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推送】希望的力量：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留守历程中的精神向度及其建构
摘要
对 25 位农家子弟的教育自传进行叙事分析后发现，作为精神向度的“希望”力量蕴藏在农家子弟的自我叙事之中。在以乐观、接纳、信仰及期盼为具体内容和表征的“希望”精神向度之下，农家子弟的个体意志不断增强，形成了困境的自我化解机制，并最终实现了对社会结构性壁垒的群体性突破。农家子弟的叙事揭示了一个基于现实之上的乌托邦精神实践过程，即个体可以凭借维持和累进“希望”的力量来践行向上的人生。因而，探索农村儿童主动成长路径与有效社会支持的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希望教育观，并依此创设出清晰的希望教育实践策略和多元主体支持环境。
关键词
希望思维；留守历程；农家子弟；高学业成就；叙事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留守儿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一直是大众舆论和国家政策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留守儿童自杀、遭受摧残、遭遇车祸等恶性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2004年5月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讨会，标志着留守儿童问题正式进入政府的工作议程，成为留守儿童问题报道、研究和干预“升温”的重要推力（谭深，2011）。随后，学界开始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及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来审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未来社会的形态与结构，更关系着该群体的个人福祉与儿童健康成长。国务院在2016年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文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近年来，研究者关注到农村留守儿童已然出现群体分化。一类留守群体展现为“不学无术”的乡间少年：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混日子”“混学”的状态（卢荷，2018），“隐性”传递出反学校文化态势（李涛，2014）。与此同时，另一类群体被标识为“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老师的关注（程猛，2018：138），在行为上将学习作为“本分”（胡雪龙、康永久，2017），将人生的最高追求定义为通过读书走出去；他们以学业为轴心，创生出教师欣赏和支持、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融入、同伴支持和砥砺的联合生活（卢荷，2018），并最终实现“阶层旅行”（Class Traveller）（程猛，2016）。农家子弟通过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充分表明了人的能动性特质。随着研究的深入，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的个体心理品质被不断挖掘，如韧性（杨琴等，2014）、弹性（杨梦莹等，2018）、抗逆力（同雪莉，2016）等。然而，面临多重风险的农家子弟在迎战逆旅的过程中遭遇着隐性伤痕（Hidden Injury）（Chen，2022）沉积的问题，个体如何应对、缓释和化解这些伤痕，抗逆力如何生长仍然是理解这一群体的关键点之一。
“希望”精神向度的研究视角为深入探查和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砥砺奋斗过程带来新的生机。在希望社会学领域，“希望”被认为是一个涉及个人、家庭和支持系统的概念，它建立在目标设定的基础之上，包含识别有意义的目标、有效解决问题、达到目标的路径思维或动力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可以表征为一种适应性潜在机制，它既能作为一个基于现实境遇的概念解释框架，又发挥着控制器作用，驱动个体适应不利处境并最终促使个体获得超越性的力量。本文旨在通过对25位奋发向上农家子弟的教育自传的深入分析，揭示隐匿在农家子弟的深层自我中作为精神向度的“希望”力量。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的背景下，通过挖掘农家子弟留守历程和发展过程中的能动力量——“希望”意识的建构机制，以进一步拓展个人发展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在中国的本土经验适用，也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人力资本优势积累提供教育启示。
二、相关文献与研究方法
