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7•中学放卫星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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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1958的大跃进，像我那样的成绩，肯定考不起中学，因为在我以前，一个学校只能考取几人，还要步行二十多里到县城里去读书。
大跃进了，横店人民公社一下子就办起了黄陂十一中和二十一中（重一中学）两所中学，总不能让教室里空空荡荡吧，我就沾光被录取了。
1958年，新春大队的猪肉，社员们在食堂可能吃了一万斤，但亩产粮食硬是产不了万斤。
粮食赛不过孝感，棉花赶不上麻城。于是，由那时起，在新春的大人小孩中，造出了一个口语，把“去麻城”比作睡觉做梦。
粮棉高产、双千斤、上万斤那就叫放卫星，新春的冯书记，是多次见到毛主席的劳动模范，生产上放不了卫星，就在生活上放卫星，说是要带头实现共产主义。
说干就干，大跃进嘛，于是就开始建设新春大队的共产主义新农村（简称新村），要建“新村”，就必须先拆“旧村”。
“旧村”是拆了几个，可新村只建成了一个。住宽屋的户变成了住窄屋，离田地很近的村变成了很远的村。
我家也住进了“新村”，一家六口人，两小间窄屋，堂屋和灶屋占了一间，再一间，六口人摆四张床摆不下去，我就只好到学校去住读，算还好，学校不但不拒绝，而且强制学生住读。
农村军事化，社员穿黄衣服，早上要练“兵”；学校更是军事化，连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强制住校。
横店公社也用大跃进的精神办起了中学，又是招收首届四个班的学生，开学典礼自然是很隆重的。
但开学典礼上，江光永校长大讲特讲的不是学习，而是如何放卫星；谈农民现在大办钢铁放卫星，学生更应大办钢铁放卫星。
于是四个班的两百余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先开始学习如何打背包：被子、鞋子、毛巾、脸盆，要捆扎得像军人捆的一样；打扎的背包一律要花背面朝外，一双布鞋打在背包外面，鞋底朝外，毛巾扎在背包的左边，书包在右边，背包正上方再反扣一个脸盆。
背包打好了，这一批进校门刚几天的中学生就步行出发，目标是20余里外的滠口，任务就是挖铁矿石。只有先开采出铁矿石，才能放大办钢铁的卫星。
200余名师生在滠口折腾了几天，有的老师说这种矿石的含铁量不够，有的老师说这不是铁矿石，还有老师说这根本就是个石头，于是打道回府。
路上照样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走着整齐的队伍，口中照样高唱着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回校刚开始上了几天的课，在外侦察哪里有卫星的老师带回了好消息：黄陂县城关镇旁的滠水河中有铁沙！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那里淘铁沙，铁沙中就有铁。
于是，学校就连夜开师生宣誓大会，要求每人都要带个脸盆，用脸盆将河边的沙像淘米一样，淘到脸盆底下只剩下那么一点点黑沙就是含有铁的铁沙。
这次行动兵分两路，一路去黄陂淘沙，一路留在校内做钢锅。我留校做钢锅，其实就是做黄泥巴罐子。
首先，在校外的一座小山坡下弄回观音土，将这种泥土兑上适当的水，像和麺一样和熟，接着将这些又经捶打得像糍粑一样的黄泥巴做成钢锅，其做法跟做棉花营养缽差不多，不过钢锅要比营养缽大得多，一只可装上十斤水。
然后，将做成功的钢锅，一排排整齐地放在教室内地面凉，稍微凉干后，再搬到操场上去晒。搬这玩意一人一次只能拿一个，双手轻巧地捧好，像侍候出土的文物。
钢锅在日晒过程中，有的会发裂，裂了就成废品，遇上天气不好，即使没下雨，要抢搬进教室，此时教室内外就乱作一团糟。无论天气多好，也是不敢将钢锅放在操场上过夜的。
开始捶泥巴那几天，真是累得人够呛，晚上还要开夜功。学校里的大喇叭总在叫：哪个班做的钢锅数量最多，哪个班又放了一颗卫星……
