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文化的对抗认同：网络流行语“躺平”的话语脱逸与共识反哺

摘 要

“躺平”作为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网络流行语，其对抗性特质值得引起关注。通过深度访谈方式对社交媒体中“躺平”话语进行研究发现，“躺平”的内涵在传播中发生流变，出现词义和性质的脱逸：在社交媒体实用、情感等需求的驱动下“躺平”在使用中逐渐丧失了对抗性，衍变为强化主流共识的话语，逐步实现了对主流共识的确认与反哺。“躺平”话语衍变的路径体现了中国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特点，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主流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国社会中“集体—个体”的互动关系本位。语义的虚浮性与社会文化的症候性是中国式对抗话语的总体性标识，这也成为迥异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语境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

“躺平”；社交媒体；对抗性话语；话语脱逸；共识反哺

01

研究缘起

“躺平”是 2021 年《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对于“躺平”，《咬文嚼字》编辑部这样定义：“‘躺平’本指平卧，引申指休息。如今不少人口头挂着的‘躺平’，多指一种‘不作为’‘不反抗’‘不努力’的生活态度，以此为生活理念的群体即‘躺平族’，面对各种压力选择‘一躺了之’。”（咬文嚼字编辑部，2021）《咬文嚼字》的主编黄安靖认为，“躺平”蕴含着消极色彩，而年轻人应理性地看待竞争，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永不放弃，为理想和未来努力奋斗（封面新闻，2021）。黄安靖的这番话恰好道出了作为青年现象的“躺平”文化成为社会问题的原因：面对当下社会中几近残酷的竞争，不少青年付出的努力在短期内难以收获预期的成效，身心俱疲的他们认为努力无用，因此选择了“躺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作为每个时代的先锋力量，象征着时代的未来。若是这一群体一“躺”了之，整个社会都可能丧失发展的活力，变得停滞不前。这也是“躺平”作为当下青年群体的症候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原因。目前，学界对青年“躺平”现象大致持三种态度：其一，持积极态度，将“躺平”视为青年群体“抵抗深度异化”（马中红，2021）的策略；其二，持消极态度，认为“躺平”等消极思想是解构主义思潮涌动的后果，会对青年群体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孙桂香、刘鹤，2022）；其三，持中立态度，将“躺平”视为当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困境的话语表达（林龙飞、高延雷，2021）。学者们不同的视角体现出学界对“躺平”问题的热切关注，也从侧面反映出作为一种非常规现象，青年“躺平”现状的严峻性。尽管学界在认知态度上意见不一，但都一致认为“躺平”的“不思进取”，甚至以“不思进取”为荣的话语表达，与主流文化形成了对抗（王斌，2022 ；覃鑫渊、代玉启，2022）。

事实上，在“躺平”群体的内部包含着不同类别的小群体。有学者将青年的“躺平”细分为“逃避式躺平”“无奈式躺平”“自嘲式躺平”等。其中，“自嘲式躺平”是指“身躺心不平”。“身躺”只是假象，其实内心充溢着不满与愤懑不平（许纪霖，2021）。由此可见，在“躺平”青年中，包含着一类矛盾的群体，他们更多的只是嘴上戏谑、互相吐槽，或者在网上发发牢骚、排解压力，实际上很多人并没到真正“躺平”的状态（陈友华、曹云鹤，2021）。更有甚者，线上“躺平”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勤奋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奋斗青年。这种言行不一也展示出“躺平”青年的另一个侧面。

“躺平”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从 2010 年流行的“什么都是浮云”，到 2016 年和 2018 年流行的“丧”与“佛系”（马中红，2021）等，都可以归属于“躺平”文化中。本文以社交媒体中青年群体的“躺平”语录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这种对抗性表达的话语逻辑，并通过对“躺平”话语的个案分析，探讨归纳此类中国对抗性话语不同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语境的本土特点。

02

文献综述

（一）青年亚文化的对抗性

对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对抗是青年亚文化的典型特征，这贯穿于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发展之中。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将“越轨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芝加哥移民中的“越轨青年”是滋生大城市中不良习惯和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帕克等，1987）。芝加哥的“越轨青年”以犯罪的形式反抗主流社会，他们的对抗性是直接且显而易见的，据此，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越轨社会学研究，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定义与阐释了“越轨青年”的偏差行为（梯尔，2011）。

