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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三案公诉人王云徽辞职当律师。消息公开后，引起律师界一片哗然。付士峰律师看不过去，给王云徽写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五点质疑。王云徽看后挺不服气，进行了解释和辩护，并不满付士峰似乎带出了砸他饭碗的节奏，同时也预见到这有可能也是一次反向营销机会，所以给付士峰回了一封公开信。吕良彪律师总结王云徽核心讲了三点意思：“其一，吕先三案我不过是执行公务，没什么好指责的；其二，我辞职下海只是因为做检察官太清苦，言下之意自己在检察官岗位上是清廉的；其三，自己只是将个人材料交给律所，至于如何宣传不是自己的责任，且‘扫黑除恶专家’也是客观存在，自己并未作虚假宣传。”这下网络更热闹了。江湖就是要热闹一点才好玩，我也谈点个人看法。
辩护人付士峰首先在“审判密码学” 公众号发表《给吕先三案公诉人王云徽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全文附后）充满质疑和谴责，他对王云徽在吕先三案中的表现提出批评，对王云徽自诩“安徽省扫黑除恶专家”提出质疑，对王云徽企图“混入”律师队伍表示愤慨。最后提出：“假如您后续有时间，也请去看看吕先三律师年迈的父母、不屈服于命运摧残的赵静，还有吕先三那两个年幼的孩子。吕先三迄今还在合肥监狱服刑。毕竟，‘军功章’里，也有您的一半！”
对于“吕先三案”公诉人辞职当律师事件，很多律师也表达了不满或者不屑，并感叹，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些得罪过、公诉过律师的检察官，如今要和律师在一个圈子混，不知道有没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
有人还将王云徽辞职做律师类比重庆李庄案公诉人么宁辞职做律师。当年有律师建议，李庄想申诉翻案就找么宁代理。于是，这次也有律师调侃，建议由王云徽代理吕先三申诉案。
吕良彪律师的点评尤其到位，文笔又好，所以大段引用：
【网传前检察官关于自己只是履行职务的自辩，其逻辑其实不值得一驳——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寸”已经对此进行过很透彻的论述。近年来检察官、法官辞职做律师者众，但引发律师界抵触者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当年李庄案的公诉人、著名的么宁女士，她也和王前检察官一样亦是“优秀公诉人”。他们之所以受到诟病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这两位前检察官在处理案件尤其是涉及律师的案件时“私自加演了很多戏码”——比如么宁无端指责被告人“嫖娼”，比如王云徽被指理当回避而拒不回避以及对违法证据的视若罔闻。
我自己经历了从律师到法官又从法官到律师的职业轮回，对体制内法律人的处境及辞职做律师的心态深感理解。笔者曾撰文《当下时代，法官往往不敢不心狠》，相信绝大多数律师对体制内法律人的诸多“心狠”之举的无奈都能够理解与接受。而么宁、王云徽们转行做律师之所以受到律师同行们的抵触，更多恐怕还是因为他们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私自加戏”让人更多感受到的是“刻意的心恶”而非“无奈的心狠”。
相当程度上，么宁、王云徽这样一些“优秀检察官”选择转行做律师也是对律师行业的某种认同，这无疑不是件坏事。虽然笔者素来以为：法庭交锋乃职责所在而非私人恩怨；我们为申张正义与维护人权而斗争的同时未必需要时刻怒目相向。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因自己的“恶行”受到谴责，那么社会基本的正义又何在呢？！——毕竟，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将接受现实的拷问与历史的审判。】
对于王云徽的回信（全文附后），我也有点看法。不仅对回信的内容有看法，甚至对于这么及时、公开地回信，我也认为是不太妥当的。
作为曾经的体制中人，对于么宁和王云徽们在法庭上的表现，我能够充分理解：如果不这么拚命，哪能屡获殊荣、快速晋升？他们在体制内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仍敢于辞职，我也是佩服他们勇气的。但两人回应公众质疑的方式方法不同，实力还是有点差距的：一是么宁。面对网络上汹涌而又尖锐的责难和攻击，么宁迟迟未公开回应，律师们的质疑和调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风平浪静后，么宁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只须心如故》一文，首次就舆论关注的问题作出回应。她写道：“由于客观原因我一直未能回应前述问题，在这场舆论审判中，我已被缺席判决。其间或有个别人士言辞激烈，我愿相信这是基于对法治的关切。”么宁还写道：“我辞去公职，选择律师职业，做法律人的初心未变。对曾经的法律职业经历，我或将回顾整理，与诸君分享。”么宁的回应，已经谦逊而理性，所以未再激起任何的反弹。二是王云徽。他却没忍住，一天后就公开作了回应，且逐条批驳，言辞比较激烈，还带有法庭辩论的浓烈味道，估计是一时难改公诉人习性。从而引起了更大的风波。连一向理性的律师，都开始撰文评论、略加批评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王云徽追求的反向营销效果。所谓反向营销，可能就是只要名气大、流量大，能引起炒作、吸引眼球就行，而不管这名气是香了臭了、还是好了坏了。正因为他不反对营销，所以我也写篇小文，谈点个人观感。总体而言，王云徽年轻有活力、真诚又坦率，回信有相当精彩的地方，但也有几点恐有不妥：一是不宜宣称“扫黑除恶专家”。