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长征——军史专家的精彩讲座

来源：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网站作者：刘统
本文系刘统教授2018年6月10日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讲座。刘统，北京人，著名军史专家，历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出版《历史的真面目》等著作数十种。
内容简介：谈到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一千多名曾经跟随他长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讲起了党的历史。特别谈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洋教条来了，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你们说没有？那些根据地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错误，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 幽默的语言中带着悲怆，这才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对每个长征的亲历者来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主持人：大家上午好！由博物馆举办的第28期抗战大讲堂，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讲长征。从我个人来讲，从小对长征就有情结。我们理解长征，更多是从革命史实方面来理解。我想在当年那群革命者，他们除了革命史实讲到的以外，还有生动的、个人的情感以及个人的细节，我们对那段历史了解更好的细节，才能充分理解革命史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刘统老师，我个人认为，也可能是大家所认为，是我们国家研究军史的权威人士。他既能从宏观上把史实讲得非常的明白，对其中的细节也能说得特别清楚，这样把宏观、微观两方面结合，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长征，使长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心里。刘老师在长征80周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在手机上是刷屏的。一篇革命历史文章，如此受到人们的喜欢，还是不多见的。当时我就想请刘老师来博物馆上一课，后面刘老师不是太方便，我想他也很忙。所以说今年5月份的时候见到刘老师，专门给他讲，我说刘老师请你到博物馆来给我们讲一下长征，来弥补这个遗憾。我想今天刘老师和我们讲述长征，也是弥补我们两年前的一个遗憾。我们现在请刘老师给我们讲。刘统：吴馆长上来就戴一个高帽子，什么“研究长征第一人”，我可不敢当。我的工作，把神还原成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一谈起长征，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有毛泽东选集上，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等等的气壮山河的话。但是在我们内部的文件上，1958年6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面对着1000多位跟随他长征的将军，讲了一天我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毛泽东说：难道我们闲到了想散步，一散就散到了陕北走了两万五千里，同志们，实在是因为我们犯了路线错误，王明的左倾路线，红区搞掉了90%，苏区搞掉了100%，所以我们是迫不得已的。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心话。红军长征在毛泽东心目中，不是一段浪漫的旅游，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沉痛的历史。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他们在江西不是待得好好的吗？1932年，当时中央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上海中央迁到了江西，当时都到了瑞金。我们的理解这是个好事，按说那么多的政治局委员都到江西来了，那党的领导力量不是加强了吗？但是这些政治局委员，当年都是共产国际选拔的，而且都是完全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他们到了江西以后，一看毛泽东，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回事。当时共产国际命令，你们红军要攻打大城市，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先占领一两个大城市，然后再争取全国革命的高潮。但是一提攻打大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共产国际命令红军一、四方军会师大武汉，毛泽东说办都办不到；那么打南昌行不行？毛泽东也说不行；那么打赣州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就火了，好你个老毛，有十万红军你都不敢打一个城市，你这叫逃跑主义。总而言之这些政治局委员认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他们觉得不能再让这个老毛干下去。1932年10月，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宁都小源村的祠堂召开了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就是反倾向斗争，结果六七个政治局委员合伙围攻毛泽东，把毛泽东给气得呀，说这些个钦差大臣张嘴共产国际指示，闭嘴斯大林怎么说的，谁相信我这个土玩意叫毛泽东思想啊？那叫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当时苏区中央局的书记，第一把手周恩来，他会议前两场都没参加，他在前方指挥作战。第三天周恩来来了，问大家什么意见？大伙儿说不让老毛干。周恩来说那咱们就做决议吧。最后，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接任，毛泽东去当中华苏维埃主席。同时说毛泽东同志很有作战经验，到必要的时候请他回来指挥作战。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是毛泽东第二次下台。毛泽东回到后方，长定县城山顶的上医院的休养所，气得是大病一场。当时毛泽东是非常的低落，也就是几个最好的朋友悄悄地来看他，毛泽东看见老同志流着泪说，看来我们井冈山的同志真的不行了，只好慢慢的来忍耐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这么惨，就给毛泽东总结了两句话，叫“团结比正确重要，票比正确更重要”。林彪这句话非常经典，票比正确更重要，你再有才能、再有本事，你在政治局里拿不到多数票你一事无成。所以毛泽东下台之后，中央苏区暂时由周恩来担任第一把手，结果周恩来做了没多久，来了一个27岁的年轻人博古。博古来了以后就跟周恩来说，说王明同志说了，他走了之后由我代行他的职务。其实王明根本不是这意思，王明当时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时候，跟博古说，你代理我在这儿的任务——就是让他当一个传声筒，共产国际来了指示，通过上海远东局的电台转到江西苏区，就这么一个事。结果博古来说，王明同志说了，我代替他的职务。博古又拉来了一个人，就是苏联的一个红军军官，负责情报的李德。博古说，这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的军事顾问。后来李德就当了红军的最高指挥员。等到长征结束之后，1938年共产国际把李德召回去审讯，说谁让你当了红军的最高顾问？李德说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让我当的。我记得科学院的一位老同志王志涛，当年就是李德的翻译，说李德到了江西苏区，当时周恩来给他一座独立房子，给了他一个警卫排，一出门就是骑着高头大马。结果苏区老百姓看见洋人来了，都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军事顾问了，我们的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当时李德神气得不得了。就这时候毛泽东是最痛苦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上李德那去，跟李德谈你应该用游击战术等等，结果李德非常不耐烦，说我正在开会，你那些东西我不想听，等开会完了再说吧。结果李德、博古、周恩来在屋里开会，毛泽东就在客厅那儿抽烟等着，他们开会开了两个钟头也没开完。毛泽东后来自己觉得非常的没趣，就自己走了，结果李德出门一看，客厅里又是痰、又是烟头，说你看看，你看看，这毛泽东就是个农民，这就叫游击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在苏区的处境。江西苏区在1934年，就形成了周恩来、博古、李德这三人团的领导。这个时候蒋介石削平了各路军阀，现在他就是要彻底地解决江西苏区，于是坐镇南昌，调集了一百万的大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围剿开始之前，蒋介石的谋士就跟蒋介石说，咱们前四回围剿为什么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共匪，你把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不都投靠共产党去了吗？这次咱们改变策略，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咱慢慢来，但是最重要的是沿途安抚老百姓，咱们让老百姓都回家安居乐业，他们不就不跟着共产党跑了吗？