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10•赤脚医生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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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川大队插队的两年多，一直担任"赤脚医生"，并做出了一些成绩。
1970年6月28日，《延边日报》发表了我写的题为《做贫下中农的好医生》的体会文章。
去年三月，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由上海来到珲春县敬信公社落了户。贫下中农又推荐我当了防川大队的"赤脚医生"。
开始当"赤脚医生"还满有劲，可是干了一阵子，就产生了活思想，错误地认为当"赤脚医生"是个苦差事，劳动回来，别人休息，自己去给别人看病，甚至吃饭、睡觉时也有人找去看病。
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看到了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还让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教导，使我明白了，是自己的立场错了。
当"赤脚医生"不是"完全"、"彻底"，而是有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也是带着"私"字当"赤脚医生"的。
路线清了，方向明了，我的革命干劲又来了。把别人休息时我去看病，当作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立场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的考验，当作幸福。
当"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治病，也要治自己思想上的"病"。
有一次民兵连长老严的爱人患重病，几次发生休克的现象。我在治疗时心里很紧张，让老严请大队的医生来陪着。
老严却说"小阮，大胆地治吧，治好了，就给埋葬帝、修、反增加了一份力量。治不好，你也能积累经验，以后好为其他贫下中农服务。"
看，贫下中农的思想品德是多么高尚。就是贫下中农的这种崇高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我刚到防川时大队只有一名经公社卫生院培训的卫生员，大队卫生所只有很少的一些常用药品，集体户有位叫蔡桂兰的珲春女知青也学过一些医学知识，担任集体户的卫生员。
防川边防站平时设有一个连队的兵力，边防站有一个小卫生所，有一名专职的卫生员，卫生所里常用和紧急救护的药品还是比较多的。
群众生小病，一般到大队卫生院找卫生员要些药（大队记帐，年终分红时扣钱）。病重些则到防川边防站找部队的卫生员看，要些药（部队不收钱）。
由于防川离开公社卫生院有一百多里路，离开县医院有二百多里路，群众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边防斗争相当激烈，苏军经常在边防线一带挑衅。
尤其在冬季，苏军常故意在防川的"借道处"制造麻烦，阻挠防川军民的正常通行，有时造成正常通行的中断（我记得有次中断时间最长时将近一个月）。
如果此时大队有人生大病或重病，要到公社或县里就医就相当困难。总的来讲，防川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我到防川不久，有位毕业于延边医学院、原来在延吉市工作的名叫李英三的医生，积极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家迁到了防川，他担任了大队的医生。
我很快被大队推荐为半农半医"赤脚医生"，大队又推荐朝鲜族女青年朴春姬到公社卫生院接受培训，担任大队的卫生员。
加上我们集体户的小蔡，这样大队共有了四名医护人员，大队又购置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重新建立了大队的卫生所。
我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实行半天参加农业劳动，半天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我身边备有个医药箱，里面放满常用药品和急救器材及药品。晚上睡觉时医药箱就放在我身边。
当"赤脚医生"责任重，工作也是相当忙碌的。
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不论是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大雪，一旦有人来叫我去看病，那怕是刚刚端起饭碗，或者刚刚脱衣钻进热热乎乎的被窝，或站岗回来刚准备睡觉休息，我都做到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尤其当大队的李医生外出开会或者学习时，大队的医疗卫生的担子主要落在我的肩上（我上任后，大多数的社员有病都来找我，而很少找小朴、小蔡和部队的卫生员），我也兢兢业业地将工作做好。
时间长了，与当地的群众结下相当深厚的友谊。
