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 || 第五章 交叉性理论
原作书名：《Reading Feminist Theory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201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作·编者：Susan Archer Mann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Ashly Suzanne Patterson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关于本书：导读+原著选读的结构，选题较新较全；如果您等不及要看相似著作，译者推荐《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请记得批判性阅读
关于译者：网哲邻人部2022年力作：新世紀フェミニスト劇場版：真心为妳 / まごころを、君に 3rd Impact；厌倦了“我是双一流，你是留学生高华，ta是文学美少女”式的岛宇宙角色认同，走向有终点的狠活兴趣劳动的自由联合体，或许我们有着“御宅的\布尔乔亚的\终归要死的”局限性，然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冰心不在“我是真心向往XX的！相信我！”的内面，而在做了什么的历史废墟
多余的话：译者将表演-述行性地挑衅宣称，女性主义理论的星丛间虽有分歧，但在彻底废除彩礼\嫁妆这般封建宗法残余上，是几乎没有理念冲突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牛鬼蛇神，使用破四旧炎拳罢！不信的话，不妨将本书看完吧，译者相信本书有益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与大解放
引言
我们是我们的文化族群中的女性主义者。
我们常常是异性恋中的女同性恋。
我们通过命名自身与讲述我们的故事来建构（与女性运动）之间的桥梁。
——雪莉·莫拉古（Cherrie Moraga） 和 格洛丽亚·E·安札杜尔（Gloria Anzaldua），1981
十九世纪的主妇居家崇拜和它所依赖的领域隔离学说表明，妇女需要从男性主导的公共范围内受到保护，然而所有种族的贫困与工人阶级的妇女并不被包含在这个岛宇宙式的白人优势阶级妇女特权当中。具有阶级优势的白人女性被灌输着贞洁、纯洁、和身为一个伟大母亲的重要性，但有色人种妇女和所有的贫困妇女则是受到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和社会控制的支配。
[译者注，鉴于很多人不看前面的术语表，复读一下——
领域隔离学说：19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将妇女的角色置于家庭的私人领域，将男子的角色置于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即“男主外，女主内。”）
主妇居家崇拜（或正统女子力\女人味之崇拜）：源于性别二元论的一套理念[比如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风行的道德观]，其将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浪漫化为爱意浓浓的妻子、慈爱哺育的母亲和道德仆人。]
关于性暴力的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在选文62——哈丽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以琳达·布伦特（Linda Brent）的笔名所写的著作《一个奴隶女孩生活中的事件（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1861] 2001)中看到。在此书中，哈丽特·雅各布斯详细地描述了她好色的白人奴隶主不断进行的性威胁，他以强制手段带走了她的孩子以强迫她在性方面屈服，她还忍受着他的妻子对她强烈的嫉妒以及责备，以及她为了逃避性虐待而躲在小阁楼里的岁月。雅各布斯的叙事不仅为妇女的奴隶制历史提供了少有且强而有力的历史证据，而且对白人男子、白人情妇和黑奴之间复杂的、三角恋般的权力、控制和暴力关系也有深刻的见解。
同样，在选文61中，前奴隶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的著名演讲《我不是一个女人吗？（Ain’t I a Woman?）》揭发出了（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奴隶劳工的苛刻要求。这个即兴演讲是在一个关于妇女权利的会议中发表的，会议里的白人妇女演讲者被观众席上的男人们所质疑，他们声称妇女没有理由去抱怨，因为她们（白人妇女）如何被男性所追捧崇拜——真相很快刺穿了这个神话，特鲁思讲述自己如何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负荆劳作，同时看到她的孩子被“卖作奴隶”([1851] 2013: 91)。她坚持不懈且重复地辩驳“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揭露了女性气质的种族和阶级构造。
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两个著名非裔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安娜·J·库珀（Anna Julia Cooper）和艾达·贝尔·韦尔斯（Ida B. Wells-Barnett）在美国重建时期所打开的一扇极为狭小的机会之窗中获得了高等教育。库珀在《来自南方的声音：一位南方黑人妇女》（1892）一书中论述了许多黑人妇女的贡献，同时强调了一个可以在她的很多其他著作中都发现的主题：“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可以将她自己或是她的性别置于任何能够影响人类的利益之外”(Cooper, [1892] 1988: 143, 强调来自于本书作者)。库珀意识到了能够通过种族，阶级，社会性别，和国籍来影响人们的多重压迫，以及她对妇女运动能够解放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渴求，这些思想可以从本书的选文64，题为《妇女 VS 印第安人（Woman versus the Indian）》([1892] 1988)中找到。
