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讯｜沈炼之讲座第99讲·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系列讲座第7讲：《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讲座简介
2022年6月16日下午7点，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和欧洲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沈炼之讲座第99讲”、暨“欧洲文明系列讲座第7讲”于线上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健教授作了题为“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乐启良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杨教授、张弛副教授与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汤晓燕、副教授张正萍，以及北京大学许平教授、山东大学孙一萍教授、厦门大学赖国栋副教授等学者与线上百余位听众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纪要
本次讲座中，徐健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普鲁士改革做了精彩的梳理。学术会构成学派，思想史会构成谱系。徐教授将普鲁士改革研究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了学派思想源流、支撑、得势、生成意义与时代的关系，展示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引方向。徐教授深厚的学养让我们叹服，在学术史写作的方法上也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徐健教授主要从四个问题入手向我们讲解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对于德意志历史的意义。普鲁士改革在德意志有三次重新发现和书写。在很长的时间中，改革在历史学家笔下都具有建构民族认同的意义，它代表着德意志的民族性，也代表着德意志的自由精神。这样的主基调在二战结束后受到诟病，改革传达的精神被妖魔化。20世纪尾声时普鲁士改革才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但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普鲁士和德意志，在欧洲联合与重建的条件下，它成为研究欧洲认同的一个载体。
第二个问题是普鲁士改革研究的范式转换。首先普鲁士改革研究经历了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社会研究的范式转变。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史学家注重研究人物，出版了大量人物传记。这些传记主要围绕斯泰因和哈登堡展开，从权力争夺、派系恩怨的角度讲述历史。后来的历史社会研究则摈弃这样个人中心的写法，转向群体叙事。改革从个人领导的成果变为集体成就。此外，这种方法还把改革放在结构框架中分析。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超过个体的生命长度，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物背后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真正的作用。改革不再是恩怨斗争而是政治路线斗争，它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结构，及其将要发生的转型。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写法也是二战后西方史学的潮流，人被隐去，非人化的历史结构成为中心。
第二次转型是现代化理论的冲击。现代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6、70年代的美国，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和社会史研究路径完全不同，但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成为一个历史批判武器，逐渐掌握了德国历史学界的学术话语权。现代化理论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和转换，关注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探索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强调历史发展的趋同性。它被运用到普鲁士改革时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开启了德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比利菲尔德学派认为德国现代化道路是特殊的。普鲁士改革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是政治保守集团为了防止发生法国式暴力革命的策略。它使德国的政治发展偏离了欧洲宪政的发展轨道，是德国成为两次大战策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次转型从德国本土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作为历史主义修正派，尼佩带跳出传统历史主义的窠臼，借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19世纪的改革。他把改革的历史定性成受外力影响的、由官僚国家所推动的、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波现代化。国家不独揽改革，调动个人活力，解放发展社会力量，但始终是改革的基础。这一派带着反思接受现代化的理论，摒弃传统与现代静态的、二元化的取向，关注过渡中的模糊地带，正视历史的丰富性，但没有进一步建立体系。从德国社会史中生长出来的科塞勒克则进一步提出了鞍型期理论。鞍型期指的是1750-1850年这个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时期，期间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层的变革。这个理论的突破点在于第一，它把改革的时间点向前向后延伸，放在更长的时间框架中分析；第二，把改革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形成一个自为的解释框架和叙事，突破线性的历史连续或断裂的解释模式。近年来英语世界的学者在解释时受到了科塞勒克的影响，也把普鲁士改革放在更长的时段中来看待。但进入21世纪，经过学界的反思和对纳粹的清算后，这种学说也已经成为过去时。讲座的第三个问题是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核心议题。首先是改革与历史的延续性。改革的一个宗旨在于要用政府的智慧，保留便宜行事的弹性空间来实现改革的积极目标。改革不能简单粗暴地与传统断裂，而要适合时代精神，这与法国大革命大相径庭。其连续性一在于保留君主制，不通过权力分立，而通过行政体系内部的权力调整来实现政治平衡；二在于保留等级制作为稳定的社会基石，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培育新的、独立的、有财产的社会政治公民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国家和地方一同推动稳定转型；三在于行政改革不破坏传统二元结构，在行政体系内部民主化，通过调动地方社会自治能力和建立行政的开明制走灵活调整的中间道路。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其次是改革的思想基础。改革的思想光谱很复杂，主要来源是法国革命原则、英国自治原则与德国自己的本土思想资源。学者讨论的一个重点在于普鲁士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原则的影响。然而徐教授指出更重要的问题是，改革毕竟是实践，改革者不是书生而是政治实践家，他们不只在思想和理论上的谋划，也在具体的行动中实践。研究的另一重点不关心思想从哪里来，而关心实践场域中人、地和理论的关系。这种路径不单纯从静态的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更注重人与理论动态的互动。
最后是改革的评价问题。过去学者主要从短时段的、事件的角度看待改革的成败，将斯泰因的下台和哈登堡的去世视为改革的结束和失败。但在长时段中的视角中我们会发现改革的很多的目标都陆陆续续实现了，如地方自治就在19世纪60年代以条例的形式在普鲁士地方推广开。徐教授认为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评价会更客观和公允。
第四个问题是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徐教授告诉我们未来普鲁士改革研究的空间并不狭窄，我们应当研究活的行政史，从政策具体的制定和执行的动态过程中来发现问题。一个政策在发出后变数很多，官僚实际的行为和行政机关的指令不一定相符。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法规发出后，要么被加码，要么被稀释，要么被搁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本世纪初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地方所具有能动性需要解释和新的理论模式，这就是活的制度史。
徐教授建议在具体操作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区域性研究。普鲁士政治版图是不断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民情，这些都会影响政策执行。同时由于德国历史上的分立主义，研究官僚制的形成也是研究德意志民族建构和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切入点。其次可以逐级对地方行政进行考察，讨论政策如何在层层下放后变形。最后可以关注官员的社会网络及沟通方式。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都是具体生动的人，他们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思想、个性、品行和意志，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改革下行过程中运行的实际曲线。这些都是活的、动态的行政史研究的方向。
如此一来过去关注的法律的内容、目的等都没有太大意义。相关法律文件很容易获得，研究著述也非常丰富，再做这样的研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研究更加关注在执行中的创造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徐教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但也指出这是对学人的考验。除了把握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能力之外，这样的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我们需要心理学的知识来分析政策实行过程中官员微妙的心理变化；需要借助视觉语言的知识来分析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等等。借鉴社会理论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把改革和社会氛围、文化环境联系起来，把改革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文化、政策和组织构成一个动态的网络。徐教授最后展望一种更丰富、更细腻、更立体、更真实、更有生命力的改革研究，对学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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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李岷姝
图片｜李岷姝
责编｜娄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