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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 || 第一章 做女性主义理论 导论
原作书名：《Reading Feminist Theory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201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作·编者：Susan Archer Mann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Ashly Suzanne Patterson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关于本书：导读+原著选读的结构，选题较新较全；如果您等不及要看相似著作，译者推荐《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请记得批判性阅读
关于译者：网哲邻人部2022年力作：新世紀フェミニスト劇場版：真心为妳 / まごころを、君に 3rd Impact；厌倦了“我是双一流，你是留学生高华，ta是文学美少女”式的岛宇宙角色认同，走向有终点的狠活兴趣劳动的自由联合体，或许我们有着“御宅的\布尔乔亚的\终归要死的”局限性，然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冰心不在“我是真心向往XX的！相信我！”的内面，而在做了什么的历史废墟
多余的话：译者将表演-述行性地挑衅宣称，女性主义理论的星丛间虽有分歧，但在彻底废除彩礼\嫁妆这般封建宗法残余上，是几乎没有理念冲突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牛鬼蛇神，使用破四旧炎拳罢！不信的话，不妨将本书看完吧，译者相信本书有益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与大解放
理论生产是我们面前的挑战，因为在它的产物中有着我们获得解放的希望，有着为我们的痛苦命名的可能性——驱散我们受到的伤害。 ——Bell Hooks,1994
正因为有许多的、不同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这个词拒绝任何简单的解释。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文本通常会回避或省略女性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种情况可能会令学生沮丧困惑。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文本的作者可能有意避免代表其他对女性主义有不同但同样可行之定义的女性主义者讲话的风险。因此，这种回避不是弱点，而是反映了女性主义运动的优势之一——即对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承诺。作为替代方案，女性主义文本通常会提供各种女性主义者使用过的定义列表。沿着这条走过的路，阅读 Cheris Kramarae 和 Paula Treichler 的 A Feminist Dictionary (1985) 中的选文 1 ，例示了女性、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如何被女性主义者定义并代表不同的政治观点。
女性主义者如何做理论？为谁做？
关于我们如何做女性主义理论，以及为谁做工作的辩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可抵达性[accessibility]。如果女性主义理论对社会和政治性变革来说很酷，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女性主义理论是否应该是可接受并且可理解的？当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如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都使用相当难懂的学院派语言。在她们的队伍中，也有女性主义者对“理论应该以一种所有人都可接受的风格写成”提出质疑。例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简单的语言很容易被不同的人误解和/或解释，并且可以掩盖当代世界中真实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Spivak，引自 Morton，2003：6）。在连续光谱的另一端是另一批女性主义者，她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放弃理论，因为理论本身只是强大的精英主义话语，只会导致赋予某些人权力并让其他人沉默（Grimshaw，1993）。学术理论深奥难懂的语言尤其受到批评，因为它未能满足女性 “在常春藤门外”（Wolf, [1993} 1994: 125）的需求，并消耗了与现实世界政治和行动相关的思想.
源自跨学科理论家贝尔·胡克斯[1]的《作为自由实践的理论》的选文2强调了这场辩论。胡克斯在那些从事反智主义理论抨击的人和那些将理论料理为只有精英才能生产或理解理论的人之间取得了中间立场。一方面，胡克斯认为理论应敞开到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外，她批评那些使用晦涩的语言让读者“跌跌撞撞地睡眼惺忪和“感到羞辱难堪”的理论家（1994:65）。另一方面，她批评那些看待理论如垃圾的人所提倡的 “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错误的二分法”(1994: 65)。她知道理论包含重要的思想，可以起到治愈和争取自由的作用。她的结论是恳求女性主义者多注意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在它的生产中，有可能为我们的痛苦命名——驱散我们所受的伤害”。(hooks, 1994: 75)。
女性主义认识论
认识论是指研究谁可以成为知识生产者以及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存在的是并非单一的、而是众多的女性主义，本文中呈现的论述并不总是在认识论的立场上达成一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分析者将女性主义思想分为三大阵营——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论认识论，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认识论（Hesse-Biber 等人，2004；Harding，2004；Hekman，2004）。源自Sandra Harding所著的 “从科学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1986 年）中的选文3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强调了女性主义思想背后的这种认识论立场。
女性主义经验主义
对于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来说，当理论基于理性的手段（例如，逻辑和/或经验科学）得以构建时，它们便获得特权。所谓特权，意思是它们被给予了比其他形式的知识（例如直觉或常识）更多的地位和可信度。所谓理性的，意思是它们遵守某些正规的程序规则，例如那些支持科学方法的规则。例如，当人们提到经验数据时，这意味着证据必须是能够通过一个人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而被观察到的。这样的规则是排他性的，因为它们排除了某些现象，比如科学理论或方法论实践领域之外的超自然现象。
对于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来说，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据为①不同的知识所主张的更宏大之 “真相” 或 “虚假”、和/或某些政治政策或实践的成功或失败确定了基础。逻辑和科学也被用来记录男女之间现有的不平等，并从经验上质疑女性较之男性能力不足的说法。在这里，科学事实被视为颠覆性的，因为它们可以破坏关于女性的父权制假设。对于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来说，理论和经验证据是强大的冷却剂，用于理解社会现实，指导政治实践，并为妇女们赋权。
源自CharJocce Bunch的著作《不按度数：女性主义理论与教育》 ([1979) 1987)的选文4提供了经验主义方法的一个案例。Bunch 强调了 “理论不仅仅是一组事实或一套个人的选择”；相反，“它涉及基于可用的知识和经验的解释和假设”。Bunch看到了把综合的女性主义理论建立在逻辑和科学依据之基础上的解放可能性。对她来说，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出一个框架，能够准确地描述女性的存在和从属的社会现实，并为这些现实的起源提供有深度的解释，为社会空间如何变得对女性更友善提供另一种视角，并指导结束或至少减少妇女从属地位的政治战略（Qaggar and Rothenberg, 1984: xvi).
