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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大成:我在陕北的插队经历

蔡大成 辛庄课堂 2023-02-1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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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延安插队的回忆,我前些年写过一大段,这里再补充点花絮,博大家一乐。

  我们插队的地方缺水,热水洗澡更是可欲不可求的奢望,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到了夏天收麦季节,要将打好捆带麦穗的秸秆从麦地背到半山腰的打麦场,虽说不到一百斤(你倒是想多背百把斤,可绑不了那么大的捆),距离不到一里地(就近脱粒,谁也没傻到要背10里地,再修个打麦场行不?),可就是让麦芒扎的全身难受。等到吆喝毛驴将装满麦粒的毛线口袋驮下山(术业有分工,这活计归牲口负责)收工后,男生跑到水井边或河沟里隐蔽处冲一下,舒服得赛神仙;女生就不太方便了,她们相约着要到后沟小水库游泳。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一听女知青去游泳,闹得全村人声鼎沸,半个村子的小伙儿、女子们和小孩子都相跟着去,要看那青春靓丽半裸的西洋镜。结果是身穿泳衣的女生们在众目睽睽下入水,表演了一番游泳队级别的泳姿,在随后很长的日子里成为老乡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干农活我们新知青技不如人,所以经常滥竽充数,被生产队派到公社大会战的工地顶壮劳力的缺。有一次摊上去甘泉下寺湾出民工,我仗着云南原始森林里猎人的遗传基因,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背上口粮便抄近道钻山走,走着走着走进深山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原始次生林(因“同治回乱”而弃耕),沟里阴森可怖,我哼着歌壮胆,忽听到山谷间竟然有虎啸之声,我连忙折断树枝当哨棒欲作武松打虎状,怎想那吼声越来越近,自知势单力薄,三十六计走为上,便慌不择路从沟底一口气爬到山脊,听得吼声渐远,惊出一身冷汗。事后请教老乡,被老乡嘲笑,说那是公麂子在求偶。一气之下,我从老乡家买了张麂子皮带回北京挂在家中以示雪耻,后来生了虫子才给扔掉。多年以后才得知,工地离最近才闻名陕北的旅游胜地甘泉雨岔大峡谷没多远,和绝世美景竟擦肩而过。也是,受苦人(陕北老乡自称)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顾得上看什么风景。

  人是铁,饭是钢,插队第二年没有供应粮了,开始时不时的吃糠咽菜。小米糠加麦麸混合玉米面,上边慢慢嚼勉强还可吞咽,下边想拉出来就犯难了。偶尔遇到好日子用饸饹床子压饸饹面,撒上点碎韭菜,女生都能干掉三大碗。就那也不都是白白嫩嫩的荞麦面饸饹,常常是玉米面掺榆树皮粉做的“钢丝面”。回京探亲带来几瓶猪油,没几天就给造没了;队里分的那点本地大麻籽油,还不够春节过年炸油糕的,平常难见油星。到了清明节给耕牛灌麻油,说是要清理牛的肠胃不得病,看到几大桶麻油灌进那畜生肚子里,真切感到受苦人畜生不如,好在还能沾它老畜生的光有麻汤饭吃。麻汤饭这种陕北特有的饭食做起来还真有些个麻烦。先要将大麻籽炒熟,用石碾子碾成糊状,再烧开水下锅煮,浮油撇出去就是麻油,麻渣(大麻粕)沉底,加上事先泡好的小米、红豆等杂粮慢火熬。俗话说,麻汤饭,拌小蒜,婆姨吃了打老汉。也许有微量的大麻四酚(THC)残留,吃了有种欣快感。除了食用油,陕北种大麻主要还用作搓麻绳、纳鞋底;每个村都有沤麻的臭水塘,靠微生物来分解大麻胶体,使纤维容易剥离。每每生产队社员夜里开会,婆姨们纷纷撩起裤腿,在大腿上搓麻绳,把白色的大腿搓得微红,借着油灯亮光睡眼惺忪地看过去,堪称山村野景。

