基础上，加了“不唯师”，这对研究生导师来说很有针对性，我认为也是他培养出如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等众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弟子的经验之谈。比较《价值学说史》的原版和修订版，我不禁联想，魏杰从80年代的“助编”做起，鱼跃龙门，终成大咖，这应得益于“不唯师”的为师之道。这或许就是传媒津津乐道的“何炼成现象”的真谛。 第二，关怀、帮助、信赖、鼓励、扶掖后辈成长的精神。他在学术之交中经常设身处地的想到年轻人所处的困难，利用自己的地位，力量和影响力，尽力帮助有难处甚至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增强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对初出茅庐，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的学术水平表现出充分的信赖。他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尽量提携晚辈，尽快走上成才之路，尽早挑上学术，对晚辈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对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从硕士论文选题到硕士论文评语，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写作，始终热情关怀。他把评价他的著作的任务交给我这样一个年轻的讲师来做，在修订版中全部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我赞誉过的中国古代价格理论，由附录升级为篇，接受了我提出的要肯定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有用分析部分的意见。胸怀若谷地采纳资历浅的年轻人的意见，对于一个经济学大家来说，是很可贵的。他还以很大的热情支持我加盟西北大学，为申请博士生导师创造条件，虽因校际合作的安排未能如愿，但那热情安排，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非常暖心。 第三，学术交往中的谦虚、谦让、君子风度。40多年前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为人温和，毫无架子。在以后的参加小组讨论会讨论，游览公园，待人接物，处处可以体会到这种大家风范。在西北地区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成立大会主席台座位安排上，在经管学院领导班子与我的合照时，他一如既往地谦让硬要我站在中间。从他几次拍合照的小节可以看到他：工作是主角，合照是配角。 纸短情长。仅以此长篇回忆录缅怀敬爱的何老师。您永远活在我心中。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创立者, 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所长，获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广东省(12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等称号。出版《第三产业经济学》《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中国第三产业经济分析》《加快发展我国生产服务业研究》等论著，共约1207多万字。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八五”“九五”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共70项。应国务院秘书长邀请，赴中南海商讨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大计研究成果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决定采用,对推，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教40年来,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优秀人才，其中博士后3人，博士56人，硕士116人，学士49人。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的10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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