Bunch 的方法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2]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超然的研究人员。鉴于 该运动的目标是提高女性的地位，她直率地承认女性主义研究具有政治意义。然而，她文章的其他特征则遵循经验主义阵营的逻辑。
立场论认识论
立场论（standpoint）理论家着重关注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群体享有特权的差异。在Sandra Harding看来，立场论的出发点在于承认社会是依照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来分化的，社会边缘群体被认为存在着生理或智力缺陷（Harding, 1991:140），因此被排除在知识生产之外。这些从属群体所主张的知识，常常会被打压、忽视或被认为不太可信，所以它们被称为受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立场论认识论呼吁找回这些受压制的知识，并将其视作对于多音性（polyvocality）（也可以说是要囊括多样化的声音）的诉求之一。
阅读选文5，即Marian Lugones 和 Elizabeth Spelman 合著的《我们有什么理论给你吗！》（Have We Got a Theory for You!），是立场论方法的典例。它通过交替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对照呈现不同的立场，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揭示了她们的批判性论点。其中西班牙语的声音争辩道：
但你们对女人进行理论研究，并且我们也是女人。所以说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对“我们”理论化，我们同样认为你们是在对“我们”理论化。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理论能够帮助讲西班牙语的人表达自己的经验。我们感觉，在使用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们在扭曲自己的经验。(Lugones and Spelman, [1983] 2005: 20)
Lugones 和 Spelman 强调，不少来自特权社会阶层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不了解其他女性生活状况与经验的情形下，就为她们发言，到头来用了一个颇为帝国主义的词汇——“我们”。这个兼具帝国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词汇“我们”，殖民了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的视野和声音。本书的第十章将更为深入地讨论殖民主义立场。这里简单来说，它指的是采用了一种“传教士框架”的描述\叙事，在这种框架中，来自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女性被视为无法代表自身的、必须由更具特权之人代表与拯救之的受害者。
一些立场论理论家认为，受压制的人群（subjugated peoples）怀有最具批评性的洞见，这一话题会在第四第五章讨论。虽然不是所有的立场论理论家都赞成要为被压迫者的知识赋权，但她们都认可一种现代主义观点，即女性主义者必须在相互冲突的关于知识主张的理论之间做出判断，从而指导政治实践。科学是一种对知识主张的有效性做出判断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在立场论理论家看来，其他的认知（knowing）方式也是可信的。比方说社会生活知识或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积累的 “智慧”（Collins, 1990）。因此，科学虽然没有受到轻视，但被去中心化了。因此，立场论认识论架起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桥梁，因为它们对现实有着多元的有益观点。然而，立场论认识论并没有将所有的知识主张都视为同等有效的，因此在现代主义中站稳了脚跟。
今天，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承认，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女性 —— 每一个女人都有特定的阶级，种族，性取向和地理位置；因此，性别也总会受到种族、阶级、性取向和地理位置影响。有了这种对性别的新理解，政治关切已从考虑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转向探索具体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是如何在必然意义上，在与其他支配系统的结合中被塑造出来的（Jaggar and Rothenberg, 1993; xvi）。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同样已经放弃了Charlotte Bunch 讨论的基本议题（比如她呼吁理解女性压迫的起源，从而建立一套普遍的，综合的女性压迫理论），转而青睐历史具体性，即对具体时代和地域进行分析。
Sandra Harding 额外对比了立场论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上的差异。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而立场论理论家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受社会情境和认知者（knower）社会位置的影响。没有人——科学家也一样——能 “抹除掉” 构成这一生产过程之基础的 “指纹”（Harding, 1993: 57）。Harding 用“上帝的诡计（God trick）”一词来称呼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后者宣称科学家可以超然中立地看待世界。与他们相反，立场论理论家则提倡自反性，研究者承认她们在建构知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承认她们的社会位置会影响研究。反之亦然，她们的研究也会影响她们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观点，同样也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和立场论的诸多方法特征是一致的。它们都会使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强调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它们都认同知识会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不是客观中立的，并承认对社会现实存在多种观察视角。它们同样重视多音性，将复兴受压制的知识视为关键举措。二者主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拥护判断相对主义—— 即没有一种观察视角或知识主张能被判为比其他视角和主张更有效。