“二战”后兴起的伯明翰学派更多的是将青年的越轨行为视为一种文化反抗。以威廉斯、霍迦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将“文化”的内涵从阿诺德、利维斯等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传统中解放出来，扩充了“文化”的内涵，那些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发型、流行音乐等大众化实践均被伯明翰学派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中，“二战”后的英国青年正是将这些大众化的文化实践转换和重置成一个崭新的含义，并形成所谓的“风格”（霍尔、杰斐逊，2015 ：306），以此来反抗精英文化。但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抵抗也因为仅表现为仪式上的抵抗，所以容易被主流文化或商业文化收编。如此，伯明翰学派的“收编”观点也为青年亚文化的对抗性画上一个悲观的句号。

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提出的“抵抗”范式，和当下中国语境中的青年亚文化实践与生存土壤存在较大差异。霍尔等人认为，与青年亚文化相关联的一系列重大的变迁，是围绕“二战”后英国社会物质的丰裕、市场和消费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以及面向青年的休闲工业的增长而展开的（霍尔、杰斐逊，2015）。霍尔等人的这段论述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后工业时代下英国国情的反映，那时的工人阶级开始普遍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福利，这些高福利侵蚀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黄卓越等，2011）。所以，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其重点依旧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以贯之的阶级问题。2003年，伯明翰学派解体，全球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进入“后亚文化”的研究阶段。中国亦不例外，在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之余，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也进入新阶段。

进入互联网时代，针对伯明翰学派所强调的青年亚文化被商业文化或主流文化收编的命运，中国学者针锋相对地作出回应：一方面，针对商业文化的收编，马中红（2010）一反以往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对商业文化的批判，认为商业逻辑无须再局限于借用、占有、嵌入亚文化的被动状态，它可以主动激发、形塑青年亚文化；另一方面，针对主流文化的收编，蔡骐（2007）认为，青年亚文化表现出“柔性抵抗”的特征，即受众以一种轻灵的讽刺和嘲笑，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恶搞”。

时至今日，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流文化的“柔性抵抗”表现出更加“犬儒”的特点。以“恶搞”为例，恶搞是通过戏仿、拼贴、夸张等手法对经典、权威等人与事物进行解构、重组、颠覆，以达到搞笑、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胡疆峰，2008）。如果说青年亚文化群体曾经的“恶搞”还依稀可以看到受众对主流文本的主动性生产和改造，那么如今的青年群体则干脆“一躺了之”。相较过去，这种被戏称为“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形式似乎更温和，但也更决绝，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网络流行语式的抗争性话语已经不再适宜直接被放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群体性运动或抗争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研究（郑欣、孙天梦，2021）。当“躺平”成为当下青年群体表达不满与反抗的习惯性用语时，其具体内涵是否出现流变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分析商业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上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其中分析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或者说，学者们在分析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时候，并未将其纳入青年亚文化的理论范式中展开对话。比如，针对“帝吧出征”事件，有学者提出“粉丝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概念，将粉丝文化与民族主义文化结合起来，这可以看作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次正面接触，然而研究主要从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并未过多涉及青年亚文化理论。又如，对粉丝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多见诸人际传播（崔凯，2020）和外交关系（吕婉琴，2021）等领域，也没有与青年亚文化理论展开对话。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关注到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如朱丽丽等人在分析粉丝“出圈”与权力扩张时，重点强调了国家与平台资本对粉丝文化的双重征用，为后续研究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开辟了思路，也为本文提供了借鉴。朱丽丽、蔡竺言（2022）认为，国家权力的隐与显是探讨粉丝文化“赋权”最重要的变量。粉丝可以与爱国主义、商业主义共舞，参与公共生活和影响舆论导向。然而，正如其在文中所表述的：对“饭圈”的整治其实是国家针对平台反垄断规制中的一部分，粉丝文化在这里成为国家与平台角力的表征，成为一种具有“弹性”的“毛细血管”，会随外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粉丝文化其实并未被视作一种具备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对抗性只是其中的某一侧面，对抗性的强弱、有无基本上取决于国家与平台力量，这又恰恰表现了粉丝文化的依附性。可以看出，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一方面存在对立、对峙以及隔阂的互斥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了多样的“共情”“融合”的互嵌关系（马中红、胡良益，2021）。但是，粉丝文化的这种独立性悖论在“躺平”青年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躺平”青年往往会进行强烈的主动表达，呈现出明显的独立性。因此，本文聚焦以“躺平”为代表的对抗性话语，在分析其内涵流变的基础上，聚焦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新型关系，即在青年亚文化的对抗性背后，其对主流文化的反向认同。

