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9•结婚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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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队里又决定，还是在家做砖，将旧年的一窑砖卖了之后，就将岱山做砖的东西全部搬回队里了。
回队做砖的主要原因是劳力扯不过来，有的社员由于去年分了些钱，想自己做砖做房子。
当时，附近的大队、村庄改建私房的很多；左港队住新村的人，房子窄，种田又不方便，都想重新做屋，搬回到1958年之前住的老屋地基去，出工时，离田地也近多了，这，已成了全队住新村人的迫切愿望。
人口多的，没成亲的困难家庭，就开始自己做砖烧砖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既无本钱，又无人手。做砖烧砖的苦活，也不容易请人帮忙。
不说做大事，单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这个“新上门的女婿”，在用钱上，就搞得七像八不像的。
正月初二早晨，我提着包去姚塆“上门”。从新村刚走到左港小学旁，遇着一位牵牛出来喝水的老人，他很严肃地指点我，叫我赶快回家换鞋，新女婿上门，怎么能穿一双白鞋去呢？这太讲不过了。
当时，我听后是有点犯难，但马上又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不要紧，这还是一双新鞋哩。就快步地离开了好心的老人，向姚塆走去。
叫我回去换鞋，说得容易！回去用什么换？鞋是不少，但没有一双布鞋是新的，两双黄胶鞋，都是我自己用锥子补的，补得难看死了。
要说这双白鞋，还是我去年在岱山做砖时买的，一次也没穿过。岱山附近有一个建筑工程学校，我见那些男学生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们就是穿的这种鞋，在农村人眼中，这种鞋是城里人的款式，是比较“玩味”的。
我几次在岱山商店门口犹豫，一问价钱，更是舍不得买，但今年过年我要去上门，穿布鞋去怎么像样呢？
最后砖做完了要回家时，叶师傅等人劝我买一双，说是他“吃”烟不知“吃”掉了多少双鞋，我才在几个人的催促下，花三块钱买了这双浅口的白运动鞋，那种五块钱一双的深口白运动鞋，不论大家怎么劝，我还是舍不得买。
这次去上门，母亲除了给我买的拜年的京果包外，没给我一分钱，自己也没好开口向母亲要。
其实，我在岱山做砖时，就考虑过一些细节。拜年时，总不能整天呆在家中吧，打牌我是不会，姑婆也不会逼我打牌，万一到张店或祁家湾看戏看电影什么的，总不能说不看或让春环买票吧。
于是，在岱山做砖，我将赚的补助钱打了不到十块钱的夹帐，心里还不安。连花5分钱买的一顶柳条安全帽，8角钱买的一根电工皮带，都向母亲报了帐。
柳条帽戴在头上，既很轻，又冬暖夏凉，我一直戴了三年；一次我去医院看病也戴上它，医生还以为我是头受了伤；队里出工休息，我就它当凳子坐，别看它很轻，帽子上面还能站一个人；在后湖去挖藕，我用它车水、装小鱼虾。
开始，队里人都笑我：把个柳条帽子当个宝；戴着丑死人的。后来，人们看习惯了，也不再评头论足了。那根电工皮带，纯正的牛皮，系裤子不用说，出体力时更可以护腰，这根皮带，用了十年之后，是做新屋时，弄丢了。
我今天去姚塆上门，由于“夹帐钱”太少了，又有些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洋相。在姚塆玩了一天，姑婆说我们平时在队里出工又忙，只有过年才有点空，应该去东西湖春环的母亲那里拜个年。