艾达·贝尔·韦尔斯因她反对私刑的运动和在妇女权利方面的激进行为而闻名国际。摘自于她的演讲《美国的私刑法律》(1900) 的选文65展现了她的著名作品——《南方的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 1969) 和《血色记录（The Red Record）》(1895)——对私刑的详细记录。因为强奸白人妇女经常被用作私刑的借口，白人妇女对这种暴力的谴责往往不那么强烈。贝尔·韦尔斯在揭露了“黑鬼强奸犯的神话”的同时，指出“白人妇女必须免受黑色怪物的侵害”这个主张本身的讽刺性：强奸有色人种妇女的白人男性却往往不会受到惩罚 ([1901] 2005: 117)。
对于黑人男性和女性所犯下的暴力，成为了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辩论中的核心问题。这个修正案——给予黑人男性投票权，但不给任何女性投票权——使得美国妇女运动沿着种族界限分裂，除了少数例外。不少白人妇女参政论者对于前奴隶男性在她们之前获得投票权感到愤怒，其种族主义观点就在关于修正案的激烈辩论中炸了出来。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也反对第十五修正案，例如索杰纳·特鲁思就担心这会导致黑人男性支配黑人女性(Truth, [1867] 2013)。
然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支持这一修正案。这一共识最令人信服的原因之一是白人对黑人所犯下的暴力。当面对这种暴力也影响到黑人女性[所以为啥不给黑人女性投票权？]的说法时，废奴主义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回答道:“啊对对对……对黑人女性来说确实如此、这是事实。但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黑人!“（Douglass quoted in Giddings, 1984: 67）。正如选文63中《论妇女投票权（On Woman Suffrage）》(Douglass [1888] 2014) 所表明的那样，道格拉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妇女权利，并且是参加（前述章节提过的）塞内卡瀑布妇女权利会议的少数男性之一。
一些最重要的浪潮之间的交叉性著作来自于哈勒姆文艺复兴（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大约横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化运动。它的中心思想是，非裔美国人可以通过艺术、音乐和文学创作来挑战种族主义，改变普遍存在的种族成见。黑人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在哈勒姆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成就具有传奇性。选文66，"《汗水（Sweat）》"（{1926}1995），是人类学家和小说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一个短篇故事。与她最著名的小说《约拿的葫芦藤（Jonah’s Gourd Vine）》（[1934]2008）和《她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2006）-一样，这个短篇小说强调了非裔美国人生活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交织。与赫斯顿的作品一起，这个时代的其他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也成为美国女性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如内拉-拉尔森、爱丽丝-邓巴-尼尔森和乔治亚-道格拉斯-约翰逊（Nella Larsen, Alice Dunbar-Nelson, and Georgia Douglas Johnson）的作品。
虽然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为黑人文化的繁荣时期画上句号，但哈勒姆文艺复兴培养了一种自决精神和黑人自豪感的基础，这种精神将在民权运动以及二战后被点燃的黑人激进主义和战斗精神中得到体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一系列以种族/族裔问题、身份政治为关切的新社会运动兴起。美国印第安人[原住民]运动、奇卡诺运动、亚裔美国人运动和波多黎各运动紧随民权运动的脚步而来。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参与，往往以这些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多种族斗争为切入点，争取黑色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权力，在实际上和象征上成为美国内部“第三世界人民”新的共同阵线（Gosse, 2005: 168）。然而，由于对此番多种族斗争中挥之不去的性别歧视和白人女性运动中的种族主义感到失望，许多第二次浪潮中的有色女性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理论分析。