学校的宣传栏上，第一名画个卫星，第二名画一辆汽车，第三名画匹马，第四名画只乌龟，然后按各班每周生产的数字，将班级对号入座，学生们为你追我赶，还常有嘲笑、起哄、对骂的行为。
钢锅做到一定数量就不能再做了，做多了就没地方存放。
于是兵分三路，女同学就洗捶过泥巴的桌凳，一部分男同学建土高炉准备炼铁，一部分男同学去黄陂拖铁沙回。
我被调到拖沙，学校在搬运站借了一批板车，三个同学拉一乘板车；我14岁还算是年龄大的，自然是我扛着板车，另两人在左右各拉根绳子。
回校途中，人又饥又渴，腿也发软，这时，从我们身后赶上来了两辆骡马车，我一看，是我们新春大队的，我幺幺也在驾车。
原来他们是驾着空车去县城钉了马掌的，每辆车前都是三匹马。我连忙喊幺幺停下，我说我们拉不动了，请他们帮忙带一脚。
当我们连车带沙带人一起上了马车，正准备走的时候，在马车前迎面停下了一辆旧吉普车，车上下来的人自称是黄陂县政府的，拿着照相机，问清了我们的情况后，要给我们拍照。
我急着说：不是我们偷懒，我们的肚子都饿了，板车下午还要还给搬运站，我们怕不能按时还人家的车……
拍照的人微笑着说，莫怕，我拍下去是为了表扬你们，你们这么小也投入大办钢铁，不但苦干，还会巧干，正好碰上你们的这种大跃进的冲天干劲……
马车跑起来了，我们在马车上向县政府的人挥手时，他又朝我们拍了照。
铁沙拖回来之后，就小心地装在钢锅里，一层层的码在高炉内，下面用劈柴每天24小时不停地烧；这时，校长就布置各班同学写庆祝诗。
谁知烧了几天几夜，轰的一声高炉垮了，待到火熄、降温后，扒出来的都是烧成了一个个像红砖一样的块块。
第一炉就彻底失败了，于是学校又连夜开动员会，失败了再来。
当学校领导正准备重整旗鼓，再大干的时候，新的任务又下达到学校里来了。
那天晚上，是公社党委书记张怡余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张书记一开口，我们都感到很奇怪。
他说大办钢铁暂时结束了，现在要完成的是修复线，修复线就是将北京至广州铁路线由单行线扩为双行线，张书记还讲了修复线的意义，最后交代了任务，要求我们十一中的全体师生第二天就出发。
复线工地就在张棉塆后的铁路旁，我们的任务就是挖铁路旁的高处填低处。
可是为了放卫星，挖土的学生就不是一层层的往下挖，觉得那样挖得少，速度慢，于是就陡起来挖，将山坡挖得像墙壁一样，有一人多高，再把“墙壁”的下面挖空，就像粘贴在墙壁上的大馒头。
最后，在“馒头”上面开一条深缝，很多同学就把锄头把、铁锹、撬杆插进缝中，喊一二三使劲往外一撬，一块几百斤、上千斤的土块就垮下来了。
每到此时，挖土组的学生就齐呼，“放了卫星，我们组放了个大卫星！”，这时，专门搞宣传鼓励的老师就跑过来，发一面红纸做的小红旗，一面红旗就表示放了一颗卫星。
挑土组的同学，看谁的土筐装得最满，最满的还不算，还要在上面再加一大块土，就像一碗饭本来就盛满了，还要在饭上面再加个大馒头。
当挑土的同学脸涨红了，脚摇晃着几乎迈不开步子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高喊：我们组放了卫星，放了一颗大卫星。
而挑头的同学用尽吃奶的劲，也会不负众望把土坚持挑到目的地的，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学、包括老师，没有谁说一句挑不动就别挑、小心压了腰的关照话。
卫星看起来是不断地在放，可进度并不是像卫星那么快。
一块上千斤的土块挖下来，得花半天时间，又再重新挖成细土往担子里装，反而还窝了工，挑大担土的同学压得一步一摇，一稳一立，别人挑了两担，他一担还没送到，再加一旁站着高喊、助威的人，更是窝了工。
只是有一个好处：喊声、叫声、笑声，闹得一汤子糊，显示了大跃进年代，干劲冲天的氛围。
就这样，1958的下半年，我们搞了个把月的大办钢铁，近两个月的修复线。一学期的中学放卫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那段时间，很多同学在议论泥河水库工地的事，说是上泥河水库修水利的社员饿死了人。老师们也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在关注，其实是暗含着担心，就是怕把我们师生又调往泥河工地去。
在学校里面谈吃的，并不自由。如果被有的老师特别是校领导碰见了，他们会一帽子盖过来，说你对粮食问题不满，对制度不满。