蒋介石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于是就开始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来了之后，当时李德坐镇指挥，李德把苏区的一套战术都搬到了江西，他提出的方针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国土”，让红军摆阵地，扼守住山口、路口跟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正规战。毛泽东说，你这叫“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国民党军一百万人，什么装备，我们红军才10万，什么装备？你还想打正规战、阵地战，你能打得赢吗？果然红军打得非常艰苦，伤亡越来越大，阵地越打越小，结果当时有的同志还是信毛泽东那一套，我们应该是游击战术，我们应该是机动灵活，你干嘛要在阵地上送死呢？当时肖劲光他守黎川县城，结果他一看来了敌人那么多，然后他就主动撤退，这一下把李德给惹火了，然后就命令把肖劲光押到瑞金来，开批斗大会。然后大伙儿说怎么办，有的说枪毙肖劲光。当时红军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违抗命令、仓皇逃跑的肖劲光押到法庭上。结果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亲自出面，说肖劲光不是不努力作战，实在因为敌众我寡、迫不得已，就算是全牺牲了，也守不住那些地方。这样的话，李德才勉强免了肖劲光一死。肖劲光在他的回忆录里，把这个事情写得是刻骨铭心，差一点就被李德给枪毙了。结果就是这样严厉的命令和制裁，也挡不住失败，后来周恩来一看这形势真的是越来越危急了，蒋介石真的是要彻底消灭我们了，于是当时仓促决定开始长征，这样就有了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然后到张家界去跟贺龙会合。 红军长征上路的时候，可以说是坛坛罐罐都带上，学习的笔记、唱戏的服装等等全都带上，光挑夫就两万多人，这么笨重的队伍，十万人光挑夫就两万多人，一天能走几里地？回忆录里说，一天也就走十五里地。这么笨重的队伍，这么慢慢的走，你怎么还能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我到江西的寻乌去参观，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纪念馆，我见了这个纪念馆我才了解到一个秘密，就是长征开始之前，周恩来派了代表，带着“东西”去找广东军阀陈济棠做工作，说我们红军经过你那儿，我们不占你的地盘，我们是路过，你放我们一马。陈济棠跟蒋介石打过两次仗，都被蒋介石给打败了，所以他跟蒋介石仇恨很大，在这个时候我凭什么给你卖力气呢，所以陈济棠接受了红军的条件。这样的话红军开始长征，路过国民党军的防区的时候，广东军阀是朝天开墙，红军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道一道越过四道封锁线。等到进了广西，到湘江路口，对不起了，广西军从南边上来，湖南军从北边上来，中央军在后面紧紧追赶，三路夹击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湘江战役进行了三天三夜，当时红军的损失高达三分之二，也就是说长征出发是10万人，过了湘江就剩了3万人了。怎么能死这么多人呢？我到湘江一看，湘江渡口也不宽，当时红军是架了五六个浮桥平行过江的，怎么可能死那么多人呢？根本没死那么多人，湘江战役红军的伤亡实际上连1万人都不到，国民党军阀也不愿意跟你拼命，他也是说把你赶出那个防区就可以了，所以白崇禧的军队并没有玩命打。不少人逃跑，挑夫一看国民党进来了，队伍就乱了，然后扔下担子就跑，还有好多新兵也不愿意离开老家，结果一看队伍乱了都跑回老家去了。真正过了湘江的是红军的主干部队，一、三、五、九军团，所以红军真正的作战实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而博古一看崩溃了，哎呦我当领导没几天，结果红军就受这么大的损失，博古就想自杀。周恩来说你现在也别想那么多了，我们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我们肯定不可能到湖南去会合了，咱们干脆改变方向，哪没敌人往哪去。队伍就从广西进入了贵州。当时贵州是多穷、多荒凉的地方，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你今天到贵州那一带看，还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也没几个房子，你想一想，三万多红军，每天走的荒山野岭里到哪吃、到哪住？所以红军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风餐露宿，根本吃不饱饭。 这个时候部队的军心就动摇了，很多战士就埋怨，我们的领导行不行啊？到底把我们往哪领啊？战士都怀疑、疑问，高层肯定更加焦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80年代重走长征路，当时我们中央是非常重视的，杨尚昆亲自指示，然后各个军区沿途护送他，他每天到哪都要报到军委办公厅。当时是广州军区和成都军区，两个军区天天派人一道一道给他护送当向导。索尔兹伯里有条件采访很多当事人，于是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叫“担架上的阴谋”，说红军长征进了贵州，当时红军里面有两个“三人团”，一个“三人团”是公开指挥的，就是周恩来、博古、李德，还有一个暗的“三人团”，就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政治局委员。他们三个人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指挥权，只能随队行动。眼看红军一天天走向困境，他们三个人是焦急万分。怎么办？张闻天和王稼祥就跟毛泽东说，看来这个博古和李德实在是不行，我们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好不好？毛泽东当然同意。当时毛泽东受难两年多，他在政治上也成熟了，这个关键时刻他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那算票，他说我们要开政治局会议，咱们三票，他们三票，朱德这一票还不知道过得来过不来，要开政治局会议没有绝对的把握啊。张闻天、王稼祥着急，那你说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不牵扯政治问题，我们现在只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红军往哪走？那我们要研究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啊，把各军团的首长也都叫过来，林彪他们都叫来，让他们也每个人都有一票。张闻天和王稼祥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们就去找博古和周恩来，博古啊，恩来啊，咱们开个政治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吧，研究行动呢各军团的首长更了解实际情况，咱们把各军团的首长也都叫来，咱们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看好不好？这就同意了，接着筹备政治局会议。这时候最敏感的是李德，李德到博古的房间，问他们去你干什么呢？博古说明天要开政治局会议，我在准备报告的提纲。李德说，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博古同志，我们才是最高领导，我们才有资格提起召开政治局会议，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别人召开政治局会议呢？博古说这是老毛提议的，咱们也该开个会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谁的政治更加敏感？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都在遵义公馆二楼举行，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报告。之后张闻天、毛泽东就站起来，做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集中火力猛批博古，说因为你们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们丧失了中央根据地，我们才落到今天这种进步，你们要负责任的。 一看批驳博古和李德，红军将领纷纷站起来形成围攻之势。博古27岁，在党内没有任何资历，凭什么你可以回来就当一把手，不服你。李德一个外国人跑过来就瞎指挥，打的那个仗别提多窝囊，所以红军将领都讨厌他，大伙儿形成了围攻之势。周恩来也站到毛泽东、张闻天这边，使遵义会议获得了成功。遵义会议最后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以张闻天取代博古为党的总负责，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第二，周恩来仍然担任红军总政委，红军长征中最后下决心者为红军总政委，所以周恩来位列第二，但是握有指挥权。第三，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闻天和恩来，所以毛泽东第三位。原来我们党史上说，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到了90年代遵义会议的档案一公开，我们看毛泽东没当上老大是老三，所以我们当时就改写成，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回来指挥红军，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四渡赤水。长征组歌说，四渡赤水出骑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一年开长征的会，我看见了毛台（音）在现场，我说你是当地人，你给我说说四渡赤水这个故事。他说这很简单，赤水河是贵州、四川、云南的分界河，红军走到了遵义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朱德说这个队伍不能再走了，再走就拖垮了，咱们还是到四川南部找一个地方先休养生息吧。所以当时遵义会议的决议，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建立川南革命根据地。根据朱德的提议，红军就过了赤水河，进入了四川南部，结果川军一看你要来抢我的地盘，就冲上来了。朱德说我在川军待过，川军都是很慢的，咱们跟他打。结果川军从山顶上冲下来，而红军又饿又乏，打了败仗，朱德跟毛泽东赶紧在干部团的护卫下过了赤水河，又回到贵州境内。