其中一个团体是康巴希河社团[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选文68正是她们最为标志性的作品《黑人女性主义声明（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1977] 1983)。这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声明之一。这个由黑人，社会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组成的团体使用了“横向压迫”一词来代指那些在性别认知，种族，阶级和/或性取向的基础上划分出妇女之间的差异。她们还指出了多重压迫的连锁性质，例如她们自己特有的作为黑人、女同的经历。这个对同时的和多重的压迫之关注将形成交叉性理论的核心。
与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基于单一身份或压迫去构建统一的群众运动（如妇女运动）相反，康巴希河社团呼吁建立一个基于交叉性社会位置的多轴身份政治，如种族，阶级，性别认知和性取向——在这些位置上，联盟所提供的联系在许多且身份认同差异的群体之间促进了基于群众的集体行动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7] 1983: 217)。这里的思想是，身份被当作了政治的出发点、作为行动的动机，同时也作为划定政治关切的基础。ta们写道：“这种对我们自身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中。我们相信，最深刻以及潜在地最激进的政治是直接来自于我们的身份（identity)，而非致力于拯救别的什么人。”(212)。ta们的多轴视角既是出自于需要，也是出自于忽视，这点可以从ta们的声明中看出：“我们意识到唯一关心我们并为我们的解放而持续努力的人只有一种人，那就是我们自己”(212)。
交叉性理论家对第二次浪潮中的“本质主义女性（essentialist woman）”的批判，也强调了后者对边缘女性的忽略(Spelman, 1988)。本质主义一词指的是对被定义成一个特定实体或团体之核心特征的先天的、固有的或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信仰\信念。这些属性不仅可以被用于将一个团体与其他团体进行区分（比如女性与男性），而且可以在集体政治实践中将该群体的成员联合在一起。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经常引用“姐妹情谊（sisterhood）”这一概念来在政治上动员妇女，同时也展示妇女的共同关切。然而，无论妇女所共享的特征是否被理论化为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本质主义都淡化轻视了她们经验中的差异。在《底边女人(The Inessential Woman)》（1988）中，伊丽莎白·V·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把本质主义者看作“女性主义其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妇女运动内部分裂的痛苦根源(1988: x)。
在《姐妹/局外人》（Sister/Outsider）（1984）一书中，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认为以女性这一词来概括女性[women qua women]通常是错误的。她指出许多白人女性主义者忽视女性之间差异的案例。例如，她对她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同志说到：“你们担心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父权制并举办反对你们，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从车上拖下来摁倒在地、在街上被射杀或窒息，而你们却对这些死去的孩子们之所以会死的原因选择视而不见。”(1984: 119)[2]。洛德还接着论述，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基于差异的成功的运动，那我们必须改变这些已被我们内化的压迫。在选文72中，她警告道：“好狗不咬主人，这就是成为坏狗的必要性（直译是，主人的工具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1984: 110)。
来自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的小说《笼中鸟歌唱的理由我已知晓》（1969）的选文67也强调了这种被内化的压迫。这是一个关于对自己是黑皮肤感到自卑的非裔美籍小孩的故事，展现了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如何将支配性集团的价值观和信仰内化、从而破坏了ta们自己的自尊和赋权感。在选文69《不可视是一种非自然死亡（Invisibility Is an Unnatural Disaster）》（1979）中，Mitsuye Yamada论述了她是如何因为亚籍美国人的消极刻板印象而感到成为一种不可视的存在，同时也提到了有时她的行为/思想是如何助长了这些刻板印象的生长的。