03

研究方法与说明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取研究资料，以样本的代表性和资料的饱和性为访谈原则。访谈对象来自微信朋友圈好友、微博用户以及豆瓣“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的小组成员。根据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初步将在以上平台中发布过“躺平”语录（即受访者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躺平”一词的语录）的群体纳入访谈对象，并将初次访谈的结果进行筛选后，再进行二次访谈。

本文选择微信朋友圈、微博和豆瓣中的用户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如下：首先，微信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是强社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微信朋友圈则呈现出强连带与弱连带的有机结合，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聂磊等，2013）。因此，微信朋友圈的内容既包含了私人性的一面，也包含了为培育社会资本而展现的表演性的一面，其内容具备典型性。其次，相比较微信朋友圈，微博中的社交关系更偏向于“弱关系”。这种“弱关系”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陈昌凤、仇筠茜，2013），青年群体在微博上往往因为关系较弱而更容易畅所欲言。最后，豆瓣是国内青年亚文化传播的重要策源地，亚文化群体是豆瓣网的中坚力量（蔡骐、黄瑶瑛，2011）。本文选择豆瓣网的“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作为研究对象。该小组的前身是创建于 2020 年 6 月的“躺平小组”，于 2021 年 5 月解散后成立了如今的“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是讨论“躺平”的重要网络社区。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存在“躺平”的心态大概有多长时间？为什么会想要“躺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躺平”语录的动机是什么？怎样看待社会对“躺平”现象的质疑和批评？针对初次访谈的结果，剔除不回应、同质化的访谈对象，最后共选择 20 位受访对象展开进一步的二次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 30~50 分钟。在访谈了 15 位受访者之后，信息达到饱和，研究者继续访谈了 5 位受访者，没有新的信息要素出现，确证了访谈资料的信息饱和。受访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躺平”经历参数的测量方法是：从 2021 年 12 月开始在上述平台观察和选择受访对象，到 2022 年2月确定初步访谈对象，以这段时间为周期，计算出以上受访对象在其对应的社交平台上出现“躺平”语录的频次。设置这一参数的目的在于增强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保证获取相对饱和的资料。

此外，为确保研究资料饱和，本文还采取视觉民族志的“图像自述”方法。图像自述是从视觉民族志中衍生出来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访谈和聊天的方式，让受访者针对特定的文本进行“感受描述和细节回忆”（马杰伟，2012：152）。这种方法可以提供一个历时性的角度，让受访者回到发布“躺平”语录的情境中去描述自己当时发布该动态的感受，同时将当时的感受与现在的感受进行对比和反思，从而为受访者提供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反思“躺平”。除以上经验材料之外，本文还结合与“躺平”相关的学术论文以及新闻报道来获取资料，为本文的观点提供更充实的佐证。

在收集访谈资料后，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并结合研究理论和问题形成编码原则。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对文稿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语句中的关键词，确定文本的初始编码；其次，通过聚焦编码合并同类概念，归纳统合主要类属，并细分子编码；最后，通过主题式编码，提取核心编码。研究者与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在分析过程中，如遇到概念模糊或语意不明处，会再次联系受访者进行适当补充，以厘清内容中存在的模糊之处。

04

研究发现

（一）漂浮的能指：“躺平”内涵的多元指向

随着“躺平”的流行，越来越多自称“躺平”的青年群体借由“躺平”诉说着各自的心事。研究者一方面就“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躺平’的人”展开深访，另一方面则借助图像自述，邀请受访者回到发布“躺平”语录的具体情境中，阐述自己当时的发言心态。研究发现，“躺平”在传播中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不再具备稳定的内涵，其中的抗争性也被稀释与消解。

1. 基于实用需求的“躺平”

当“躺平”成为一种流行性的语言后，便意味着其大致的内涵被人们所普遍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在沟通时的话语隔阂，奠定了“躺平”话语实用性的基础。但在这样较为粗糙的大众化内涵之余，“躺平”在具体的使用中往往会由于使用者目的的不同而演变出不同的指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选择“躺平”是为了自我保护。这是为了降低他人对自己的期待，避免自己被过度关注的“躺平”。受访者 J 说：“有的时候要做个什么事情，被人知道了以后，他们就会很关注，这给我很大的压力。与其这样，还不如等做成了再告诉他们。我挺感谢‘躺平’这个词的，可以帮我挡一挡‘枪’。”受访者 H 表示：“努力不代表成功， 而大家想看到的是成功的一面。大家会觉得那些努力之后又失败的人是非常可悲的。我很害怕自己陷入那种境地，所以我会告诉别人我在‘躺平’，其实是想偷偷地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上述的访谈内容反映出青年身上低调、谦逊的品质，他们往往更愿意收敛自己的锋芒。同样，他们也不愿意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不堪的一面。如果注定要表现出自己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的暴露程度也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因此，部分青年通过主动的自我污名化，以自嘲的方式把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主动圈定出自我的社会形象。

