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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动员”:大学生公益参与的组织动员策略研究

杨永娇 李晨玮 当代青年研究
2024-09-04


摘 要

在我国,组织动员对推动公益参与具有强大力量。针对当前压力型“工具动员”的局限,文章提出“情感动员”概念,基于情感治理理论,利用大学生帮扶动员调查实验,探讨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中的情感逻辑及其对动员对象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工具动员模式,动员对象在情感动员模式下的公益参与意愿显著更强。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动员对象的生物情感和社会情感在公益参与动员中的作用机理,并明确了价值情感和负面情绪在情感动员模式下对大学生参与意愿的强化作用。文章补充了组织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对优化组织动员策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现代公益事业,进而传承慈善文化、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公益参与;情感动员;工具动员;组织

一、引言

公益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形式, 有助于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与西方国家盛行的个人自发捐助行为不同,组织动员在中国公众的慈善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特有的公益参与形式(赵芬芬、杜兰英,2016)。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紧密联系。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公益慈善行为是“推恩”的结果,呈现出“熟人化”的特征(管开明,2017)。在个体不热衷自发参与对陌生人的慈善捐助的情况下,慈善组织作为资源动员者的重要角色就凸显出来了。然而,中国社会熟人文化的盛行削弱了通过慈善组织作为第三方代理人来完成捐赠的必要性。同时,中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和慈善组织的大量丑闻也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杨永娇,2018)。由此,个体所属组织的动员成为突破困境的“救命稻草”,对推动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公益参与行为生动地体现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特色。调查显示,学校的宣传是大学生了解捐助活动的主要途径,并且学校动员是大学生捐赠的主要推动力量(倪诗蓓等,2012)。尽管青年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捐赠热情,但大多数捐助行为的发生主要依靠校内集中动员,例如在“学校规定”“学校组织”“学校要求”等情境下参与。研究显示,逾八成大学生是通过学校或社团活动进行公益参与(孔伟英、张雯静,2015)。由此,探讨现有组织动员方式的优势和不足,提升动员的有效性,进而促进大学生参与公益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高校是培育慈善文化的重要基地(蓝春娣,2013),在校大学生通过公益参与真正了解公益慈善,形塑和强化慈善理念,有助于成长为公益人才,成为促进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进而带动全民公益参与。另一方面,大学生在承担我国慈善文化传承重任的同时,其学习能力强、乐于接触新生事物的特征以及在掌握信息技术和运用数字媒体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他们成为引领现代慈善文化和公益潮流的新势力(吴建清,2015)。


研究发现,现有的组织动员方式易于通过满足公益参与次数要求而帮助动员者“完成任务”,但同时会损伤个体捐赠参与的积极性,影响捐赠额度及忠诚度(毕向阳等,2010)。相关研究从资源动员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情境适应理论等视角探讨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影响因素,但鲜有研究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位视角来探讨解决方案。换言之,动员对象的主体因素,例如其内在需求、情感体验及自主性等对动员有效性的影响并未明晰。研究显示,“90 后”“95 后”“00 后”青年的价值观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更愿意做出利他行为,个体意识强烈,注重自我价值,重视自我意愿的表达,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魏莉莉,2016 ;沈千帆等,2019)。无论是疫情时期抗疫微叙事对青年学生动员的强大效力,还是互动仪式链理论在高校共青团活动中的灵活运用,都彰显出情感因素在青年群体动员中的强大作用(刘晓亮,2018 ;贾飞祥、张天雪,2021)。对青年群体主体性和情感的关注既是传统组织动员方式的“视野盲区”,也是针对青年开展动员工作的关键抓手。


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基于情感治理理论,结合中国本土公益行为逻辑及青年群体特征,提出凸显动员对象主体性、重视组织成员内在情感体验的“情感动员”模式。本文首先回顾了组织动员情景下的公益行为和公益行为中的情感因素的已有研究,基于传统的“工具动员”模式,提出“情感动员”模式,并对二者的动员效果和情感逻辑进行比较并提出研究假设。随后,通过针对大学生的实验结果对研究发现进行梳理并总结研究启示和价值,分析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将有助于补充组织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提高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成效,促进作为公益慈善生力军的大学生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升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更好地传承慈善文化,推动共同富裕。