川军是这样，你只要离开我的地盘，我不追你，于是川军就收兵回城了。贵州军阀一看，红军怎么又到我贵州来了？咱们的红军将领就说跟贵州军队打，毛泽东说千万打不得，一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了红军你还干什么革命？我们现在只能是避战。结果红军将领还要打，七嘴八舌把毛泽东否决了，结果毛泽东半夜睡不着觉，就去找周恩来，跟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明这些道理，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听毛泽东的，我们不打我们就跑，于是红军就开始沿着这条赤水河绕过来绕过去，开始四渡赤水的行动。我们说毛泽东的战术思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这个时候只能走。怎么走？毛泽东抓住了一条，就是军阀都是各个地盘，你只要离开地盘他就不追你，所以毛泽东就利用了这条赤水河是贵州、四川、云南的分界，就在中央军、黔军、滇军、川军的夹缝求生存，川军来了我跑贵州，黔军来了我跑云南，滇军来了我再跑回四川，就这样绕来绕去。跑也不容易，你知道哪有敌人、哪没敌人，你怎么知道跑哪去？这个秘密我最近几年才知道，你们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跟军委二局合影，毛泽东身边站的这位曹祥仁，就是军委二局的局长。红军长征的时候，曹祥仁是军委二局密电科的科长，毛泽东就让这个密电科寸步不离的，背着电台跟他一块走，只要电台一响，立刻就叫他们坐下来收听国民党的电报。国民党得协调中央军跟川军，看见红军了吗？川军问黔军到你们贵州哪了？黔军再问滇军，红军到你们云南没有？这些个往来电报密码都不太复杂，当时我们的密电科几个人连蒙带猜把这些电报都破译了。当时总参写了一篇回忆录，说在长征期间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往来电报有600多封。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关键，毛泽东才知道哪有敌人、哪没敌人，才能掌握敌人信息。毛泽东让密电科跟着他翻译电报，谁都不能知道。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他说我们军团政委都不知道毛泽东他们能破译电报。林彪就更不明白了，说怎么绕来绕去走直线不行吗？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这个秘密，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能告诉。如果敌人要知道我们能破译，一换密码彻底完蛋。当时毛泽东依靠这个法宝，在赤水河边绕来绕去，这个队伍快拖垮了，当时红军已经走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了，毛泽东真是忧心如焚，哪怕给这支疲惫的红军找一个休养一个礼拜的地方也好。就在红军苦苦挣扎摆脱军阀的时候，突然从雪山那边来了电报，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越过了嘉陵江，到川西北藏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等着中央红军来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消息传来，中央红军真是一片欢呼，结果大家是拼尽了最后的力气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所以你看红军的行军路线，在这一带是绕来绕去，一过了金沙江突然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直线，红一方面军拿出了最后的力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段路上，红一方面军演出了长征中最壮烈的一幕。我们大家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你看电影上演着红军冒着枪林弹雨，攀着铁索，一步一步地爬，最后终于把泸定桥拿下来了。我当年看这个电影也很受感动。后来我真的到泸定桥现场看，觉得有点不对劲，铁索桥长100米，你在铁索上爬，你从这头爬到这头，那得爬多长时间？你最少得爬15分钟吧？我要是一个川军，站在泸定这边岸上，拿着步枪瞄准，一枪一个把你打到河里去你信不信？那泸定桥怎么拿下来的？关键在一个“飞”字。我去采访当地人我才知道，这个泸定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通道，当年川军就是靠着这个泸定桥跟对面做生意。红军过大渡河只有一艘船，三万多红军，靠一艘船怎么能过得来呢？后来中央知道北边还有一个泸定桥，于是就电报命令走在最前面的红一军团去抢夺泸定桥。当时团首长是王开湘、赵伟、杨成武，接到这封电报一看，他们距离泸定桥还有240华里的路程，但是军委的命令是让他们在1935年5月24日早晨拿下泸定桥，结果一算，还有30多个小时的时间，红军就开始狂奔起来。当时可没有公路，都是半山腰、羊肠小道，红军扔掉所有碍事的东西，把干粮都扔掉了，就背着枪和子弹，在这个小路上一刻不停地狂奔，不休息，不吃饭，昼夜飞奔了30多个小时，终于在当天早晨到达了泸定桥的对岸。川军是刘文辉的部队，他们接到电报说红军快过来了，让他们拆桥板子，就开始拆。今天泸定桥维修拆板子得拆多长时间？拆10天。你看泸定桥上这么窄，只能是两个人作业，两个人拆板子，拆一块板子扛100米，拆一块板子扛100米，你说他能拆多长？拆到半夜也就拆了十几米。他一想，红军还远呢，先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再拆也来得及，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第二天红军到这边了，吓得川军也不敢拆板子。红军也累坏了，倒头就睡。当时团长和政委是盼着刘伯承带着队伍要是能从这边直接拿下，就不用夺桥了，一直在等待，等了一个半天到了下午，北岸的红军部队还是没踪影。这时候红军先遣团准备夺桥。先遣团是红一方面军里装备最好的，把轻机枪沿着河岸摆开，一声令下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川军都是收税的，从来没打过仗，哪见过这么猛烈的火力，吓得川军是魂飘魄散，然后拿火点了这个楼，就开始朝后面逃跑。这时候红军开始爬桥，一边铺板子一边爬桥，走到桥中央，一看这边已经着起火来了，红军就犹豫往回看怎么办？团长、政委就在这边大喊，同志们啊，迟疑不得啊！于是红军就冲到这边来脱下衣服扑火，好不容易把火扑灭了，泸定桥搭起来了。所以我今天站在泸定桥上，我就回想当年战争的场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骨瘦如柴的红军，他们怎么能够30个小时跑40里地，按照我们今天的体能是无论如何跑不下来的。有一年开长征会，南京有一个企业家，背着背包拿着两根拐杖徒步走长征路，当场我问他，我说到泸定你走了几天？他说走五天。我说你怎么会走五天呢？他说是啊，我一天就走40公里。我到下午就找一个村住下，不能走夜路啊，这样我走五天。你们看今天正常的体能、正常的营养，用5天的时间，当年红军那种骨瘦如柴、没吃没喝的状态，跑了300多里地拿下泸定桥，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真是没法预测。所以我站在泸定桥想着当年红军的事迹，真是对他们充满着崇敬。然后红一方面军有了这座泸定桥，从对岸到了内岸，然后再翻过了大雪山，1935年5月底，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之下8万人马兵强马壮，总指挥下的命令说红一老大哥过来了，我们要准备送礼，要准备纪念品慰问老大哥。走了一万多里地的一方面军，这时候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8万方面军热烈欢迎，拿着慰问品，又是干粮、又是皮袄、又是毛衣、又是手套，塞给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真是感激不尽啊。 当年最感动的是邓小平。在1935年5月的时候，邓小平正好是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邓小平在江西当一个县委书记，结果当时博古要整毛泽东，直接整毛泽东动静又太大，结果先整了弟弟毛泽覃，整毛泽覃不能整一个人，还得抓几个陪绑的，于是就抓了“四人反党集团”。邓小平当时是大呼冤枉，我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那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的弟弟，两个是毛泽东的秘书，我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就因为我是毛泽覃的同事，你就把我弄成“反党集团”了？所以当时就坚决不服。于是博古在瑞金召开了批斗大会，把他们四个人无情打击，然后撤销邓小平的全部职务。所以长征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悲惨，他没有职务，就没有干部待遇，没有干部待遇你就没有马骑，没有担架坐，你就得跟红军战士一样，两条腿走路，所以长征前面的一万多里地，邓小平是用两条腿走出来的。当时跟他一块倒霉的，还有后来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郭化若。郭化若说，长征前半截我脚上的血口子没长上，穿着草鞋跟红军战士一块走路，走着走着脚起泡了，脚磨烂了，但是你就是没担架坐，你也没马骑，你缓不上来，所以走得脚磨烂了，长上了以后再磨开，所以你说他受的什么罪，他说脚一直在渗血，一直伤口就没愈合。邓小平的女儿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一卷里，我问父亲长征你怎么过来的，邓小平说三个字，“跟着走”。那次会师后，邓小平遇见了贵人——他的法国同学傅钟。傅钟这会是红四的政治部主任，他们每个人都有好几匹马换着骑，他一看邓小平这么惨，就给了邓小平一匹马、一件皮袄、一包牛肉干，邓小平感动得眼泪直流，后来跟子女说，当年多亏傅钟给我这三件宝，我才能活着走出草地。邓小平的感情代表了会师后红一对红四的感激之情，那叫兄弟之情。毛泽东说，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怎么别人都那么高兴，他成了最黑暗的时刻了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论资历，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政治局委员没掉下来，毛泽东两次被撤职；论实力，张国焘指挥8万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还剩下2万人，破破烂烂的；论学历，张国焘也是正牌的北大毕业生，毛泽东是图书馆管理员。