  延安不出产煤炭的地区多砍柴搂草取暖做饭,次生林几乎被砍光。我所在的知青小组,曾经是陕西省知青先进集体,也试验挖过沼气池,但是当年的沼气技术在陕北环境下应用并不成功。这里无须怀疑知青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失败另有原因:陕北地势海拔高、年均地温低,不适于甲烷持续生成;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为秸秆和人畜粪便,集体所有制下的陕北农户家庭难以维持足量供应(肥料需要留给自留地,某老乡家为了积攒大粪专门“装修”了干净厕所,引诱我每天“光顾”);缺资金(社员日工分值仅0.10元,而每口沼气池造价约30元,相当于壮劳力的年收入),本地水泥质量不合格,黄土土质难免裂缝漏气。据包风霞等撰写的《陕北黄土高原农村户用沼气区域适宜性评价——以延安市为例》(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6卷第11期)分析,延安区域适宜性评价综合得分为负值,根本不适于推广户用沼气。后来沟里进来了石油勘探队,老乡们去偷油队钻井钻出的稠油,拿来引火特别好使。现在退耕还林,燃料还需要花钱买,所以大多搬迁到县城去住了,村里只剩下士几户人家的老人空守寒窑。

  我们知青插队的“陪嫁”是北京市政府赠送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在简易土路上如同“悍马”一般威风。拖拉机手是中学毕业回乡青年延娃,长得一表人才,性格开朗,跳安塞腰鼓十分威猛,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和我们这拨知青亲如兄弟,还把他家种的黄香蕉苹果拿来分享。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主张培养本地青年苗子上位,延娃当然是“接班人”不二人选。很可惜,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老知青先进集体唯一留在村里的代表,疑神疑鬼,且不自律,还生怕我们新知青与其争权,在他任期内没有发展一个新知青党员,对本地青年入党更谈不上重视,延娃也因其父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对待,受到牵连。结果,延娃被王同学带到北京诊病,见了大世面,回村后境遇所迫一蹶不振,躺倒不干,瞅机会考上外地中专远走高飞,后来去了河南焦作工作。当我们知青纷纷考学离村后,再也没有像样的领头人带着村民搞活经济、生产致富了。

  知青的物质生活乏陈可述,精神生活更加贫困,自我封闭在山沟里,缺少与社会交流和沟通。老乡的娱乐方式我们接受不了:山上干活歇息时,爷爷辈的可以和未婚孙女辈的打情骂俏(隔辈不可);一群已婚婆姨合谋“围猎”一个浪荡男人,将其按倒在地扒了裤子。要不就隔着山沟沟唱段酸曲信天游:“对对鸳鸯对对鹅,对对毛眼眼瞅哥哥。”有女生赶毛驴送完粪下山,见那叫驴骑上草驴,忙上前拉扯劝阻说别闹了,惹得老乡们哄笑一团,直不起腰来。邻居牛蛙叔看上了我的带钉防滑雨靴,拿何其芳编的《陕北民歌选》(1950年版)偏要跟我换,现在这本书收藏在我捐给中国传媒大学的国卿传记馆里。好在我有辆飞鸽26型自行车,借外出开会学习机会去外县的各知青点串门。我去过延安青化砭我们27中同学的赵小利小组、志丹县向阳沟张小建小组和延安河庄坪余家沟王克明小组,心里很羡慕他们老知青的宽容与和善,萌生过转组的念头。那样的话,至少我会和朋友讲几首唐诗宋词,侃几句陕北方言的远古来历,或者调查了解村里老乡劳务收入状况如何改善,或者引进良种搞一块高产试验田,插队生活才有乐趣。而在大庄河“阶级斗争”的氛围下,我只是个干活不如农妇、混日子的7工分劳力。可我作为知青组长,怎么也不能扔下这拨人一走了之。1977年高考我没有参加,还在幻想探讨继续改造乡村的乌托邦之路。等到1978年春节回京,看到家里买了日立14寸彩色电视,对我产生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外面精彩的新世界敞开双臂在召唤我,于是我考取了西北大学。临走时要和借走老知青粮食多年不还的老乡结账,老乡没法用实物还清,就拿几袋被面粉裹了厚厚一层好压秤的葵花籽作价抵债,这是陕北乡亲最后教会我的智慧一招,凡此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成果,我都留着轻易不用。

校园合影(1979年9月,左一蔡大成)


  拖拉机送我到沟口,回望我生活了将近4年的甘泉大庄河村,我在这里挑过水,砍过柴,揭过地,拿过粪、锄过草,修过田,剪过枝,教过书,结过友,树过敌,消费掉人生最富年华的一段青春,压在我内心深处的宗教原罪重负也是在这里卸下的,就让这一切永远留在回忆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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