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书名：《Reading Feminist Theory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201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作·编者：Susan Archer Mann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Ashly Suzanne Patterson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关于本书：导读+原著选读的结构，选题较新较全；如果您等不及要看相似著作，译者推荐《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请记得批判性阅读
关于译者：网哲邻人部2022年力作：新世紀フェミニスト劇場版：真心为妳 / まごころを、君に 3rd Impact；厌倦了“我是双一流，你是留学生高华，ta是文学美少女”式的岛宇宙角色认同，走向有终点的狠活兴趣劳动的自由联合体，或许我们有着“御宅的\布尔乔亚的\终归要死的”局限性，然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冰心不在“我是真心向往XX的！相信我！”的内面，而在做了什么的历史废墟
多余的话：译者将表演-述行性地挑衅宣称，女性主义理论的星丛间虽有分歧，但在彻底废除彩礼\嫁妆这般封建宗法残余上，是几乎没有理念冲突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牛鬼蛇神，使用破四旧炎拳罢！不信的话，不妨将本书看完吧，译者相信本书有益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与大解放
引言
性别歧视是所有暴政建立的基础。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等级制和凌虐都以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支配为典范。——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1976Sexism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all tyranny is built. Every social form of hierarchy and abuse is modeled on male-over-female domination. —Andrea Dworkin, 1976在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涌现的所有女性主义观点里，激进女性主义是最为女性-中心式的方法。与此同时，激进女性主义在沟通个人与政治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最大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是第二次浪潮中的佼佼者，她们强调女性解放需要女性理解、保护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们同样对抗以前被归入人际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各种压迫，如雷普[rape]、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无论是强调与性行为有关的危险还是强调其快乐，激进女性主义者们都揭露并分析那些一度封闭或隐匿在家庭中的问题。激进女性主义者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于1969年首次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并成为第二次浪潮的真言。一方面，这个口号强调了如家庭暴力等许多与性别有关的 "私人 "问题不应由个人解决，而应作为根源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来共同地（collectively）解决。另一方面，它要求女性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她们的政治实践和她们所宣扬的东西。使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中的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一个强大的组合。她们将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她们呼吁建立一种既能改造个人又能改造社会的女性主义。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1970）是最具影响力的激进女性主义声明之一。其结论章节的摘录可在题为 "革命的要求 "的选文28中找到。费尔斯通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最早和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它为所有后来的压迫形式，例如基于阶级、种族或性取向的压迫提供了蓝本。与其它大多数女性主义将妇女的压迫归根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准则不同，费尔斯通将妇女的压迫归咎于生物学，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一直受 "月经、月经不调和'女性疾病'的摆布，持续的痛苦的分娩、哺乳和照顾婴儿都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性生存"（Firestone，[1970] 2003: 9）。在她看来，性别分工只是这些生理差异的反映。假设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生理性因素，给社会变革留下的空间就几乎不存在了。对费尔斯通来说，女性必须等到有新的生殖技术，能够实现子宫外生殖后，才能实现最终解放，从而使 "人类的生殖差异在文化上变得不再重要"（Firestone, [1970] 2003：11）。