这种相对主义根植于后现代认识论对现代主义假设的拒斥，后者认为现实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或结构，可以通过科学探索发现。而前者则认为现实面向多元的可能阐释敞开，并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受不同程度的权力和特权影响的话语中显现。没有办法在它们当中做出裁决。科学和历史——现代思想的证据基础——都只是叙事而已，只是让一些人沉默，让另一些人发声的故事。没有单一的真理，不同的真理立足于不同的话语之中，只是其中有些比较而言更有支配地位。不存在一种独特的，特权性的社会立场，可以用来建构最终的，权威的女性主义理论。
阅读选文6，选自Jane Flax 的文章《天真的终结》（The End of Innocence [1992]）。这篇文章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在认识论论战中快被遗忘的议题。举个例子来说，Flax 指责现代主义者过于幼稚或 “天真（innocent）”，竟会相信诸如普遍的科学方法、单一的真理概念等启蒙观点——社会思想中的后现代转向早已终结这种天真状态。Flax 认为，那种相信存在某种真理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于世，最后皆大欢喜的想法只是一场 “梦” 罢了。这些梦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存在能够检验我们想法的，稳定的，不变的，统一的真实（Real）”。真理主张（truth claims）在不同话语之间\之外难以判定。在她看来，现代主义者对普遍真理、正义和知识的概念构想会引发 “危险的后果”，即它们解除了我们的责任，让我们无需再为自己的行动全权负责。现代主义者 “像孩子一样” 等着那些 “更高的权威”，将我们从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女性主义者必须要成熟；直面 “天真的终结”，“抵抗科学和逻辑带来的，虚假而又危险的救赎之希望。”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后现代主义者们怀疑科学和理性是否真的通向社会进步。她们指出这些所谓的理性方法迎来了20世纪最可怕的梦魇，比如利用环境灾难或核灾难摧毁地球的能力。Flax 总结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会促使我们不断地浇灭自己的宏伟幻想，而这些幻想本会将我们带向毁灭的边缘”（1992：460）。
一种对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论战的后殖民主义回应
阅读选文7，选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Uma Narayan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工程：来自非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视角》。该书的开头讨论了各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假设和目标，以及她们如何促进被压迫群体的努力，从而 “为自己重新找回自身经验的价值”（Narayan, {1989} 2013: 371）。Narayan虽然称赞了她们的成就，但同样指出用 “非语境化（noncontextual）”和 “非实用性（nonpracmatic）”方式来使用这些认识论的危险。她还特别探讨了这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姿态在非西方语境中的意义，以及对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的意义。然而，对于立场论和后现代认识论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在宗教和传统价值压倒（prevail over）世俗与科学思想的那些社会里，Narayan 则持极大的保留态度。她担心对经验主义科学的攻击，会进一步加深传统价值对女性的压迫。她同样担心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女性立场之价值的关注会被曲解并逆练，从而为那些将女性指派为不平等的社会角色的传统观念辩护
Narayan 还探讨了“双重愿景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double vision）” ([1989] 2013: 376)，这句话的意思是为被压迫者的知识赋权会引发危险，无论这些群体是女性，穷人还是少数族裔。她指出压迫的代价是剥夺了主体在特定文化和社会中作为独立实体（entities）运作所需的技能。她警告女性主义者不要将压迫理想化或浪漫化，以至于“让我们看不到它真实的物质材料和精神贫困（deprivations）”（378）。
结论
总的来说，本章的选文强调了女性主义视角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不同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建构、认识论和理论可抵达性方面进行的论战。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些选文能永远提醒读者: 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总会卷入知识生产过程之中，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基本内在关系。
[2]实证主义者认为，有一种单一的、一元的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证主义者还相信客观性，或者科学家可以是超然的、价值无涉的观察者。
本章翻译：snoper卓尔，柴来人，エミヤたにゆき，Chris
本章校对：snoper卓尔，Chris，春埼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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