张国焘一看红一方面军烂成这样了，无论说什么都应该我来指挥，所以两家一会师，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说，现在我们两大红军会师了，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那么谁指挥谁，张国焘说还用说，当然我指挥你们，你们还剩下几个人？！毛泽东说国焘不能这么办，咱们还得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大政方针嘛，一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就剩一票了，博古都跟毛泽东站到一块去了，张国焘一看你们这帮人还想玩我？你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动，我看你怎么办？张国焘的部队不动，中央能有什么办法？为解决指挥权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消耗了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可是要命的两个月。我们今天去九寨沟，你还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当年那么荒凉的四川西北藏区，一下来了十万红军，天天要吃饭，所以在当地找粮食成了第一大问题，关系到红军生存的问题，当时红军下了命令，我们第一任务就是筹粮、找粮食。当时红军就四处去找粮食，首先到藏族藏民老乡家里，老乡当时也不了解红军，一看军队来了吓得躲山里去了。红军找到了粮食，有钱的留一块大洋，没钱的留个欠条，等革命胜利了再还。很快，粮食吃光了，到了8月地里的青稞麦熟了，于是红军下令都到农地去帮助收庄稼，收青高粱，收青稞麦，给老乡给点钱，或留个欠条。每个人收20斤麦子，磨粉、炒熟。当时红军每天吃饭定量，以后限到非常苛刻的程度，每个人一天就只能吃三两青稞麦。有个资料，说当时有一个小战士饿得不行，结果把别人的半口粮食给吃了，当时红九军的政委就召开大会，把小战士拉出来正法了，违抗军纪啊。这就是当时的生存已经很残酷了。最后去打当地的反动武装，缴获了一些粮食、酥油啥的，但也很快吃完了。 到了这个时候，张闻天找毛泽东商量，说你看，张国焘想指挥红军，你不满足他他就不走，要不然，我把总书记让给他得了。毛泽东说，你可不能把总书记让掉，你让张国焘当了总书记，他来主持会议，他要开扩大会议把他的人叫过来，咱们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毛泽东想了半天，说张国焘不是想指挥红军吗，咱们让他当总政委吧，他当总政委他就能指挥红军了，他该满意了吧？但是我们不能让出总书记，就是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他也得听政治局的，也得由政治局来决定大政方针，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大伙儿一听，这个办法不错。于是1935年8月，中央开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他满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往哪去，就是一个最终大会的选择。往哪去呢？在这么荒凉的地方，外面也没有信息，结果张国焘说，我们就地建立一个红军政权。毛泽东说你在这么荒凉的藏区建立政权，你能有什么影响？你不就是自生自灭吗？根本就没有前途。张国焘说那我们还回到红军四川的老家去。毛泽东说，你回不去了，川军好不容易把你挤出来了，还能容得你再回去吗？这个时候大伙儿都不知道往哪去，刘伯承总参谋长就来问主席，你说咱们该往哪走？当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往哪走，但是毛泽东有一种想法，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想发展壮大，就得发动群众，现在要发动群众，最好的口号就是北上抗日，我们要北上抗日，才能沿途发动群众，我们要北上抗日，我们就得离抗日前线近一点，我们就得到陕北到陕西，我们到了那，群众看我们抗日了才能来跟我们，我们共产党红军才能发展壮大，所以我们还是得往北。刘伯承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往哪去，但是毛泽东就有这么一种感觉，事后证明就看中毛主席。北上，张国焘勉强同意了。张国焘一同意，毛泽东又生一计，咱们得走草地，十万红军哪能一路走？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我们中央和一、三军团组成右路军，我们从毛儿盖北上，朱德、刘伯承陪着张国焘总政委组成红军总部，这是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咱们兵分两路。张国焘于是就同意了。一看张国焘同意了，毛泽东就让徐向前带着队伍七天七夜通过了若尔盖大草地。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也是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阶段。我们今天去看大草地，真是风景如画，草像地毯一样，那红军过草地怎么那么痛苦？你不到现场不知道，我们到现场才知道，第一，若尔盖草地海拔3500，我们今天正常的人到那边都头疼欲裂，高原反应非常严重，后来就往腊子口那边跑，到了腊子口那儿海拔2000多，1000多，不用治病高原反应全都好了。但是红军在海拔3500的草地上经过，又是沼泽，那是多艰难的事情？抬腿都非常的沉重。 第二，红军过草地是露宿，没人烟、没房子，每天都是露营，红军又没有任何的用具，就是用防雨布这些东西。草地气候温差非常大，红军过草地是9月，8月，说起来是夏天，白天晴空万里的时候气温可以达到十几度、二十度，但是一到夜晚就接近了0度，而且草地气候变化无常。他们写了回忆录，正在那儿点着篝火烧饭吃，突然狂风骤雨，又是冰雹、又是暴雨来了，红军也没地方避雨，受的那个罪真是没法形容。第三，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极度缺乏，人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每天你在草地，你要想活下来，每个夜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生起篝火。篝火柴从哪来啊？草地你看哪有树啊？就是些灌木。所以当时红军的干部有马骑的人都不骑马，说我宁可步行，我让这个马驼上柴火，到宿营的时候，我们点起篝火，我们才能度过寒冷的夜晚。没有篝火的，到第二天早晨一看，缩在那儿都已经冻死了。当时他们在草地上，在那么饥饿的状况下，那么高原反应，露营五天到七天，完全凭着一股意志，走着走着就是这一口气，如果这口气一松，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后来红二代组织了一次草地行军，大伙儿问张小爱，张爱萍的女儿，留美的博士，你要是当年长征你会怎么样？张小爱很认真地说，我一定会死，我一定活不下来。当年红军过草地，你今天看风景这么好，但是红军当年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景色，就是写饥寒交迫。红军就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七天七夜终于走过了草地，然后到了若尔盖的巴西村这一带。这时候毛泽东就着急了，发电报催张国焘你赶紧。但是这个张国焘犹豫了，北上干嘛去，大老远的跑去干什么？就因为那地方离苏联近？张国焘一犹豫，正好赶上连降暴雨，草地没有河流，一降暴雨就是一片汪洋，你也不知道哪深哪浅，张国焘一看粮食也快吃完了，怎么办？干脆我不北上，我南下。张国焘召开了政治大会，一个口号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这下毛泽东真是急了，连续的电报就催，国焘啊，你一定要北上，你一定要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啊。1935年9月9日那天早上，参谋长从指挥部跑到毛泽东那儿，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情报，说张国焘来了一封密电，说是南下。就是这封密电，导致红军的分裂。这封密电在不在？有没有？特别是80年代，我们编战史，到中央档案馆，把所有的红军长征时期的电报都找出来，一看，当年红军长征纸特别缺乏，所以尽量地节省纸张，每一份电报都写一个小纸条，这字写得那个小，比今天我们电脑上的字还小，那个纸条是一条一条的贴本子上，所以电报都在，就是说红军长征饿到那个份上，也没把档案丢了。但就是没找到所谓的那个密电。后来徐向前发表一个谈话，他说我们没有看到这封密电。但是杨尚昆，军委副主席，他说如果没有这封密电，那我们红军为啥连夜北上？这封电报到底有没有？红军里的电报分几等，秘密、机密、绝密，最高级是指人译，指定人翻译。就是张国焘手里有一份密码，陈昌浩手里有一份密码，最高级的密电只有他们才能互相译，所以这个等级的电报如果能看到也是一个乱码，也不可能是内容。但是我们只看效果，就是这封电报谁也没看见过，这封电报怎么来的呢？毛泽东在1937年1月，延安召开批张国焘的会议，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那个时候特别危险，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始党内斗争，如果我们不先走，红军是要打起来的。张国焘就在对面，张国焘没反驳。但是张国焘后来申辩说，我绝对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意思，如果我要那么干我就是反革命。我们现在看，这封密件来源，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个密电问题成为网上热议的问题，一方面军的后代和四方面军的粉丝吵得一塌糊涂。咱们军事科学院的人说，以毛、张二人的个性，即使没有这封电报，他们最后也要分手。我们只看效果，也就是说那一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相信有这回事。当时毛泽东就来做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工作。毛泽东先找到陈昌浩，说陈昌浩同志，中央要北上了，你看我们该怎么办？