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与诉求 ：“恐婚”情绪的网络话语分析
采用语义网络分析方式，对微博平台“恐婚”情绪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议题指向看，“恐婚”情绪在宏观政策层面，表现为对婚姻相关法律法规的隐忧与误读 ；在中观社会层面，表现为对现存职场压力和婚姻成本的焦虑、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担忧 ；在微观个人层面，是对既往经历的投射和逃避，由过高期待演变而成的失落情绪，以及对两性平等关系的期待。从话语实践和现实根源看，“恐婚”情绪是青年人对“低度弥散”性别不平等现状的“隐秘质询”，以及在传统婚姻脚本与自主意识之间的“摇摆诉求”。虚拟空间的“恐婚”情绪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也存在形成“潜在共识”的可能，有赖于政策完善、公共协商，以及青年个体对现实婚姻关系的能动性思考。
恐婚；社交媒体；网络情绪；微博评论；语义网络分析
自 2013 年起，我国结婚率连续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累积了大量的“恐婚”情绪。新浪微博因为低门槛、去中心化等特点逐渐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场域，也成为观察青年网民“恐婚”情绪的重要平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该平台上包含“恐婚”关键词的内容社区多达153 个，平均阅读量高达 1725 万，平均讨论量达 5353 次。概括来看，涉及“恐婚”关键词的话题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恐婚”原因、表现特征的日常讨论，如“每天一则恐婚恐育小故事”“恐婚是种什么体验”等；二是在热点舆论事件后，“恐婚”作为次生舆情话题被集中讨论，如“遭公公杀害的女子让人恐婚”“被害女子从恐婚到认识男方四个月闪婚”等；三是媒体发布相关调研报告而引发的讨论，如“调研：超七成适婚青年恐婚”“调研：女性恐婚者比男性多”等。由此可见，“恐惧”已成为社交平台关于婚姻议题讨论中不可忽视的公共情绪之一，微博中的“恐婚”情绪往往经外部信息触发，从个体情绪上升为一种群体情绪，彼此勾连、感染与共振。
需指出的是，由于婚姻议题本身兼具私密性与公共性、个人性与社会性，这类讨论往往表现出指向多元、内容复杂、表达非理性等特征。然而，恰恰是日常的、琐碎的、关乎情感的言语，最能映射出个人头脑中的即时观念与相应的社会感知。因此，本研究认为，抓取并筛选出微博内容社区中带有明显“恐婚”情绪的评论，采用语义网络分析与批判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文本内容、话语实践、社会根源层面对“恐婚”情绪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反思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网络情绪与恐惧的传播机制
“网络情绪”主要指作为情绪主体的个人或群体，受到外界信息与内在情绪状态的交互影响后，主动或被动产生的情感体验与反馈（尹碧茹、刘志军，2021）。近年来，网络情绪研究主要包括情绪的基本结构和情绪的生成、分享与感染等。其中，情绪的基本结构包括类别与维度两个取向：情感类别主要分为喜悦、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等（Ekman & Friesen，1971）；情感维度的结构基础通常表现为“效价—唤醒”模型。在社交媒体场域，基于情绪的社会共享在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情绪化的帖子在传播中会占显著优势（Hidalgo et al.，2015）。网络空间的文字、图片、表情等语言和非语言符号，都可能会触发交流对象的情绪感染（张洪等，2019），而且往往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感染速度更快、力度更大（Ferrer et al.，2015）。个体情绪通过网络群际放大（隋岩、李燕，2020），会在社会比较和社会感知的情景下受到“情绪气候”的影响（徐翔，2018），并在彼此感染和循环反馈中形成情绪的螺旋（Heiss & Matthes，2020）。同时，网络情绪会影响个体对相关事件的反应、态度及行为（Myrick & Wojdynski，2016），既会对受众心态、认知等阶段性的显性表层产生影响，也会在长期意义上对价值、文化的隐性深层产生影响（张小平、蔡惠福，2021）。
在舆论学中，“恐惧”常常作为负向、高唤醒的典型网络情绪出现。由于信息传播的渠道拓宽、速度加快，舆论事件引发的公众恐惧程度与范围也会随之变化（李伟等，2010），特别是与公众生存、健康与发展等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更易引发社会恐慌。例如，在科学传播语境下，当公众未找到污染问题的成因与归责，环境问题的神秘感就会滋生紧张和恐惧情绪（李明德等，2018）；媒体大规模关于灾难事件的报道，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的呈现也会加强受众对死亡的恐惧（李佳珊，2019）。既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容易成为恐惧情绪放大站，媒介信息会渲染受众面对未知风险时的恐惧情绪，而在虚拟网络场域的聚类中，群体的恐惧情绪会在隐喻暗示中交叉感染与蔓延开来。
