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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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选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
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
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
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
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
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
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
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
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
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
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
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有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
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
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
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
虽然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
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
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
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
在“群众专政”之初，横扫“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一度如火如荼。但时间一久，大字报、批斗等活动，即使调子高了再高，也慢慢无法引起大家的兴致。
但是，对这些人，还是应该有个安排。最简单的，就是劳动惩罚。于是，我们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到绿化组，参与桂子山的抗旱工作。
被安排参加抗旱的，都是华师规格最高的“牛鬼蛇神”。以党委书记刘介愚为首，还有副院长、大教授，我在里面算是年轻的了，享受“破格待遇”。
抗旱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牛鬼蛇神”负责浇水，挑水则是年轻一些的“牛鬼蛇神”们的活。
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喷水车，我们都是从化粪池里面，连肥带水一起挑。挑来了之后，“老牛”们一棵一棵地浇。
1969年被下放到东风农场之后，离开了华师本部，就没有什么批斗了，我们和其他革命教职工一起，被扔在农场里，以自我改造为主。
那时的劳动组织是军事化的，按连队编排。政治和历史都是小系，被组成一个连，叫做“政史连”。
政史连是第一连。我被分在第一排，并被安排担任一个班的班长。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年轻工人。
这个农场本来是个劳教农场，他们多数都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里接受过劳动教育。劳教农场改为国营农场之后，他们留下来，当了工人。
我一个“牛鬼蛇神”被任命来当这么一个班的班长，应属“门当户对”，加上我曾经是全国青联常委，领导上以为我一定会做工作，因为这个班的调皮捣蛋全场闻名，特别是有几个刺儿头很难缠。
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即去和他们见面。他们分住在相近几间宿舍里，每间住着五六个人。其中一间宿舍的编号是“111”，人们习惯念成“幺幺幺”，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
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围在111寝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饭碗，一碗一碗地在那里喝。
我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其中一个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来了一个老班长。”
我说：“我们以后就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在劳动方面赶不上你们，请你们多指教。”
有人说：“不要客气。”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面前。
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虽然我喝酒不行，但还是接过酒碗，学习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头一口喝完。掌声响起，大家齐说“痛快”，实际上已经接纳了我。
在那之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到铁山镇玩，毫无界限。我从来不和他们谈政治，也不谈道德、伦理，更不去谈彼此过去的事情，只就劳动谈劳动，江湖义气。
由于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快发挥出来了。我们这个班很快就受到表扬。先是通过广播全农场表扬，称之为“青年班”。后来开会表扬的时候，则称之为“小老虎班”，青年们干劲更足了。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在军宣队率领下，华师全体教职员工都到农场拉练，集中进行斗批改。
有一位李副指挥长，非常左，惯于无限上纲。他喜欢做大报告，嗓门很大，说话很冲，他一开口，就令人生厌。批斗中，他硬说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有特务嫌疑，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须刀割腕自杀了，据说他还是章太炎的弟子。
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轻人血气方刚，就以老虎班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提了若干建议，也夹杂一点牢骚。
没想到，李某对此也不能容忍，又开大会，点名批判。其中最伤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
本来指望着可以得到领导表扬的，结果却被扣了这么一顶大帽子，“青年班”成员心一下子就寒了。
在那之后，他们就松懈了，有些甚至故态复萌。拜李某所赐，有的“小老虎”真的变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论，军宣队的有些人还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但像李某那样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军宣队长期驻扎高校，还给高校留下了很多坏风气。
最为明显的，就是等级观念。以前学校里几乎没有以职务相称的，一般都是以老师相称，或者叫某某同志。但在部队里，逐级都要要称官衔。他们把这一套带到学校，时日久了，给学校无形造成消极影响。
文革以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里，也“某校长”、“某处长”乃至“某科长”地叫开了。到了后来，你要不这么叫，有些“长”还会生气。
到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了学生之后，很多老师慢慢可以教一点书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调回华师，参与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
那时的教学，采取所谓“三结合”模式，就是党组织、工农兵学员、教师三者结合教学。工农兵学员参与教学，听起来很“革命”，其实问题很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华大学最早招的工农兵学员提出的如下口号有关：“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
在那之后，全国跟风，“上管改”之说甚嚣尘上。工农兵大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教师就成为改造对象了。
工农兵学员因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较多，加上鼓励“上管改”，很多人喜欢挑老师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学生抓住了小辫子，挨批挨斗。
华师发生的工农兵大学生挑老师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现在中文系。中文系有一位石声淮教授，是钱基博的学生，钱钟书的妹夫。
石老师其貌不扬，但学问很好，因此被钱基博看中，将女儿许配给她。钱基博一手牵着女儿，一手牵着石声淮，将两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这一“执手为婚”的故事，是华师历史上的美谈之一。
文革期间，石声淮给工农兵学员讲《说文解字》，讲到“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中间的两点，是女子乳房的象形。”
这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传统观点，却被学生抓住不放，硬说他“耍流氓”。
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动，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回，进入道德批判，他连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别伤心，在一次会上，悲痛异常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我政治上反动。现在，没想到我在道德上也这么败坏！”
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的老师一个个意气风发，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却两手空空，一无所长。
于是，很多人要么继续蹉跎岁月，要么唉声叹气，宣称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误的一代，更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怀念文革，歌颂文革，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古”，年轻时并不荒唐。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么说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在那样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民族的灾难，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并且，他们被耽误，主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国家的过错，社会的过错。
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在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真正有为的人，也可以不随社会而病，可以逆流而动，有所作为。
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
以此与青年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