国内学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最初是直接与“问题”挂钩的（段成荣等，2014）。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压倒性地强调父母劳动迁徙对留守儿童的不利影响，聚焦于不健康心理、危险行为倾向、不良身体发育与低学业表现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儿童的问题”，它揭示的是城镇化过程中“家庭的失败”（任远，2015），更多学者集中关注家庭迁移或离散对家庭成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探索政府与社会机构该如何为留守群体提供帮扶性支持。“问题”视角下对“留守”的总体观察呈现了社会事实的一个重要面向，然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仅把农村留守儿童视为问题化的、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忽视了他们富有创造力的、能动性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框架变得过于刚性，无法从留守儿童身上发现具有积极意义的、可供他人借鉴的维度，也无法解释留守儿童群体发展的分化和多样性。事实上，人是积极的建构者与阐释者，其主体性叙事不仅内容丰富，更能映照出不同的实践路径与深厚的理论意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发生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王枬，2006），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意义之维”被逐步拓展，研究命题不断转变。
1. 对“曾留守”大学生群体的关照
“留守”的影响不仅仅囿于不满18岁这一特定年龄层和作为儿童这一特定“具身”形象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代留守儿童的成长，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为有留守经历的目标人群，并呈现出对大学生集体的学术关照。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国内学者张莉华（2006）在参与高校心理咨询工作时接触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首次提出了“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概念并对该群体进行了心理分析，徐保锋（2009）比较了技校内留守学生人格特征与留守经历的关系。从研究思路看，绝大多数研究者遵循的是一种留守经历对目标群体的“即期影响”到“滞后影响”的研究脉络，主要从发展视角来揭示“曾留守”农村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发展状况。但我们也注意到，此时的研究对象虽然从儿童延伸至大学生，研究重点却仍聚焦于人格发展、情绪感知等心理层面。研究结果显示，有过留守经历的农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测评依然较为负向（余慧，2021；吴永源等，2021），研究者普遍认为应继续保持对“曾留守”学生群体的关注，并提出了及时引导、精准干预的解决策略。
2. 聚焦留守历程的内容性叙事
最新的文献显示，生命意义感与复原力（罗贝贝，2019）、生命轨迹与生命事件（刘婷，2019）、公平感知的歧视知觉（徐隽，2015）等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内容叙事开始登上研究的舞台。自1999年李强等人（1999）将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介绍到国内以来，国内学者不仅关注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也开始走向应用分析，并以群体的视角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沿循生命历程的轨迹寻找留守问题的成因。比如，国内学者唐有财、符平（2011）指出，当留守儿童经历了一个动态的生命历程——即流动、留守、非留守交替状态时，可能造成该群体的社会化危机。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之所以呈现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是因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影响他们人格形成的环境和主体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或背离。另一方面，在内容叙事上，留守的生活世界真正被展开了，“母亲的默默离开”“父亲远去的背影”“村里来了陌生人”等场景接连浮现，想念、无助、坚强、心酸、感恩等一系列主体情感交替涌现（刘婷，2019）。新的趋势是，作为留守儿童的“事实性符号”不再是研究的唯一指向，大学生主体叙事的功能发挥及儿童作为建构者的主体性视角使得“留守”群体从被测量的调查事实中剥离出来，成为“意义性符号”。“面向意义本身”的叙事方法把以“留守历程”为叙事内容的研究推上了高位，这也是对新儿童社会学主要观点的回应，即重视儿童的能动性，关注儿童如何建构自己的世界，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理解（肖莉娜，2015）。
3.“希望”社会学：留守研究的新视域