（二）“恐婚”情绪与媒体传播的关系
“恐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伦理失范，“恐婚族”是由于恐惧“围城”而在婚姻殿堂外望而却步的人（朱海忠，2008），对婚姻关系具有较强的排斥感与逃避感，其定义至少包含以下要素：其一，受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二，区别于“不婚”，是指对婚姻充满恐惧的适婚人群，既包括未婚群体，也包括经历过婚姻创伤的群体。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的“恐婚”人数近十五年来不断增加（Livingston，2020）。我国研究显示，“Z 世代”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女性恐婚者占比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恐婚者占比越高，城市恐婚青年比例高于农村（刘志永、李冠文，2016）。关于“恐婚”的原因，从社会层面来看，风险社会中婚姻的不确定性增加，结婚成本高和家庭责任重是人们恐婚的主要原因（孙靖琦，2020）；从个人层面来看，青年人自主意识变强、更加崇尚自由和具有反叛精神，对婚姻的期望逐步降低、不安全感加重及个人不良成长经历等，都会导致青年人成为“恐婚”一族（胡洁人、秦一铭，2021）。
关于媒体与“恐婚”情绪的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对大众传播影响的批判上。例如，媒体频繁报道高房价、高彩礼等议题，挤压了青年群体的婚恋情感空间（靳小怡、段朱清，2023）；明星出轨等事件的不良舆论会对青年群体婚恋观造成负面影响（李卓，2015）；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体联合，通过负面婚姻案例的媒介渲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都市青年女性的婚姻观念（戴颖洁、吕梓剑，2021）。总体来说，研究者普遍认为，媒体长期关于婚姻的负面报道，以及大众影视作品、公众号等对婚姻生活矛盾的片面夸大等，加重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恐惧。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有学者注意到社交媒体接触和使用对个体婚恋观的影响，尤其是网络中的“性别化电子仇恨”（Gendered‘e-bile’）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进而导致个体产生抗拒婚姻的行为（Emma，2016）。看似用户拥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产消模式，遮蔽了传播新科技与资本联袂操纵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事实，社交媒体上关于“厌女症”“厌男症”的争论成为拉高流量的利器，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往往对青少年的婚恋观造成误导（曹晋、代诗眸，2022）。
（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和问题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大多从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的角度阐述“恐婚”现象，关于媒体与“恐婚”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大众传播对婚恋观的影响，而对社交媒体上“恐婚”情绪的堆积现象关注度并不高。另外，现有的网络情绪研究更关注网络主体复杂的情绪体验与表达，将恐惧视作一种强烈但不连续、不稳定的情绪，与其相关的议题大多针对单一突发事件、公共政策等，难以获得网民持久的关注，因此传播机制明晰、也更易于消散和疏解。然而，社交媒体上堆积的“恐婚”情绪却长期、稳定地存在，具有历时的累积性， 并不会因为某一事件的结束而消失，它会进入网民的记忆而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袁光锋，2022）。社交媒体的随时在线，意味着任何个体、在任何时间与空间都可能被卷入，网民情绪能够跨时空彼此勾连、感染与共振，“恐婚”情绪的传播机制更加日常化、渗透化与复杂化，议题指向更多元，话语实践更为丰富，值得进一步研究。