由于女性主义与白人、特权阶级的女性主义者相关，许多第二次浪潮中的有色人种妇女都不大爱用“女性主义者（feminist）”这词。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更偏爱用Chicana feminists, hispanas和/或xicanistas来表达(Maatita, 2005)，然而非裔美国人则是称呼自己为“womanists”，这个词有被来自爱丽丝·华克（Alice Walker）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1983）的选文71所描述。她们认识到，不同的妇女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经验从属\下层地位，这些经历通常取决于她们的种族，阶级和性取向。因此，在一些妇女看来是最为重要最为紧迫最需要被解决的女性主义问题，在其他妇女的眼中则看似无关紧要——不需要被解决\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被关切。
康巴希河社团的创始成员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将多重压迫的同时性（simultaneity of multiple oppressions）描述为 "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B. Smith，1983: xxxii）。史密斯所说的同时的、多重的压迫，是指不同形式的压迫（如种族、阶级或性别的压迫）不能从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交互（interactive）影响中分离开来。
选文74《将种族和性别的交集去边缘化：一位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反歧视信条、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1989），是法律学者Kimberfe Crenshaw创造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一词的标志文章。在这里，Crenshaw关注的是那些只处理压迫的 "单一轴心 "的理论框架如何掩盖了有色人种妇女经验的多面性（Crenshaw, 1989: 151）。她的出发点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有色人种妇女文集之一的标题——《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有些人是新异的[Brave]：黑人女性研究》 (Hull et al., 1981)。[相关拓展：博物馆应该铭记普通人，而不只是非凡的人@TED中文站，BV17b41177co]
Crenshaw列举了许多案例来说明她的观点。例如，1976年，五名黑人妇女对通用汽车公司提起诉讼，声称雇主的资历[seniority]制度延续了过去对黑人妇女之歧视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在1964年之前没有雇用过黑人妇女，1970年之后雇用的所有黑人妇女在基于资历的裁员中失去了工作。然而，由于这家公司之前既雇用了 "女性"（白人妇女），也雇用了 "黑人"（黑人男子），法院驳回了该案，理由是通用汽车公司没有基于性别或种族的歧视。通过这种方式，Crenshaw阐明了多种压迫的交叉性是如何 "大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总和"（1989：140）。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都无法充分地强调有色人种妇女经历压迫的多种形式。
与此相似的是，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在其备受赞誉的著作《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赋权政治》（1990年）中引入了统治矩阵的概念，以进一步解释这些多重压迫。如选文75所示，柯林斯描述了人们如何在这个矩阵的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和/或性取向方面占有自己的社会结构位置的。有些人甚至可以同时占据惩罚性和特权性的社会位置，因此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压迫者。例如，富裕的黑人男性因其阶级和性别地位而享有特权，但因其种族位置而受到惩罚。
柯林斯用这个矩阵来解释交叉性理论的认识论立场。对她来说，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人们从不同的社会位置来构建知识。一方面，一个特定的社会位置使人们能够看到对其他位置的人来说不太可见的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人能够从所有不同的社会位置来观察世界，所以每个视点位置都是局部的或有限的。柯林斯建议，通过从一个群体的解释和知识 "转向（pivoting） "另一个群体的解释和知识，可以产生对世界更深入的理解（1990: 234）。在这里，知识是以一种被子的方式构建的，不同视点的社会现实被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完整的总体结构。她还呼吁找回受压制的知识，或者说被主流群体忽视、压制或认为更不可信的从属群体的知识。
拉丁裔交叉性理论家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Gloria Anzaldua）在《边境地带：新混血儿（Borderlands/La Frontera:The New Mestizo）》（1987）选文73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知识，强调了混血儿所面临的困境。她用“跨越边境”作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隐喻，并将西班牙语和阿兹特克语交织在她的文本中，因此文章的形式反映了 “混血儿”——一个混血的女性的经历。她问道，混血儿要听哪个集体的声音？她的答案是接受一种新的混血儿意识，这种意识重视多重身份的矛盾以及通过跨越边境获得的知识，使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理解的平台。