在这以后，对于繁衍来说异性性爱将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人们可以体验多种多样的性的体验，她将其称之为 "泛性恋"（出处同上）。与弗里丹（Betty Friedan）不同，费尔斯通认为任何“将女性纳入男性世界而不是彻底消除性别阶级差异”的想象都是 "1984年的噩梦"的一部分（188）1*。她并不希望看到一个 "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削弱 "的社会（189）。与之相反，她呼吁双性同体[androgyny]。费尔斯通是创建"纽约激进女性 "（NYRW）组织的重要活动家。她们在1968年对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抗议是第二次浪潮中第一个被全国媒体头版报道的女性主义示威（Deckard, [1979] 1983：329）。在这次抗议中，一只羊被加冕为美国小姐，并提供了一个 "自由垃圾桶"，供女性扔掉 "女性垃圾"，如 "胸罩、束腰带、卷发器、假睫毛和假发"（329），这一事件很可能促成了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被贴上 "焚胸罩者 "的传奇标签（尽管实际烧胸罩的情况从未被记录下来）。在美国妇女运动中，激进女性主义者发出了关键声音，引发人们对女同性恋问题的关注。选文25节选自最早的出柜故事之一，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毛小姐与皮女士》（1922）。本作有时候会被当作散文诗，斯坦用名词/形容词的歧义和重复性来描绘两位女性走在一起的过程，她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几年后，最著名的早期女同小说之一也面世了，那就是瑞克里芙·霍尔（Radclyffe Halls）的《寂寞之井》（1928）。虽然书中主人公对自己的性取向的态度是痛苦的，但霍尔把女同性恋写成是自然的，并呼吁人们对此应更宽容。然而，直到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我们才开始看到主要论述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之间关系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声明。例如，选文30中：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的《反抗中的女同性恋》（Leslians in Reversion）一书中讨论了一位女性-认同之-女性，她为了获取政治、情感、肉体和经济上的支持而献身给其他女性（（1972）1987:162）。她将“女性-认同之-女性（Woman-identified-woman）”与那些将自己首要的承诺献身给男性的女性进行了对比。在她看来，“对男人的支持和爱胜过对女人的爱使压迫她的体制永固”（Bunch,[1972]1987:162）。邦奇认为，异性恋使女性彼此分裂，迫使女性为追求男性而竞争，并鼓励她们通过男性来定义自己（[1972]1987:164）。她还点明了异性恋女性如何获得特权作为她们对自己失去的自由的补偿，比如作为母亲受到尊重，作为妻子或情人被社会接受，并获取一些经济上的保障（Bunch, [1972] 1987: 165）这些特权赋予了异性恋女性为之维持现状的政治利益，这可能会导致她们“背叛她们的姐妹，特别是那些没有得到这一利益的女同性恋姐妹”（Bunch，{1972）1987:166）。因此，“女性认同的女同性恋不仅仅是一种性偏好；也是一种政治行为”（Bunch，[1972]1987:162，our emphasis）。邦奇和其他赞同她观点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呼吁女性主义分离主义，这意味着妇女有意识地、自愿地从各种形式的父权控制中分离出来，包括在女性认同和女性控制的社区中与男性分开生活。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选文29，由激进女性同性恋者（组织名）编写的"女性-认同之-女性"（1970年）中找到。这个组织起源于纽约的“薰衣草威胁”抗议活动——该活动抗议女同性恋（译者注：作为议题）在妇女运动中的缺失，重在攻击NOW（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拒绝解决女同性恋问题。“薰衣草威胁”一词引自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评论，该评论称女同性恋是妇女运动中的“薰衣草鲱鱼”，会分散人们对更严重、更广泛的妇女问题的注意力（Deckard，[19791 1983:340-342]）。直到激进女性主义者，例如激进女性同性恋者（组织名），在全国妇女大会上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NOW（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终于在1971年同意应对女同性恋问题（出处同上）。然而，关于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仍在继续。一方面，女同性恋者对女性主义的不信任程度很高，因为NOW（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作为美国最大的女性主义组织最初回避女同性恋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异性恋女性受到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威胁，称只有与男性特权断绝关系的异性恋女性才能被信任。这些两极分化的立场造成了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最严重的分裂之一--女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分裂。