新浪微博内容社区为网民的聚集提供了一个异托邦式的想象空间，形成由情感驱动到行为互动的情感共同体。因此，本研究以国内新浪微博为对象，抓取网民在微博内容社区中发表的“恐婚”评论，采用语义网络分析与批判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更为探索与开放的方式，来探析社交媒体“恐婚”情绪的议题指向、话语实践与社会根源。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三个：其一，青年网民“恐婚”情绪的评论指向哪些议题？其二，“恐婚”情绪话语如何被实践？其三，“恐婚”情绪话语折射出何种社会现实？
二研究方法和框架
本研究使用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索微博用户“恐婚”情绪的议题指向。语义网络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子类型，又称关系内容分析，包括中心性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等，多用于探讨网络公共场域中的热点话题（韩纲等，2017）和社会争议性话题（潘佳宝等，2020）。因为抽象概念在人类的心理认知中是以节点的方式互相构成认知网络的（曾抒羽，2021），因此，中心性分析、共现分析可以通过中心度、词与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及距离等指标，来反映文本的显义结构，从而探索文本生产者的认知框架（谷羽，2019）。聚类算法可以将联系紧密的节点划分为同一集群，进而发现语义圈层，在处理文本语料时将具有相近语义关联的关键词聚合到一起，形成不同议题指向的内容模块。相较于传统的内容分析，语义网络分析能够更好地平衡文本的客观性和研究者的主观性，有助于以更具探索性的方式对含有“恐婚”情绪的网络文本进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将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对“恐婚”情绪的话语实践及社会根源展开进一步讨论。批判性话语分析既是理论也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分析社交媒体文本及潜藏在背后的权力结构（吴明华，2017）。批判性话语分析可以在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向度上进行，三者相互嵌套与影响（Fairclough，2001）。文本分析旨在对表层词汇、内容进行分析，话语实践关注文本互动生产过程中的意义生产，社会实践分析可结合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进行剖析（廖中鸣等，2022）。微博内容社区中叠加堆积的“恐婚”评论从来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建构于社会之中，受制于特定语境，且随社会语境的变动而变动。微博作为虚拟公共空间，网民可以超越原有地域、身份等限制来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在发表“恐婚”评论时，“恐婚”情绪在不同议题背后蕴含着不同话语，传递和映射了某种价值观与个体生存现实，甚至包括对相关主流话语的批判性思考。
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选取的社交媒体典型话题，是新浪微博上由中国新闻网发起的“调研：女性恐婚者比男性多”。该话题阅读次数为 5.3 亿， 讨论次数为 8.5 万，具有较高热度，网民“恐婚”情绪也在讨论中得以大幅度触发与共振。首先， 运用 Python 在微博内容社区中爬取含“恐婚”“恐惧婚姻”“害怕结婚”“不敢结婚”“不愿结婚”“不想结婚”等关键词的评论，得到 22232 条评论作为文本资料，人工删除重复或与本主题不相关的文本，最终得到 20816 条评论，其中男性评论文本 6622 条（占比 31.8%），女性评论文本 14193 条（占比 68.1%）。造成样本性别差异的原因在于微博女性用户本身比例高于男性用户，而且此话题更吸引女性网民的注意力。其次，借助 Gooseek 软件进行分词，并进行相关同义词的合并（如“男性”与“男人”、“女性”与“女人”等），然后采用混合关键词“高频词 + 低频词”的方式构建共现矩阵，除了按照齐普夫第二定律选取高频词以外，本文还提取了部分表意性较强的低频词参与优化共现关系。之后导入 Gephi 进行可视化呈现，生成整体语义网络， 进一步探究词与词之间的重要程度与共现关系。最后，通过采用嵌套在 Gephi 中的 Blondel（Blondel et al.，2008）模块化迭代算法进行聚类分析，根据不同模块中的核心关键词，总结与归纳出每个模块的议题框架。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文本议题—话语实践—社会根源”的程序，最终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恐婚”情绪的语义分析结果
