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历史人类学”专题（62-71页）；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22年第10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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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尹建东
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差异性、多元复合性特征，决定了西南边疆史研究应具有“多线历史”的视角。“多线历史”的研究指向，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历史过程的线性描述上，而是需要在更大的视域下呈现时空交错的“历史感”，并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西南疆域内部以及西南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这一阐释路径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西南边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思传统开发治理史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从而为西南疆域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凸显出西南边疆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特别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动因。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范式的逐步形成，研究者一般习惯采用族源、族属、族际关系、开发治理等视角，来讨论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南边疆社会历史变迁等相关问题。虽然这一研究取向长期以来一直是边疆史研究的主流，并取得了相当成果，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一是在多数情形下，把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完全纳入到“少数民族历史”当中，以历史上较为模糊的民族融合、认同来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二是逐渐形成了对中国边疆史的“历史/政治型”叙述模式，着重强调王朝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把西南边疆社会变迁，看作中央王朝对其进行“开发治理”整体过程的表现。上述研究虽然体现了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宏大叙事”的研究特色和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历史演进的复杂性。这种情形就像姚大力指出的那样：“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所以就当下研究来说，如果要想全面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边疆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可能还需要从具有“整体史”特征的“多线历史”研究视角，来认识和表述边疆史研究中经常缺失的“整体性”“复合性”问题，使边疆史研究逐渐从原先较为单一的史地研究向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视角转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整体史”（total history亦称“总体史”）兴起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法国年鉴学派，其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针对当时欧洲传统史学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新史学观念，与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的研究取向主要侧重于对地理环境、气候、政治、社会、宗教、经济、心理等因素内在的历史总体结构的考察。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着力阐释的“时段理论”，也旨在建构一种全面而整体的历史学。此后，雅克·勒高夫进一步指出了“整体史”作为一种“结构的历史”所具有的多重面向和基本特征。受年鉴学派理论范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史学领域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了目前区域社会史的鲜明学科特征之一。其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等方面，力图展现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由此可见，“整体史”的研究方法，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的作为历史要素的“事件”，而是以多维度的视角分析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从传统的“单线历史”叙事向“多线历史”叙事的转变。
马克·布洛赫（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相对于“单线历史”的叙事结构，边疆史视域下的“多线历史”研究，同样是通过“整体史”的历史书写来反映历史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凭借历史叙事学的多元取向来揭示中央王朝与边疆社会及地方族群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因为不论是边疆治理还是社会互动整合中所呈现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多种地理、社会因素或动力因素共同演绎推动的结果。而传统的历史分析，或是着重于时间过程的事实分析叙述，或是着重于地理空间的变化，这种局限于单向度、简单化的历史叙事，难免造成事件分析判断视野上的局限，遗漏历史发展过程中本该涵盖的多重历史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边疆史研究除了需要传统政治史的宏观视角外，还需要通过多种复杂历史因素交织而成的族群关系、文化结构来加以说明和阐释，特别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关照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并将之作为理解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简言之，“多线历史”叙事本身所体现的也就是“整体史”的研究取向与方法论诉求，就像施坚雅所着重强调的：“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的历史的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又相互作用的历史。”地理环境与族群、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西南边疆史研究过程中首先要遇到的问题。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会因为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形成出各自不同的“区域特性”，但与其他区域相比，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环境而造成的区域多样性特征，即“非均质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具体。可以说，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对历史上西南边疆族群、社会、文化差异性的形成和塑造方面，起到了初始性的作用，而这种“非均质性”的地理文化环境实际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西南边疆社会历史的变迁特点和发展进程。 首先，“非均质性”的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族群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分布格局，而“不同群体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模式则是不同区域在历史出发点上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在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使得不同族群的生计模式、居住方式、社会组织，在该区域内呈现出既不相统属，又交相杂错的局面。