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天真的终结（1992）

原作者：Jane Flax
翻译：Lawless Weapon，校对：人吉尔郎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6；单篇选文翻译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120+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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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种相对主义根植于后现代认识论对现代主义假设的拒斥，后者认为现实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或结构，可以通过科学探索发现。而前者则认为现实面向多元的可能阐释敞开，并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受不同程度的权力和特权影响的话语中显现。没有办法在它们当中做出裁决。科学和历史——现代思想的证据基础——都只是叙事而已，只是让一些人沉默，让另一些人发声的故事。没有单一的真理，不同的真理立足于不同的话语之中，只是其中有些比较而言更有支配地位。不存在一种独特的，特权性的社会立场，可以用来建构最终的，权威的女性主义理论。

阅读选文6，选自Jane Flax 的文章《天真的终结》（The End of Innocence [1992]）。这篇文章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在认识论论战中快被遗忘的议题。举个例子来说，Flax 指责现代主义者过于幼稚或“天真（innocent）”，竟会相信诸如普遍的科学方法、单一的真理概念等启蒙观点——社会思想中的后现代转向早已终结这种天真状态。Flax 认为，那种相信存在某种真理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于世，最后皆大欢喜的想法只是一场“梦”罢了。这些梦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存在能够检验我们想法的，稳定的，不变的，统一的真实（Real）”。真理主张（truth claims）在不同话语之间\之外难以判定。在她看来，现代主义者对普遍真理、正义和知识的概念构想会引发“危险的后果”，即它们解除了我们的责任，让我们无需再为自己的行动全权负责。现代主义者“像孩子一样”等着那些“更高的权威”，将我们从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女性主义者必须要成熟；直面“天真的终结”，“抵抗科学和逻辑带来的，虚假而又危险的救赎之希望。”

天真的终结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并自发对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解构，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形式的知识（内容和合法性），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寄希望于“启蒙理想”能带给我们“更好的”知识和认识。此处所谓“更好”，在她们的口中（至少）意味着更少地受到虚假信念和权力支配关系污染的知识和认识。她们相信女性主义理论是进步的。换言之，她们相信：相较之前的思想，女性主义理论从这种污染中更高程度地被解放出来，因而代表了知识的一种更为高级、更为适宜的层级。许多女性主义者亦继续为了争取更好的知识和更好的实践之间必要的联系而发声。[1]倘若缺乏提出真理主张的可靠能力，女性主义结束基于性别之支配的计划就要失败。[2]
作为提倡此种立场的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员，Sandra Harding提出：（立场）认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方案。与道德规范相似，（立场）认识论在知识主张的范围内挑战了“或许可行“的理念。当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存在时，同这种方案的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弱者而言，基于真理而非诉诸武力进行竞争，符合其利益。同时，因为有关妇女和获得真理的手段的传统论述可能是包含性别偏差的，所以女性主义者也需要对这些传统论述进行一些辩护和替代（译注：指女性可以获得以往被认为无法获得的真理）。我们同时也需要让决策步骤（decision procedures）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清楚明白，由此在理论、研究和政治领域引导她们做出选择。当传统的知识地基不充分时，我们需要向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一理论应当为许多不同的女性负责。不仅像是文化多样，而且包括支配关系在内的差异也应当被纳入考量。 我们也需要让决策过程引领实践；知识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帮助组织对抗支配的策略。最终，和Nancy Hartsock等人一样，Harding看起来认为：那些旨在建立针对社会性别的有效分析方法，以及终结基于性别的支配关系的女性主义项目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我们的知识和权利的“客观”地位提出真理主张。