陈昌浩是张国焘的铁杆，陈昌浩说我们是听总政委指挥的，总政委叫南下我们就得南下，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之间有什么事，我们下面干部也左右不了。之后毛泽东想了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走，先北上，看你们敢不带着队伍跟着走。那天夜里中央带着一、三军团先北上了，结果一夜走了十几里地，等到天亮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给总部打电报来了，说中央北上了，怎么办？我们追不追？当时陈昌浩是非常的激动，破口大骂中央，你们怎么能扔下我们走？徐向前陈昌浩说算了算了。参谋长李特急性子，他说我去追中央，把我们方面军的同志叫回来。于是李特带着一个骑兵班，骑着大马追赶，一会就追上了。（这是李特唯一留的一张照片，在苏联留学时候的照片）李特追上后就说，同志们不要跟着中央北上逃跑，跟着我回去。彭德怀一看李特这么喊，大骂李特。李特多牛，掏出枪就要跟彭德怀干，彭德怀也掏枪，这个时候洋顾问李德一把上去把李特抱住，让李特动弹不得。这时毛泽东出面了，说同志们不要打了，捆绑不成夫妻，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你们愿意南下就南下，我诚恳告诉你们，南下是绝路。毛泽东说，谁愿意跟李特走就跟李特走，结果已经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里面的一些干部，又跟着李特走。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时刻，8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放在他们那，这个时候张国焘那边是9万人，毛泽东这边是1万人。但是毛泽东没退路，只有北上这一条路，所以毛泽东带着队伍再次北上，然后先到腊子口，这是甘肃和四川的分界。今天你看这是个峡谷，实际上这路宽多了，当年就是一个窄缝，就是一条河从这儿过去，甘肃的军队修了几个碉堡，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怎么办呢？找了几个会爬山的攀岩，然后再把绳子扔下来，红军攀岩翻到腊子口的山的那一头，从后边把甘肃军队给打垮了。夺完腊子口，红军又开始沿着山道上山，爬了一座大山。今天坐吉普车，开车得开一个小时，当年红军那么瘦弱，从草地出来皮包骨头的，怎么就能爬过这个大山？爬到山顶上就是陇东高原，再然后红军就走到了甘南的一个小镇叫哈达铺。上哈达铺一看，这个镇子是中药当归生产地，100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甘南是比较有钱的地方。红军终于有饭吃了。当时下命令说每个人发一块大洋，犒劳一下肚子，于是在当地买鸡买羊。在草地饿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我在镇子上看见当地卖的特产，这么厚、这么圆的一斤一个的面饼、烧饼。有一个小战士，一口气吃了三个，吃完了动不了了。这怎么办，结果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也不许睡觉，你就在院子里给我走，什么时候把这个消化你再睡觉。他说我幸亏一口水没喝，要是一喝水我就撑死了。董必武的战马从江西出来，跟他走了两万多里，过草地也是皮包骨头了，买了一口袋麦子，30斤麦子让马敞开肚皮吃，结果这匹马当天晚上就撑死了。红军当时最重要的是吃饱饭，但是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在川西北、藏区有三四个月没看见报纸了，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他叫人从邮局找来报纸，一个人分一箩，分头看，他们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刘志丹的消息。中央领导人非常高兴，绝路逢生，想不到陕北还有一片红军根据地。有人说毛泽东运气好，你看他走到穷途末路，突然又有陕北这么一个出路，我们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毛泽东没有坚定北上的信念，没有不顾一切突破腊子口、爬大山走到哈达铺的决心，他走不到那个地方，就看不到这个。所以机会只留给意志最坚定的，毛泽东到了这儿终于看到有陕北了，有根据地了，毛泽东非常高兴，说咱们就到陕北去跟刘志丹会合。于是红军改编成陕甘支队，集中领导，然后翻过六盘山，到陕北去寻找刘志丹。但是这个时候，陕北也处在一种恐怖之中红二十五军最先到的陕北，这是红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队伍，结果红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一看，觉得刘志丹这支队伍怎么像土匪，队伍不纯洁、不干净。于是红二十五就把张国焘肃反那套搬过来，把陕北那些人抓起来，一个一个清理。红二十五军保卫局就把刘志丹这些人都抓起来，一天杀一个，一天杀两个。后来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说陕北肃反一共杀了多少人？一共杀了240几个人。刘志丹他们觉得自己马上要完蛋了，要被杀掉了，但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他听说中央快到陕北了，于是就跟政委商量，说中央快到陕北了，咱们去接中央吧？程子华就犹豫，说中央也不知道在哪，咱一走连这块地盘都没有了，咱还是等着吧，徐海东说那就只能等了。有一天徐海东正指挥队伍打仗，突然从后面来了一个骑马的通讯员，说军长中央到了哪个哪个村了，说毛主席等着你去呢。徐海东一听仗也不打了，骑上马跑了六十多里地的山路，到了一个村，在一个破窑洞里，徐海东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是头发又长，脸又青、有灰，穿了一身补丁撂补丁的破衣服，一见到徐海东，激动的毛泽东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说，说海东同志见到你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主席，中央让我做什么事情，请你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一听这话，毫不犹豫命令司务长，我们的军费7000大洋，我们只留2000，把5000都给中央，把毛泽东感动得那叫一个难以形容。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来接中央，表现了徐海东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无私地把本部队的军费拿出来交给中央，对中央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就凭着这个，毛泽东感激徐海东感激一辈子，毛泽东说，徐海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大功劳。中央到了陕北，毛泽东一听，你还在肃反啊，刀下留人，把所有的人都放了，结果这一下刘志丹他们都从窑洞救出来了，他们流着泪说了一句话，不是陕北救了中央，而是中央救了陕北。所以这个事情是相互的，不能说谁是谁的恩人，这确实是相互成就。 所以毛泽东后来说，第一，陕北同志是最好的，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就剩你们陕北还有这么一小块了，我们中央长征最后才能落脚在陕北。你说你有功劳，你的功劳在哪里？你再有功劳不是把根据地丢了吗，所以毛泽东说我们首先要感激陕北的同志，就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再让毛泽东感谢的，就是徐海东。说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后来徐海东抗战后得了肺病，于是就退出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都没参加，都是在大连、苏联红军疗养院疗养，建国后继续疗养。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想起徐海东来了，特别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位的总参谋长。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不是按姓氏笔划排列，排列都是有规矩的，像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三个人排位前三，军委副主席一级；后面是刘伯承、贺龙、陈毅，那是大区司令员级，最后一位是军委层级，这个排序都是有规矩的。徐海东当时什么位子也没有，排名第二。徐海东真是过意不去，写了封信说，主席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授我大将是不是太高了，我当不起。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1955年之后，徐海东授了大将，再接着养病。1969年开中共九大。九大是党史上最不正常的一次会议，那么多人都被打倒了，真正老干部能在的没几个，一大批大反派进了中央委员会。结果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突然想起徐海东来，说徐海东同志在哪？要请他来出席九大开幕式。一人向隅，满座不乐，怎么能少了他呢？周恩来在九大开幕的下午，召集九大主席团开紧急会议。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当面给讲这个故事，周恩来召集九大主席团开紧急会议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结果周恩来宣布毛主席最高指示，要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开幕式，都傻眼了，徐海东是谁啊？根本就不认识。当时徐景贤是大笔杆子，他可知道徐海东是谁，结果他说，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沉痛地说，毛主席这么信任我，让我帮他筹办九大，可是我连这么重要的一位老同志都忘记了，我真是对不起主席啊，痛哭流涕。这说明什么？毛主席真有感恩之心，他一辈子最感恩就是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徐海东。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依靠着刘志丹、徐海东，到了陕北，结束了长征。张国焘根本不当回事，他们连一万人都不到，能成什么气候？张国焘让徐向前、陈昌浩带着队伍南下，咱们濯牡江（音）去开个会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地图上都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去走长征路到马尔康，找到当地的同志，说你带我去濯牡江看看去吧。就给我们找了一辆车，从马尔康出来先走国道，走国道往西走了三十多公里到松岗，我说难怪这个会议也叫松岗会议。然后走土路进山，又走了几十里地，到一个山脚下，有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发音就叫这个。到了脚木足我们就走土路，一个村一个村的转，到一个村子叫白沙村，这个白沙村沿着这个小土路就上到山顶，山顶有一个庙，我去的时候刚刚维修过，但是没有挂牌子，我给老师傅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我到这边来了。他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就在这个庙里，张国焘开了另立中央会议，宣布把毛泽东的中央给废了，自己成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居然另立中央了。当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坚持立场的只有三个人，朱德，刘伯承，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这三个人没同意张国焘。