西南疆域内的任何一个族群，都没有出现过像北方农耕或畜牧人群那样相对集中的聚居区，而是分散居住在众多的小型聚落中，即使是同一个族群由于分布地域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比如在云南山地民族的地理分布中，微观的民族垂直分布往往是由地势决定的，而各个民族在微观垂直分布模式中所处的具体层位，又有着人文和社会的深刻根源。对于这类现象，学术界通常将其归纳为“大分散、小聚合”的结构特征。所谓大分散，是指由于西南地貌的立体多样，很难形成空间上高度统一的族群，同一类人群不是被严重分割的自然界限隔成若干子群，就是在彼此长期分离的过程中，演化为语言和习俗皆互不相通的新类型。所谓小聚合，是指这些被自然分割为若干空间单位的族群，各自固守在适应其生存繁衍的文化生长点内，从而形成无数相对独立的自我中心，奠定了西南边疆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元格局。其次，西南边疆地区多样性地理与文化空间形成的“区域特性”，集中体现在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变迁的多重性方面。它不仅形成了各种落差极大的地缘板块结构和地域性的族群分布组合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区域社会的构成特点，使得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步性与非均衡性，甚至在同一区域空间，也因为立体的地形地貌及其地理生态差异等原因，存在平坝、山地、高原等不同生态条件主导下的多样化经济、社会和文化类型。如在经济生活方面，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土著人群，因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的不同而分为采集—狩猎型、刀耕火种型、畜牧型、定居农耕型等几大类。在不同的生计方式下，人们使用的工具不同、获取的食物不同、对环境的利用和依赖不同，由此构成了不同族群间社会文化差异的核心内容。直到民国时期，生活在云南山区的部分彝、独龙、傈僳、景颇、佤、布朗、拉祜、基诺、苗、瑶等民族，仍以采集狩猎或刀耕火种农业为其主要的谋生手段。在社会组织方面，当地土著人群长期保持着阶序化程度较高的有“君长”的酋邦社会和阶序化程度较低的“毋君长”氏族部落社会两大类型。到明清时期，其政治结构仍然表现为具有“西南王权传统”的土司、土酋社会与周边“不相统属”族群并存的局面。这两大类型长期并存，实际上“构成了西南地区延续至中华帝国晚期土著人群社会组织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概称之为“西南传统”。总之，西南边疆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质上就是西南边疆地理环境的集中反映，它构成了西南边疆“区域特性”的重要内容，凸显出了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在边疆地域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在认识论层面，特定地理环境下“西南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无疑是西南边疆史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三、“政治过程”的再诠释：多维视角下的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互动整合
在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历代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开发治理活动，始终影响着该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西南地区土著人群都不同程度经历了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政治过程”，而且“这个政治过程通常都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利益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对于历代边疆治理与社会变迁问题，通常是在“华夏化”或“汉化”模式的语境下展开的。研究者习惯上采用带有华夏文化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文明进化观”来看待西南边疆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一研究路径虽然蕴含着边疆开发治理过程中，中央王朝和边疆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引起的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动，但对于西南边疆政治与社会变迁中的复杂性、多元性特点关注不够。因此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整体史关照下的多维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首先，需要关注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整合的“非线性”历史过程。中原王朝经略西南之前，西南边疆地区并不存在能与内地高度整合的地方行政体制，土著人群的社会组织既不相统属且相对分散。因此，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方略大多体现出了因俗、因地、因时而治的特点。概言之，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以及区域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代的“羁縻统治”时期。从西汉开始，汉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主要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即借助当地部落首领进行统治，这一政策在后续的统治中一直有所体现。但由于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力量始终无法均质性地推进到西南边疆全境，大多数地区始终没有建立起像内地那样完整的郡、县、乡、里层级控制体系，土著族群内部社会分化及政治体的演进异常缓慢，边缘性特征明显，从而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社会面貌及华夏化演进特点。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边疆开发的“停滞”时期。自魏晋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长期处于起伏、停滞和断裂状态，表现出“华夏边缘”从扩张到收缩以及华夷族群交往中内地移民“夷化”的发展走势和转变过程，西南边疆的华夏化进程基本上中断了。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大大影响了历代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策略和治边活动，而且也长期主导着内地人士对西南疆域、族群及其社会文化的想象和认知。第三阶段为南诏和大理国的“割据”统治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南诏、大理政权在政治体制、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借鉴了前代的制度，与内地保持者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南诏、大理统治时期维持了西南边疆的既有局面和局部统一，奠定了古代西南疆域的基本格局，为以后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创造了条件。第四阶段是元明清“土流并治”与改土归流时期。自元朝统一全国以来，历代王朝通过“土流并治”的统治方略，以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掌控力度，并且在明清时期到达顶峰。而清初以来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则进一步打破了之前边疆社会主要由部落酋长、土司土官统治的模式，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进行统治，极大地改变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态，使西南边疆地区逐步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当中。以上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表明，西南边疆政治与社会变迁并非表现为单一的“线性历史”的发展结果，而是呈现出曲折迂回、复杂多变的“非线性”历史发展脉络。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其次，需要关注历史上西南疆域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及相互关系。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这种二元结构的空间概念和认知模式，是由中原王朝“华夏中心观”的文化想像所界定，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的出现，预设了“天下”作为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朝国家体系中不同层次“中心—边缘”的划分和存在。