在构建 136×136 共现矩阵后，导入 Gephi 软件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整体语义网络密度为 0.732，各节点之间、子模块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说明网民关于“恐婚”情绪的表达虽然议题指向多元，但不同议题之间相互关联程度较高。首先，中心度分析可以衡量关键词在语义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也可以反映出青年网民的关注焦点。结果显示，在中心度排名中，排前三的关键词为“养育后代”（270）、“女性”（270）、“男性”（268）。
其次，同步出现的关键词之间有着语义上的紧密联系。由表1可知，对议题的关注呈现出性别差异，女性更多与“事业与家庭”“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等议题捆绑，男性更多与“婚姻成本”“彩礼”等议题捆绑。
再次，按照关键词属性归纳（见表 2），发现情绪类形容词在语义网络图中较为分散，且大多为负面词汇，如“害怕”“矛盾”“麻烦”“委屈”“后悔”等。意外的是，在众多负面词汇中，典型积极词汇“幸福”出现在语义网中，但经过溯源发现，出现“幸福”的大多数评论其实带有负性表达的前缀，如“不婚不育，幸福一生”“身边结婚的没看出幸福”“看不到一点婚姻带来的幸福”，等等。
最后，为进一步探索微博“恐婚”情绪议题的内部结构，采用嵌套在 Gephi 中的 Blondel 模块化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后得到四个模块，模块化系数为 0.069，平均聚类系数为 0.774，说明不同模块之间有一定独立性，且内部聚合效果较好。参考相关文献对婚育议题的主题分类（高荣，2020），本研究将其归纳为四个一级主题，即宏观层面“与婚姻直接相关的法律”（18.97%）、“与婚姻间接相关的其他政策”（10.34%），中观层面“社会因素”（51.72%），微观层面“个人因素”（18.97%），以及十个二级主题，如表 3 所示。
四“恐婚”情绪的议题指向分析
为理解青年人“恐婚”情绪的具体内涵，本文按照四个聚类的主题，从宏观的法律、法规、政策，中观的婚姻成本、家庭关系、媒体报道， 以及微观的个体经验、婚姻期待、自主意识三个议题层次，结合主题和关键词，对网络“恐婚”议题的指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宏观社会政策层面
第一类议题指向与婚姻问题直接相关的法律，共占整体语义网络的 18.97%，包括“国家”“离婚”“冷静”“婚姻法”“保护”等关键词。通过对评论内容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聚类首先指向网民对“新婚姻法”“民法典”中可能存在的男女两性利益不平衡的隐忧。比如评论“新婚姻法保护的是财产，而不是婚姻本身”“国家法律认可保护女性的生育价值和家务劳动价值了吗？”“家暴出轨转移财产取证困难，惩罚力度低”“无视女性在婚姻、生育以及其间职业发展等方面的付出，没有从根本上保障女性权利，谁都不愿意去跳火坑”等。这部分网民认为，与婚姻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越来越强调保护夫妻双方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却忽视女性在“家务”“育儿”等方面的付出，其社会价值未在制度层面得到认可，导致女性个体需要在加强自我人力资本建设与家庭内部角色之间进行权衡，如果选择同时兼顾或仅选择回归家庭，都需要承担不可控的风险。由于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相关利益保障缺失，部分女性网民在未进入婚姻之前便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全感，“恐婚”情绪实际上是在此感知之下出现的认知不平衡。
除此之外，这类议题还指向“离婚冷静期”，如网友评论“离婚冷静期，让结婚的人更冷静了”“很多人想跨出去的那只脚又收回来了，你愿意跟已经过不下去的人还要多掰扯一分钟么”“结婚成为一项风险极高，容错率又低， 承受代价还太大的事情”等。由此可见，尽管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预防冲动离婚， 且只适用于协议离婚，但社交媒体具有回音室效应，导致“离婚冷静期”让很多网民产生了对婚姻“宽进严出”的负面认知，离婚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未婚主体的恐惧感， 一些负面纠纷案件的热点报道更是加剧了未婚者对冷静期充满风险的焦虑感（王新宇，2021）。
第二类议题指向与婚姻问题间接相关的其他政策，占语义网络的 10.34%，包括“养育后代”“压力”“产假”“生育率”“父母”“安康”等关键词，主要包括“抚育政策”“养老保障”两个二级主题。一方面，在抚育政策方面，网民评论如“结了婚，生孩子是标配，为了健康轻松的生活还是单着吧”“不是‘恐婚’，是恐生孩子，生育养育成本太高”“女性越来越多的产假，直接导致用人单位更不愿意用女性，工作更保不住”，等等。