——我认为这些观点大错特错，同时，就其（无意识地）旨在维护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的纯洁性而言，也极为危险。在启蒙元叙事中，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其一，某些知识由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派生而来，其二，修正这些偏差必然地会带来“进步”，知识将被彻底解放出来（即，不再受到其自身的污点权力支配，也不再是这种权力的衍生品）。她们并不满足于建构出为曾经缺乏权力的人授予特权的话语，而这种授权必然牺牲其它人的利益；同时也希望宣布，发现了增加人类解放的总数的方法。这些理论家假设支配和解放彼此对立，排除一个之后便会自动为另外一个创造空间。在她们眼中，破坏既定的东西就意味着有义务创造新的东西。破坏的合法化/正当化部分取决于在既有条件下的环境。她们担心，若非由女性主义者掌控，混乱的空间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了令新生事物安全且有效，必须将它固定安置在一种全新的认识方案内。同启蒙运动中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她们相信在某处一定存在着清白而洁净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发现并使用。 尽管发现新知识的过程或许必须毁灭先前建立的权力关系，其社会本源的效果则经由认识手段得到了某种转换。（立场）认识论还赋予了新知识一种独立于政治的力量，否则它就会缺乏这种力量。
这些观点映射出了放弃启蒙运动的元叙事的困境：这实际上并不能让我们远离支配关系，或者让我们得以用清白的方式建构/使用知识，尽管存在这样的宣称。Harding等人假设（而非证明）在事实、知识、解放和正义等四者中存在某种必要的联系，而事实同力量，即支配，则是一对矛盾。
相对地，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些概念，令其自由拓展，发现其中的差异。这并不意味着关于认识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有必要彻底改变局面。我希望将讨论的范围从知识和事实二者之间的关联移开，而扩大到知识、欲求、幻想与权力之间的各种关联。认识论应被重新视为谱系学以及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和无意识关系的研究。哲学家会放弃裁定事实宣称的愿望，转而参与从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心理学角度，对特定话语形式中的知识建构和冲突形式进行探究的工作中。此类探究将包含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中，对哲学家个人的欲求和地位进行的调查。我们还可以分析在不同的话语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并阐明为什么一套实践似乎更适合某些实用目的。

缺乏基础的责任
此刻，在西方历史中，关于事实和知识联系的某些看法，比起为了自由或公正做好准备，看起来更可能是在鼓励某种危险的盲目天真。在这些情况里，我们应当为我们的欲求承担起责任：我们真正所求的是这世界上的权力，而非某种天真的真。在为恐怖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和危险技术制造者的行为辩护的计划中，“真理站在自己一边” 的想法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因素。宣称真相的部分目的似乎变成了为了迫使他人认可自己的主张（若这是事实，那你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必然认同我，并相对应地转变你的信仰和行为）。我们总是在寻求行为的转变或者己方的胜利。若是如此，那必然存在比“真理讨论”更高效的方式，用以获得认同或者推动变化。政治行动与变化需要并号召人类的能力，包括同情心、愤怒与厌恶。没有证据表明，对常理而言，知识或真理的诉求是独特有效的，或应该在变革战略中占据优先地位。认识也并不必然地可以打消人们关于冒险是否值得的顾虑，或者说服他们政治宣言是公正的。对真理的诉求并不一定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更不用说伸张正义了。
因此，Harding将对正义的需求同对权力的需求混淆起来。争议将（在政治意识上）缺乏说服力，而无论其在某些认识方案上是否坚不可摧。另外，关于认识论的争论，部分原因是希望保持一种纯真和天真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不能因为虚假知识可以用来证明或支持统治，就认为真正的知识会削弱统治，或拥有 "较少虚假"知识的人就可以不参与对他人的统治。