第二，“躺平”成为维系社交的工具，具体分为社交开拓与社交黏合两类。一类是作为社交开拓的“躺平”。如受访者 A 所言：“两个人之前也不认识，不知道聊什么好，那就聊点共性的吧。”可以看出，当“躺平”成为一个流行语之后，它为两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在这里，青年使用“躺平”并非针对个人处境的有感而发，而是借助“躺平”实现社交初期的关系破冰。另一类是作为社交黏合的“躺平”。这一类型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如受访者 B 所言：“大家都在说，我要不知道这个就太落伍了吧。”此时，他们使用“躺平”是为了保证和其他人处在同样的信息圈中，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始终融入朋友圈子中，不会因为信息的落伍而与朋友们“相顾无言”。这体现了“躺平”成为青年维护社交而展开的从众化表达。此外，如受访者 B 所言：“有的时候朋友来跟你吐槽一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对方说自己已经‘躺平’了，这个时候干脆我也说‘一起躺平’安慰她一下。”这其实反映了另一种社交黏合属性的“躺平”，它同样是为了和朋友保持一致而选择附和对方。通过对他人困境的附和，以达到对他人的安慰，从而强化朋友关系。

2. 基于情感需求的“躺平”

情感需求与实用需求彼此呼应，但两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基于实用需求的“躺平”更侧重于解决使用者的社会关系问题，那么基于情感需求的“躺平”则更聚焦于使用者自身的情感问题。

第一，作为情感宣泄的“躺平”。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助“躺平”发泄负面情绪。受访者C 回忆自己过去发过的朋友圈“爱谁谁吧，我已经‘躺平’了”，她说：“那天主要是因为领导有些无理取闹了，导致我心情很烦，就发了那条朋友圈。”通过追问了解到，在发完这条朋友圈后大概半个小时，C 就继续去做那些被她嫌弃的工作了。在此，“躺平”是作为一种释放负面情绪的话语托词被表达出来，青年借助“躺平”一词所包含的消极性释放自己的不满意，而从这位受访者后续的情况来看，社交媒体中所谓的“躺平”，与他们的实际行动并不相符。另一类是借助“躺平”来强化快感情绪。与受访者C 相反，受访者 M 的情况是：“我是那种事后抱怨的人，工作再难我得先想办法干完再说。”M 在朋友圈曾这样写道：“终于干完了！谁也不能阻挡我去‘躺平’！”针对这条朋友圈，M 回忆：“‘躺平’一下奖励下自己。”这类“躺平”话语反映的是青年对畅快情绪的宣泄。此时，所谓的“躺平”，其内涵或许等同于“休息”，受访者之所以这么说在于强调高强度工作后一种压力的释放，他们通过这种自我调侃式的话语进行自我贬抑，从而将自己从高压的工作状态中释放出来。

第二，作为情感激励的“躺平”。这类群体当下的生活处境往往比较艰难，他们以“躺平”为目标，激励自己直面当下的挫折。受访者 L 是一位正在备战考研的同学，面对水涨船高的分数线，L 坦言自己目前最大的理想就是“躺平”。L 说：“现在考研太卷了，我真的太想‘躺平’了。”随后笔者追问：“考上了你就真的要‘躺平’？”L 顿了顿，说：“我估计也不会。”受访者 J 是一位出身于四线城市的硕士，他说：“我的家庭条件一般，所以‘躺平’其实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我现在要努力，希望早日实现我的‘躺平梦’！”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与其说他们是“躺平”一族，不如说这是青年在努力过后的稍作休整，是对自己辛苦努力的奖励。他们看重的是“躺平”所带来的正向价值，通过“躺平”来为下一次奋斗提供更多支持。这与“躺平”一词最初所包含的负面情感完全相反。对那些拥有较高学历但家境一般的青年而言，他们身上往往背负着更沉重的生活负担，因此，生活境况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躺平”。相反，既然拥有高学历，就表明他们至少拥有努力拼搏的过往，而在当下，他们也拥有更多机会去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因此，在这部分青年的话语中，“躺平”不是指征当下，而是面向未来；不是消极抵抗，而是另一种动力机制。