也许在第二次浪潮中，在弥合女同性恋/异性恋的分裂上最成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是以诗歌和散文闻名于世的艾德琳·瑞奇（Adrienne Rich）。选文35摘录自她广为传诵的《强制性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1980年），瑞奇呼吁将异性恋和女同性恋女性联合起来。她关于女性-认同之-女性的概念牵涉了一系列宽泛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尽管她将其称为“女同性恋连续体”，但她的女性关系包含了从与女性的性亲密关系到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挚友关系（Rich，（1980）1994:51）。因此，它包括所有女性与其他女性之间已经或可能存在的关系。尽管瑞奇本人是女同性恋，但她认为性别比性取向更重要，并敦促女同性恋在政治上与异性恋女性主义者结盟，而不是与男同性恋者结盟。她强调了异性恋男性和同性恋男性都享有的特权，如较高的收入和赚钱能力。她指出了“男女性关系的性质差异”，并列举了男性如何进行更多的“匿名的性行为”，而女性则更注重关系（Rich，（1980）1994:53）。她批评男同性恋者的一些做法，如恋童癖和施虐受虐，以及“男同性恋者在性吸引力标准方面明显存在年龄歧视”（出处同上）。对于瑞奇来说，成为女同性恋是一种“深刻的女性体验”（出处同上，她的重点）；“将女同性恋的存在等同于男性同性恋，因为两者都被污名化了”（Rich，（1980）1994:52）（这种说法\行为）抹杀了女性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她认为“同性恋一词可能使我们需要识别的轮廓模糊了，而这些轮廓对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由至关重要”（Rich，（1980）1994:53）。瑞奇的许多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会受到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家的严厉批评（见第6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理论缓和了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的一些矛盾与对立。瑞奇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于费尔斯通。瑞奇对性别和性采取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而不是驱动着费尔斯通著作的生物决定论。对瑞奇来说，异性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和感官倾向，而是“强迫和潜意识地强加给女性”（[1980]1994:57）。强制性异性恋是指通过各种制度、意识形态和规范手段创造和严格执行的异性恋，通过情感和情欲上的忠诚实现女性对男性的屈从。瑞奇指出，在历史上，许多女性是以巨大的代价来抵抗异性恋的，例如被监禁、受到身体折磨、精神手术、社会排斥和贫穷（出处同上）。她问道，如果异性恋如此自然，为什么社会需要如此暴力的限制来强制执行？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1976）中，瑞奇对分娩和母性采取了与费尔斯通不同的方法。里奇强调了生物妊娠、分娩、护理和养育孩子所带来的考验和磨难，以及其中纯粹的喜悦。这种温暖、情感化、社会化的母性生活方式与费尔斯通堪称冷淡、分析化和非人情化的呼吁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呼吁女性将自己从生物繁衍的锁链中自由\解脱出来——而包括女性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女性不太可能喜欢这种自由。瑞奇还区分了作为体验的母性或任何妇女与其生殖能力和孩子的“潜在关系”以及作为“父权机制”的母性，后者的目的在于确保这种潜在关系仍然在男性控制之下（[1976}1977:xv）。瑞奇明确表示，她批评的是父权制制度，她并没有要求结束女性在生育上的职责（[1976]1977:xvi）。相比之下，早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她们的攻击指向男性，而不是父权制。选文27中的1969年的 "红袜子宣言（Redscockings Manifesto） "便采取了这一立场。红袜子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组织，其再利用了19世纪用来贬低受过教育之女性的“蓝袜子”标签，而用红色来表明其激进性方针。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所有男性都从对女性的压迫中受益，所有男性都是压迫者。她们甚至辩称，把责任从男性身上转移到体制身上是一种逃避，是为男性的压迫行为开脱。而需要改变的是男性。激进女性主义者阵营中存在着如此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也体现于另一场分裂第二次浪潮的论战中，这场论战即所谓的“性战争”。“性战争”一词被用以囊括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着眼于各类性实践[sexual practices]对女性解放的影响。女性主义者就情色、性工作、审查、虐恋和其他色情行为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构成了非父权制的性形式，或者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概念。(Henry, 2004: 89)。在这场辩论中，"挺性"的一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审查或其他形式的对于性实践的限制，以促进性开放和自由。与之相对，她们的反对者--今天通常被称为 "受害者女性主义者"--强调某些与性实践相关的暴力和危险，并对区分父权和非父权的性实践的构成有着明确观点。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参与了这些辩论，但下面的重点是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各种声音。她们的声音不仅是辩论双方中最为响亮的，而且在这些内部争论中，激进的女性主义也同样从内部出现了分裂。我们已经在上文中看到，费尔斯通（ Firestone）在呼吁性表达自由的过程中采取了亲性的态度，她将泛性恋视为女性解放的一部分。盖尔·鲁宾（Gayle Rubin）是亲性合唱团中的另一个重要声音，她认为结束性压抑是结束女性压迫的核心。