我想，这话也在理，第二天就和春环一起去祁家湾乘火车。好在祁家湾火车站是个死气沉沉的僻街，没什么东西卖，在车站候车室等得不耐烦，又到站台上来等车，外面天阴风大，感觉很有点冷，两人像这样干站又没多的话说，我觉得很别扭。
我进火车站看了一下墙上的大钟，见时间还早，就跟春环打了声招呼，说是上街去一下。我不敢叫她去，就是怕花了钱。
到了街上，我给她买了一双红线手套。这一双手套，就是订婚三年来，用我自己的钱，亲自买的送给她的惟一的礼物了。
到东西湖养殖场去的路上，春环说她的继父又抽烟，又喝酒，又是外地口音，他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春环跟那个叔叔搞不好，闹矛盾，才离开东西湖回姚塆老家，婆孙三人相依为命。
她说，要是自己脾气好一点，不回去，现在照样是养殖场的职工。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毕竟这里是岳父岳母家，这里才是“新女婿上门”，买点拜年的礼物是天经地义的。
可我来时的不到10元钱，买了一双手套，买了火车票后，就差不多用了一半。剩余几块钱还能买什么东西？再说一用空了，回去的车票呢？让春环买，假如她没钱呢？那不出洋相！
因此，我只得硬着头皮进了门。见了平子、六、双喜三个弟弟，我也不好意思拿出那几个钱来打发他们。
我俩一起回到姚塆后，我邀春环一起到左港我家来玩，她不来，我就准备要回家。临走前，姑婆说按老习惯，要我带一个京果包转来。
我回到家中，母亲打开京果包一看，是一双姑婆小脚穿的臭鞋，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很难看的；我只觉得姑婆的老封建多，老习惯多，待人也一直很客气的，但不知带这臭鞋转来是什么意思。
母亲说，这是姑婆在骂我们……母亲又问了我去姚塆的情况和姑婆向我说了什么。
我就说，是三叔引着我去几家拜的年，有两家是你没有计划在内的，三叔也引着我去拜了年的。姑婆对我说，京果包不够，她老人家自己和三叔都没有吃到一个包！
看来，三叔的想法是，把拜年的房份扩大点，面子上好看点，自己人吃不吃京果包不要紧。可这一来，姑婆当然不会怪我，就用送臭鞋的哑迷来责怪我母亲了。
除了母亲因为这是家里太穷，搞得几十年待我母亲那么好的姑婆有意见之外，我的思想上也受了刺激，预感到这门亲事的希望不大。
过正月十五之前的一天，舅母晚上来我家，对母亲说，姚塆的三舅爹往桥咀去，路过她家，在她家吃的中饭。姚塆的姑婆托三舅爹带口信过来说，叫我母亲别太节约，莫把婚事搞赊了。五月节气再去时，要给春环买件织毛衣的绒线，让她自己织。
一件毛衣的绒线，是不贵，可横店没有卖的，就是去汉口，没有关系也不好买。一说要给春环买绒线，母亲就为难了。
这时，听队里人讲，徐传道在外面可以买。传道是铁路上的人事科干部，曾给塆里的人买过一些紧俏的小商品。母亲见他在家中，就提了8个鸡蛋去求人家。
算还好，传道答应了，也不接母亲的钱，说是买回来再给钱。他申明，这次出去上班，由于是在郑州，少说再得几个月才能回家探亲，叫我们不能性急。
我怕万一到了端午节传道不能回，那不误事了吗？于是，我就给春环去了一封信，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反复叫她作好万一端午节传道不回家的思想准备。
那时，左港小学的年轻教师多，他们订了一份《青年修养通讯》的杂志，我常借来看。看见了好的语言和警句，就爱用笔记下来。
于是，我就借这些杂志上的话，再结合我个人和家庭，谈我的想法，谈一个农村青年应怎么学习，怎么上进，怎么生活；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还勉励她要善于看到一个地方的发展变化，意思是我们新春大队，特别是左港队的社员都不甘贫穷，这两三年的变化，就比1959年强百倍，今后的日子不会老是这么艰难的，眼前形势天天好转，而我家实在是我母手长袖短扯不过来。