（二）目标失焦：“躺平”的对抗与认同

距离“躺平”大火的 2021 年已经过去了两年，如今这一热词效应大有偃旗息鼓之势。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一部分受访者已经开始放弃使用“躺平”一词，“躺平”一词最初的震惊效果逐渐减弱；另一部分受访对象则是认清了自己“躺不平”的社会现实， 开始了既想“躺平”又内卷的生活。“躺平”一词的使用热度逐渐消退的今天，恰好给了笔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反思受访者曾经使用“躺平”时的心态。研究发现，由于“躺平”词义的多元化，这一共识内部存在不同的分离，但可以确认的是，这种共识不是反抗性的共识，而是借助“躺平”这一对抗性话语形成了一种变相的顺从性共识。

首先，“躺平”确有对抗性，但对抗目标却十分模糊。大多数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躺平”经历时表示“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如受访者 O 说：“其实当时的反抗是很模糊的，与其说是反抗别人，不如说是在怨恨自己，怨恨自己的平庸。”可以看出，相对于以往对抗性话语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愿景，如今的“躺平”青年们其实内心矛盾重重。事实上，对这些怀揣着“躺平”情绪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只是借助社交媒体分享和交换自己的主观经验，一旦被他人认可，受到社会证实，其主观经验便获得了客观现实的地位，即一种“共享现实”（陶塑、许燕，2014）。这种“共享现实”会强化他们之间的关联，产生一种集体共鸣感。然而，在新媒体空间中，所谓的社区认同实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化、虚拟化的幻想（陈龙，2014）。也正因如此，才决定了社交媒体中的对抗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话语上，并没有实际的效应和明确的所指。

其次，“躺平”的使用者们对主流价值表现出间歇质疑、持续认同的态度。“躺平”青年在面对主流标准时，会有求之不得的委屈。受访者 D 是一位三战考研的学生，她直言：“在考研这条路上，我真的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如意，‘躺平’算了。”可见，受访者高度认同勤奋、努力、坚持等主流价值观，现实的落差让她借助“躺平”一词来表达自己的迷惘。但 D 依旧不愿意放弃自己心仪的学校，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豆瓣“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曾有用户发帖称：“我不能‘躺平’下去了，我整个人都快废了，而且一点也不快乐，没有人喜欢我。”从中可以看出，埋藏在“躺平”语录的表层对抗性之下的，是青年群体在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踌躇与迷茫，这反映了他们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根深蒂固，以及渴求被社会主流认同的强烈欲求。“躺平”青年之所以会感到挫败、委屈，恰恰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对主流价值的深刻认同。

最后，“躺平”是暂时性的“弱者”的话语反抗方式，有利于动员主流社会进行反思。马中红（2016）将互联网中的亚文化实践视作弱势青年以文化资本撬动经济资本的途径。“躺平”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这一话语实践也在遵循这样一种逻辑：一方面，他们借助话语中明确且强烈的对抗性来引起社会关注，从而试图打破自己当前的困局；另一方面，以豆瓣“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用户为代表，“躺平”青年在以反主流的姿态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又在努力地使自己的线下人生主流化。因此，不应该将他们的行为视作弱者的联合反抗，而应视作弱者在承认主流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一种联合自救。所以，如果将“躺平”一词视作弱者的“武器”，那么这一“武器”并非动荡社会下的不定时炸弹，而是社会中的“弱者”或者暂时失败者用以提高自身可见性的一种方式。他们以示弱的方式，大规模使用“躺平”，助推“躺平”的兴起，从而吸引主流社会的关注，促使主流社会进行反思。所以，“躺平”一词中所谓的对抗性，往往是其唤起彼此共鸣的手段，“躺平”青年在共鸣中联合，在联合中寻求生活的解困之道。