可见，“恐婚”情绪交织着生育养育成本高、相关保障措施缺位，以及女性择业就业和职场歧视问题，体现了很多女性的职业诉求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一方面，与结婚率、生育率相互影响的老龄化问题也与“恐婚”情绪相互紧密关联，相关评论如“自己工作赚钱养孩子还要养老人，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罪”“活着已经够累了，谁愿意结婚，只希望能多挣钱给父母养老送终”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养老和抚育相关的诸多义务都重新回归至家庭领域，而现有的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却难以完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石金群，2016），这都造成了未婚者对进入婚姻的担忧甚至恐惧。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情绪对抗靶心的婚姻法、离婚冷静期，还是未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抚育、养老政策，在宏观政策层面，青年网民“恐婚”情绪话语都主要表现为对婚姻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读与隐忧。
（二）中观社会因素层面
第三类议题指向的是影响婚姻的社会中层因素，介于宏观政策性因素和微观个人因素之间，共占整体语义网络的 51.72%，包括“婚姻成本”“家庭关系”“媒体负面报道”等。概括来说，在中观社会因素层面，青年网民“恐婚”情绪主要表现为对现存的生活压力，以及与之相关的职场压力、婚姻成本的焦虑，且在“负向偏好”的媒体传播环境下，放大了青年人对未来婚姻生活中的经济风险和关系风险的担忧。
首先是婚姻成本。“彩礼”“钱”“房”“时间”等关键词表现出网民对“婚姻成本”的担忧。婚姻成本是指结婚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时间、情感、金钱、机会等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总和（靳小怡、段朱清，2019），包括显性的经济成本，如“面对当代社会的天价房和天价彩礼，拿几千块工资的人只能放弃结婚”“天价彩礼、高档轿车、学区房，结婚对男的要求太高，结不起啊”，以及隐性的时间、精力成本，如“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真的没有时间分给别人，白天工作，很多时候晚上还要加班，自己的私人时间都不够，根本不想结婚”“规划我的人生之后，发现根本没时间结婚生孩子”等。婚姻成本高不仅是个体所面临的难题，也反映出一系列社会症候。有研究者指出，结婚成本的畸高使很多青年选择单身，传统社会家庭结构遭受挑战（朱考金、杨春莉，2007），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姻亲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变化（贾志科等，2018）。虽然，部分地区婚姻成本畸高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否会推动反传统婚育模式的盛行仍有待观察和研究，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抒发的“恐婚”情绪可以被视为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之一。通过语义分析可知，当下的网络“恐婚”话语并未挑战传统的婚姻文化制度，青年网民并非恐惧婚姻本身，而是对自己只能在婚姻“围城”外徘徊的状态表达不满和对抗。因此，“恐婚”实则是在强大的普婚文化传统下，未婚主体为应对婚姻成本压力和预期而发展出的一种话语对抗和心理调适策略。
其次是家庭关系。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语义网络中“夫妻”“矛盾”“鸡毛蒜皮”“婆媳关系”等关键词反映出网民对婚后家庭关系的恐惧，如“开明的父母难求，结婚一地鸡毛蒜皮”“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挺难”“自己赚钱自己花，没有人气我，没有婆媳矛盾， 所以我为什么要结婚”等。围绕“婆媳”“夫妻”“亲子”关系的讨论反映出现代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同时又受制于家庭责任的婚姻矛盾逻辑，即“恐婚”情绪诞生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强调社会性的逻辑和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石金群，2016）。在当下家庭关系已然变得多元和流动的社会情境中，网民的“恐婚”评论更多产生于媒介基于新闻效应进行的选择性报道，导致青年人聚焦和放大了家庭的冲突，忽略了婚姻家庭更普遍的正向功能。可以说，青年网民关于家庭冲突的话语，主要来自固化的传统婚姻文化脚本与未来自我境遇想象之间的张力和担忧。