王云徽正是因为指控吕先三涉黑恶案而声名远播，此案二审被改判，相当于被打脸，说明他在扫黑除恶方面虽然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但未必是专家。况且，对外宣称自己是扫黑除恶专家，或者“××（运动、活动或者专项斗争、行动等）专家”，似乎无助于律师业务的拓展。当事人看重的不是你让多少人入罪，而是成功作了多少无罪、罪轻辩护。正如一个律师点评道：“你显摆的，正是同行耿耿于怀的，何必？”不过，反过来想想，出名后的王云徽，如果继续发扬嫉恶如仇、正直果敢的优良品质，专门代理被害人进行控诉、立案，全力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其身上“扫黑除恶专家”的称号不仅更加名副其实，而且可以带来不少红利。如果真能如此，倒也是利国利民之事。二是不宜宣称“隐名代理”。对于回避，你说“这根本难不倒我，大家都懂的事，让其他律师挂名，大家分银子，皆大欢喜的事，我不会去踩法律的红线。”你说的这种情况，恐怕就是隐名代理吧，辞职后的公诉人为什么能隐名代理，就是很多人怀疑的背后勾兑，也是很多人批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样的事虽然有人做，但能公开说出来，还说的这么洋洋自得么？特别是，你确定这不会踩法律红线？！自认为可以识别红线黄线、白线黑线，并坚信“我不会去踩法律的红线”，这是很多人自信的根源，但正因为这个自信，很多律师栽了。因为，你脚下踩的是不是法律的红线，不再是你说了算！因此，年轻人，离开了体制的保护，要更加谦虚、谨慎！三是不宜推脱个人责任。你说：“屁股决定脑袋，这话一点也不假。我是一名国家公诉人，代表国家指控吕先三有罪，这个案子上级早已定了调子，我只有执行，我个人作为一个国家机器上的小人物，没有能力去阻止。”你还说：“只有严格执行命令”才能保住饭碗。真是言重了，你忘了，你完全有把枪口抬高一公分的自由！有时候，正是因为严格执行不正确的命令，不仅没保住饭碗，还进了监狱。这样的事例还少吗？把责任全部推给法院，也不够厚道。你说：“案子的决定权不在我，法院决定吕先三是不是有罪、罪轻或罪重，这哪里是我说了算的事！？”在外人看来，你完全在理，但了解实情的人，都知道基层法官太难了。公诉人不严格审查把关，把该诉不该诉的都起诉到法院，且以法律监督机关自居，要求法官照单全收，不能减少事实、减少罪名，甚至不能在量刑建议幅度之下量刑，否则以抗诉相威胁，这种情况少见吗？！司法人员应当客观公正，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从屁股出发，更不能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错了就错了，不能嘴硬。或许认个错、悔个罪，别人就原谅你了。毕竟在体制内这么多年，谁没有犯过错？谁没有做过违心的事？！只要你足够真诚、坦然，别人就可能宽容、体谅你。当然，如果是“刻意的心恶”而非“无奈的心狠”，则要获得人们的原谅就比较难了。四是不宜泄露检察秘密。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有些秘密更是不能公开说的。你说吕先三案“上级早已定了调子”，显然也是在推卸责任。在事实证据方面，上级怎么可能定调子呢？核实证据、查清事实，是承办人的责任，是需要终身负责的。而且，即便真的是上级早已定了调子，这是检察机密，你也不能公开说啊。他这么一说，不知会不会得罪老东家。当然，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是个冤案，是为了帮助吕先三翻案而公开爆料，则能赢得公众好评，得罪老东家也不妨。但显然，他不太像是为了帮人翻案而爆料，更大可能是为了推卸责任、减轻压力而实话实说，从而不慎出卖了老东家。想想他可能有点悲催：在体制奋斗时，为了讨好体制用力过猛而得罪了江湖；在江湖流落时，为了讨好江湖实话实说而可能得罪了体制。弄得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究其原因，就如一位律师所说：“我们不应当把环境的贫瘠，作为自己作恶的挡箭牌，并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应当，而毫无负罪感！”我尽管不认同“个人不应该为体制担责，不要揪着个人不放”的观点，但也觉得，律师们不必睚眦必报、落井下石，应当宽容为怀、尽释前嫌，热烈欢迎原公诉人王云徽加入律师队伍。主要考虑有二：一是有利于法治队伍团结。有学者说，法律人共同体是不存在的。我深有同感，司法机关似乎从未真正将律师当作共同体一员对待，反而是处处设限、处处防备，似乎成了假想敌。司法人员和律师，似乎只有熟悉的同学战友、同乡故友间，才有坦诚交流。司法人员辞职当律师，或者律师入仕当司法官员，由于兼具双重经历、双重身份，不管跟现在的新同事，还是跟以前的老同事，都能有效沟通，并可以在司法人员和律师之间，搭建坦诚交流、良性互动的渠道、平台，有利于促进双方互信，促进队伍团结。二是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公检法内部人才济济，他们都是法治的种子。不仅组织上不应限制他们离职，而且社会上也应当欢迎他们出来作贡献。只有把法治的种子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他们生根发芽、自由成长，并影响周围人的法治理念、法治行为，让法治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中国法治才能更快建成。王云徽也算经历了一点波折，势必变得更加成熟、智慧，有望成为一颗法治的好苗，所以应当宽容他、鼓励他，让他茁壮成长，从而有力促进法治建设。世人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王云徽辞职了，也成了老百姓。现在老百姓谋生艰难，彼此之间应当互帮互爱，再也不能底层互害了！
编辑 :焦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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