（三）语义脱逸与共识反哺：“躺平”对抗性质的反转

1. 语义脱逸

近年来，有学者使用“脱逸”概念来解读文化现象，用以表达对大众审美狂欢与消费主义的抵抗。其中，马中红（2013）使用“脱逸”概念来阐释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美学趣味，即青年亚文化实践者凭借新媒介技术抵抗权威与自娱自乐的态度。“脱逸”一词来自苏轼的《戏足梦中论马用吃蹶字》：“天骥虽老，举鞭脱逸。”用以描绘马脱缰而奔的行为和情态，包含着冲破禁锢，逃离束缚，重获自由，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意。研究者通过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发现，以“躺平”为代表的网络流行语中既承载有目前学界所界定的“抵抗”色彩，也包孕着苏轼笔下的“脱逸”之内涵，体现出以对抗性话语之名行顺从与认同之实的本质。其中，“躺平”的脱逸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躺平”的脱逸特点首先表现为词义本身的脱逸。“躺平”本身并无确切的定义，在其“出圈”之前，其使用者普遍将其视作“丧失斗志”的负面情绪与行为，破圈后，其发展出丰富的含义。其实，社交媒体时代的任何一个流行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词义在传播中不断被篡改、被填充。其次，“躺平”的脱逸特点表现为话语性质的脱逸。从亚文化群体玩世不恭式的对抗性话语转向相对严肃性的社会症候性话语，再转变到流行的日常性话语，“躺平”的话语性质经历了从抵抗话语脱逸成变相的认同式话语的过程。最后，“躺平”的脱逸特点表现为言与行的脱逸。流行性、日常性的“躺平”已经“脱逸”成为青年们的一种社交话语，青年们在使用“躺平”语录的同时，并不完全指向具体的“躺平”实践，即言与行的脱逸。“躺平”一词的脱逸过程，也是网络流行语原初的对抗性话语的抵抗性不断丧失和消解的过程。“躺平”如此，“佛”“丧”这样的网络流行语也是如此。

2. 共识反哺

纵观“躺平”一词的语义脱逸过程，语义的模仿是其脱逸的前提。法国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塔尔德提出了“模仿律”的概念，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相互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比较相像，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特征（塔尔德，2008）。人是一种模仿性的生物，而模仿正是促使人类进行文化创造和社会融合的根本性冲动之一（龙迪勇，2017）。塔尔德的这一理论桥接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社会化嵌入其中，在塔尔德看来，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个体之间动态的模仿过程（李萌、陈康，2022）。因此，模仿是青年群体通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而对网络流行语的模仿与传播即可视作当下青年主动融入社会语境的社会化尝试。

在逐渐原子化的媒介化社会环境下，破圈的网络流行话语成为青年群体融入社会集体的通行证。他们因为网络流行语而大范围聚合，又根据语义的转换找寻同类，形成小范围圈层。在从“大范围聚合”到“小范围圈层”的过程中，青年群体逐渐找寻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实现自我的社会化。沿此分析路径，近年来，网络流行语的数量之多、破圈频率之快，实则反映出当下青年群体融入社会的迫切愿望。而试图借助网络流行语融入社会集体的动机，就决定了网络流行语与主流社会价值观之间势必不会是矛盾与冲突的关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最终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躺平”已经丧失了对抗性，且在传播中进一步丧失的情况。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网络流行语在模仿与脱逸中以“对抗性”的姿态实现了对社会共识的反哺。

这种共识反哺的发展逻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对抗性的话语表达释放对抗情绪。相对现实世界，线上世界在当下依旧具备着“避风港”的作用，青年通过线上世界的“虚拟”宣泄，将对抗情绪释放，从而减少了线下世界的实际对抗行为。第二，在情绪释放后达成与对抗情绪的初步和解。社交媒体上大规模且同质化的对抗性话语的出现，制造出一种全民“躺平”的媒介幻象，这种幻象减弱了个体的不确定性和相对剥夺感，形成全民“躺平”的社交媒体景观，让青年们认为自己与他人又公平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第三，通过对抗转移（由“对抗”转变为“竞争”）以期完成自我实现。再次划定的“公平”起跑线，意味着竞争重新展开的可能。一旦有人“躺”得不那么“平”，新的竞争就会立刻开始，其间，与主流共识的对抗被轻易地抛之脑后。第四，实现由“对抗”向“认同”的转变。竞争一旦开始，最后的竞争胜出者势必要经过一番努力与拼搏，而这恰恰是主流社会所认同且提倡的，也恰恰是“躺平”一词所对抗的。所以，竞争的胜出者其实成了主流共识的新一代代言人，吸引着后来者的模仿，主流共识在这一循环中被不断强化。经由上述四个步骤，以“躺平”为代表的网络流行语中的对抗性完成对主流共识的反哺。