每当我为患者看好病配好药后，患者及家属一再表示感谢，有的还要留我吃饭或吃点心，而当我婉言谢绝坚持要走时，他们常常往我的口袋里装煮熟的鸡蛋、玉米或炒花生、瓜子、黄豆及各种自己栽种的水果。
晚上出诊，遇到刮大风下大雨或下大雪，社员都护送我回集体户。
逢年过节，只要我不回上海探亲，总有好些社员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过节。如果我坚持不去，他们还会将打糕和过年吃的好菜给我送来，使我十分感动。
有位姓金的五十多岁的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双脚行走困难，又患慢性阑尾炎。经李医生联系，公社卫生院决定派一名医生带上手术器械到防川，与李医生一起为他做阑尾切除手术。
那位医生到防川后，与李医生一道为那个社员作了详细的检查，制定了手术方案。在做检查和制定手术方案时我都在场。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手术就在那社员的家里做，时间就定在第二天的上午。他们还让我也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了大约四十分钟（由于那社员患有腰腿残疾，做腰椎麻醉多花了些时间）手术进行很顺利，将病变的阑尾切除。
阑尾切除是小手术，但是在当时、又在社员的家里为患有腰腿残疾的病人作这个手术，还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手术进行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父亲多次给我讲过的解放前在上海闸北铁工厂工作的我的二叔孔金，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因患阑尾炎被工友送到号称为贫民服务的同仁医院，由于付不起手术费，结果惨死在手术台上的悲剧，我很是感慨。
我们集体户的户长林兆新的背上长了个"搭背疮"，开始不大，他也不在意，结果没几天就长得有五分钱币那么大的一个窟窿，又红又肿，还化脓发烧。
我细心地每天一天二次为他清洗疮口，敷上雷佛奴尔药布及消炎粉，还给他注射了青霉素。十多天后他的"搭背疮"被治好了。
也有没能治好的。有位五十来岁才得子的社员，不满足岁的孩子得了急性肠胃炎，当我和李医生赶到他家为孩子治疗时，孩子已经严重脱水。
由于孩子太小，静脉血管太细，四肢皮下输液无法输进去。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李医生切开小孩的头皮，将输液管插进头皮上的小静脉，但由于孩子严重脱水，血管干瘪，葡萄糖盐水液仍然无法输进去。
虽经抢救，小孩还是没有救活。家属当然很悲痛，我们也很难过。尽管如此，家属还一定要李医生和我留下喝酒吃饭，以感谢我们的积极抢救。
为了安慰家属，李医生和我留下了。席间，家属强忍悲痛为我们敬酒，我们喝下了酒，不禁流下眼泪：我们深感自己回天乏力，未能将孩子救活，真是遗憾！
上边这些就是我当时写的稿子，发在《延边日报》上，现抄录下来，以示纪念。
我到防川不久，就认识了延边地区驻防川工作队的刘志清同志，他是延边军分区的宣传科长，在防川担任工作队队员已经有好长时间。
刘科长当时有四十多岁，老家在长春，参军到延边并在延边军分区工作有十多年。他是一位性格爽朗、爱讲真话的人。
由于刘科长平时常到集体户来，经常听取知青们对大队工作的意见，我也经常向他反映对大队、对当时有些讲用材料中有失实的方面不客气地提出了我的意见，时间长了他与我也比较熟悉了。
刘科长了解到我家的一些情况，尤其了解到我爱讲真话，爱好看书和写作，与我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大约在1970年底，刘科长要调回部队工作。
一天晚上，他约我谈话，刘科长肯定了我的优点，如敢讲真话，敢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等，同时也推心置腹地希望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如提意见也要看场合，讲究策略，讲究科学性和艺术性。
他还在我的日记本上题了词，鼓励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防川干出一番事业。并给我留下通信地址。
临别时，刘科长突然问"小阮，你想不想当兵？愿意不愿意到军分区宣传科工作？"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回答"想！做梦都在想！"
他告诉我，延边军分区每年都要招几个"特种兵"，包括他所在的宣传科也要招一、二个确实能写文章的"笔杆子"。
他说，我看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苦大仇深的工人家庭，父亲是老劳模、共产党员，你从小爱读书，爱思考，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为人老实正派，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你到分区宣传科工作。
他还叮嘱我，这件事他回去后要与有关的领导商量，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要注意保密，不要与任何人讲。我高兴地答应了。
想参军，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年轻人都向往的事情。但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初中二年级时就成了"近视眼"， 上初中三年级时就得了"肺结核"，身体条件如此，参军的希望几乎为"零"。