二、文献综述

(一)组织动员情景下的公益行为


在我国,组织动员已然成为公益行为的“促发机制”,接到单位动员捐助的信息会有效促使个人进行捐助(刘能,2004)。然而,过度的组织动员可能使成员产生逆反心理,打消捐赠积极性,甚至损害组织信任关系(赵芬芬,2015)。并且对于参与的过分强调,可能对捐赠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捐赠的外部触发因素会导致捐赠者低估他们可能拥有的内在动机,这将使得捐赠难以长期维持(Scott,1977)。有学者调查发现单位动员方式对个体公益行为的正面影响似乎并不大,出于组织压力的影响,虽然组织成员的捐赠次数有了显著提高,但捐赠总额并未提高,过度的捐赠动员可能还会损伤个体捐赠的可持续性(毕向阳等,2010)。此外,有学者提出要警惕政府权威驱动下以提升国家形象与政府绩效为目的的动员逻辑,因其容易形成“被捐赠”的强制性捐赠行为,背离了公益行为的自愿属性,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龙永红,2011)。有学者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募捐信息透明公开、募捐活动“去官僚化”、捐赠内容多元化是化解被动捐赠的重要路径(徐家良等,2015)。


(二)公益行为中的情感要素


现有研究考察了个体的微观情绪对公益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会不同程度地触发公益行为。有研究发现,对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这个问题持肯定回答的人更有可能捐赠(Howard,1990)。接收积极信息而产生正面情绪的个体比接收消极信息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个体有更大的可能回应捐赠请求(Benson & Catt,1978)。有研究考察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在捐赠刺激和捐赠意愿中的中介作用,并基于情感适应理论构建了“刺激→情感→动机→意向”的动态捐赠决策过程模型,该研究发现,慈善机构发布的广告内容及其社会评价越积极则越容易引发正面情绪,从而激励捐赠(蒋晶,2014)。


同时,负面情绪也能够激励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尤其当涉及某些类别的社会问题,例如违法犯罪、住房保障、公民权利,相关非营利组织对负面语言的使用更加频繁, 通过激发负面情绪促使参与的效果更好(Paxton et al.,2020)。负面情绪对公益参与的促进机制在于:第一,当非营利组织传递负面信息(例如受助者的悲惨遭遇和处境)时,会产生激励作用以促使个体采取捐赠等行动来缓解自身的悲伤、自责等负面情绪(Bazoggi et al.,1999)。第二,依据情感决策理论,在捐赠者即时情绪为负的情况下,因捐赠带来的情绪效用更高,捐赠者会更愿意做出捐赠(Loewenstein et al.,2001)。负面情绪对公益参与的促进作用也与情境相关:当社会准则鼓励给予时,那些对违反准则感到内疚、羞愧的人更有可能捐赠;同时,在高压的动员情境中,施加压力本身就是一个唤起个体负面情绪的过程,这会增强个体对于捐赠的紧迫感,从而带来更高的捐赠额度(Small & Loewenstein,2003)。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呈现以下特征及不足。第一,关于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研究主要从动员者而非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未能说明动员对象的内在情感体验作为重要的主体性因素对于动员效力的影响。第二,关于公益行为的情感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心理学视角关注个体微观的情感管理,聚焦生物情感即个人情绪对于慈善行为的影响,并没有上升到更为中观或宏观的组织视角和社会视角,即将个体放置于组织动员情境中来考量个体的社会情感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现有研究未针对青年群体展开讨论,组织动员方式对大学生的公益参与产生何种影响尚未明晰。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聚焦大学生群体,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基于情感治理理论,通过探讨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中的情感逻辑,明晰情感的互动性和社会性,从而弥补现有研究对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过程中情感因素考察的不足,为改善组织动员公益参与的方式提供依据。

