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研究的概貌、热点与主题 ：基于中国知网文献的梳理

摘要

为探析国内“Z世代”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以 1999—2022 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中收录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两款软件，在“理论—主题—实践”分析框架下汇总和梳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主题，探讨不同研究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揭示大致的发展脉络与走向。研究结果发现 ：“Z世代”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代际社会学、代际价值观演变、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等理论为基础，基本形成了“Z世代”的群相特征、“Z世代”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Z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三大主题，但离有效服务青年实践仍有距离，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调查、比较与研判。

关键词

“Z世代”；文献计量法 ；知识图谱 ；研究框架 ；研究主题

一、引言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习近平，2017）作为青年主体的“Z世代”（Generation Z）是指出生于 1995—2009 年的青年人，其学理可溯源至美国作家库普兰德（Coupland）1991 年出版的小说《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他在该书中提出了“X世代”（出生于 1965—1980 年）概念，以此为起点往后 15 年（1981—1995 年）为“Y世代”，而“Z世代”则是在这一命名方式下的顺延（王均伟等，2020）。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Z世代”群体规模达 2.3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16.5%，已成为人口结构中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与前两个世代相比，“Z世代”在言行方式、行为表现、心理特征、价值理念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既有文献以“Z世代”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进行了多重解读，讨论议题包括他们的消费价值理念、思维行为方式和群体性特征等（沈琦、陈婧，2022 ；吴明华、张樾，2021 ；王水雄，2021 ；何绍辉，2022），但鲜见对这些文献进行细致梳理与归纳的阶段性总结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借助 CiteSpace 与 VOSviewer 两款信息可视化工具，以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核心文献为数据载体，利用知识图谱法与文本分析法挖掘该主题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建构中国“Z世代”研究的分析框架，呈现当前“Z世代”主题研究之全貌，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根据布拉德福文献分布原理，学科或领域内的核心刊物通常会刊载高水平、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黄宗忠，1994）。基于此，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收录的北大中文核心与南大中文核心及其扩展版因其论文的规范性、严谨性和高学术性，在中国社科各领域具有较强代表性与权威性，可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为确保最大限度穷尽文献、提升数据信效度，本研究进行文献检索时包括了“Z世代”的同义词、近义词。比如，因为“Z世代”自出生起便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较大，故“网生代”“互联网世代”等也被纳入检索范围。

文献检索的具体方式如下：分别以“Z世代”“95 后”“00 后”“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为主题词或关键词或篇名，检索条件为“模糊”，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共获数据 250 条。考虑到知识计量分析强调数据的“净度”， 所以剔除了书评、资讯通知等非学术性信息、与研究主题无关及重复文献共 71 条，另从余下 179 篇有效文献的引文中手动人工遴选与“Z世代”密切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 2 篇，合计 181 条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 VOSviewer 1.6.18 及 CiteSpace 6.1. R2 进行数据梳理与分析、图谱构建与解读。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是科学计量学颇具前景的研究方向（陈悦等，2008）。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尝试利用各种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来剖析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演化动态与发展趋势（花龙雪、吴应良，2021）。VOSviewer 是荷兰莱顿大学 Van Eck 和 Waltman 共同研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其内嵌的网络视图、叠加视图、密度视图等制图功能在聚类技术、关键词共现分析等方面优势凸出（张晓冬、廖襄绮，2021）。CiteSpace 凭借清晰的图谱网络勾勒、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以及系统性数据挖掘算法等特征，自 2004 年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首推以来，便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欢迎（舒跃育等，2019）。另外，CiteSpace 关键词时区共现图谱可以直观呈现每一时段研究主题之热点，其中的突现词（Burst）表示每一时段内出现频率高且较为活跃的关键词，可作为研究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指向（李杰、陈超美，2016）。VOSviewer 以密度、距离等为计量单位测量节点之间的聚类关系，CiteSpace 侧重于不同主题之间关系的连接强弱，两者相得益彰，可共同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研究主题的全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Z世代”研究的时空分布概况