对认识论的关注可能是对 "纯真立场 "之渴望的掩盖——在这种天真的立场中，一个人的清白并不依赖于对另一个人的经验的排斥。这种关注也可能是由发现某种中立规则的虚幻愿望所激励——这种中立规则将确保，坚守这些规则的人不会扭曲或抹杀其它某人的“真相\真实”。以知识的形式讲话，或者作为知识的化身进行宣称，我们便可以避免将我们的偶然自我定位为知识和真理主张的生产者，并为此负责。关于裁决、争论的讨论中假设了中立，或至少是某种共识是可能的。然而这又相应地预设了无法解决的差异并不存在、和谐与统一是可取的，而有效果的知识和政治行动必须在某种安全且非冲突的基础上展开。共识优先于冲突，规则凌驾于无序。
此类观点的消极后果，在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可见一斑。正如最近某些女性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在有色人种妇女开始批判白人女性主义者著作的同时，出现了对认识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如同“女性”与“社会性别”之类的分类·联合，是在排除了相当多的有色人种女性（也包括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女性、贫困的女性，以及女同性恋者）的相关经历的基础上得以建构。与后现代主义相比，有色人种女性的写作对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支配力产生了同样甚至更大的影响，而这种支配力正是我们自身理论化和类别形成一致性的可能性条件。但我们关于种族主义负罪感和焦虑感，（以及我们对干扰“姐妹情谊”最初的快乐与抚慰的“他者”的愤懑），也部分说明了我们白人女性在重新思考差异以及我们自身理论化和地位的性质时的不适感和困难。自从后现代的计划以及有色人种女性在此重叠，我在想是否存在某种种族的潜台词正在起作用，而这需要更多的关注。鉴于直接攻击有色人种女性或者公开表达我们对她们的怨恨，在政治上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白人女性通过断然拒绝后现代主义并将其打上政治不正确的烙印，来表达自身对差异话语和知识-政治主张的不满，是否更简单，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这些排除或者压制行为的组成，仅在当启发了知识建构的权力关系的宣称得到明确的强调时会具有决定意义。[4]
建立或者裁定真理宣称并不会帮助我们实现某种女性主义的核心目标：摧毁所有基于性别的支配关系。关于支配关系的宣称实际上是关于不公正的宣称，并且无法藉由引用真理得以获取额外的力量或者理由。关于不公正的宣称属于政治范畴，属于有说服力的言论、行动和（有时）暴力的现实范畴。就像马基雅维利宣称的那样，政治需要同其独特领域相匹配的道德和知识。关于不公正的宣称可以操纵“真理”的独立性，或任何相应的关于超越性良善或（实质性的）正义的反诉。
一旦我们开始提出有关性别不公正的主张，我们便走上了通往政治领域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学习提出相关主张并采取行动的方法，而不藉由先验的保证或者有关天真的错觉。关于公正或者知识的先验概念存在一种严重的后果：它解除了我们作为独立的人对自身行为的全部责任。如果我们自己的力量失败了，就等待上级权威来把我们从自己行为的后果中拯救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孩子。此类愿望依赖于我们与尼采所说的 "最长最大的谎言 "的共谋，并表达了这种共谋，即相信 "在我们进行的杂乱无章和危险的实验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上帝、科学、知识、理性或真理），只要我们进行正确的仪式，它就会介入来拯救我们"。
所谓“承担责任”的含义，是将我们自身置于偶然和不完美的环境中，由此认识到在种族、社会性别、地域以及性别身份上的特权差异，并阻止具有欺骗性且危险的希望——“救赎至一个并非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周而复始地出现。鉴于归根结底，除了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以及发展、嵌入和合法化这些愿望和需求的话语实践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些愿望和需求是合理的。基于这种认知，我们需要学习为了自己、为了他人而提出主张，并倾听与我们观点相悖的人。每个人的福祉归根结底依靠话语-社区的发展，而这种社区培育出了对于差异、同理心甚至是冷漠的欣赏与渴望。而若缺乏这种情感，一切法律和文明将无法保全我们，正如德国的犹太人和美国的少数族裔（作为代表）所体悟的那样。知识或真理，对这种情感和社区的发展能做出什么贡献还很不清楚.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会促使我们不断地浇灭自己的宏伟幻想，而这些幻想本会将我们带向毁灭的边缘。这正是Christa Wolf的等式中所缺少的部分内容：在不同的情况下，西方人处于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两面，我们极难接受并生活在这种不稳定和痛苦的矛盾之中。但是，在这些关键时刻，超越天真无邪的责任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