朱德说，国焘你可不能这么干，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张国焘人多势众，而且有两个人，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一个是红五军团的政委黄涛，大骂朱德，说朱德你不愿意干你滚，朱德说中央派我到这儿，我不能滚，你们到哪我到哪。看看当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决议：第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知。你看这个多凶！然后是谁当中央委员，谁当政治局委员，谁当军委委员，张国焘都宣布了。这决议本来是谁也不让看的，我《北上》第一版也没这个东西，后来网络时代，不知道谁捅上去，把这个名单全被捅出来了。于是我在第二版的时候，就引用来自某某网。张国焘成立了第二中央，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当时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气得浑身发抖。毛泽东咬着牙总结了一句话，叫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就是让张国焘给逼出来的。张国焘宣布成立第二中央以后，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军的原则是，你要是经过我的地盘，你不占我的地盘我放你一马，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但是这次你真的来跟我争地盘了，那就对不起了，所以川军团结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和红四方面军大战七天七夜。红四方面军虽然非常英勇，但是也在草地饿坏了，所以最后战败了，张国焘只能带着队伍又退回了甘肃。这时候张国焘才知道害怕了，才知道向陕北求情了，中央原来对张国焘是一筹莫展，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到了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了希望。这就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中央在长征的过程中跟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一个是电报功率不够，另外一个密码也过期了，所以红军在长征的整个过程共产国际是一点不知道。这怎么办呢？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带着密码装成商人，从苏联经过外蒙再经过内蒙最后到了陕北。毛泽东一看林育英回来，太高兴了，我们终于跟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了，于是张闻天就把张国焘在草地怎么折腾的过程都跟林育英讲了。然后毛泽东、张闻天请林育英帮个忙，说你能不能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调解，林育英听这个情况以后他是深明大义，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我这次从共产国际回来就是调解你们，你们要以团结为重，不要再搞什么分裂了。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中央跟共产国际有上下级的组织关系，共产国际要是一声命令不让你张国焘干了，你张国焘什么都不是。这下张国焘害怕了，他说我也是党内团结统一，那我就把我的中央废了，然后我等着红二方面军同志上来，我和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所以最后二、四方面军到达之后，张国焘带着红军再次北上过草地。过草地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心里是充满着痛苦，你说人家红一方面军跟着毛泽东就过了一次雪山、过了一次草地，人家最先到了陕北，我们先是跟着毛泽东过了草地，然后张国焘令下我又过了一次草地，现在二、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我们受了多得多的苦，看来跟着什么人真是不一样。所以毛泽东说，方向和路线决定着一切，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你要是方向、路线错了，你再努力也难免失败。二、四方面军过了草地，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了。红军结束了长征，最后胜利的三军大会师是中国革命一个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但是当时红军会师的时候，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蒋介石一看三家红军都聚在一起，给了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是阎锡山，南边是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是马步青、马步芳，西北是马鸿逵、马鸿宾，把陕甘宁团团包围。蒋介石说，消灭了共产党和红军，我就带你们抗日。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为了保存红军、保存革命，就想出了种种办法。从1936年10月红军会师到12月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写了十几封信给国民党的高官，给国民党的将领，给民主人士，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蒋先生抗日，我们红军都愿意听您指挥等等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坚决要消灭，没有任何余地，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于是找第二条出路，就是让彭德怀去打宁夏，叫西征战役。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相继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外国学者就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什么不北上抗日，宁夏又没有日本人你们干嘛去打宁夏，我们也说不上来，打宁夏就是找一条从宁夏去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就带着队伍去苏联。但是宁夏战役一打完，毛泽东一想不能走，要是离开了中国，那中国不就是蒋介石一统天下了吗？所以还得在这坚持。怎么办？再想第三个退路，就是让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织西路军去河西。毛泽东给红四方面军去了一个电报，说你们还是在黄河那边开一块地盘。于是徐向前、陈昌浩带着三个军的主力就过了黄河，到了甘肃的东部。之后中央又跟他们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大量武器和物资等着你们去取，你们带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远方。于是又一路西进，马步青、马步芳根本抵挡不住红军。但是到了河西走廊的中间，中央突然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弄得徐向前、陈昌浩当时非常不理解，说让我们到了新疆拿回武器来不行吗？不行，苏联斯大林的援助是给新疆，给了盛世才。那为什么要去打通国际路线？就是让他们在河西再开一块地盘，如果陕北待不住，可能就要去投奔徐向前、陈昌浩，这是再留一条后路。徐向前、陈昌浩到了河西走廊了，再一条后路，就是争取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打得东北丢了，全国人民臭骂他，现在又跑到西北来了，国人更骂张学良，说你就是打中国人行，有本事打日本人，张学良也非常的痛苦。而且他有好奇心，他说红军怎么能走两万五千里呢？你们谁能带出这种队伍，我是带不了。于是张学良想去看看共产党长什么样，就跑到洛川秘密跟共产党会面，当时跟张学良会面的是周恩来。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给钱，给棉衣棉裤，然后跟红军互通情报。蒋介石到了西安，下令要对陕北红军发起最后的战争，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我们，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红军从你们中间南下过秦岭，然后回徐海东那儿，如果徐海东那儿我们还待不住，我们就再次长征去找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为了保存革命、保存红军，可以说是把最坏的打算都做了，把什么设想都想了。