管窥刊文量年度分布可大致推测某一研究领域或方向的发展概貌与未来走向。从中国“Z世代”研究文献的分布趋势（1999—2022 年）可知（见图 1），中国“Z世代”研究的基本面貌可以概括为“起步虽晚， 但后发强劲”。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国“Z世代”研究在 2013 年之前几乎无人问津，首篇文献《最新人群——“Z世代”的生存状态》于 1999 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上，但那篇文章中的“Z世代”主要指 1980—1984 年间出生的中国台湾年轻人（贺玮、吕铁军，1999）。这与当下定义的“Z世代”存在明显差异，故不在本研究探讨范围之内。自 2013 年起，“Z世代”研究引起学界关注，2017 年达到阶段性小高峰，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激发了研究者对青年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思考，导致相关成果呈井喷式增长。此后，该主题的研究蓬勃发展，2020 年略有回落却不影响增长大势。

从载文的期刊分布看，当前国内未有针对“Z世代”研究的专属刊物，181 篇文献源自 73 种刊物，其中超半数以上期刊刊文量仅 1 篇。载文量 3 篇及以上的期刊分别为：《中国青年研究》（20 篇）、《当代青年研究》（15 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4 篇）、《人民论坛》（13 篇）、《思想理论教育》（8 篇）、《中国青年社会科学》（6 篇）、《青年记者》（6 篇）、《商业经济研究》（4 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4 篇）、《新闻记者》（3 篇）、《新闻爱好者》（3 篇）。

杨学磊等（2021）认为，解读领域内核心作者的研究成果能快速把握学科或领域的基本概貌。学界当前广泛采用普莱斯定律来确定某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公式为 N=0.749*（max）1/2，其中 N 表示领域内核心作者产出论文数的最低阈限值，max 是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王晓红、任晓菲，2018）。基于此标准，本研究将发文量≥ 2 篇的作者框定为核心作者，结果显示，史安斌（5 篇）、李春玲（4 篇）、王水雄（2 篇）、汪永涛（2 篇）等研究者构成了中国“Z世代”研究的核心作者。运用 CiteSpace 共现图谱呈现“Z世代”领域的研究机构分布概况，结果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单位是中国“Z世代”研究的主阵地。共现图谱还显示，机构节点遍布全国，表明“Z世代”的一系列知识生产广泛存在于各类研究机构，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 但同一节点之间连线频繁，不同节点之间鲜有连接，说明跨区域性、跨机构间的对话与合作有待加强。

（二）“Z世代”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一篇论文内容的高度浓缩与提炼，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透视关键词共现图谱可探寻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花龙雪、吴应良，2021）。将181条文献数据导入 VOSviewer 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视图，对词频≥ 2 的 63 个重要节点予以可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图 2 中节点越大说明其对应的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频次越高，越能代表领域热点（李杰，2018）。同时我们绘制了词频≥3的前 18 个高频关键词一览表，见表 1。综合图 2 和表 1 的信息可知，“青年亚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消费与资本”“心理健康”“青年价值观”等构成了当前“Z世代”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

为了发现研究热点随时间而产生的阶段性变化，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择取 1999—2022 年时段，以每 3 年为一时间切片（Slice Length=3），根据频次排名前 50 的关键词绘制了“时区共现图谱”和“突现词图谱”（限于篇幅，图表未列出）。结果表明，“Z世代”的突现强度最大（Strength=6.35)，“青年群体”突现时续最久（Begin=1999，End=2016）。综合两个图谱的信息，中国“Z世代”研究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13 年之前，此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其次，2013—2019 年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其中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Z世代”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自媒体时代青年世代的文化取向与消费样态等议题异军突起；再次，2020—2022 年以文化与认同为核心，呈现“Z世代”青年多样化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与消费市场的关系。其中，亚文化消费（如“盲盒体验”“二次元”）及其衍生的圈层生态（如“破圈”“出圈”）、传统中国文化认同与复兴（如“国潮”“文化自信”）、消费狂欢背后折射出的资本陷阱（如“颜值经济”“品牌塑造”“精准营销”）等研究议题备受关注；源自二次元文化中的“虚拟偶像”从 2020 年开始受学界青睐， 持续至今热度不减（孙金燕、金星，2022）；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也成为中国学者尤为关注的研究新主题（李庆四，2021 ；周顺，2021）。