再次是媒体负面报道。关于这一议题，网民的负面情绪尤为明显，且表现出极化、非理性的特征。如“一天一个杀妻新闻，谁敢结婚”“天天各种出轨、嫖娼、杀妻的新闻到处都是，婚姻真的令人害怕”等。社会风险理论表明，媒体影响着受众对风险的感知，而且常常扮演着社会议题的聚光灯和风险放大器的角色（郝龙、王志章，2018），且无论是大众媒介还是社交媒介，媒体与受众都天然地偏好负面信息（Lengauer et al.，2012）。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充满对抗性与冲突性的负面报道，如“杀妻”“出轨”“嫖娼”等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曝光与关注（Hansen et al.，2011）。然而，媒体报道具有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先导性负面信息和情绪的接触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后续认知（Sheafer，2007），社交媒体平台上负面报道的感染和扩散，建构和放大了网民对婚姻的负面认知，也成为网民抒发负面想象和焦虑情绪的出口。
（三）微观个人因素层面
第四类议题指向青年群体自身，是对“恐婚”情绪个体层面的表达。事实上，在个人因素层面可以最直观地体察网民关于“恐婚”情绪更为具体、微观的议题指向。但这部分只占语义网络的 18.97%，说明仅有部分网友愿意坦露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内容。总体看，“恐婚”情绪的议题在个人层面指向更为微观、琐碎和具体，与个体的性格、经历与期待紧密相关，“恐婚”或成为对不幸经历的逃避，或是由过高期待演变而成的失落情绪，或者是对婚姻家庭中新型两性关系的期待。
首先是个人生活经验、成长经历的影响。如“不愿意结婚是因为我身边没有看到婚姻幸福的影子”“男生想娶一个跟自己妈妈一样的女生，而女生却不想嫁给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生”“不想我的未来活得像妈妈一样”。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认为，父母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未来的人际关系与亲密关系（Khpd et al.，2000）。个体所遭遇的不良成长经历，以及周遭负面的婚姻个案可能被投射到未来自己的婚姻中，引发对婚姻的怀疑与逃避。其次是对婚姻过高的期待。如“目前不想结婚，因为要找到一个人和他过一辈子，那得多谨慎啊”“也不是不想结婚，主要是没有遇到我觉得可以走一辈子的人”。婚姻期待是指个体在婚姻中认为配偶和关系可以达到的某种标准。有研究表明，对婚姻的适度期待，且主观意识处于自在状态下，个体容易获得更高的满足感（吴波、黄希庭，2012）。然而，过高的期待可能会降低在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当前很多青年网民对婚姻抱有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对照现实的差距就可能产生一种失落和回避的情绪。再次是个体自主意识的增强。如“享受”“独立”“清醒”“自由”等关键词反映出主体性意识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随着核心家庭、性别分工等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解构，个体逐渐拥有更多自主权（林蒙丹、林晓珊，2020），家庭生活成了一项关乎自我认同和自我创造的事业（Cherlin，2005）。然而，个体的选择又必然需要嵌入现代社会制度中，在各种规则限制中周旋（阎云翔，2012）。如网民评论“如果能够婚姻忠诚、相亲相爱、男女平等，‘恐婚’不存在的”“要是夫妻能够平等分摊家务、育儿、赡养、孝顺双方老人的活儿，谁还‘恐婚’”。这种关于婚姻中两性关系的反思表明，部分网友的“恐婚”情绪并非表达“不婚”，而是对现代新型婚姻平等关系的思考与期待。
五网络“恐婚”情绪表达与话语实践分析
话语反映现实，也构建现实。话语从来都不是静态的文本结构，它建构于社会之中且受制于特定的语境（蔡骐、赵嘉悦，2022）。批判性话语分析将文本放在宏观情境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变化，不仅要看呈现了什么、如何呈现，更要追问在场和缺席背后的原因及其后果（Fairclough，2001）。因此，本文对社交媒体“恐婚”情绪的关注，除了分析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情绪所指，还要追问“恐婚”情绪如何表达、如何开展话语实践，以及其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社会权力结构和隐秘意图。
社交媒体上的“恐婚”情绪不仅源于个人对婚姻的认知，也在网络群体情绪的传播与感染中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由前面的议题指向分析可知，“恐婚”情绪背后并非是“不婚”，而是一种应对生存困境与观念冲突的情绪策略，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质询与追求自我实现、进行社会性自我重构的诉求，期待在未来的婚姻模式中探索自我意志，挣脱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不平等关系，寻求再嵌入的可能性。
（一）对低度弥散性别不平等现状的“隐秘质询”