所以大家就悄悄地谈，也有老师、领导悄悄地谈。谈从前的吃，现在如何争取吃，将来能不能吃上饱饭等等。
大办钢铁时，学校的饭是吃三餐，虽然也是一人一缽，但有同学吃不完，饭量大的同学还可以去拿一缽，几人分着吃。在复线工地上，是用大锅煮的饭，敞开肚皮吃，每隔几天，还要搞点肉加个餐。
而如果让我们上泥河水库，还是一个学生一天几两米，这就不比读书了，这是强体力劳动，师生们纷纷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忧了。
学校领导好像也察觉到了校园沉闷的气氛，此时江光永校长已升级调到县里去了，教导主任闵克华接任校长，他也是我们横店人。
于是，他就去公社找张怡余书记求情，使全校师生免了一场上泥河工地之险。但对泥河工地社员的精神鼓励不能免，于是学校号召每个同学向泥河社员写封信，将这封信在班上读一次之后，再交给学校，由公社领导送往工地。
当我在班上读到：听说你们这些伯伯叔叔们把抽一支“经济”牌的香烟当成汽水、包子，那就一天多抽几根吧，反正一盒香烟也只九分钱，就发挥它的“包子”功能；听说你们在工地天天晚上有电影看，电影中放的全都是人们在工地上用大箩筐装着的大白米饭、大腰子馍是敞开肚皮吃的，那你们累得再狠，也还是应该去看电影，看影充饥，也比睡在工棚中强，不去看电影，躺着就会想家，想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既不能省一点米寄回家，亲人也不能送一点吃的给你们……
读完信后，同学们都说我这封信有血有肉，说的是真话，能感动人，尤其是敢在班上公开地讲粮食问题，不怕犯粮食错误。班主任胡老师也用微笑表示了对我的读信支持，看来，对粮食问题的关注，已经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开罢读信班会，吃了下午饭，休息了一会，天还未暗，福哥找到我的学校来了。
我见面一喜，忙问，你怎么来的？婆婆死了。我一听，顿时无语，立即跟班长讲了一下，来不及去找班主任请假，就和福哥回到了我家中。
到家时，天已全黑了。母亲感到很为难，家中确实一无所有，更别谈钱，怎么办呢？
祖母去世，伯父伯母来给这一房的孙子报信，这是骨肉亲情不可免啊！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就想起了我和清浩抢的包菜叶子。母亲就用麻袋装了半袋子，兄弟二人就出门上路了。
福哥赶到学校时，水没喝一口，又赶到我家，饭没吃一口，我也怕问母亲能不能给福哥弄点吃的，因为这一问明显是出难题。
在摸黑走夜路回连岗老家的路上，虽然两人肚子都很饿，但谁也不提起，也极少谈家常，心里都感到莫名的悲哀。
老人去世了，像这样粮食奇缺的日子，我们又还能活多久呢？
回到连岗家中，堂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柴油灯，没见一人，只有祖母静静地瞑卧在堂屋的东边，西边是一副搁在板凳上的黑棺材，是伯父自己用门板做的。
伯母见我回来了，流下了眼泪，说祖母临落气前想见我一眼，没有如愿。当时的冷清和凄凉，与现在的老人去世简直无法相比。
我记得就是小东狗叔惟一的一个人来了一下，跟伯父说了几句明天抬重的事就走了。
伯母一边哭着，一边给祖母抹的澡，“我的老娘呀！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光是骨头！”伯母的哭诉，声音虽不大，却撕心裂肺；祖母的遗容，惨不忍睹。
伯母颤抖着双手给祖母穿袜子时哭道“一双洋线袜子你老总舍不得穿，这回我一定要给你老穿去”。我站在旁边听到这句，始终强忍着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听伯母说，祖母很小的时候就来连家当童养媳。连家人多，贫穷，长年总是饭里掺瓜菜吃。有一天，无瓜菜，祖母就将干红薯叶子煮在饭面上，等一家人都盛了一碗，再轮到祖母盛时，就全是红薯叶子了。
祖母生前，对我那么好，可我至今都不知祖母姓什么，更不知祖母的娘家在哪里。
祖母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不说为老人生前尽一分钱的孝，死后连祭祀仪式都没举行过一次。想来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