像胡克斯一样，安扎尔杜亚通过将边缘化群体的观点视为比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之观点更具批判性的见解[3]，赋予了被压迫者的知识以特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交叉性理论家都对从属群体的知识给予特权。例如，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更谨慎地指出，这些批判性的见解只是潜在的（1990: 207）。对她来说，被压迫者的观点既不是无辜的，也不能免于被批判性地重新审视[4]。柯林斯认识到，由于受到的压迫，人们会被限制获得重要的机会使其能够扩大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例如好的学校或更健康的身体。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在第一章的选文7中也赞同这一观点，她讨论了 "双重视野的黑暗面" ([1989] 2013: 376).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交叉性理论家如何将其手法应用于具体问题，我们在本文集中加了一篇选文，在有关生殖自由的重要议题上将交叉性分析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方法区别开来。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生殖选择自由和控制生育[birth control]、性教育和堕胎的权利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保守派、反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废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关键目标，它们在今天宗教右翼的支持生命和支持生育者（pro-life and pro-natalist）的政治中仍然是阴晴不定的问题。然而，在美国妇女运动中，有色人种妇女一再指出，她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生殖公正——不仅是控制生育的自由，而且是主动生育的自由，保留她们的孩子，不强迫她们采取避孕措施，这些自由是处于特权阶级地位的白人妇女已长期享有的。
选文77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撰写的《弃儿母亲和代孕者：九十年代的种族主义和生殖政治（Outcast Mothers and Surrogates: Racism and Reproductive Politics in the Nineties）》（[19931 2005]）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举国瞩目的新辩论语境下讨论了这些问题。当时，为不孕不育夫妇开发的新生殖技术以及代孕问题，在广大公众和女性主义者之间引起关于母亲和分娩的白热化争论。正如南希-卢布林（Nancy Lublin）在《潘多拉的盒子：女性主义面对生殖技术》（1998年）中指出，第二次浪潮就这些问题出现了分歧[5]。例如，女性主义者对代孕母亲在分娩后改变主意的情况下，谁的权利应占上风立场各异。这种争论解构了母性[mothering]的含义——尤其考虑到质疑妊娠和生育还是育儿最重要？的问题的话。
戴维斯指出，这些对母性之解构的关注已非新鲜事；相反，母性的意义早已在种族和阶级的基础上解构完了。她讨论了美国的奴隶制是如何高效率地剥夺了非裔美国妇女做母亲的许多方面，因为她们的孩子被从她们的怀抱中夺走、在奴隶市场上贱价买卖。反过来，当有色人种妇女充当特权阶级二代们的“奶妈”和保姆而服务时，她们被看作是适当的代理养育者（并时至今日继续如此），但却被视为自己孩子的不适当养育者。戴维斯还描述了所有种族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妇女是如何 "像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被投进工业无产阶级"（[1993] 2005: 511），在那里，她们的工作要求往往与她们做母亲的能力相冲突。她进一步指出，二十世纪的强制绝育做法对贫困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和残疾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戴维斯看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只有当母性的解构直接影响到更多的特权妇女时，才会成为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显著问题。新生殖技术所派生的辩论集中在富裕的、年长的、不孕的妇女之生殖问题上，而与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群体最经常联系在一起的生殖问题则围绕着所谓年轻、单身女性群体过分生育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遭受医疗基金对堕胎方面的限制反而被剥夺了负担得起的堕胎，哪怕联邦政府其实愿意资助她们的绝育手术。对戴维斯来说，所有这些例子皆可归于有色人种妇女群体的身体 "带有殖民化的证据"（513）。
