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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与江青交恶始末

风马夜谭
2024-09-17



来源:鸿渐风

原载:中国经营报1969年中秋的夜晚,圆圆的月亮已高挂天空,对“文化大革命”动荡习以为常的人们也坐了下来,迎接佳节。但是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门卫却突然森严起来,严格检查进出的行人。全体病员(除重病不能下床者外)也被以看电影的名义集中到广场。与此同时,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秘密喊到一个房间集中,听候调遣。七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们接过电话后便匆忙朝着病区西头的“秘密病房”奔去。不一会,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停在了“秘密病房”的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着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来。他是什么人物?搞得这么神秘!医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吗?不错,他是陶铸,但此时的他已变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他被“疏散”到安徽省。由于陶铸的癌症已到晚期,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他仍镇定自若,拄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这是1969年10月18日夜晚所发生的事情,此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

陶铸

1966年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曾寄予希望。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工作关系;再加上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炮打。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安排,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全会充满着火药味,特别是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陶铸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江青等人的不快和不满。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他们的职务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在新华社将要发的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安排了邓小平的照片。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1966 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向全党全国公布。10月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所阻止:“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 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 “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江青发生争执。江青等人想借助毛泽东打倒陶铸,没有成功,便煽动造反派围攻他。11 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信后把信转送了毛泽东。

张春桥、陈伯达、江青

次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江青和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对此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个回忆: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 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而这以后,林彪也不敢接近陶铸了。1960年初,毛泽东和陶铸、曾志在广东合影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12 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他指着陶铸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主要的就是讲生产,写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红旗》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有一段话是陶铸坚持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插话:“工厂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走资派?”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进而光明磊落地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陶铸建国后长期在广东从事实际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 抓革命促生产”。12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毛泽东与陶铸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无法借助“最高指示”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陶铸、曾志和陶斯亮又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之后,江青和陈伯达又火上加油,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所谓“照片事件”。陈伯达的原话是:“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刚才有个同志递了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他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关于“照片事件”,陶铸夫人这样说: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事态的发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的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靠边站了。已经失去自由、监禁在中南海的陶铸听到姚文元的文章,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的房子里。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其住处被派驻了四个警卫。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说是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1967 年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姚文元的广播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犹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处境。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这是陶铸血和泪的控诉,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地扬起头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陶铸、曾志、陶斯亮摄于1966年3月(这是最后一张全家照)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一伙的毒手伸了过来。8月,他们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了摄影机,准备将来在全国放映。几个打手把陶铸的双手反剪,把他的脑袋使劲往下按,要他低头认罪,陶铸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正在这时,又上来几个人,围住陶铸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陶铸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1968 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陶铸又从302医院被转送到301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精神上的冤屈又得不到申诉。但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领导叫去了陶铸夫人曾志,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上面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陶铸与曾志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陶铸并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陶铸临行前,满怀深情地要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说完他又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赠给了与他共同生活40余年的夫人: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手迹《赠曾志》在合肥解放军某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43天。火葬场火化遗体,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在陶铸到达合肥之前,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已作了精心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根木杆,把窗口挡死;窗子上拉了厚实的窗帘;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样精心安排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安全和保密,为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 ”和“被打死”。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他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不是囚犯,却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陶铸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到了10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医护小组把病情反映到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做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之际,监护人员走进了“秘密病房”,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上边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深夜,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主刀的医生突然呆住了:陶铸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得到解决。相反,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手术后,陶铸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医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的遗体进行处理。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拒绝。医护人员为陶铸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12月1日,陶铸的遗体被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奔向火葬场。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死者要火化。因而,火葬场除了留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两个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人戴着大口罩,身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等到陶铸遗体投进炉膛20分钟后,专案人员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便立即驱车离开。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火化单上签上了“斯亮”二字。这是他们盗用陶铸女儿的名字,来掩饰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陶铸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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