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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与江青交恶始末
来源:鸿渐风
原载:中国经营报1969年中秋的夜晚,圆圆的月亮已高挂天空,对“文化大革命”动荡习以为常的人们也坐了下来,迎接佳节。但是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门卫却突然森严起来,严格检查进出的行人。全体病员(除重病不能下床者外)也被以看电影的名义集中到广场。与此同时,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秘密喊到一个房间集中,听候调遣。七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们接过电话后便匆忙朝着病区西头的“秘密病房”奔去。不一会,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停在了“秘密病房”的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着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来。他是什么人物?搞得这么神秘!医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吗?不错,他是陶铸,但此时的他已变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他被“疏散”到安徽省。由于陶铸的癌症已到晚期,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他仍镇定自若,拄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这是1969年10月18日夜晚所发生的事情,此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陶铸
1966年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曾寄予希望。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工作关系;再加上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炮打。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安排,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全会充满着火药味,特别是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陶铸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江青等人的不快和不满。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他们的职务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在新华社将要发的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安排了邓小平的照片。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1966 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向全党全国公布。张春桥、陈伯达、江青
次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江青和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对此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个回忆: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 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而这以后,林彪也不敢接近陶铸了。陶铸、曾志、陶斯亮摄于1966年3月(这是最后一张全家照)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一伙的毒手伸了过来。8月,他们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了摄影机,准备将来在全国放映。几个打手把陶铸的双手反剪,把他的脑袋使劲往下按,要他低头认罪,陶铸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正在这时,又上来几个人,围住陶铸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陶铸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1968 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陶铸又从302医院被转送到301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精神上的冤屈又得不到申诉。但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领导叫去了陶铸夫人曾志,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上面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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