历史上西南疆域内部“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外来力量即中央王朝力量的推动密切相关。诸如内地移民与郡县治所的空间分布、“羁縻”制度下的“因俗而治”，以及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导致的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都体现了不同层面“中心—边缘”关系的变动。另外，由于受地理空间及自然生态等方面的限制，在西南疆域内的不少地方国家力量无法介入，使得原有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得以延续。因此，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各地的开发治理过程并不完全是同步并行、协调一致的，导致国家在西南边疆的统治策略和地方权力的运作方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往往出现反复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且，伴随着疆域空间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区域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也会伴随着王朝政治势力的进退、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族群的流动等发生变动，呈现出动态的发展特征，甚至在中央、地方、族群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创造出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关系。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整个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方式及施治过程的断续性和不均衡性。再次，需要关注西南边疆治理过程中地方社会自身的能动性。对于历史时期边疆治理问题，我们不仅要强调王朝国家的治边政策、措施对边疆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而且也要考虑边疆社会对于中央与国家结构的反向影响，发掘被王朝“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地方能动性。西南边疆治理的目的，主要是对边疆社会组织、结构加以整合与重构，并将其纳入到中央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当中。这一历史进程虽然在宏观上表现为王朝国家“自上而下”的开发治理活动，但它并不是一个王朝主动征服与地方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边疆社会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双向调适、彼此互动的结果。由于西南疆域内部，始终存在着地理环境、资源配置、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性，因此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版图的延伸和地方秩序的实际运作。其中，长期处于政治博弈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建立及其长期延续，也就意味着土著人群在强势的中央王朝面前，实际上有一套自己的应对策略和方法，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能动性。他们会主动应对王朝国家军事征服与政治控制带来的形势变化。不论是汉晋时期“长吏”“夷帅”“大姓”之间的权力争夺，还是南诏势力的崛起及其对西南疆域的实际控制，以及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都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建构与发展逻辑并不能被置于边疆建构的过程之外。而土著人群面对中原王朝的开发治理活动，也并非像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单方面“逃避国家的统治”。在外来的冲击面前，边缘人群往往基于各种社会文化资源去建立自身的地方权力秩序与身份认同，以获取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与王朝中心联系起来，“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都参与到帝国机制发生作用的谋划中”，使自己成为中央王朝边疆体系建构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以往“边疆变迁中给与土著社会和移民们的，只是一个被动的，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次要角色”的状况应当予以改变，需要将其置于边疆建构的整体过程中加以诠释。四、空间结构与动态关系：西南疆域形成及其变迁动力的研究路径
大体上来说，西南疆域的形成及其变动，与历代王朝对西南的认识定位及治边实践密切相关。历史上，作为疆域空间的“西南”概念最早出现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把居住在“巴蜀西南外”的土著居民称作“西南夷”。而后来的《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也均沿用了“西南夷”的称呼，将“西南”视为“别种殊域”的“蛮夷”之地。由于历史时期的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其疆域范围常常处于不确定的变动状态。如汉晋时期，西南疆域范围主要是以云贵高原为主体的西南夷地区，而其南部的界限则比较模糊，与臣服或朝贡的藩属国交趾、掸国等相连。唐宋时期的西南疆域的范围更广，包括南诏、大理控制的区域以及周边的一些族群，其疆域外缘已延伸到了当时的骠国、勃泥、占城、安南等藩属国。到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统治的深入以及汉族移民人口数量的激增，西南疆域范围也较之前代有所扩大，但更多地还是指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到近现代，随着主权观念的形成和政治疆界的确立，西南边疆的概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衍生出“西南诸省”的说法，而西南边疆的空间范围，则由原来的西南边陲之地和与之相邻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
司马迁（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由此可见，西南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西南边疆空间范围与区域性结构要素——即由地理、文化、族群、政治和经济等要素而构成的多样性空间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变迁。一方面，西南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中央王朝势力进行政治管辖、军事控遏、移民与拓殖的疆域，而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华夏边缘”的推移，西南疆域空间也具有周期性的历史“伸缩”变化特点；另一方面，西南边疆也是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域，每当王朝易代或“华夏边缘”回缩之后，原来作为地方统治中心的区域，常常会被以土著族群为主导的社会力量所覆盖，形成中央王朝难以控制的区域性力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了西南疆域的地缘结构和空间格局。除此之外，西南疆域与周边的族群和文明一直有着持续的互动，是一个充满多种文化接触与碰撞、多种社会人群商议而共同作用产生新的文化机制的场域，加之多元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和流变性，使得西南疆域空间的发展变化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特别是近代以来，西南边疆的疆界不仅“随着汉化的过程向外移动”，出现从内地到边境，从“江内”到“江外”的流动，而且还不断生长出所谓新的“中间地带”。可见，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动态性，既是社会互动的背景也是区域空间建构的结果，反映了西南疆域空间的生成机制及其周期性变化的特点。所以在相关研究中，只有透过历史的维度，西南疆域空间变迁的社会意义才能够真正地呈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西南疆域的形成及其变迁无疑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发展变迁的动力主要源于内生性与外源性两个方面。