在她广为传阅的文章《思考性：性政策的激进理论注释（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cies of Sexuality）》（1984）中，鲁宾攻击了所有性压抑的意识形态——不管这些意识形态来自左翼、右翼还是女性主义者本身。在研究了宗教、医学、精神病学和关于性的流行论述中的性价值等级制后，她认为在那（性价值等级制）“存在着一种必要，在好的性和坏的性之间画一条想象的线”——这条线介于“性的秩序和混乱”之间（Rubin，1984:282）。鲁宾坚定地反对任何试图用 "罪恶、疾病、神经病、病理学、颓废、污染或帝国的衰落 "来描述性的意识形态（1984: 278）。她深信性压抑是文明控制人类行为的最不合理的方式之一，她认为性的放任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在选文37《思考性》中，鲁宾讨论了女性主义者规定哪种类型的性是父权制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是多么的错误。对她来说，性压抑就是一种压抑，与谁制定规则无关。她的观点与后来的酷儿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
第二次浪潮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某些性行为描述为暴力的和/或父权制的，她们的动机是希望结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正如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她们不是因女性在性暴力面前是被动的或软弱的受害者而感到愤恨的受害者女性主义者。2* 相反，她们将某些性行为称为暴力的和/或父权制的行为，阐明其中的不公正，使女性拒绝成为受害者。分裂了第二次浪潮，并在激进女性主义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分裂的主要是两个问题：（1）女性主义者是否应该立法规定某些性行为构成父权制的和/或暴力的形式；（2）女性主义者是否应该审查暴力和有辱人格的画面，或者仅仅关注暴力行为和举止。20世纪80年代，在色情话题上最具发言权的女性主义者是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这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将色情制品置于“虐待循环的中心”，并将其视为“核心建构实践”（Dworkin and MacKinnon，1988:47），色情制品通过创造一种容忍性攻击和性虐待的社会氛围，使两性不平等制度化和合法化。她们认为色情不仅仅是一种幻想、一种模仿或一种想法。不如说，这是一种具体的歧视性的社会实践，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自卑和从属关系制度化，她们要求制定法律来处理这种歧视（Berger等人，1991:37）。选文38节选自德沃金和麦金农共同撰写的 《反色情公民权力示范条例（Model 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inance）》（[1988}2013）。虽然经常被误解为主张审查色情制品，但该条例只是允许那些能够证明因色情制品而受到伤害的人提起关于歧视的民事诉讼。事实上，人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做出了更大胆的回应，你可以在选文31中找到她著名的声明“色情是理论，雷普是实践”（[1977}1992:88）。一些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如《女士（Ms. Magazine）》杂志的创始人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区分了“情色”与“色情”，前者是平等和同意的主体之间相互愉悦的性交流的意象，而后者则是将女性客体化，将性描绘成暴力的、有辱人格的或非人化的（Steinem，1980）。选文34的《曼陀罗，II》为向读者展示的情色文学例文，节选自由阿奈丝·宁（Anais Nin）（1979}1995）写的一篇《小鸟：情色》（Little Birds:erotica）短篇小说，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女性情色文学作家之一。反过来，为了反驳激进女性主义者们是缺乏幽默感和政治正确的严肃女性这种刻板印象，我们将格洛丽亚·施泰纳姆的《如果男人会来月经（If Men Could Menstruate）》((1983] 1995)列为选文36。根植于激进女性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m and spiritual ecofeminism]。这两种形式的生态女性主义都是本质主义者，因为她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世界，因为自然是女性和潜在母亲的化身[embodiment ]。她们并没有像父权制文化那样在历史上诋毁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将这种关系视为女性力量的源泉。
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非常关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象征和文化联系。她们把女性描绘成以抚育和照顾为导向，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提供了一种更加共生的关系。相比之下，男性被描述为更以合理为导向，更倾向于不加批判地利用科学技术来主宰女性和自然。历史上，父权制文化利用男性/女性、精神/身体、理性/非理性和文化/自然等二元的两极分化来论证女性的从属地位，而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颠倒了这些二元论，并将女性的特征作为其赋权和生态敏感性的资源。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中的这种二元论思想在选文32 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1978）的"使用"中得到了体现。通过强有力的隐喻形象的使用，格里芬描述了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征服，并展示了语言和文化如何支持父权制压迫。