在20世纪80年代，交叉性理论经常被称为“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将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困境与全球被殖民的人民联系起来，并认为白人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霸权女性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起着同样的作用。来自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世界中差异对立意识的理论和方法》（[1991] 2003）中的选文76，是提出这一主张的最为广泛阅读的文章之一。桑多瓦尔在此描述了“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如何不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美国的女性主义意识”，而且还提供了一种能够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与“已被确定为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运动”相结合的论述（[1991] 2003:75）。
乍一看，“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一词听起来有点矛盾(oxymoron)[6]。像美国这样主要的第一世界国家的公民怎么可能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这些理论家所指的殖民是内部殖民主义（或移民者殖民主义）。在美国，内部殖民主义最初的形式是白人移民者要么将本土人民赶出其土地而进入保留地、要么灭绝消灭之，让移民者自己居住在这些土地上(McMichael, 1996: 17)。当17世纪到19世纪的商人将成千上万的奴隶从地球其他地方（合法和非法地）带到美国时，非裔美国人成为了另一个被殖民的族群。第三个内部殖民地是在墨西哥-美国战争（1846-1848年）后墨西哥部分地区被吞并时建立的。当西部边境在19世纪90年代最后一次主要的印第安战争——伤膝战役——后得到巩固时，美国移民者殖民主义（U.S. settler colonialism ）最终在北美大陆获得了霸权[7]。诗人克里斯托斯（Chrystos）的选文70《我走在我的人民的历史中》([1981]1983)，让人回想起这场战斗和美洲原住民由于内部殖民主义而遭受的苦难。
尽管种族主义是内部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过程的其他重要特征包括：第一，有色人种如何非自愿和/或迫于强力而进入美国，例如通过奴隶贸易或军事征服墨西哥和美洲原住民的土地；第二，其本土文化如何被摧毁，ta们不得不同化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语言和文化；第三，ta们是如何被降级到从属劳动力市场的，这意味着低薪的卑微工作，如收割庄稼、修建运河和铁路或提供家政服务；第四，白人占支配地位的州官僚机构如何对这些下层从属人民施加限制，而没有对占支配地位的人群施加限制，例如种族隔离法(BLauner，1972)。
通过这些方式，内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过程使白人殖民者致富，并维持了被殖民者的依赖性。对于交叉性理论家来说，内部殖民主义在讨论地方/全球联系(见第8章和第9章)以及争取环境正义方面特别有用。
[译者注术语表复读：内部殖民主义（或移民者殖民主义）：指一个国家内存在的殖民地，在那里从属群体（通常是不同的种族）被降级去做卑微和低收入的工作，被剥夺了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拥有的公民权利，被强迫同化于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语言与文化。构成这些内部殖民地的人民和土地，是在历史上通过强力建立的，例如通过奴隶制和/或军事征服。]
环境正义活动家记录了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的穷人不但更难获得清洁的空气和水，在家中和工作中也更多地暴露于环境危害的状况。ta们不仅挑战环境恶化的肇事者，也质疑主流环保组织对ta们的环境问题的漠视。尽管种族和社会阶级的交叠使这些问题变得复杂，但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预测空气污染的分布、垃圾填埋场、焚烧炉和有毒废物堆的位置选取以及儿童铅中毒方面，种族是一个不能还原为社会阶级的独立变量（Bryant和Mohai，1992；Bullard，1993，1994）。由于这些原因，环境正义运动特别强调了环境种族主义问题。
有色人种妇女一直站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最前沿，为使人们关注危害其社区的环境问题而奋斗。她们论述了为成功动员有色人种，需要对环境问题的认定方式重新思考。主流环保组织将大部分资源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和养护，不太可能致力于有色人种更关心的问题，如职业安全、危险废物、或焚烧炉和垃圾填埋场(D. E. Taylor, 1997: 50)。
在选文78《反殖民框架下的生态女性主义》（1997）中，Andy (Andrea) Smith认为，主流环保组织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未能接受反殖民框架，导致其无法理解环境问题和父权制的起源。她阐述了在美国移民者殖民主义之前，许多原住民部落和族群既非男性主导，也无生态衰弱\濒危。史密斯还指出了今天原住民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比如铀矿开采给原住民土地留下的核废料，以及这些土地被用作核武器的主要试验场。在这篇文章中，史密斯还批评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其挪用了原住民的符号和图标，却不对这些社区作出回报。