三、理论视角、概念界定及研究假设

(一)情感治理理论


情感治理理论将个体情感与一般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聚焦人际交往和互动情境之外的社会性安排(成伯清,2017)。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何雪松,2016)。情感治理主要是与技术治理的总体性、理性化、抽象、刚性的缺陷相对应,强调治理柔性、感性的一面,更加关注治理过程中“人心”和“情感”的作用(向德平、向凯,2010)。公益行为作为典型的情感劳动,参与者可获得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情感表达和释放渠道,在正式制度中被忽略的情感需要也可以因此得到满足,比如自豪感、安全感、归属感的满足,以及同情、信任、感动、悲愤等情绪的表达和宣泄。情感治理理论启示,对公益行为的动员而言,倡导对公益慈善价值的回归,重视“对人类的普遍的爱”的原则下对人的关注和关心(Chesterman,1979),正视动员对象的情感需求和情感体验,并将其与动员制度安排紧密融合,才真正有助于实现公益参与的可持续性。


(二)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


“动员”一词泛指发动人们参与某项活动。社会动员有三大理论视角,分别为资源动员学派、文化学派和结构学派。资源动员学派强调资源的调动与整合,文化学派强调运用文化符号促使共意达成,结构学派则强调动员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袁小平、杨爽,2018)。从社会动员的结构视角出发,本文将公益行为的动员方式划分为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


工具动员遵循工具理性的行为逻辑。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的行为即“目的合理性行为”,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核心(韦伯,1997)。工具理性关注用看似最有效的方式达成目标,重视行动的效果而非行动中的情感和精神。有学者指出,为了完成任务、达到目标,在动员技术上,慈善资源动员依赖行政组织进行网络化动员,文件下发、会议讲话、领导带头捐赠等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起着重要的动员作用(龙永红,2011)。就形成机理而言,工具动员植根于压力型体制中,而压力源于责任机制(杨雪冬,2012)。此类组织动员方式是当前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活动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动员方式,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凸显政治责任,体现运动式治理特征。


情感动员则遵循价值理性的行为逻辑。价值理性注重目的、理想、内容、实质和结果(王彩云、郑超,2014)。白淑英和肖本立(2011)参考情感整饬理论,认为情感动员是互动中的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运作,以唤起、激发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情感作为一种服务于社会交往与某种目的的符号、工具和手段,可以附着于某种信息载体,比如图片、文字叙述等。组织内个体在接收到相关信息后,其情感体验被唤醒,最终达到与工具动员不同的效果。刘秀秀(2014)指出,情感在网络慈善动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它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动力。公益参与作为一种利他行为,行为决策与个体的亲社会价值观紧密相连,是一种情感表现。


基于此,本文对“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界定如下。“工具动员”是指组织为达成目标,依靠组织权威,借助公文、会议、领导示范等正式方式进行施压,从而向组织成员获取相应资源的过程。在组织压力的影响下,工具动员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注重手段、条件、形式和程序,适用于任务导向的工作。任务的紧迫性、动员者的权威性、任务完成(目标)的重要性、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强依赖性是工具动员得以实现的关键。“情感动员”是指组织在动员过程中,通过感性信息载体,促进组织成员的情感运作,唤起、激发或改变其成员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从而向组织成员获取相应资源的过程。其中,感性信息是源于人的、具有文化理性、运用感性思维创造的信息(周建波,2005),而情感是指与个体需求满足相关的态度体验(林崇德等,2003)。


(三)研究假设


1. 两种动员模式对公益参与意愿的影响

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分别遵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逻辑,各有优势。工具动员借助组织内部的权威和压力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助于及时、“保量”地完成捐助任务;情感动员重视组织成员的情感运作和主观体验,遵循了公益慈善的价值取向——对人的关心,有利于慈善参与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在两种动员模式下,动员对象的主体性可能有不同的体现。主体性即主体潜在具有的且能够发挥出来的属性,亦被理解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魏小萍,1998)。动员对象的主体性体现在其作为捐赠主体所拥有的自主性、能动性及自愿性。本文将主体性视为组织成员在接受动员过程中对自我参与意愿的表达。


在工具动员中,动员者和动员对象的权力失衡可能导致组织内成员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在事本主义和任务导向的影响下,工具动员易对组织成员造成压力从而影响其对组织动议的态度,形成一种“被响应”,长期来看会挫伤组织成员参与公益的意愿。情感动员则相反,在动员过程中重视动员对象的情感体验,在行动倡议中通过生动的表达,融情于理,容易让动员对象接受信息并产生认同。动员对象的主体性可能因此得到更好的激发,换言之,其参与意愿可能更高。