无论是调侃、戏谑还是辱骂，“恐婚”情绪话语都表现出网络话语的非理性特征，网民的情绪对象也并非指向具体的个人或机构，而是将“恐婚”情绪话语作为一种彰显个体权力和践行主体地位的工具，用以传递个体观点、价值理念与情感体验，从而在这种矛盾的对抗中享受着受众文本生成的快感。事实上，“恐婚”议题中的“他者”还包括法律、政策、家庭、父母、孩子等婚姻主体的外在抽象对象。
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可知，与“女性”同步出现排名前五的词是“事业”“养育后代”“家庭”“婆媳关系”“父母”。如前所述，女性群体所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婚姻法中对两性权益保障的不公，包括女性在“家务”“生育”等方面的付出被忽视，育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母职压力与职场歧视等。这些议题的背后，矛头直指的是从宏观社会到微观家庭领域中“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与“男性”同步出现排名前五的词是“钱”“家庭”“彩礼”“出轨”“房”，也就是说，男性网民群体所关注的焦点更多聚焦于“天价彩礼”“房、车”等结婚成本问题（朱考金、杨春莉，2007）。研究者指出，婚姻实践应遵循相互尊重与帮助的伦理道德，并非“物物交换”的市场原则，更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男性需支付“天价彩礼”等过高婚姻成本的现象，不仅容易异化婚姻的本质，更容易陷入“物化”女性的陷阱，成为实现性别平等的障碍（靳小怡、段朱清，2023）。
因此，无论是男性网民还是女性网民的“恐婚”话语，都折射了社会上对性别问题的认知、不满和焦虑，“质询”着弥散于各个维度的性别不平等现状。低度弥散的不平等往往以不易察觉的面孔出现，个体能够感知，却往往难以在认知层面赋予其合理性。当前社会性别的低度不平等固然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其隐蔽性与弥散性又很有可能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另一障碍（郑丹丹，2009）。青年网民作为社会个体，对两性在各个维度存在的不平等现状有着直接的体察与感受，这份来自现实生活的体察与感受在“恐婚”情绪中得以表露，并在观点与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中形成了一种对抗与质询。
（二）在传统婚姻脚本与自主意识之间的“摇摆诉求”
研究发现，“恐婚”情绪诞生在性别观念、自主意识与传统婚姻框架的博弈和悖谬之间。在当下价值多元的社会中，青年群体更容易“转向自身”，面临自反性（Reflexivity）任务（赵康，2010）。一方面，性别观念和个人主体性的增强，使得“恐婚”话语传达出对传统婚姻中不平等关系的反思与抗争，让挑战传统婚姻模式的话语在社交媒体场域内得以表达与聚类。“恐婚”情绪正在成为部分青年网民对传统婚姻中两性不平等的抗争，以及对未来婚姻中两性关系转向平等的期待。另一方面，网民想象中的婚姻似乎依然残留着传统观念的框架。例如，在整体语义网络图中，与传统异性恋家庭相关的“养育后代”“女性”“男性”等关键词的中心度排名前三，而“遇到”“一辈子”“离婚风险”这些关键词也说明不少网民对婚姻依然抱有“白头偕老”的终身婚姻期待。养育后代的婚姻功能及理想化的浪漫稳定婚姻期待，联合形成了一系列的“婚姻包袱”，成为未婚网民想象的价值观前提，也成为他们潜在的焦虑源，导致其选择性地忽略了婚姻家庭中的情感与团结面向，无意间夸大了矛盾冲突、固化了关于婚姻的刻板印象。这种关于“标准家庭关系”的选择性想象，不仅忽视了婚姻本身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因此会产生对自我现实境遇的不满和情绪的压力。
因此，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发展，虽然传统婚姻家庭观不断受到挑战，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青年网民的想象。社交媒体“恐婚”情绪所指涉的“婚姻”实际上是社会规范中的传统婚姻脚本，而青年群体不断增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自我主体意识已无法与之完全契合。生存标准的改变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压力（雷开春、林海超，2021），导致青年群体既无法完全认同和践行传统的婚姻脚本，又无法找到可行的婚姻新脚本，加上对现实婚姻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从而形成了充满颠覆与摇摆张力的“恐婚”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恐婚”话语反映了青年网民对重构规范和掌控婚姻定义话语权的一种“摇摆的诉求”。
六结论与讨论