她的文章强调了内部殖民主义和制度种族主义的双重实践，其如何将有色人种首当其冲地置于环境风险和危害之下。鉴于过去ta们的困境被漠视的经验，环境正义活动家们不太相信环保机构和白人环保活动家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未来会关注ta们的补偿和公平问题。在这些方面，环境正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与交叉性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呼应。
同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其他新社会运动一样，残疾人权利运动受到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启发。这一运动的第一个重大成功是1990年5月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Volion, 2010)。几年后，跨学科的残疾研究领域应运而生，以关注残疾人的贡献、经验、历史和文化，并提出ta们的政治要求（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n.d）。
罗斯玛丽·加兰·汤姆森(Rosemarie Garland Thomson)是将残疾研究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的主要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加兰·汤姆森（Garland Thomson）在选文79中指出，残疾研究严重缺乏女性主义分析，正如女性主义研究在其讨论中很少提及残疾一样（2002:1-2）。她称赞交叉性理论是少数在关注性别、种族、阶级和性问题的同时也考虑到残疾问题的女性主义方法之一。
加兰·汤姆森指出了性别和残疾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各种相似之处。她指出，西方思想在历史上是如何将女性与残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比男性更不理性、更不聪明、更歇斯底里。她还讨论了美貌和正常状态[beauty and normalcy]这双重意识形态如何将女性和残疾人的身体作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时也作为被塑造的符合规范和文化标准的柔韧的身体。她认为，受种族、阶级、性别、性态和残疾奴役的身体一直被描述为“有缺陷的或放荡的”历史(Garland-Thomson, 2002: 8)。通过杀死婴儿、强制绝育、隔离政策和规范化手术的历史实践，ta们成为了被控制和被消除的目标。加兰·汤姆森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将残疾研究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以增加我们对这些压迫系统如何相互交叉和构成的理解（2002:28）。
总的来说，交叉性理论家通过揭示影响和共同构成我们所有人的多重压迫之同时的和连锁的性质，在弥合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妇女运动特征的种族和族群分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以批判性、对抗性的目光，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新方向做出了贡献——这些理论连接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强调了差异，并使美国第二次浪潮中的白人女性主义去中心化。
1.这里的部分内容摘自第162-163页，作者是Jane Ward和Susan Mann（2012b）。
2.例如，"百万妇女游行的纲领问题（Platform Issues of the Million Woman March）"（1997年首次在费城举行的非裔美国妇女的政治示威）包括对囚犯、无家可归者和士绅化[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的关切，这些关切在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组织的政治纲领中很少见到。见 Million Woman March (1997).。
3.被压迫群体知识的认识论特权是许多激进文艺的特征，并不是交叉理论所独有的（Bar On，1993）。
4.桑德拉·哈丁和多萝西·史密斯也同意柯林斯关于给予被压迫者知识特权的批评 (Harding, 1991: 191; D.E. Smith, 1987: 92).。
5.另见Corea（1985年）和Purdy（1996年）。
6.在通俗的说法中，我们倾向于使用“ oxymoron”一词来表意矛盾。但是这个希腊语词的意思其实是，尽管某件事看起来是悖论，但却是令人惊讶的真实\事实。
7.美国印第安人战争中授予美国士兵的最后一枚荣誉勋章实际上是在1898年明尼苏达州糖点战役（Battle of Sugar Point）和后来发生的其他较小冲突之后颁发的。
8.译者注：标题源自Cherrie Moraga和Gloria E. Anzaldúa合编的美国少数族裔女同志选集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以激进有色女性书写质疑女同志社群建构的阶层对立以及对差异的边缘化和排挤。大陆翻译多为《我的背是座桥》，台译有见《我背为桥》，此处采后者。
本章翻译：柴来人，dieGrox，初鹿野凪，伞泽直美，buhrwana，another
本章校对：春埼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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