在20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端暴力行为、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现代化条件下大规模毁灭性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在预料全球毁灭的图景之后，急切地把注意力寄托于“希望”之上。在健康、医学和保健领域，关于希望的文献在过去二十年间呈指数级增长，各种各样的希望量表（Hope Scale）（Brown，2015）与希望管理的新技术被发明。这不仅是由于疾病和痛苦使个人对康复充满期待，生物学也为“希望”提供了实证依据（Groopman，2005），充满希望的态度越来越被视为个人健康的一个有价值的方面。当然，对希望的关注也不止于社会控制、干预治疗，它也在向去社会化、个体化、身体现象化转变，呼唤“保持希望，保持前进”（Alacovska，2019）的个体化取向研究也在增加。近些年，作为更自由、更有力量的“希望”社会学（威特，2014：293）理论源流不断兴起。“希望”作为有意义的日常能动性和意图，其理论潜力被不断唤醒。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农家子弟在留守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也富有创造性与能动性。那么，积极向上的动力机制是如何得以发生和接续的？社会学的新取向——“希望”社会学成为解读“留守”问题的新方法。
从以上研究回顾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已经出现了概念意涵拓展、叙事热潮，以及对分化了的不同群体的心智特征进行探讨的新转向。因此，一个以“希望”为对象、面向“留守”的细致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深藏于个体苦难历程之中的力量源泉与发生机制。
1. 叙事民族志
从研究方法上看，如何最好地捕捉农家子弟的“留守”历程、深入阐释个体发展的过程性机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叙事民族志的自传社会学日益引起学界关注，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基础。一方面，叙事嵌入话语之中，并与自我紧密相连，使研究者可以深刻识别群体关于自我身份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在既往“留守”研究中，关涉私人的事件总是被屏蔽掉，而自传社会学旨在从“私”看“公”，通过自我叙事可以让公众理解群体的体验与发展进程，推进实质性问题的发现与理论的纵深发展，为创新政策干预提供借鉴。
2. 研究对象
根据既定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本研究面向全国9所精英高校招募并筛选出25个典型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社会身份、精神特质和自我认知三重特性，本研究的样本群体是指已经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下文简称“农家子弟”），可以被视为最有可能消解“留守”不利处境、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农家子弟群体，其群体形象和特质见图1。
研究对象有三个典型特质。其一，社会身份为高学业成就的、有留守经历的农村籍大学生。25名农家子弟均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双一流”建设学科，也可以被认定为最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成功”农家子弟。符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指出，教育系统通过形成教育社会关系与生产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对应，有助于将青年人统合到经济系统中去（鲍尔斯、金蒂斯，1990：195）。中国以“985工程”与“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建设承担了精英教育和精英再生产的功能（田丰，2015），这就意味着，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农家子弟，是能够突破阶层代际传递、实现阶层跃迁的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其二，研究样本的精神特质符合“愿意自我表露”“具有志愿者精神”“具有奋斗精神”“能够超越自我”的当代大学生形象。教育自传活动是农家子弟完全出于自愿精神参与的，在参加撰写自传的活动过程中，他们乐于表露自我，充满积极、向上的心态，也迫切地希望借助自我留守经历与经验帮助有同样经历的农村留守儿童，这表征着他们努力突破“小我”、走向“大我”，以及彰显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精神品质。其三，研究样本的自我认知是积极的“成功者”形象。在招募活动中，招募者强调了“有留守经历的优秀大学生”的标准，因此25名农家子弟都在内心认可自己的“优秀”和学业上的“成功”。
3. 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具体包括研究对象书写的教育自传、文学创作及日记等文本性资料。笔者通过两年的焦点小组讨论和自传采集，辅以一年的深度访谈，三年间形成了40万字的自传资料和访谈记录。具体而言，本研究按照质性研究的目的抽样方法采取定向邀请、海报招募、高校支教团内部招募等形式，在国内重点大学共招募了25名“曾留守”农村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除了邀请他们撰写教育自传之外，还对其中的典型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踪调查。具体的抽样、调查和资料搜集过程见图2。