研读研究热点下面的具体文献可知，既有文献对“Z世代”的认识主要围绕某一视角展开。譬如，何绍辉（2022）揭示了“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黎娟娟、黎文华（2022）聚焦于对“Z世代”社会心态的解读；李春玲（2020）从代际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剖析新生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也探讨了新生代群体的代际认同和代内分化问题（李春玲，2022b）。除此之外，“Z世代”消费特征与消费观（敖成兵，2021）、青年群体就业心态（李春玲，2022c）、青年亚文化（汪永涛，2021 ；孟威，2022 ；曾昕，2021）、“Z世代”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吕遊、史向军，2016 ；王海建，2018）等议题也是重要热点。

（三）“Z世代”领域的研究框架和主题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Z世代”研究领域的主题框架和发展脉络，本文以“Z世代”研究热点为出发点，爬梳不同维度（如就业、消费观、亚文化、文化反哺等）的“Z世代”研究文献，发现“Z世代”不同研究面向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尝试构建出“Z世代”研究领域的“理论—主题—实践”框架（见图 3），挖掘纷繁复杂研究议题背后的隐线。

概括来说，中国的青年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始终统领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青年工作和实践指向之下。因此，“Z世代”的研究也旨在从理论层面分析和理解青年人在价值观、思维形态与行为取向上的整体性特征，以更好地引导青年人的发展，从社会、群体和个体三个层次上构建起与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相适应的青年发展框架。具体来说，该框架的三个层次如下：在宏观社会层次上，“Z世代”理论聚焦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社会代理论，研究议题聚焦于“Z世代”群相描述， 从“经济文化消费”“二代现象”“文化圈层”等方面具体分析世代差异与认同和代内分化， 在实践层面倡导城乡新生代青年在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均衡发展；在中观群体层次上，研究者在价值观代际演变理论的启发下，分析了“Z世代”当前的价值形态与社会心态，着重关注他们在人际关系、婚恋关系、就业形态、消费模式上的嬗变， 指出他们与“X世代”“Y世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可能存在的不足，强调青年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对“Z世代”群体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的未来期待；在微观个体层次上，研究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当代“Z世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加强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教育，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逐步构建完善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并评估其效用，目的在于助力“Z世代”大学生树立伟大理想，锤炼谋生本领，培养他们的责任担当精神。

梳理具体的研究议题可知，当前中国“Z世代”研究着重于从文化、消费、就业、人际关系、社会心态、思想政治教育、婚恋观等不同维度探讨新生代青年群体的整体性特征或分析他们的价值取向。通过对这些维度进行编码重组，本文凝练出“Z世代”领域的三大研究主题：其一，“Z世代”群相特征，重在刻画“Z世代”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具体包括经济消费、“二代”现象、数字鸿沟与文化反哺、文化圈层与青年亚文化等议题；其二，“Z世代”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主要分析“Z世代”的内在价值取向，具体包括新就业形态及婚恋观、人际关系、社会心态、社会参与意识与社会宽容度等议题；其三，“Z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强调描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具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大学生主体能力激发等议题。

1.“Z世代”的群相特征

“社会代”是代际社会学中的关键性概念，特指同龄群体深受所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共同的成长经历形塑了他们极强的代际认同与鲜明的代际特征，从而与其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认同上具有显著差异（周雪光、侯立仁，2003 ；李春玲，2019）。这种独属某一世代的整体性特点可谓之群相特征。回顾已有研究，我们发现中国“Z世代”的群相特征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揭示“Z世代”群体之共性；二是分析代际社会学视域下中国新生代的多样性。“Z世代”共性包括“与生俱来的网络基因”“兴趣爱好小众和圈层化”“渴求群内归属与认可”“个性强、求独立、更务实、更理性”等。陈红敏（2020）指出，“Z世代”在奋斗状态上呈现出心理投入的可持续性尚待加强、奋斗意志上的主观能动性亟须提升、外化于奋斗实践上的“知”与“行”相分离、“知强行弱”的现况有待突破等特征。陈立（2021）认为，曾被喻为“垮掉的一代”的“90 后”与“00 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识大体、明大局、够从容的精神风貌令人刮目相看，但也存在“思想巨人、行动矮子”、焦虑迷茫等问题。这些研究刻画了“Z世代”群体的普遍性特征，旨在发现其优势，洞察其不足，以促进“Z世代”健康发展。