对于大学生的公益参与而言,他们对组织动员方式可能会更加敏感。虽然大学生与组织(即高校)并不存在直接行政隶属关系,但组织仍然为其评奖、推优、就业推荐等福利获得提供了重要的约束性环境。尤其是对近年来在高校广泛开展的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动员而言, 其本身带有的政治含义导致在动员过程中很有可能对学生群体产生压力,从而造成“被响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情感及表达个体意识的强烈需求,都可能使其在高压的工具动员模式下做出形式化的参与,甚至拒绝参与,对其长期的、自主的公益行为及参与积极性是极其不利的。然而,如果在动员过程中丰富青年群体的情感体验,则有助于促进该群体基于共情、认同进而做出内生性地参与行为,这对追求平等、自由、注重过程体验的青年群体尤为重要。正如Jhony Choon Yeong Ng等(2019)提出,高校所设置的“精神 + 物质”双重激励的“低保政策”仅能起到短期带动作用,而情感激励才是吸引大学生志愿者持续性参与志愿服务的关键。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相较于工具动员模式,大学生在情感动员模式下的公益参与意愿更高。


2. 两种动员模式下的情感逻辑

情感治理理论启示,动员过程涉及动员对象生物层面的情感及社会层面的情感。生物情感指动员对象直观的个人情绪体验;社会情感则强调情感的互动性和社会性,相较于情绪而言更加稳定。在关于情绪与行为认知及行为决策关系的众多研究中,大多把个人情绪分为两类:一类为正面情绪,即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像快乐、自豪、激情等;另一类是负面情绪,即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比如悲伤、害怕、愤怒、焦虑等(Watson & Tellegen,1985)。社会情感则包括道德情感和价值情感(蒙培元,2009)。道德情感指个体在参与过程中对受助者所产生的情感想象或共情,而价值情感指个体在参与过程中对公益项目产生的情感联结或认同。一方面,共情(Empathy)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由另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所引起的情感唤起过程(Shelton & Rogers,1981)。施助者对受助者的共情水平和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为了在捐赠请求中激发共情,非营利组织应该让潜在捐赠者想象受益人的感受,而不是让捐赠者只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进行思考(Davis et al.,1987)。心理学研究认为,有效的动员必须足以引起同理心,但又不能引起潜在捐赠者的痛苦(Fultz et al.,1986)。另一方面,认同感作为一种价值情感,对公益行为也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认同是个人对他人或群体价值、规范的接受,并在感情上、心理上、行为上的同化过程;其中,情感认同是指主体对客体所产生的肯定、满意、喜爱的积极感受(邓凯文,2016)。认同感在公益行为的情感逻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可能仅仅基于对慈善组织的价值认同而盲目地信任慈善组织, 并为之提供长久的支持(杨永娇,2018)。


两种动员模式可能遵循不同的情感逻辑。首先,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可能对动员对象带来不同程度的情感体验。正如前文所述,动员对象的情感体验包括两个方面、四个维度,即生物情感(包括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和社会情感(包括价值情感和道德情感)。总体而言,由于情感动员模式在互动中注重扁平化的、多样化的信息传达和交流,而非依赖组织权威和压力,更容易唤起和激发动员对象对慈善项目和受助者的情感反应(白淑英、肖本立,2011),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相较于工具动员模式,大学生在情感动员模式下的情感体验更强。


其次,两种动员模式可能激发动员对象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公益参与意愿。在工具动员模式下,施加压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唤起个体生物情绪的过程(Small & Loewenstein,2003)。组织权威或者任务的紧迫性可能会给组织成员带来负面或正面的情绪体验,从而促使其采取行动来释放自身的情绪。然而在情感动员模式下,组织利用生动、感性的语言和图片等有效传递慈善项目的信息及受助者的情况,使动员对象对慈善项目产生认同感,并与受助者建立共情,最终通过有效激发动员对象的社会情感来影响其捐助意愿。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a :在工具动员模式下,动员对象的生物情感对公益参与意愿有促进作用;