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可能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结果张学良就找蒋介石求情去了，你看红军都准备投奔你了，你把他们收编过来不就完了，你干嘛非得跟人家过不去啊？蒋介石大怒，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结果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合计，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这个事完全没有跟共产党事先有过任何的预谋，完全是张学良个人的行为，结果张学良一把蒋介石扣起来，然后宣布发布通电，说我们要扣留蒋介石，我们组织抗日政府。消息传到陕北，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马上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共商大计。但西安事变一发生，却有舆论谴责张学良，说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的马上就要侵略我们了，你张学良还篡权啊。所以张学良非常孤立。 过了几天，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张学良根本不可能领导抗日，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国焘回忆录说，毛泽东是气愤得摇头走来走去。但是中共中央还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就赶紧派人去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得到了这个消息，骑着马到了西安。张学良这半个月真是焦头烂额，怎么办？一看周恩来来了，就想让周恩来拿主意。周恩来不跟张学良谈，先去见蒋介石，周恩来见到蒋介石说，校长我来看你了，只要校长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您的指挥共同抗战。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张学良扣了半个月了怎么脱身啊。宋美龄冒着生命危险飞到了西安，跟蒋介石说，你别固执了，南京那边等着你死，等着坐你位子的人多了去了，你还是先脱身吧。蒋介石只好表态，说恩来你们只要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了蒋介石的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三方会谈，宋美龄说，当今民族大义之上，我们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共同抗日。这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共产党是起死回生，不但结束了被追杀的地步，而且变成合法，改编成抗日部队开始了抗日战争。有的人说，毛泽东就是运气好，你看他不行了不行了又缓过来了，你要是这么说话，你就是不懂历史，看一个人能不能做革命的领袖，第一条就是看他有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你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强大的内心，把你放这个位子你都做不成。如果是书生当家、留学生当家，一看蒋介石大兵压境，带着队伍就跑苏联了，那好，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张学良也不用坐一辈子监狱，但是中国历史改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就是一直咬着牙坚持，一边坚持，一边想着出路，把最坏的打算都做了，把什么可能的出路都想到了。毛泽东把这个经验写到了《论持久战》里，叫被动局面何时主动恢复往往在于坚持和努力。林彪把它解读成咬着牙挺到最后五分钟，你困难敌人也困难，谁坚持得住，最后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第一，首先要生存下去，你才能革命。当时共产党那么弱小，第五次反围剿又失败，又把根据地丢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你要真和国民党面对面硬拼几回，你这个部队就完了。所以毛泽东带着队伍钻进了深山。为什么毛泽东利用这些崇山峻岭、雪山草地，那是超越人类极限的地方，国民党到不了，我们的红军能去得了，所以我们的红军才能生存下来。但你要是逞匹夫之勇，我跟国军打仗、我跟川军打仗，打不了几仗你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毛泽东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所以红军能走雪山、能走草地，那都是超越人类极限的地方，国民党去不了、军阀去不了我们才能活下来。长征第一是艰难的求生之路，就是为了让红军生存下来，这不是怯懦、不是胆小不敢打仗，而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第二，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当时长征起来之后，没有人预先能做这种设想，走两万五千里。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一开始想去找贺龙，贺龙不行就去贵州，贵州不行然后再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又不行再北上雪山草地。但是毛泽东一直有一种信念，就是我们共产党、红军要想生存，你就得有一个方向，就是北上抗日。有一个北上抗日的旗号才能师出有名，才能唤起群众。所以当时在草地没地走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往哪走的时候，他想出来北上，到陕甘宁，正因为有了这个信念，所以红军才能走到腊子口，才能走到哈达铺，才能最后找到刘志丹。相反张国焘人多、枪多，但是张国焘很犹豫不定，最后选择南下回老家，最后失败了。所以你人再多、枪再多，但是领导人的方向没选对，你再努力也难免失败。所以红军长征证明，方向和路线的正确决定一切，就像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一样，不是我们不努力、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有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第三，红军长征体现了革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作风。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作风绝对是我们后代最宝贵的遗产。红军长征怎么能走这么远，不走实地不知道，一走那个实地就感觉到，我们坐车都那么困难，红军当年两条腿怎么走？就是靠这种顽强的作风。当时四渡赤水的时候，红军为什么能逃出来？你今天到贵州一看真是崇山峻岭，当年又没有公路，都是羊肠小路，我在赤水河的这边，你在赤水河的那边，我能看见你的脸，但是我要想到你那儿，我得走一两天，走半天找不到一个桥，找不到一个路口，所以当时红军在那个崇山峻岭来回的绕、来回的跑，把各路军阀都给难坏了，蒋介石当时下命令，川军、黔军你们某天某天必须到达某个地方追上红军，结果师长一看地图，我这爬大山我哪能爬得上去？别说坐轿子、开汽车，连马都骑不了，都得徒步爬大山。结果怎么办？一个师长就想出一个办法，派身强力壮的侦查员背着电台先走，这些人身强力壮，爬山爬得快，爬到山顶上就给蒋介石发电报，我们师已经到了某某地点。其实大部队要想上来还有一两天的时间，看着红军就是追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志没有坚定，后来到了雪山草地那，干脆就别追了，根本就过不去，红军到那，红军肯定得饿死，我们都不用过去，没想到红军真能从草地走出来了。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给每个同志都是一种切身体会，我要是不实地考察，我光看档案、光看字面上我没什么感觉，等我真正到那儿以后，红军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看纵横的小路，你看那崇山峻岭，你说几万红军每天在哪吃、在哪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走过长征路，你才能对红军这种顽强的作风、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如果我们做事情能有红军当年长征的这种作风，不管什么困难，在我们面前还算困难吗？第四，人是要经过考验的。你说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从红军长征、江西出发的十万人，最后走到陕北还剩多少人了？右路军还剩下不到1万人，左路军还剩下五、九军团也剩下不到一万人，最后到达陕北的两万人都不到，这么多人干嘛去了？有的失散了，有的逃跑了，有的死在半路上。毛泽东说，用人，一定要经过考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这个人忠诚不忠诚，立场坚定不坚定，你再聪明、再有才能，但是你到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你逃跑了，你叛变了，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用。毛泽东用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忠诚老实、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不叛变、不动摇，你没有这样一个品格、没有这样的素质，你再有才能都没有用。毛泽东一考察干部，问什么时候来的，长征的干部没问题，一定是能用的。所以一看红军干革命、论资历，第一长征，五一勋章、八一勋章，然后在抗战时期独立自由勋章，最后解放战争解放勋章。