三、希望的力量：
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的精神向度及其建构
在农家子弟生命历程中，生活旅程的不确定性、教育地点的反复变化以及家庭成员的交替轮现，演绎着农家子弟“动态留守”的复杂成长过程。令人惊喜的是，他们能够抵御困境、勇敢向上，获得了学业成功。那么，生命历程社会学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将早期的劣势境遇与后来的“成功”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否认的是，结构或制度安排往往会对群体进行分层，而优势个体总是可以在制度化环境中获得累积优势，但农家子弟的留守历程让我们看到，当底层个体陷入劣势累积“圈套”后，也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柔性力量与破解策略，驱动他们迎击劣势并逐渐成长。对研究资料的分析发现，这些农家子弟精神向度中充满了“希望”的力量，正是这一精神机制让他们的留守困境实现了自我化解。
从农家子弟的自我叙事中，我们看到留守生活也充满着“希望”。尼采提出，“知道为什么而活着的人几乎能承受任何怎样活着的问题”，农家子弟正是通过在留守生活中持续追寻“为什么”才确定了生活的意义。“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相反，他应该认识到，被询问的应当是他自己。”（弗兰克尔，2003：111）每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才能对生活做出反应，而保持一种充满意义的态度和能力（或责任感）可以赋予个体一种特殊的韧性，促成希望的生发和维系。如果个体不能控制自己的态度，不能从内在动机中找寻出人生的意义，就会陷入一种弗兰克尔指出的“存在的虚空”，即“本能不能告诉他必须做什么，传统没有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有时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于是，他或者想要做其他人所做的（顺从主义），或者做其他人想要他做的（极权主义）”（弗兰克尔，2003：108）。
在农家子弟的话语中，有人对留守生活的意义作出如此宣称：“仅仅依靠外界的力量是不够的，一个人的改变究其根本还是在于自己。在这里，我想对所有和我有一样经历的孩子说，留守不是痛苦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留守时光变得有意义。”（AMF13－16）“享乐主义者”主张即时的欲望满足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一个“智慧的乐观主义者”则会自动地解读与内化“当下”生活的意义，而无论这个“当下”是否关涉悲伤。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乐观主义的“希望精神”能够揭示出意义与生活的依存关系，并因为希望与意义的经验关联而被维持。
一个农家子弟在他的自传中着力描述了儿时家乡的“春天”，虽贫穷却快乐、充满生机：“那段时间，我们村大多是座机电话，而且并不是家家都有，每次我爸妈来电话都要跑到别人家去接。没有手机和电脑的诱惑，那时的快乐真的都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的。以前我们那儿种了特别多的槐树，每到春天，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槐花香，槐花白白的一串一串，周围飞舞着许多小蜜蜂，吸引了很多养蜂人。而我们总是喜欢去摘槐花，然后拿回去焖槐花吃。春天来了，连胃里都有春天的气息，放学时我们在河岗子挖毛毛根。夏天用自己做的网捉河里黑压压的小蝌蚪，去我们村的河里游泳，晚上到树林中去摸蚂蚱。其实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即使老爸老妈不在家，生活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珍惜的东西。”（AMF03－11）
“绝望”也能够成为有意义的“希望”，这源自一种与惯常经验相反的现象呈现。比如，那些在大萧条年代经济受损的人群，也会在某种条件下获得正面结果。对此现象，埃尔德（2002：12）曾指出：“研究者几乎全部倾向于把经济受损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同人格发展的病态结果联系起来。如果下层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条件是经济受损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那么它们对孩子的发展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和心理伤害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受损最终可能使人变得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并且具有成熟的责任感。”那么，埃尔德所说的“某些条件”是什么呢？从农家子弟的留守历程来看，是一种将“绝望”置换为“希望”的化解机制。在教育自传中，农家子弟如此描述他们如何积极看待苦难，实现“绝望”演化成“希望”的动力性翻转：“尽管命运和我开了玩笑，尽管现实无法改变，我仍拥抱命运，接受一切，仍然热爱生活。那些带给我痛苦的人，却也是我一直向前的动力，想要变强的心一直没有变。”（AWF16－09）“你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为你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也许你的处境和别人相比很艰难，别人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东西，你需要很努力才能得到，但可能这个艰难的处境恰恰可以成就你。”（AMF09－16）