假设 3b :在情感动员模式下,动员对象的社会情感对公益参与意愿有促进作用。


最后,就情感体验的作用机制而言,有学者指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在捐赠刺激和捐赠意愿间存在中介作用(蒋晶,2014)。因此本文认为,组织动员可能通过激发动员对象的正面情绪、负面情绪、价值情感和道德情感从而使其产生参与意愿。换言之,情感体验在动员模式和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 :情感体验在动员模式和公益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同理,在动员过程中通过触发动员对象不同的情感体验,有可能会强化或弱化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例如,当动员刺激强调负面情绪时,会促使个体采取捐助行动来缓解自身的悲伤、自责等负面情绪,从而提高参与捐助的概率(Bagozzi et al.,1999)。换言之, 情感体验在动员模式和公益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可能存在调节效应。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5 :情感体验在动员模式和公益参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四、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法(王森浒等,2022),通过随机分组为调查对象分配不同版本的问卷,同时在不同版本的问卷中采用不同的干预情景,再测量结果变量。问卷主要用来调查被试对帮扶点的帮扶意愿及动员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填答时间约为 5 分钟。被试为 C 大学的本科生,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 553 人;其中,工具动员情境中的被试为 280 人,情感动员情境中的被试为 273 人(见表 1)。



(二)干预设计


情境设计为高校面向大学生的定点帮扶动员。定点帮扶是组织动员式捐助的典型形式,通常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农产品、输出技术和人才等形式完成帮扶任务,整个过程依赖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2020 年年末,我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坚持做好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的通知》,督促有关高校继续落实定点帮扶工作。我国高校在动员选派大学生进行“三下乡”活动和“三支一扶”计划以向贫困地区“造血”扶智赋能的同时,也鼓励号召学生采取直接捐赠、“以购代捐”等方式进行“输血”。


本研究将干预情境分为工具动员和情感动员两种模式,分别由 A 版本和 B 版本问卷来体现,被试被随机分配至两种干预情境中的任意一种。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被试作答前须阅读的前置信息(包括书面的动员倡议和辅助材料),即模拟的动员情境;第二,关于捐赠意愿、情感体验及人口学变量的测量。两个版本问卷的差异体现在动员情境。


A 版本问卷体现工具动员情境,有以下特征:第一,书面的动员倡议行文正式,主要表达帮扶动员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第二, 辅助材料仅提供一份公文(校 ×× 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完成对口帮扶任务的通知》),带有一定的行政动员色彩,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信息传递体现为动员对象的被动接收。动员倡议具体内容如下。


C 大学师生好!根据安排,我校需要完成 2022 年度对口帮扶点的帮扶任务。


希望每位师生通过一定形式(例如捐款、捐物、购买农产品等)以示爱心。我们需要提前了解您的帮扶意愿,从而与帮扶点共同计划有效开展帮扶活动。感谢支持!


请问,您愿意贡献__元用于帮扶(可包括捐款总额、捐物折算额、认购产品总额)。注:不愿帮扶请填写 0,请如实填写。


B 版本问卷体现情感动员情境,有以下特征:第一,动员倡议行文相对非正式化,用语恳切,肯定了扶贫成效喜人,但仍需帮扶以巩固脱贫,融情于理,并反复表达感谢;第二,辅助材料以图片代替公文,以更生动的形式向动员对象传递潜在受助者的信息。共有四张图片向被试展示说明:A 图展示了帮扶点 L 寨少数民族贫困户的破旧住宅;B 图为帮扶点 N 村茶叶合作社社员等待分红的场景(茶叶为主要帮扶认购产品);C 图为 C 大学联合某商社帮助村民销售当地农特产品;D 图为帮扶地的公众号二维码,可以为有兴趣的被试展示更为丰富的帮扶信息。对动员对象而言,图片较文字具有更丰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有助于情感联结的建立。动员倡议具体内容如下。


C 大学师生好!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县等对口帮扶点现已顺利脱贫,感谢其间师生们的付出与努力!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们倡议,C 大学全体师生继续支持对口帮扶点的帮扶,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我们需要提前了解您的帮扶意愿,从而与帮扶点共同计划有效开展帮扶活动,通过一定形式(例如捐款、捐物、购买农产品等)以示爱心,完成 2022 年度对口帮扶点的帮扶任务。感谢各位师生对于我校帮扶工作的大力支持!