“恐婚”作为一种对婚姻的恐惧情绪，经由社交媒体负面信息的触发、网民情绪间的相互感染，逐渐从个体情绪上升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情绪，“恐婚”话语也在此过程中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本研究以微博典型社交媒体话题为例，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框架，探析了“恐婚”话语背后的多元议题指向，并进一步解释了“恐婚”情绪的话语实践及社会根源。
首先，堆积于社交媒体上的“恐婚”情绪议题指向多元，在宏观政策层面表现为对婚姻相关法律法规的隐忧与误读；在中观社会层面表现为对现存职场压力和婚姻成本的焦虑、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感知；在微观个人层面表现为对过往经历的投射和逃避、过高期待演变而成的失落，以及对两性平等关系的期待。其次，“恐婚”作为一种被网络放大的消极社会情绪，其话语指向并非是“不婚”，而是青年人在普婚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情绪对抗策略。一方面，“恐婚”情绪话语折射出青年群体的现实困境，“恐婚”在戏谑、夸张的表达中包含着青年群体对生存境况的不满与质询；另一方面，“恐婚”情绪话语反映出网民头脑中的即时观念，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关于“标准家庭关系”的选择性想象，对性别平等和分工平等诉求的增强，已经成为他们的“婚姻包袱”和潜在的焦虑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回溯网民评论时也发现，虚拟空间“恐婚”情绪话语与现实状况存在差距，如网友戏谑道，“网上的都说自己不想结婚，但我身边的都很想结婚”“网上说着不结婚，生活里都偷偷结婚”等。由于网络上自由表达的空间大、成本低，即时性、直觉性、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和相互感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民对社会话题的深入思考。在微博内容社区中，网民的意见容易受到微博帖子与评论情绪的感染，即时性的情绪宣泄很可能与真实社会中的心理、行为存在差异。因此，社交媒体上的“恐婚”情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青年群体的现实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现实的婚姻意愿与结婚行为，需要更全面、更严谨的调研和考察。
然而，青年情绪往往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社交媒体平台积累的大量关于“恐婚”的负面评论，不仅仅是静态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动态的话语、弥散性的权力。通过话语的再现与生产，“恐婚” 话语有可能在平台逻辑之下走向与资本流量的联袂，进一步形塑网络青年群体对婚姻的负面认知和想象。因此，我们需要警惕技术“赋权”走向技术“负权”，避免网上婚育议题的讨论演变为性别的对立和讨伐，加剧青年网友对异性和婚恋的恐惧和不安。综合来看，“恐婚”在普婚文化中作为一种情绪对抗策略，表面上矛头指向的是性别矛盾，但实质上是当下青年群体在现实境况和未来风险、遵循传统和探索变革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性别问题和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虽然“恐婚”话语似乎暗示当下男女之间的婚恋协商陷入僵局，但其实也蕴含着“破局”的可能。从沟通平台的正向功能看，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关于婚姻的争论空间，本身存在促进理性协商、推动“潜在合意”、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创造新文化脚本的契机与可能。从具体路径来看，如何疏通与消解目前的“恐婚”僵局有待各方合力。其一，在宏观层面，相关法律政策如养老、抚育等福利政策仍需完善，回应民意潜在诉求。其二，在中观层面，媒体不仅要积极对婚育话题进行议程设置，更要发挥情绪设置功能（徐翔，2018）；平台应承担社会责任，为婚育议题的公共讨论做适当引导，建立良性的情绪表达与回应机制，提倡积极的婚恋观、家庭观；关注不同性别群体的真实需求，进一步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构建良好婚育氛围。其三，在微观层面，加强对青年群体的积极心理培育和心智训练，以消解传统婚姻刻板印象对自我情绪的消耗，将想象域中的婚姻包袱松绑，避免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对婚姻选择的过度绑架（於嘉等，2020）；在婚育议题讨论中甄别情绪与事实，将情绪宣泄转变为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变被动接受为强调能动性的自我定义与实践感受，探索婚姻关系新模式的元认知和再思考。
责任编辑：刘汶蓉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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