第一，“内生性”动力通常来自于不同地域之间族群与文化的长期互动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环境与社会变迁，如族群迁徙、区域贸易、文化交融等等，都会对疆域空间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受气候变迁、人口增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的族群迁徙往往是族群生存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族群从其原居住地迁往另一地区，这类迁徙活动为迁入地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增加，还有族群自身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因子。而不同族群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必然会引起所在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另外，西南边疆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族群间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也会造成区域间物资的流通、族群的流动以及地方政治、宗教体系的长期互动整合。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山坝结构”下的垂直流动还是跨区域、远距离的水平流动，都可能会使区域产生出新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范围，有时甚至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族群、社会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和交往空间。事实上，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结构的变动与族群流动的变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区域差异越大流动性也就越强，它所形成的社会整合效应正是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动力。第二，“外源性”动力很多时候与疆域外部力量的推动有关——特别是中央王朝的开发治理活动以及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形成与疆界划分。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阶段，伴随着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深入、移民的经济开发、统治重心的转移动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动。外部力量的介入不仅打破了区域内部原有的空间结构及运行模式，而且随着西南边疆地区不断纳入国家体系的历史进程，西南疆域的含义及其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近代之前西南疆域的空间范围通常处于模糊而不确定的状态，并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和王朝控制力度的变化具有周期性的“弹性”变化特点。这种动态平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直到被新的“外来力量”——西方殖民势力对西南边疆的渗透及其引发的边疆危机所打破。到清朝末年，随着英、法殖民势力对缅甸和越南的占领以及中缅、中越之间边界的勘定，西南边疆首次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界。西方殖民势力的介入，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这一区域既有的平衡局面，传统的华夷观和朝贡体系逐渐失去了原先的内外部环境，西南疆域的空间结构及地缘政治格局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总之，西南边疆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空间，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西南疆域空间结构及其动态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可视为探讨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形成及其变迁动力的立足点。它所展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和阐释方法，因为不论是族群迁徙、区域贸易，还是政区设置、战争动乱，都会引起社会变迁的因素之间循环往复的“连锁反应”。所以在分析西南疆域结构与变迁机制的过程中，不能将各个要素截然分开，而应将其视作整体历史的组成部分，唯有如此这样才能避免以往研究中常见的“单一化”和“碎片化”问题。
五、统一性与多元性：“边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中间地带”与“中间圈”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重新理解和定位历史上边缘地带的族群、社会及其与更大范围区域展开的文化接触和互动关系。这一研究取径主要是在特定的时空面向下，讨论疆域内部以及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其中，除了“自上而下”的“王朝视角”外，如何从“边疆视角”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统一性与多元性”问题，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一认识维度与传统边疆史研究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强调一种方法论的更新，它有助于“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进而更为深刻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中国和边疆的历史。首先，“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国文化景观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以及这种“统一性”所表现出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的意义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因此，对“统一性”历史进程的阐释，也自然成为了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则是历代王朝如何控制人群结构复杂、经济与文化形态各异的辽阔疆域，并将之纳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体系。所以，如何诠释边疆地区融入中国历史的过程无疑是当前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多元性”强调的是不同区域、族群、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作为整体表现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由数十个不同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构成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族群、区域可能并非遵循同一条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和多样性的文化内容，但其总体发展方向却是相对一致的，即在长期的交融互动中越来越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特征。因此，“多元性”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多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认识“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