请问,您愿意贡献__元用于帮扶(可包括捐款总额、捐物折算额、认购产品总额)。注:不愿帮扶请填写 0,请如实填写。


(三)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被试愿意贡献的帮扶额度,额度越高意味着意愿越强。自变量包括正面情绪、负面情绪、道德情感和价值情感。在情绪测量方面,本研究借用 Adaval 的情感量表, 以幸福、生气、高兴、伤心、愉悦、难过、快乐、沮丧八种情绪来测量动员对象的正负向情绪得分,按照从弱至强的顺序(1~10, 数字越大,该种情绪程度越高)要求被试对每一种情绪进行打分,以此测量动员对象的微观情绪水平(Adaval,2001)。认同感用于反映价值情感,测量的题目为“我认为完成对口帮扶点的消费帮扶任务很重要”。共情用于反映道德情感,测量的题目为“我能理解对口帮扶点村民们的处境”。对于这两个条目,要求被试从“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对应的分值为 1~5)。控制变量为动员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专业、户籍(上大学前)、每月生活费和政治面貌。

五、研究结果

(一)两种动员情境下的帮扶意愿


在两种动员情境下,被试及其愿意帮扶额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情感动员模式下的帮扶额度显著大于工具动员模式下的帮扶额度,前者是后者的 2.62 倍, 且 t 检验显示该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P<0.05)。同时,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性别、年龄、专业、户籍、政治面貌和生活费的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P>0.10)。由此,假设 1 被验证。


(二)两种动员情境下的情感逻辑


1. 动员模式与情感体验强度

被试在两种动员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强度有所差异, 如表 2 所示。对社会情感而言,被试的价值情感强度和道德情感强度在工具动员的情境下更低,且差异是显著的(P<0.01)。对生物情感而言,虽然在情感动员模式下被试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水平均较高,但该差异并不显著(P>0.10)。分析结果显示,情感动员模式有助于激发被试更高水平的社会情感。由此,假设 2 被部分验证。



2. 动员模式与情感体验类型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被试在不同动员模式下的情感体验对其帮扶额度的影响如表 3 所示。在工具动员情境下,被试的正面情绪对帮扶额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 3a 被验证。在情感动员情境下,被试的价值情感和负面情绪对帮扶额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 3b 被验证;这一结果显示,情感动员不仅有助于激发社会情感,还有助于激发生物情感中的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动员对象的帮扶额度。Tobit 回归模型的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以上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共线问题(VIF<2)。



3. 情感体验的作用机理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动员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如何影响被试的帮扶意愿。基于“刺激→情感→动机→意向”的捐赠决策过程模型,首先通过路径分析来探析情感在由刺激(帮扶动员)到结果(帮扶意愿)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以进一步揭示不同动员情境下的情感逻辑。本文使用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和 95% 偏差调整置信区间,参照中介效应分析流程进行路径分析(温忠麟、叶宝娟,2014 ;Preacher & Hayes,2008)。图 1 结果显示,价值情感在动员方式(工具动员 =0 ;情感动员 =1)和帮扶额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β=0.08,LLCI=0.03,ULCI=0.13,P<0.01)。换言之,情感动员对帮扶额度的积极影响有一部分是由于价值情感的作用。由此,假设 4 被部分验证。



为了进一步分析被试情感体验的作用机理,表 4 展现了各情感元素与动员方式的交互效应。模型1为基础模型,模型 2 到模型 5 分别增加了价值情感、道德情感、正面情绪、负面情绪与动员方式的交互项。分析结果说明,价值情感、道德情感和正面情绪对动员方式和帮扶额度之间的关系均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而负面情绪有着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如图 2 所示,负面情绪的变化在情感动员的水平上引起了帮扶额度的显著变化,但在工具动员的水平上却未引起帮扶额度的变化。换言之,在情感动员的情境下,负面情绪会显著提升被试愿意帮扶的额度。由此,假设 5 被部分验证。