姑婆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你和我的命运相似，只要今年一关我们共同节约点，到了下半年，该买的我们一定要买的。叫你祖母再不要带信来说要买这买那了，要是买不到买不起，结果大家都难为情。
这封信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共省一厘钱。此信寄出后，我心里一直不安。
她只是刚刚认识，连熟人也算不上，凭什么为你节约钱？她也好，姑婆也好，提的要求也不是过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又把解放初期的一套兴起来了，接媳妇已经由1963年的用小轿抬，变成用8人抬的大花轿了），只怪自己家太穷。
这封信寄去之后，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据她后来说，当时她还将这封信给塆里相好的女伴都看了的。传道这人不说假话，他果然替我家买好了毛线，由他妻子夏汉云去郑州玩时带回的，只花了20元钱，但质量比汉口的还好。
精神的安慰和鼓励，是能产生金钱也代替不了的共鸣。后来几次我俩去东西湖时，总是为节约几角钱多走几十里路。
本来，从祁家湾到车站路火车票6角，从车站路走到球场街乘公汽到新华路5分，从新华路到东西湖姑嫂树1角2分，但我们常在谌家矶就下了车，再由岱家山走到姑嫂树，这一段路，20多里，两人节省的车费还不到一块钱。
订婚两三年来，由于常去信和春环谈人生、谈理想、谈前途，谈我有的是力气、文化也不比别的年轻人差，谈我有战胜艰难的勇气和信心，谈不要在婚事上的攀比。
这些我自己不花钱买，别人花钱买不到的“话”，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起，最后，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劝慰，春环同意将新村的住房扩修一下，起码总得有一个小房间吧。
要说将房子扩修，在房子后面接一点出来吧，后面本来就不高，再一接，人在屋内就头碰屋顶，接出来的房子还抵到后面一排人家的大门口了。若在房子侧边搭间偏屋，侧面又是天河至横店的大汽车路，要是有两车让道，车还撞到墙上去了。
唯有前面没有房子，空地也很宽。如果在前面接长一点房子，房子整体显矮了，像个猪圈。如何把房子“变”宽点，实在是不好着手。
就是堂屋干墙，也是我订婚以来，自己劳神费力很长时才弄成现这个样子。那段时间，我每天放工后，就拿着铁锹去窑基扒砖（每个窑基都被窑灰埋得很深，埋在下面是做火巷的砖，烧得很“嫩”，砖容易破，一般人是不愿花力气扒这些乱砖的），然后将砖挑在家门口堆起来。
砖备足了后，又去挑泥土在门口和泥巴。每天吃了晚饭，如果队里不开会，就在家中砌墙，我是第一次干这泥工活，晚上砌了几层，白天看不顺眼，就拆掉，第二天晚上再来砌，断断续续花了个把月的晚上，才砌一堵墙起来。
塆里人进屋看后，就笑着说，一看就知道是外行做的。没办法，再拆再做也是那个“手艺”，于是就在墙上糊泥巴来弥补那些墙壁的凹陷。
快过年时，我就买了几张与众不同的年画，贴在堂屋中。再来我家玩的人，就只顾欣赏画了。终于，我用极少的钱，弥补了陋室中的不足。
堂屋通过自己瞎搞，弄得“好看”了一点，但没有个新房，总不能将人像画纸一样贴在墙上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大门口两间屋的走廊拆掉。这样外墙可前移一米，齐着屋檐。
母亲就去把瑞忠叔请来了。瑞忠叔大我上十岁，正是做泥工手艺的黄金年龄，本来他的手艺就好，再又沾亲带故，只一天，墙就砌成功了。
第三天，又忙到天黑，用石灰和沙拌成灰浆粉，把外面粉刷了一遍，将新房弄得驴子屙屎外面光，好看多了。否则，说不定会引来以后的婚变。
姑婆和我母亲将我们的婚期定在1966年的元旦。
队里的冬播已完毕，那几天，我晚上一有空，就往学校跑，无外乎就是弄报纸，弄回来之后，就往墙上糊，糊成功后一看，是比光泥巴墙要受看多了。
