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发达的国家，自杀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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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发达的国家，自杀率越高？
作者丨弗洛姆
△弗洛姆
弗洛姆是国际知名的美籍德国犹太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于修订和完善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
弗洛姆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就是《爱的艺术》和《逃避自由》。
在前一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只需投入身心的感情，而是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个性，以此形成一种创造倾向，否则，一切爱的尝试都是会失败的。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不能谦恭、勇敢、真诚、自制地爱他人，就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爱。而在后一本书中，弗洛姆探讨了极权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01.
生活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观念了。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了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怀疑我们精神健康的整体标准。我们深信，通过引入一些更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我们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至于个人的精神障碍症，我们则仅仅视之为个别事件。也许我们会感到惊讶，在据称是健全的文化中，怎么会发生这么多这类事情。
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疯子。众多的严重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都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正常反应。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以研究精神病的方式来看看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 “战争”的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除了小规模战争之外，在1870年、1914年以及1939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敌对的一方则常常被视作残酷的、丧失了理性的恶魔，为了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必须击败他们。但是，不到几年工夫，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昔日的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
在1955年的今天，我们又在准备一场大屠杀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将超过人类历史上安排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作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着自信与惶恐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不过，人们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通常的情况是：不是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
这些破坏和偏执怀疑表明，我们的行为与过去三千年来文明人类的行径并无二致。按照维克多 · 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860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纸和约都被认为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但每一纸条约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
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之中：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农业生产力，以便 “稳定市场”，尽管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所匮乏的急需品，正是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良好，因为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我们每年花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的时间会到来；而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它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却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一方面，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收到了毒害，另一方面，我们却高兴地注意到，银幕上没有 “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以便产生一些启迪人们心灵的节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我们已经将每日平均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还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可是，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缺乏健全的精神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精神健康的难题只涉及某些个别的 “不适应者”，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不适宜的问题。我要讨论正是这后一个问题，即，不是研究个别的病理，而是研究常态的病理，尤其是当今西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个别病理范围的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03.
西方各国精神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尽管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诸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却没有有关心理疾病的充分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切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是记载着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情况，并无助于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涉及精神病护理及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的数据，也少得可怜。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了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它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较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所有免征入伍的人员有17.7%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它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的高发比例。
我们可得到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粗略情况的比较资料，仅仅涉及自杀、杀人和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不能说只有一个。但是，即使我们不马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便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精神不够健康、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证明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带来了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杀人的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表明病理问题。虽然在杀人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加在一起，我们就可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杀人和自杀都视作 “破坏性行为”，那么两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4.24%与35.76%之间浮动。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发生了矛盾。弗洛伊德设想，破坏性行为是比较恒定的，而这个设想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表上所列的比率说明，那种认为破坏性保持着不变的比率、破坏性只是在针对自身以及针对外在世界这两个方面有些不同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只要略微调查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的自杀率以及与杀人率二者相加起来的比率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爱尔兰及其爱尔兰共和国的自杀率和杀人率最低。有关酒精中毒的数字显示，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美国、瑞士、瑞典以及丹麦）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国高居首位，法国从第六位跃到第二位。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纵然我们会怀疑，单是自杀率高是否就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人精神不够健康，但自杀和酒精中毒的数字大体一致的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状。
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
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没有证明什么，但至少它们是令人吃惊的。虽然我们对整个问题还未作详细讨论，但是这些资料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难道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吗？
是否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需要又是什么呢？
我撰写《健全的社会》便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就当代西方文化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响情况作一番批判性的估价。
文 | 弗洛姆
选自 | 《健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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