在“穷”与“苦”的“绝望”历程当中，农家子弟始终抱持着“绝望”过后的“希望”态度。从留守叙事中，我们可以管窥他们对痛苦的容忍，以及艰难处境的反向作用。只有依靠当下的努力和向上奋斗，“希望”才能疗愈“痛苦”，这是农家子弟历经“生活之苦”后努力创造的一种延续“希望”的核心机制。换句话说，“希望”需要在不稳定的条件下找到目标和行动的理由，思维需要用现实去推动。这样，“绝望”本身就成为一种生活的锤炼，即便“苦痛”无法改变，但是生活仍旧充盈着“绝望”对“希望”的“赋予”，即这样的“绝望”可以将个体塑造得更加坚强，这是从“痛苦”本身生发出的一种强者意志的觉醒。另外，“痛苦”也被理解为是一种将“绝望”延伸成为未来“希望”的精神寄托。一位农家子弟在思考自己的留守处境时，表示自己能够理解父母将她留在家中的被迫与无奈。她将“绝望”置换为“希望”的策略是选择理解父母和感恩父母，选择容忍痛苦和感恩苦难，从而接纳自己的留守境遇，并塑造起坚强的意志。
“面对留守，我更愿意以积极心态去面对。家人及村里人经常会开玩笑似地问我：‘你会恨你的爸爸妈妈吗？’我永远都是坚定认真地回答：‘我不恨他们。’因为我知道爸妈也是被迫选择了将我留在家里，他们内心也是痛苦的，我不仅不恨我的父母，反而感谢他们给了我这段难忘的童年，感谢他们让我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如果没有他们生活的艰辛，我也不会选择努力学习，如果他们一直给我幸福的生活，也不会有现在坚强的我。”（AMF13－16）
新近出现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尽管农家子弟并不具有先赋性的客观优势，却因自身的底层处境而自然生发出向上拼搏的动力，一些不利的文化处境或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学习的坚持与韧性，这些动力都是与出身底层这一事实紧紧相连的（程猛，2018：125）。在程猛看来，个体奋起的动力就源于这种“与命运抗争”的底层情境，并认为这是一种“先赋性动力”。虽然有学者认为“底层文化资本”理论有其局限性（朱丽，2022），但就底层境遇或留守逆境而言，部分个体具有的这种“逆境思维”的确能够促使他们在逆境中迸发向上的力量。
“白日梦”是在梦中描绘美好生活，是对“夜梦”的反刍。希望哲学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指出，白日梦总是来自某种匮乏并想要消除这种匮乏，因此这些白日梦都是一个关于更美好生活的梦。毫无疑问，在白日梦中不乏低贱的、空洞的、浑浊的、单纯使人神经麻木的逃避之梦。众所周知，这种梦不过是替代品，充其量使人暂时忘记现实处境，这种逃避现实的梦经常与容忍、支持现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更美好的彼岸世界”不过是一种敷衍的空话。但是，白日梦绝不忽略现实，相反，这些白日梦密切关注现实进程的具体变化和现实视域中的具体条件。借助于此，白日梦使人获得勇气和希望，在预先认识未来、超越既定现实和构想更美好社会图像的过程中，做梦者坚固了“决不放弃的意志”（布洛赫，2012：83-99）。“鱼神”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白日梦”所具备的力量。
“我知道了‘鱼神’存在的秘密，那是一种比人还要强大的存在……当然，‘鱼神’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阿爷们也没有见过。但对鱼的崇拜随处可见，我家的房梁、竹编、织锦、蜡染、刺绣等都绣有鱼，棱形，腹部有斑点。阿妈的帽子也绣有这样的鱼，仿佛鱼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发高烧，头昏沉沉的……阿奶和阿妈便只能央了‘巫人’到河边去求鱼神显灵……第二天，家里的田里死了一条大鱼，阿奶说，是那条鱼跟我换了命。布依人力量太小，需要从大自然中寻找一些慰藉或者能够生活下去的力量，‘鱼神’便成了布依人的信仰和希望……给鱼神祈祷，获得了些甜头，我便得寸进尺，祈愿‘鱼神’能够把我带出大山。于是，我真的从那贫穷的村庄走到了县城，然后从县城走到了城市。我所走的每一步，我都把它归结为幸运或者某种魔力的东西。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收获结果，我宁愿相信一些能够让我起死回生的神秘因素。哪怕‘鱼神’不过是一种虚无，但在某种虚无面前，却有一个实体的概念，根植于我心，使我从中获得某种精神支撑。我想把这一切归结为对鱼的信仰，‘鱼神’让族人有了对生活的信心。即使有些贫穷是辛酸的，看不到尽头的，但我们心中有‘鱼神’，便在某种困难面前有了无穷的力量，也让我在无限的虚无和渺小中获得安全感。”（AWM15－10）