宋旭《峨眉万玉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基于上述认识，从边疆与内地关系的连续性和交互性来考察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这一历史过程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特征。首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出发，可以把边疆历史看作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在边疆地区的表现或延伸。作为中国整体历史的一部分，西南边疆及其社会历史早已纳入到王朝国家“大历史”传统叙事当中。反映在古代天下观念中，虽然华夏人群始终在强调“夷夏之别”文化差异，但“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的观念在大多数时候是中原王朝治边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以华夏为主体建立的多族群共生的王朝体系中，对边疆社会实行羁縻统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统一性”是由历代王朝国家所控制的疆域空间范围及人群分布格局所决定的，形成了包括西南疆域在内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其次，在历代王朝的治边实践中，“统一性”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当王朝国家的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构建起“一体多元”的中华世界。然而当中原王朝国家势力衰退之际，外边界范围可以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内。因此，中华文明正是由包括边疆地区在内不同区域的文明相互影响、互动、融汇而成的，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犹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在这个认识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空间表现形式，就是由构成中华文明的各区域文明，通过长期接触、交流、影响和互动而不断表现出“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最终形成了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共生形态。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程，在边疆地区表现为“从分散到整体”“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历史过程，原本相对隔绝、独立发展的边疆与内地社会，在地域及文化空间上联系起来，并且不断强化这种联系。具体到西南边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及文化空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谱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塑造模式，并对周边文化空间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反映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西南边疆不仅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而复杂的互动历史，其本身也有着丰富的族类、甚至地方王权传统，也从未真正隔绝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历史上西南疆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一方面使“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文化边界经常处于此消彼长甚至相互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也深刻影响了边疆地区“进入”中华文明体系的“非线性”发展进程，从而“模塑了西南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模式及其逐步建立起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通过对上述议题的分析探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形成一种“边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意识，即从“边疆视角”来观察边缘地区如何逐步建立并强化与中心地区间的联系，了解边疆社会政治体系的发展特点，特别是透过边疆社会长期、复杂的历史变动过程，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动力机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互动整合关系。因此，“边疆视角”提供了一种“从边缘看中心”的思考方法，突破了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中华帝国体系逐步由核心区向边疆区不断拓展的过程，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区的汉地社会（‘华夏文化’）与各边疆区的非汉族社会（‘蛮夷文化’）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历史过程”这一认识局限。“边疆视角”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区域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互动，提出了与王朝开发史并不完全一致的叙事结构和历史内容。也就是说，“边疆视角”除了关注“自上而下”思考方式外，更着意于探究西南边疆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原王朝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西南疆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边疆视角”强调疆域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和历史文化多元性，打破了中原中心模式下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书写，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原中心模式下边疆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书写的重要修正与补充。因此，以“边疆视角”为切入点，一方面将边疆区域历史“嵌入”到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中华民族“大历史”当中，另一方面也为地方社会预留了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使研究者可以站在边缘人群的角度，观察西南边疆如何逐步建立并强化与中心地区间的联系，分析边疆区域“建构”或“进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程，特别是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动因。
综上所述，西南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差异性、多元复合性特征，决定了西南边疆史研究应具有“多线历史”的视角。由于相关研究涉及到区域地理环境、疆域多元空间关系、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整合、西南疆域形成与发展变迁动力，以及“边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等诸多议题，因而“多线历史”的研究指向，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历史过程的线性描述上，而是力图在更大的视域下呈现时空交错的“历史感”，并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西南疆域内部以及西南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通过对相关问题及理论的梳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可能会逐渐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一些旧的学术问题也将会被赋予新的研究意义。所以从方法论来说，“多线历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要求在学理上有总体的宏观把握和全局性的眼光。一方面考虑疆域空间所包含的各种内在关系，另一方面也关注疆域本身具有的历时性过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各要素的深刻理解。另外，这一阐释路径也有助于在整体脉络上深入思考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西南边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思传统开发治理史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从而为西南疆域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并最终呈现出西南边疆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的结构特点以及区域社会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进一步讲，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或许会超越西南边疆史本身的意义，促使我们以此为起点，重新思考、回应以往研究中所关涉的族群理论、地缘政治、文化变迁、华夏认同等若干重要议题。
尹建东.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认识维度与阐释路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2-71.
“历史人类学”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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