六、结论及讨论

本文针对当下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的困境,从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提出“情感动员”模式。通过大学生帮扶动员的调查实验,探讨了组织动员式捐助中的情感逻辑,以期改善对大学生公益参与的动员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工具动员模式, 在情感动员模式下,大学生的帮扶意愿显著更高。工具动员通常有着较强的任务导向,目标明确,受组织权威和压力的影响常常有着较强的资源动员效力。然而,为了“完成任务”,人的主体性容易被忽视,难以实现慈善价值。相反,情感动员的形式生动感性、融情于理,通过强调动员对象的主体性、重视其情感体验,有助于激发其内心的亲社会情感,培养对公益事业的认同感,提升捐助意愿。


此外,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动员模式遵循不同的情感逻辑。第一,相较于工具动员而言,情感动员有助于激发动员对象更强的社会情感(包括价值情感和道德情感), 即该模式下的动员对象更容易对帮扶项目产生认同感,并容易与帮扶对象产生共情。第二,在情感动员模式下,动员对象的价值情感和负面情绪对帮扶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具动员模式下,动员对象的正面情绪对帮扶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三,在情感动员模式下,情感体验的具体作用机理表现为价值情感在情感动员和帮扶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负面情绪在情感动员和帮扶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上述研究发现从三方面对相关理论做出了回应。首先,通过整合情感治理理论与社会动员实践,将个体情感和公益动员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探析了公益参与过程中个体情感的互动性和社会性,论证了“情感动员”模式,弥补了现有研究对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过程中情感因素考察不足的缺陷。其次,揭示了动员对象的情感体验对动员效果的影响,补充了组织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为改善现有的组织动员公益参与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最后,突破组织动员相关研究固有的宏大视角,选取高校内的组织动员公益参与这一领域,聚焦大学生的公益参与动员,揭示了青年公益参与的情感逻辑。


研究结论在实践上有助于优化组织动员公益参与的策略,对高校培养大学生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塑造弘扬公益慈善精神的良性校园文化、帮助青年参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具体而言,提升动员的有效性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在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中推广情感动员模式。情感动员在国家总体性动员与工具化的技术动员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既能够传导价值理性和政治意义,在保证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又能够赋予微观行动者以主观能动性,重视对公益价值的追求。情感动员模式是一种有效的公益参与动员模式,是对当下主流的工具动员模式的有力补充,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在实践中,对于动员倡议,需减少任务导向的话语内容,突出对公益价值和项目成效的描述,重点表达对参与者的肯定和感谢。同时,在提供辅助材料时尽量增加对帮扶点实地情况的描绘,以更生动、感性的形式向动员对象传递潜在受助者的信息。例如,可以通过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展示受助者日常生活环境和行为,亦可展示以往的公益活动现场情况及其成效。这些素材将有助于激发动员对象的情感想象,通过营造“在场”效果,建立施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情感联结。


另一方面,要了解情感动员模式的情感逻辑,有针对性地改善动员方法。在情感动员模式下,价值情感,即动员对象对帮扶项目或公益项目的价值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其帮扶意愿起到关键作用。培育和增强价值认同是有效动员的核心环节,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动员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通过多样的形式对组织成员进行公益慈善理念的教育,加强对国家帮扶政策的宣传,并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动员对象建立价值认同。同时,负面情绪在情感动员模式下也会产生正向的作用。情感动员模式有效地传递了受助者的信息,使动员对象产生难过、伤心等负面情绪,进而增强其通过帮扶行为消除自身负面情绪的意愿。尤其当组织规范强调给予时,那些对违反规范而感到内疚、羞愧的个体就更有可能采取帮扶行为。由此,在动员过程中运用情感动员模式唤起动员对象的负面情绪,并在组织中积极营造慈善文化、提倡奉献精神,将有助于提升动员的整体效果。


本文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校大学生在青年群体中具有一定特殊性,其捐赠行为可能受到其经济条件较大的影响,虽然本文已控制了相关变量,但未来研究可考虑丰富公益行为的形式,如通过考察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情况来进一步降低可能的偏差。其次,在实验设计上,可将公益参与形式进一步细化,比如区分出慈善捐助和公益消费,并考虑更多组织层面的要素,例如组织动员中的权力结构、组织成员或动员对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从而通过进一步提高实验设计的复杂程度来探索情感动员过程中的集体行为逻辑。最后,可丰富和拓展研究对象,针对其他类型的组织成员,例如科层制下的青年职工,探索其公益行为逻辑和情感要素在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中的作用机理,并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康岚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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