05

结语与讨论：回归中国文化的对抗认同

（一）多元的中国生活与生命传统：对抗逻辑前提的消解

国内学者往往使用西方的“二元对抗”范式来阐释中国青年社交媒体的对抗性话语实践，然而这种“西方理论 + 中国实践”的阐释框架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加拿大学者希斯等认为，西方的反主流文化理论资源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人们能够按社会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但代价是欲望受到压抑，文明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因此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把社会整体看作一个压抑系统（希斯、波特，2014）。

中国的儒、释、道融合的文化传统则不同：传统儒家文化重生轻死，强调有为人生；佛家重修炼人生，强调生死轮回；道家重乐生、长生，强调生死自然。儒、释、道三家的生命观，为中国人提供了非常宽松与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且为他们的生命提供了更多元的价值导向（张树卿，1998）。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中国人在人生与社会境遇中提供了多元的价值选择，这也使中国文化具有“或此或彼”的更为柔滑的文化特点，人们在生活的任何缝隙中都可以找到生命存在的空间，因此也就失去了对抗的逻辑前提，也很少面临西方文化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困境。也因此，西方文化中的压制与反压制的二元对立与对抗的思维模式在中国缺乏生命土壤。

（二）对抗认同：关系社会语境下的中国式对抗性话语实践

具体到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学者们往往将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行为视为青年群体彰显自身个性的表现，认为这是青年以自身个性来反抗集体性，这样的论述其实依然沿袭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西方，个人与社会秩序对立的观念和西方现代个人主义主流价值观难脱干系，西方的个人权利观赋予个人优先于社会的地位（希斯、波特，2014）。然而回归到中国社会传统中，中国社会恰恰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费孝通认为，中国是有一个以“己”为中心的社会，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2009：36）。沟口雄三则认为，中国社会中把国家作为“公业”“公产”“公国”“公共中国”的“公”，是互联性的共同的“公”（沟口雄三，2011：75）。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西方概念里明确的“个人”与“集体”之分，在中国，个人与集体往往是杂糅的，是以“伦理”为本位所搭建的熟人型关系式社会（梁漱溟，2005：70）。个人与集体在中国社会传统中具有一定的活络、自足的空间，个体与集体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关系”的关系。具体在“躺平”这一对抗性话语中，可以看到，青年群体依旧期待着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其个性化表达中蕴含强烈的集体化、社会化内涵，不同之处在于，当下青年在接纳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更为曲折的方式，即所谓的“期待被认可，拒绝被收编”（韩敏、卢松岩，2022）。

从“躺平”角度追溯中国学界在后亚文化研究中的成果发现，学者们往往过于片面地强调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但是，对于具体抵抗的是什么，又因何而抵抗，却一直语焉不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相关研究过于强调具体的、新潮的青年亚文化样态本身，也过于武断地将那些新潮的现象先入为主地纳入青年亚文化范畴，并自然而然地赋予了它们对抗性的底色。这里忽视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这是文化发展的常态，并非专属于亚文化范畴。因此，类似的研究忽视了对青年亚文化内在肌理以及外在社会语境的分析维度，以至于如今回过头去看曾经的研究结论，其解释效力往往伴随着文化现象的消失而消失。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躺平”为切口，试图回应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从流行话语的表面对抗来勾连出整个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内在底色，即认同底色。

从“躺平”这一脱逸性的对抗性话语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主流价值在当下青年群体中依旧具有强大的作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青年群体内心深处对主流文化的认可度非常高。

因此，需要认识到互联网世界中青年亚文化话语的虚浮性与症候性。一方面，网络对抗性话语其含义在传播中失真，其影响力在传播中弥散。“躺平”群体在互联网世界中发泄负面情绪的同时，互联网也在消化着其中的负面情绪，从而减免了负面情绪在线下世界中的爆发。因此，不宜夸大这一流行话语的社会破坏性。另一方面，以“躺平”等为代表的网络流行语，它们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必定是因为契合了某种社会情绪，不宜轻视这一流行语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尤其是针对网络流行语具备共识反哺能力这一事实，也需要持续关注。因为互联网语境下创设的网络热词往往只是一种“即时满足”，其真正效果恐怕不是“记住”，而是“忘记”（常江，2019）。网络流行语的快速更迭暴露出了其共识反哺能力在持续性上的不足，而这也是学界需要进一步重视的地方。

责任编辑：裘晓兰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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