所以你在哪个时期来的，不是说共产党给你划一个时间杠杠，体现一个人是不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最后一条，红军能够走完长征，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红军最后到陕北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在路两边看，说没想到红军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大学问家呢。像徐特立等等这些都是学问很大的人，周恩来先生这些都是留过洋的人，你们在哪不能有很好的职业呢？看来你们真是有主义的，是有信仰的人、有思想的人。这样的感慨就说明一个问题，你说这些人如果不干革命干什么不行？自己完全能做好，为什么还要非干革命，为什么要经历两万五千里，受这种苦？确实他们是解放全中国，确实要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里拯救出来，他们当时有这种为国家的命运、为百姓的命运奋斗、牺牲的信念。瞿秋白是左倾路线下受冤枉的、被打击的，让他回上海，结果瞿秋白走到半路，被国民党给抓住了。宋希濂当时抓住瞿秋白，对瞿先生很敬重的，给瞿秋白优待，军官们每天轮流陪着先生喝酒、聊天，当时有的军官说瞿先生，以你的才能，你说教书、写文章、写诗甚至篆刻刻图章你都能养活自己，你干吗还要干这个共产党？瞿秋白写了一个长长的《多余的话》，叫“枉抛心力作英雄”。即使如此，瞿秋白也没有背叛，也没向国民党低头、求饶，而是宁肯被枪毙。这还是信仰。瞿秋白临死之前，军医陈炎冰请瞿先生给他送一张照片，结果瞿秋白就照了一个自拍，然后呢上面给他题了几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既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一些意思的话，你看人如果有了灵魂，我活着、死着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你活着有什么用？这就是瞿秋白留给国民党人的最后的话。后来瞿秋白被枪杀了。结果这个陈医生终于觉得不能跟国民党干了，他投奔革命去了，后来建国后当了中山医院的院长。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魅力。你说当年跟着共产党人，说句老实话，真正的大革命者有几个是工农出身的，不是少年就是小姐，要么就是留学生，都是家庭有着很优厚的条件，他们干革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他们要救济天下，要解放贫苦群众，有这种理想他们去干革命，而且宁可为这个信仰去死、被枪毙或者是长征中去牺牲，所以没有这种理想和信念，共产党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网上黑共产党的这些人，他们本身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都达不到这一步。长征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红军的一次远行，也是一种精神遗产，这种为信仰、为解放、为了穷苦百姓、为了新中国英勇奋斗的精神，我想这才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是每天在饥饿之中、每天在生命的危险之中走过来的，你看红军当时那么大的知识分子，像黄真他们这些人，当时都是大学生，在草地写的回忆录每天都是一个字——“饿”，真饿啊，真想找点吃的，结果饿得不行，忽然有一天黄真笑嘻嘻给宣传部同志做了一锅豆沙，哪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人挖一勺，吃着非常高兴，问黄真你这东西哪来的？黄真笑嘻嘻说是庙里的贡品。就这样，就是这么活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谈长征，最重要还是把他们还原成人，还原成一些为了生存、为了信仰，在那儿克服种种困难、克服种种痛苦。一提到这些历史，我们更愿意呈现一个立体、真实的画面，越真实大家越能接受，你光看纪念碑，你能有多深的感受，但是你如果把他还原成人，把他们真正还原成跟你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能理解了，他们能够做出长征这样的壮举，确实应该是对他们由衷的钦佩。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讲座，我说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就是把神还原成人，希望大家听这个讲座之后，也感觉到我说的是真话、是实话，没有说是忽悠你们的意思，没有说非要给你们灌输什么东西，这些历史事实你们自己回去再读。同时我也希望你们旅游的时候，别找那些个风景区，有山有水的地方，其实红军长征走的地方非常漂亮，真是雪山、草地那都是非常漂亮，你们也去那走一走，你们也去那体会体会，相信对你的人生会有更大的好处。今天的讲座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教授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演讲，让我们能够客观地、真实地、非常有细节地了解长征。我们过去讲长征有不少概念化的东西，刘教授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把整个真实状态告诉大家，说实在话对我们是一次最好的长征精神教育。长征不是像刘教授讲是两万五千里的求生之路，我看过一本书说是六万五千里，不知道对不对？刘统：不是，那是把几个方面军走的路都加起来了。主持人：刘教授是对长征精神的几个总结，也非常好。我附加一个总结：还要战胜自己，要像毛主席一样。老人家非常了不起，他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党的事业来求生存，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也非常了不起。通过刘教授的演讲，我们大家也知道，不仅战胜敌人，还要战胜自己，这点很重要。嘉宾：首先我非常感谢今天刘教授非常生动讲了这个故事，虽然他讲的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可以看，但是听他讲得非常生动，因为他自己也走了长征的路。我父亲也是一个老红军，但是他在红军长征之前，他当时在江西的那个根据地。当时中央为了红军的长征，实际上事先做了一些准备。红军是11月份开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但是在1934年7月份的时候，中央军委就要求红七军团，军长叫寻淮洲，寻淮洲和苏雨（音）带着红七军团也出发，公开打出北上抗日新军队的旗号，从江西往福建走，再往浙江走，从浙江再往安徽走，吸引了国民党的重兵来包围他们，也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他们从湖南出发，这个队伍，在军事博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时，第二块展览就介绍了红军北上，过去很多人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就知道刘教授讲的红军长征，后来就是红二十五军宣传的，红二十五军也很了不起，他们都是小孩，而且他们越走人越多，徐海东真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而且到了陕北有那么多的钱支援中央红军。在安徽的黄山脚下有一座桥，你们到黄山去玩就路过这个谭家桥，谭家桥是一个镇，这里有一个纪念馆，在黄山脚下面就是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会合。这个时候往安徽走的时候，被国民党的部队重军包围，在谭家桥这个地方，本来我们是想打一个伏击战的，但是我们暴露了，当时红军什么枪，刘教授知道穿什么衣服，有什么枪，国民党是王耀武王牌部队，他们都是美式武装，我们北上抗日部队在谭家桥就打了一个败仗，打了败仗寻淮洲受了重创。当时红四军团苏雨是总参谋长，我父亲是下面的参谋长。你们以后从黄山回来可以去看看，很感人。我们红军被包围之后，就想把部队带去江西，但是江西已经进不去了，国民党是层层的包围，把他们逼到那个，苏雨是冲出去了，冲出去了800人。当时就一个晚上的时候，刘有喜（音）他是军团长，他资格最老，他说部队实在太疲劳了，明天再走吧，就是一个晚上国民党包围了，把他们全都围在里面怎么也出不来，苏雨带800名出去以后就到了浙江的浙南，他们后来在那打游击战。后来解放战争，苏雨对王耀武的部队是恨之入骨，所以解放济南的时候，口号就是“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刚刚刘教授讲了，红军长征的时候那么艰苦，我们到谭家桥去，谭家桥的馆长跟我们讲我们也很感动，这个寻淮洲他后来在路上去世了，红军就地掩埋，但是国民党还是要把挖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吃不愁、穿不愁，真是不能忘老前辈。我们一个朋友，他爸爸身上13个枪眼，得来今天的胜利很有容易。我今天也是很感谢馆长一直在宣传抗日精神，当年我父亲被包围在山上，抓不到，就放火烧，把他们熏出来，山上的草就冻起来了，像一根一根箭一样，你说红军穿的什么破衣烂衫的，饥寒交迫。1935年1月份，就是春节，听着老百姓的鞭炮声知道现在快到春节了，但是他们被国民党包围在山上。这个山叫怀玉山，当时水都是红的，都是我们红军战士的尸体，把水都染红了，是这样的。一直到后来国共合作的时候，是被徐特立从长沙营救的。国民党很坏的，你共产党硬不投降的人，他就要把你杀掉。转移了三次转移到长沙，徐特立来了，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国民党这些人的老师，徐特立来救他。徐特立为了救人，自己的儿子病危都没有顾上看。我爸爸他身体很不好，去世的才54岁，1963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身体是垮掉的，你就不投降，不投降就跟你戴脚镣。我爸爸判的是无期徒刑，比他官大的全部枪毙，以他为标准，是这样。谢谢你们也谢谢大家。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提问环节就不提问了，下次大讲台再提问，欢迎各位来参与。互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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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天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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