尽管如此，但内心对参军仍然是非常向往的。"文革"中乡下有位远房亲戚来我家，送给我一套旧军装，我视如珍宝。
一下乡我就向驻小盘岭大队军宣队的战士借了军大衣、军棉帽拍了张全身照，这是我最满意的照片之一。
大妹妹从密山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军棉袄，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穿。
听刘科长讲可以推荐我参军，而且是到宣传部门工作，我非常高兴。
刘科长走后，尽管自己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我未与任何人透露一点消息，并耐心等待刘科长给我回音。
大约在1971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刘科长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事情已经有眉目，让我安心等待。
我本来以为此事能够成功，但不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不久的一天，大队通知集体户的珲春知青刘忠和（外号"牛种"，他也是大队报道组的成员之一）到县武装部报到。
没过几天，刘忠和便穿上军装回到大队，与大家告别走了。刘忠和在集体户里跟大家说，他并没有报名，是武装部直接点名让他参军的。
这时我又接到刘科长从军分区通过防川边防站打来的电话，他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我参军一事由于县武装部有人反对而未能成功，希望我正确对待。
他还告诉我，他最近由于生病而住在军分区医院里，如果方便的话上延吉，可以到军分区医院找他。
在接到刘科长电话的第二天，我就以到县医院检查身体为理由请假先到了县城，然后又到了延吉，直接到了军分区医院，见到了因病住院的刘科长。
刘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让人给我安排了食宿。他告诉我军分区已经将我的名单下发到珲春县人武部，但人武部上报的名单没有我，而是你们集体户的另外一个知青。
他侧面打听了一下，是人武部的崔副政委不同意，让大队另外推荐一个知青替代。
我这时才知道，由于我曾经得罪过崔副政委，参军一事只能告吹。
刘科长还说，考虑到上下级的关系和民族的团结，此事也只好如此，希望你想开，就当没有这回事。
事到如今，我也不好说啥，只能想开。我不解的是，当时我给崔副政委提的意见讲得都是真话，并没有任何恶意，他那么个大官竟如此小心眼，听不得不同意见，与我这么个小知青计较，也太没有雅量了。
我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便告别刘科长回到了珲春，很快就返回了防川。
参军未成对我是不小的打击，我曾经为此难过过，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是经受住了这个打击。
替代我参军的刘忠和也没有到延边军分区宣传科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和龙县服役，也没有从事宣传工作。
1971年夏天，刘忠和回珲春探亲时曾回到防川，他对我说"我是替代你去参军的，原来以为是到分区宣传科，结果是到了和龙县，也没有去搞宣传。当时你如果能去多好"。
崔副政委也没有成为我的仇人。
不久我就上调到县知青办工作，期间我又和县法院的姜院长一起到春化公社草帽顶子大队蹲点，崔副政委也经常到春化公社检查工作，时间一长我与他在公社有了多次见面的机会。
刚开始我对他避而远之，以后他主动与我打招呼，作为礼貌我也向他点头示意。有时他也到草帽顶子大队来检查工作，我和姜院长陪同他。
有好几次他主动提出让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休息。
一次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回县里，在马滴达公社吉普车撞上前面一辆林业局装木料的大卡车，木料穿进了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崔副政委见状，在低头避让时大叫一声"小阮，当心危险！"
坐在车后的我立即将头低下，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我向崔副政委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伤着人就好！"
几年后，在我的婚姻介绍人金玉子家里的一次饭桌上，我又见到了崔副政委，原来他还是金玉子的亲戚。
饭桌上他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过去对你不了解，有成见，不同意你去参军。
后来他又笑着说，幸亏当时没有让你去参军，要不你怎么能找小邵这样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天我和崔副政委喝了不少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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