代际社会学视域下的中国新生代多样性研究主要包括“代际社会学译介与应用”和“当代中国青年代际差异与代内分化研究”两个方面。一方面，代际社会学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 · 曼海姆创生，肇始于为解读因迅猛发展的现代商业化、工业化、科技化而导致的愈演愈烈的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现象并提供解决方案，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社会代”理论、玛格丽特 · 米德的代沟理论及格伦 · 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代际社会学以宏大社会发展变迁与微观主体生命历程彼此形塑、互动互构、同生共长为观察视角，以价值观代际差异为锚点，以“社会代”为理论抓手透视新、老代之间在思维方式及行为表现上的区隔与共融（李春玲，2020）。在应用研究方面，李春玲（2022a）以代际社会学为“显示镜”透视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初踏社会的“Z世代”青年的结构特征、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结果发现该群体具有“三高”共性，即高学历、高城镇化水平、高非农化程度，但也呈现出“内卷”与“躺平”、进取与无力相互交织的矛盾心境。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中国青年的代际差异与代内分化，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代际差异现状、剖析代内分化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有研究者认为，从“80 后”到“00后”，越年轻的世代，对国家综合实力的认可程度越高。例如，李春玲（2019）认为在对待祖国的情感上，“80 后”深感“光荣与梦想”“自豪与信念”；“90 后”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市场、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投资者遍布海外的举国前进的历史浪潮中渐感开放包容的大国心态；而“00 后”相较于前两者，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地位等的评价均更高（李春玲，2022a）。此外，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的全面推进催生并加剧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逐渐映入人们眼帘，也是代内分化的现实表征，均衡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新生代共同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新方向（李春玲，2019）。汇总相关研究可知，从“80 后”到“00 后”代内分化呈不断强化趋势。作为同一世代的“90 后”或“00 后”，其内部差异也难以弥合，甚至发展成为“圈层”或“壁垒”，他们的人生态度、心境历程、价值追求迥异，判若鸿沟：有人选择“躺平”，“三和青年”为之“典范”；有人自我调侃，“打工人、打工魂”为此心迹之写照；有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求学或工作“披荆斩棘”，成为校园中的“学霸”、职场中的精英。正是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多维度分化的境遇，才构成了当代“Z世代”青年的“众生相”。

2.“Z世代”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

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中的“社会化假设”认为，个体的基本价值观为其青少年时期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所决定，基本价值观形塑之后即使成年也难以改变，不同代因成长环境不同造成了彼此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异（英格尔哈特，201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之变化，物质生活的富足与充沛、高等教育的扩张加速、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少子化、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人际关系的个体化与自主性，使新生代的成长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导致他们与前辈的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也造就了“Z世代”价值观的独属特征（李春玲，2019）。研读文献发现，“Z世代”的这种价值观特征通过青年亚文化、消费景观两个议题来加以表征。