希望具有某种抚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修复他们在充满苦难的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内在创伤，还可以牵引着他们走向更遥远的远方。之所以“神”这种“白日幻象”可以作为一种前进动力，是因为从“白日幻象”中生发出的、对现实生活实践的指导具有超脱作用，表达了一种超越性的希望。在通常情况下，各种“白日梦”并不会幻想化，因为这些形象无论多么不着边际，做梦者的自我始终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清醒关联。通过强烈的灵性和虔诚来培养希望，做梦者会获得安心和放松，内在的自我从而得到保护。“白日幻象”表明个体借助“幻象”实现向上奋进的真实，但与此同时，它又表现了农家子弟在遭受“生活之苦”后，在漫长人生旅程中，对这种遗留阵痛所做的一次次有关心灵的疗愈。在研究中发现，“希望”可以化身为一种应对不稳定性格的个体治疗实践，当脆弱的个体无法承担生活的重压之时，转向信仰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实现“治愈”功能。人有时是脆弱的，并不相信奇迹能自我达成，通过假借于“神”的力量，自我被编织得更加有力，从而使得日常的痛苦逐渐舒缓。
当下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促使人们愈发将个体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成功，将希望指向一种对未来的遥望，一种对“尚未存在”的渴求。研究者阿拉卡斯卡（Ana Alacovska）曾对欧洲东南部从事创造性工作人群（表演艺术家、新媒体工作者、时装设计师）进行研究，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是，大量的年轻人不仅容忍剥削性的劳动关系，而且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工作是不稳定的——无报酬、不安全和偶然性，但他们对这些创造性行业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Alacovska，2019）。另外一个例子来自被“猎身”的印度IT劳工。项飚观察到了全球信息劳动力市场中的“板凳术”现象，即印度IT工人在抵达海外之后，需要在中介公司等待劳动机会，劳力行几乎不会给他们任何报酬，但是他们却能长时间忍受这一“剥削”（项飚，2012：103）。对于欧洲创造性工作者来说，希望隐含了未来进步的乌托邦信念和持续的情感投资，而这种乌托邦信念反过来又通过自我剥削为工人们当前的淘金努力提供动力（Alacovsk，2019）；对于印度IT从业者来说，他们希望向上流动，特别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上IT企业老板，这是他们服从于猎身体制的一个关键原因（项飚，2012：142）。诸多研究表明，人们把“希望”看作一种跨越现在、直抵未来的延续性存在，所以只要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么现在的生活就总是可以忍受的，农家子弟也是如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坐下来静静地思考，思考我的未来，思考我可以为父母、为家人做些什么，思考我还应该朝哪些方向努力。还会回想和父母一起的快乐时光，幻想下一次见父母时的美好场景，憧憬一下自己美好的未来。”（AMF13－16）
在农家子弟心中，“曾在”的过去本质哲学并不重要，而指向“尚未存在”的未来的希望哲学将他们导向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预设：个体忍受着不稳定的现实，以期待未来美好生活的实现。正是这种指向未来的希望机制，让人们怀揣着主观憧憬，期盼必定到来的美好未来，从而在现实的复杂境遇中坚定前行。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长期缺乏父母陪伴，物质生活条件匮乏，以及生活环境变动等造成的复杂境遇构成了他们留守历程中的重重苦难。但对生活抱有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留守”这一逆境发挥了反向作用，激发了个体的主动性，并推动他们实现了个体的发展目标。农家子弟的叙事揭示了一个基于现实之上的乌托邦精神实践过程，即个体可以凭借维持和累进“希望”的力量来践行向上的人生。
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乐观、接纳、信仰及期盼是农家子弟在留守历程中产生的“希望”精神向度，也是“希望”具体内涵的体现。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希望”是如何作为一种行动力量而存在的，即它可以是农家子弟在追寻生活意义中存在的乐观精神，是对周遭不美好人和事的接纳，是一种超越性的心灵治疗实践，也可能是指向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些力量与“希望”相伴，不断“融构”进入农家子弟的生命历程，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如图3所示，农家子弟留守生命历程中关于“希望”的运作机制包含了维持机制和累进机制两条路线。其中，“希望”的维持机制是指“希望”以“保有”的形态存在。“保有”是一种我们体验外在条件的方式，它能够实现“希望”的本体论契合，即无论是在意义追寻中得以迸发的乐观主义的“希望”，还是内化为心灵信仰的“希望”，它已经实现了与个体的同一，它与我们的生活策略或者说生活本身紧密契合，无论外界产生何种挑战，“希望”已经融入了个体的内在。“希望”的累进机制是指“希望”以“增持”的形态存在。农家子弟对当下逆境的接纳和感恩，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不断企盼塑造了一种希望的“累进形式”，激发农家子弟积极向上的内在精神，并最终成为推动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强动力。