墙上虽有个大窗子但没有窗户门，为了做窗户门，买玻璃、杉料、请师傅，少说也得上十元钱。
于是，我就把个老式立柜拆了，借来工具，用立柜的板子自己钉。钉成功后安在窗户上，它不能两边对开，而只能用一根棍子支撑起来。虽然很简陋，但毕竟可以遮风避雨了。
婚期一天天逼近。我心里有数，想要买一房新家具，那是不可能的。不说几十上百的向人借钱，就是向人家借10元以上的钱，也是难上加难。
钱是欲借无门。家中有时一连好几天一分钱都没有的家庭，那是正常现象。
惟一的一个舅舅，由于家中自己有四五个孩子，又有收养的两个老人，再加一个姨妹，上十人过日子，他已是全队最困难的一家了。
现在，他被处分下台了，还要在经济上退赔。不说是向他求助，他如果看见自己的外甥要结婚用钱，再不来我家找麻烦，就是对我结婚最大的支持了。
买不买家具，这仍是一个仅次于房子的重大问题。为了不至于造成突发性的难堪，我又去信和春环做工作，谈实际困难，谈旧家具的质量是如何好，谈翻身果实的纪念意义。
一直到连续去信将她的思想工作做通，才着手油漆旧家具。有天收工早，我去横店问了一下木器社的王师傅，他说，在家中油漆还贵些，你不如送社里来做油漆。
我说，就只一个老式床，一张抽屉桌，一口箱子，一个五屉柜。王师傅说：你送来，我就说是我的亲戚（王师傅的大媳妇是我舅母的堂妹），你叔叔（王师傅的大儿子）又是木器社管这一方面的，怎么会要你的高价呢？
我一听，满心欢喜，每天中午收工，就一个人往横店送一躺家具。家具油成功后，果然不贵，只花了14元钱。
怕时间过快了，就真的是光阴似箭。姑婆那么大的年纪，一双小脚，从姚塆走来，和我母亲商量具体事，其中有关到女方去抬嫁妆的事。
姑婆向我们说好了，我和母亲也当面答应了的，就是最少要去6个人抬嫁妆：两抬得4人，一人背帐子，一人挑瓷器等东西。
可到了去抬嫁妆的前两天，我自作主张变卦了。其实，我也想到，不说是姑婆极爱面子，就是我们自己多去几个人，也热闹一点，轻松一点，可哪来的人呢？清浩只十二岁，家中有些事还要他跑路，舅舅家胜灾只十一岁，再没有人了。
1959年前，可在队里选人抬嫁妆，自饿饭后，为了节约，很多人不请外人，都是用的自己人，我也不好打破这个规矩，我打消了请外人这个念头。
我想，两人抬嫁妆完全是为了好看，就将4人抬，改为两人挑，我于是回连岗叫福哥，并带上传文弟，赶回我家。
姑婆见我们只去了三个人，事已至此，也不好说什么。大家就很仔细地将两抬改为两担，传文弟背着帐子，就这么将嫁妆挑回了。
当大家来看热闹的时候，世珍等人还很羡慕。因为，世珍的大哥1964年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嫁妆是我一个人送了18斤肉的水礼去后，我从道店女方家挑回左港的。
今天，春环的嫁妆是两担，而且每一担比望荣嫂家的重多了，难怪世珍妹羡慕的。是呀！这世上，你说你穷，人家比你还穷；你说你节约，人家比你还节约。
大家一边看嫁妆，一边议论，都说一个老婆婆，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办的嫁妆到了这个程度，确实不易。
而议论最多的是嫁妆中的一对罩子灯，大家都说春环的婆婆心细、心软、心好，一般的人还不一定想得到，连停电之后的日子怎么过也想到了。
没有结婚典礼，拜堂那一套也没搞，立华哥为了显得热闹一点，将他的一台大木盒子收音机抱来了，唱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即1966年元旦，我家在堂屋中摆了三桌酒，在新房中摆了一桌十全的酒。
第三天，女方家送梳头油的客摆了一桌酒，一共过了五桌客之后，我的这件人生大事就算圆满结束了。
送梳头油的客人一走，我也上了黄孝大堤水利工程。当时，黄孝堤催人催得紧，队里10分的男劳力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