在青年亚文化研究议题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网络青年亚文化泛化之利弊；二是“Z世代”亚文化与传统中华文化伦理的碰撞、抵牾与融合。在第一个方面， 既有研究集中关注网络新词对“00 后”的思维方式、精神意志、心态动向等方面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譬如部分庸俗化、泛娱乐化的网络新词所折射出的颓废、消极、无奈的情感通过网络空间在“Z世代”群体中悄然蔓延，消解了“00后”大学生乐观向上的主流精神价值，侵蚀了他们的精神意志（何天雄，2021）。也有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囿于线上社交“短频浅”的快餐式表达、泛娱乐精神，以及解构主义在虚拟世界的蔓延渗透、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信息轰炸”、网络道德情感教育匮乏等现实因素，网络亚文化中的“丧文化”“佛系文化”“表情包”等各式文化形态正潜移默化地对“00 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消极作用（杨月荣、郝文斌，2021）。因此，有学者提议建构全媒体时代的主流文化生态，加强网络空间文化生态综合治理，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生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宣传工作，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升新生代青年群体价值决策能力，使他们对网络亚文化的模仿、推崇与消费不偏离社会主流文化航向（杨月荣、郝文斌，2021）。在第二个方面，研究者认为，当青年亚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及祖父辈固守的伦理道德规制碰撞时，抵制与反叛成为“Z世代”最直接的表达，而个体成长、新旧文化的互动互通、代际间的理解与包容是不同世代间文化融合的关键。比如，戴颖洁、蒋凤祥（2022）指出，“Z世代”对年长一代对其微信头像的宰制表达出对文化符号自由权的争夺，其结果为从抵抗到彼此妥协以达和谐；胡小武、韩天泽（2022）认为，“00 后”盛行的“断亲”行为亦会随着他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消解，逐步回归到亲缘关系网络。

从“Z世代”的消费议题看，既有研究形成了消费认知模式与特征、资本与情感收割的两个重点面向。一方面，关于“Z世代”的消费认知模式与特征，已有研究倾向于描绘他们与时俱进的消费新模态，彰显他们对生活方式多维、多元、多变的价值追求。在消费价值与理念的投射上，“Z世代”追求产品视觉的颜值至上、自我情绪即时满足、心理猎奇狂欢（刘森林，2022 ；顾亚奇、袁文洁，2022）；在消费内容与类型的选择上，新主流影视、社交媒体游戏为其所钟爱（王邵军、李晓冰，2022）；在消费情感的表达上，悦己型消费、冲动性消费、符号型消费比比皆是（候艺，2019 ；刘威、温暖，2022 ；张金杰，2019）；在消费图景上，“Z世代”的情感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的“出圈”与“破圈”尤为明显（王宁，2000；张琳、杨毅，2021）。另一方面，在资本与情感收割的视角下，既有研究更倾向于对“Z世代”的消费理念与价值观表达忧虑与担心。譬如， 有研究者认为“00 后”成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面对商业资本及社交媒体对快乐消费主义的鼓吹，他们的延迟满足能力被消解， 自控能力被削弱，及时行乐与享受强化了“00 后”对物欲的追求，逐渐形成了提前消费与消费透支的行为习惯（孙凤，2019）。崇尚冲动消费、虚荣消费、攀比消费、从众消费、炫耀消费等消费理念与行为在新生代群体中也屡见不鲜（候艺，2019 ；张金杰，2019）。也有研究持不同观点，认为新生代群体并非沉沦于消费迷雾中无法自拔，而是在消费理性中融入了他们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比如，“Z世代”可以为自己偶像代言的产品消费，但他们对偶像才能的欣赏甚于其颜值，在他们看来，偶像不过是在某些方面带有光环的普通人，偶像的内在品质（上进心、公益心、道德感、使命感等）更为重要（敖成兵，2021）。

