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乙己到祥子，青年人脱下长衫的唯一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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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脱不脱长衫的话题，热度已经过去。在被网友群怼了之后，央媒也没啥不好意思，继续搜罗出各种各样“活生生的案例”来暴击青年人的小心脏。
不是小伙子种田，就是大姑娘养猪，以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了。对于想留在大城市的青年人，央媒也给你们准备了榜样。
“95后”夫妻范丹丹和赵庆书，在浙江义乌的青口夜市经营小吃摊。夫妻俩边摆摊边直播，因生意火爆，每天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甚至不够卖。凌晨，人群散去，小两口高兴地盘算销售额：“大概9000块左右，一天就赚到了，好有成就感。”
在“忙田人”、“忙猪人”之后，现在又来了“忙夜人”。看看人家小吃摊，一个晚上的营业额就达到9000元，一年营业额最高可达324万。看看人家央媒，专捡优秀案例怼到你们脸上，一出手就是年薪百万。
再配一句话：青年人，你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当骆驼祥子送外卖！
地摊经济与就业市场
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引擎中，房地产绝对占到数一数二。在房地产不好的年景，再叠加三年的疫情，于是地摊经济又被广为宣扬。
地摊经济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二是就业。前者就是，民众是否有权利在街边巷口摆个地摊，小额经营不纳税？后者就是，地摊经济是否足以容纳这么多不得不灵活就业的无业、失业人员？
在过去三年里，各种操作不断，各地政府态度不一，各地城管更是禁止与默许不一，而地摊游击战仍然是某些城市的主流状态。
一条街上，几十号摊位，呼啦啦出摊，一声吆喝，“城管来了”，又呼啦啦收摊，只留下孤独的食客们茫然不知所措，付了钱，自己的菜煎饼还没拿到一根葱呢。
不管抬多高，不管夜壶多必要，地摊经济都不会是青年人就业的主流形式，甚至连副业也算不上。
因为稍微有点脑子就知道，大家都去摆地摊，卖给谁呢？如果每天晚上摆个地摊，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不要说一夜9000，你觉得，其他人没有脑子，非要去工地搬砖、去餐厅刷盘子嘛？
地摊经济，可以允许，但很难提倡。让民众有权利摆地摊，要远远比解决多少就业人口重要得多。
青口夜市小吃摊的当事人还透露，自己不仅请了两个员工，而且一年摊位费“34万元”。
可以想象，如果营业额打了对折，这对小夫妻可能一年就为个摊位费打工了。能不能问一句，“34万”的摊位费被谁收走了？对于一个小吃摊是不是太贵了？
针对年轻人，几乎每一代老年人都会指着他们的鼻子教训说，“你们就是不愿意吃苦，想当年，我不也是这样过来的？”
“当年”是个好词，可以掩盖很多东西；“吃苦”也是个好词，可以掩盖更多东西。
尤其是近十年来，传统各行业已经趋近饱和，甚至进入恶性竞争和垄断经营交替的阶段，从最初的亏本补贴到最后的垄断渔利，已经是多个行业的标准操作。
不过，这种操作还只是集中在中低端行业，比如打个车、点个外卖，或者定个机票酒店之类。
最后的结果是，中低端行业厮杀得再激烈，也不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而其他行业，其他利润更高、垄断更强的行业，如果能够开放准入，也许会提供多一些岗位。
开放才有机会，自由才有发展，在二者的基础上，青年人才会摆脱内耗和内卷，重新怀抱真实的希望。
如果既不能呼吁开放，又不能呼吁自由，而只会一味地爹味说教，被青年人怼就是必然的下场。
不真实，不接地气，是所有说教的软肋。
年年就业难，到底谁背锅？
自从大学开始扩招，就业分配被取消，就业难就成了年度话题，好像从没有哪一年就业不难。
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专门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还把促成学生就业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的加分项。
借着二十年经济大发展的东风，大学就业率一直“很好看”，几乎都是95%以上，虽然加了水，充了数，但只要看破不说破，大家也都各生欢喜。
到了疫情来了，就业岗位减少，毕业生增多，大学也顺势找到理由躺平摆烂，就业率直接跌到了30%以下，文科甚至到了12%，而自主就业、灵活就业成为毕业即失业的代名词，而高学历送外卖也成了新常态。
就业难，这几年尤其难。这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宇宙级难题。
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文科学生太多了，工科理科化了，大学教的知识太陈旧了，大学课程放水太多了，反正一句话，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的错。
一方面，新生儿数量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却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只能送外卖、摆地摊、回农村，这其中肯定有其他被隐藏起来的问题。
谁的长衫？脱下就能致富？
如果国际外贸不方便说，国内垄断不方便说，那么可以说的，可能就只剩下爹味说教了，“你们脱下长衫，抛弃大学所学的知识，勇敢地到农村去、到街边巷口去、到外卖的车轮上去。”
这不是脱不脱下长衫的问题，也不是放下可怜的尊严的问题，而是脱下了也没有就业岗位的问题。你以为中高端岗位内卷，而低端岗位就不内卷吗？
2020年一篇刷屏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已经说明了整个问题。没有中高端岗位可供选择，那么低端岗位的内卷和压榨就只会变得更厉害、更隐蔽和更无人性。
这不是码农996的问题，而是外卖员跑到累死也跑不过算法的问题，是骆驼祥子天天拉车，也拉不出幸福生活的问题。
在过去的时代，“勤劳致富”是一项许诺，到现在已经几乎破产。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勤劳的确是不得不的前提条件，但能否致富就不一定了。
每天晚上处理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不管里面加了多少水，但这对小夫妻和两个雇工的确算得上非常勤劳，但是你看几家小吃摊能达到一个晚上9000营业额的？
如果最高者每晚9000营业额，最低者每晚500营业额，可以想象，连外地青年人也会蜂拥而来义乌摆地摊。
“幸存者偏差”之下，捡一个真真假假的案例来证明，脱下长衫就能致富，完全抛弃了统计学和一般常识，这样的爹味说教非蠢既坏。
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是青年人的自由选择。而当没有选项，只能脱下长衫的时候，所要反思的不是孔乙己，而是整个社会环境。
为什么没有给孔乙己提供合适的岗位，为什么不能发挥孔乙己的长处，不是让他穿着长衫去教“茴字的四种写法”，反而逼着他不得不脱下长衫去摆地摊？
这不是在大学的人才培养之后，对人才的极大浪费和极大侮辱吗？
而如果培养出来的不是人才，那么排名200以后的大学可以直接取缔，排名50-200的大学可以直接改成送外卖、摆地摊和养猪的技校，只保留排名前50的大学才教“茴字的四种写法”。
这，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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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玉倩
审核：邱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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