与格里芬使用的消极、批判的方法相反，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和自然采用了积极的、功能性的方法，揭露父权制文化如何剥削女性和自然。她们呼吁恢复与女性生殖周期相关的以自然周期为中心的古代仪式。特别受欢迎的是来自母系文化或崇拜女性神灵的前现代文化的仪式。美国本土的传统启发了许多精神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凯尔特人和古希腊文化也是如此。选文33，卡洛·克里斯特的《女性为什么需要女神》（1978）说明了这一观点。
鉴于激进女性主义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观点之一，吸引了人们对女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因此必须了解这一观点与后来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酷儿理论有何不同。苏珊娜·沃尔特斯（Suzanna Walters）在选文39《从这里到酷儿：后现代主义和女同性恋的威胁（From Here to Que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Lesbian Menace）》（（1996）2013）中，指出了激进女性主义对女同性恋理论和政治的方法与酷儿理论的基本假设之间的主要差异。虽然沃尔特斯赞扬了酷儿理论家取得的一些进展，总体而言，她认为酷儿理论和政策的意图虽是好的，却"误入歧途"并 "在理论上值得怀疑"（Walters，（1996）2013。554).她不仅认为酷儿理论家描绘了一幅 "女性主义是僵化的、恐同的和无性的不公平画面"（558），而且她还认为酷儿理论抹杀了女同性恋的特殊性和性别在人们生活中制造的巨大差异。因此，它“消除了女性主义的重要性”（558）。沃尔特斯哀叹性别超越[gender transcendence]的形象/能指是“疑似男性”——比如“变男同[going fag]”或模仿男同性恋性行为的概念被许多当代酷儿女性宣称为赋权式的。（560）。3* 她还为今日的性方面的“坏女孩们”如同对抗男性权力一般对抗（against）她们的女性主义前辈的反叛（rebel）方式感到悲伤（561）。她甚至询问她们的“无性别、非规范性的愿景是否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560）。
沃尔特斯进一步认为，通过揭露性别的社会结构来解构和动摇性别，并不等同于推翻性别的权力（Walters[1996}2013:569）。对她来说，酷儿理论家所信奉的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nce）主题是空洞的，除非它与对复杂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解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单纯的表演修辞[tropes]最终是非历史性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功课”（564）。她谴责酷儿理论叙述中的 "无情的自恋主义和个人主义"，认为这是一种 "对自我的强迫性关注"（564-565），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个人的成为政治的，而是政治的成为个人的。最后，由于酷儿理论家将自己定位在边缘、作为规范性的永久批评者，沃尔特斯担心这些理论家 "将边缘浪漫化"（564），忽略了（边缘者的）实际的心理和物质成本。这一章包括各种各样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作品，她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往往相互矛盾。事实上，激进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共同阵地是相当狭小的。她们中很多人一致认为，对女性的压迫是最早和最基础的压迫形式，是所有其他压迫形式的典范。很多人也对性别持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强调所有女性都具有的核心特征。而这种方法被其它女性主义者强烈批评其忽视了女性在种族、阶级和全球区位条件上的差异（Lorde，1984；Mohanty，1984）。尽管如此，她们有着很多积极的贡献。她们的声音在促使美国女性主义者关注强制性异性恋问题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上起着核心作用。她们揭示了以前被视为个人问题的压迫，如雷普、乱伦、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是应该共同地处理的政治问题。她们还通过颂扬女性的身体和文化，以及女性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来为妇女赋权。甚至她们的本质主义口号，如 "姐妹情谊是强大的 "和 "姐妹情谊是全球的"，也在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为社区和集体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
1.费尔斯通在这里指的是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所描绘的全能主义、压抑和暗淡的社会世界（Firestone，（1970）2003：238）。
2.见Wolf（[1993]1994）；Roiphe（1993）；和Denfeld（1995）。3.更多关于这些年轻的酷儿女性 "变男同[going fag]"并且反叛她们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前辈的问题，见Henry（2004: 115-131）。译者注：关于going fag中的fag含义，见WIKI↓
本章翻译：dieSigurd，エミヤたにゆき
本章校对：蒸汽黎明，春埼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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