由此我们看到，“希望”并不是一种臆想与悬而未决的先验概念，而是真实存在的精神实践。“希望”这个概念将农家子弟留守历程中不同形式的认知统一起来，让农家子弟感知到“生活之苦”的意义，形成对生活的坚持和充满活力的行动，并持续推动积极向上的行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精神运行机制。在这个运行机制中，“更美好生活的梦”是精神之锚和重心，反“绝望”的逆境思维和行动是核心动力，“希望”的维持机制缓解了“生活之苦”的精神伤害，而不断克服生活阻碍的行动结果推动了“希望”的累进。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场依赖个体的精神抗争，在社会意义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心理学家斯奈德（Charles Snyder）指出，生活会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学习如何处理这些障碍对于充满希望的思考是很重要的（Snyder，2000：19）。在方法论上，他也指出通过自我智慧克服障碍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农家子弟得以克服障碍的经验确实都来自自我，依靠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契机和摸索而来，我们在总结他们个体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这种克服阻碍的代价是否过大，个体是否普遍拥有足够的能动性去跨越障碍。
在机会成本的理性视角下，寄予希望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和精力，而希望的破灭却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痛苦，这也是当下部分留守青少年选择“躺平”的逻辑。但是，农家子弟的留守历程却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希望改造人生的积极过程。事实上，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希望并没有那么模糊不清，关键在于创设出一个清晰的教育实践策略，使希望转化为可理解、可实现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农村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以希望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和社会支持体系势在必行。一方面，教育和政策理念需要重新定位，祛除“弱者关怀”和“悲情帮扶”的关爱视角，以“留守儿童”为本位，耐心倾听他们的真实需求与内心感受，积极引导整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充满希望”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氛围；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机制需要依托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及家庭等多元主体，建立起一个“有希望”的系统环境。
完备的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具备释放巨大希望的可能，如何为每一个儿童创造公平而有质量的社会环境与教育体系，如何将世界变得更加充满希望，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以下几点是当前可以努力的方向：首先，在学校场域内，学校与教师无法改变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分离而受到的情感伤害，但可以在学校交往中与学生增强情感联结，同时在农村学生留守的关键时期为他们提供有力支持，以排除外部风险干扰，加强对农村留守学生处境、情感、心理、学业等方面的关怀；其次，引入“希望教育学”的方法，通过发现希望、联结希望、增强希望、提醒希望等策略，激发留守农家子弟积极向上的内在力量，深入推进基于“希望教学法”的循证教育干预研究；再次，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强化家庭教育责任，进行有针对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引导工作，支持农村学校为留守儿童家庭增设养育课程，开展以“有策略的爱”为核心的家庭教育培训项目，整体提升留守家庭教养水平与亲子联结强度；最后，社会组织可以运用自身的灵活性与基层联结优势，纵深开发农村留守儿童关爱的“希望”项目制，与地方政府积极合作，共同探索出一条“充满希望”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模式。
责任编辑：刘汶蓉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3期
投稿方式：登录《当代青年研究》官方投稿平台(qing.cbpt.cnki.net)进行投稿。请勿一稿多投。投稿后，可在平台查看稿件状态，若三个月后没有收到反馈，可另行投稿。
更多推荐
赵琪｜审核
芦焱琦｜编辑
图源网络
侵联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