从“Z世代”的社会心态议题看，因为面临着换挡期、阵痛期、转型期“三期叠加”，以及传统风险、现代风险、转型风险“三险合一”并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难免陷入对未来未知的迷惘与担忧， 其社会心态也呈现出与时代同频的复杂性、矛盾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高喊“躺平”的口号却加速“内卷”（何绍辉，2022 ；黎娟娟、黎文华，2022）；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上，社交恐惧和网络晒图并存；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高涨同时存在（黎娟娟、黎文华，2022）。何绍辉（2022）认为，这种矛盾化社会心态是“Z世代”的共性，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发展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00 后”大学生而言，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和社交退缩，生活现实与虚拟时空边界模糊（马川，2019）。对“00 后”的中学生而言，焦虑、抑郁、自我伤害、自我评价低、情绪健康水平低、人际支持低等情绪与行为问题不容忽视（张亚利等，2022 ；于晓琪等，2022；赵霞，2022）。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安全、社交、尊重需要对个体而言缺一不可，当自我评价低、自我认知模糊、人际支持低等成为群体性特征时，意味着一代人缺失内在成长性动力，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解读“Z世代”时须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问题，对“Z世代”予以更多的理解、包容与共情，提供良性引导及社会性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3.“Z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Z世代”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是这一议题的理论基础。张岚（2019）指出，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强调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自我价值，为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论党的青年工作》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课对做好青年工作的特殊意义（王雪超，2023）。回顾该议题之下的研究可以发现，基本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即先描述现状，然后讲存在问题和原因溯源，再提出解决路径。这些研究的特点都是围绕“Z世代”大学生的某一个方面或问题，概括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大挑战。譬如，王海建（2018）从群体人格特征指出，“00 后”大学生存在抗挫能力不强、过度现实主义、过度追求自我价值等消极因素；王涛、孙丽娜（2020）的研究从大学生的感恩教育角度指出，部分“95 后”大学生存在感恩意识淡薄、感恩教育严重缺失等问题；王肖、赵彦明（2022）从网络生存样态角度指出，网络生态复杂影响主流价值观传播，网络亚文化肆意蔓延干扰大学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网络营销层出不穷刺激大学生非理性消费等现实问题。在应对和建议方面， 这些研究基本都停留于原则层面，对社会、文化和教育制度提出改良对策，不足之处是缺乏落地和落脚的操作方案。

青年研究最终要服务于实践层面的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对于如何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从服务青年的视角出发，找出当前“Z世代”大学生普遍共存且亟待解决的真问题，才能开展有效的针对性措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张烁，2016）。因此，必须坚持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树立服务学生的工作中心导向，将服务学生与思想教育引导两者有效结合，把解决学生的现实需求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叶定剑、林立涛，2023）。概括来说，既有研究在“Z世代”大学生的身心特征、价值理念、行为取向等方面还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调查、理解和研判，因此无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设置提出具体而有效的建议。只有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做到“从大学生中来，再到大学生中去”，才能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课程添加生机与活力。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Z世代”核心期刊文献的分析与解读，呈现了该领域当前文献分布的时空特征、研究热点及其演变，重点在于勾勒出中国“Z世代”研究的“理论—主题—实践”框架。以该框架为出发点，探究基于“Z世代”不同面向的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凝练出我国“Z世代”研究的三大主题：“Z世代”的群相特征、“Z世代”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Z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围绕对这些研究主题的拆解与深描，揭示了“Z世代”研究的基本面貌，厘清了当前该领域的大致发展脉络，为新生代青年研究提供了一种学理性参考。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将来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描绘了“Z世代”的共性，即他们的群相特征，却对解释其群相特征的“社会代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缺乏应有的深入解析与对话；对“Z世代”价值观的考察囿于青年亚文化和消费景观两方面，却忽视了对他们职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方面的考察；对“Z世代”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的描述仅停留在结果层面， 指出了他们存在的矛盾性社会心态及其表现形式和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自我评价低等），却未进一步剖析这些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问题背后的结构性成因。期待以后对这些议题进行集中而专门的回顾、梳理和总结，以发现更细致、更具体的理论脉络。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并未对“Z世代”的研究方法作梳理与总结，对理解和研判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是一个重要的缺憾。另外，本文仅关注中国的新生代青年群体，考虑到“Z世代”一词肇始于西方学者对青年群体的审视，中国的“Z世代”和西方国家的“Z世代”有何差异不得而知。也就是说，要发展中国特色的“Z世代”研究理论，需要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Z世代”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最后，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上，考虑到本研究文献遴选的原则仅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如研究主题词、文献检索方式的选择等），检索所得文献资料难免挂一漏万，文献精度和信度有待提升。未来研究应咨询该领域专家，以“德尔菲法”进一步框定文献出处和择取标准。文献计量方法并非尽善尽美，部分以“词组”形式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在软件提取过程中可能被破坏以致难以全盘呈现， 某些重要潜在关键词存在被忽略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信效度，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纳多种文献计量方法，相互比照，最大限度确保研究主题的完整性。

责任编辑：刘汶蓉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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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琪｜审核

芦焱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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