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12•进入知青办
作者：阮云宝。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安主任对我说："你从上海到珲春插队是革命的需要，如今将你调到县知青办工作也是革命的需要。延边是少数民族地区，很需要年轻的汉族干部。你的家庭条件很好，希望你到知青办工作后，勤奋学习，刻苦锻炼，学好机关工作的本领，不辜负党和老一辈的期望，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干部。"
他还向我介绍了我今后的工作分工：让我主要负责全县知青的宣传报道及文秘工作。
回到防川后，大队党支部、集体户都已经得知我上调的消息，许多社员、知青都来看我，向我表示惜别之情。好多家社员还邀请我走前一定去吃顿便饭。
很快，大队和集体户专门为我召开了欢送会。会上，大队姜书记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对我在防川插队二年多，尤其在担任"赤脚医生"时热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也在会上讲了话，感谢防川大队的党、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感谢防川的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并表示到县知青办工作后，一定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决不辜负防川人民对我的期望！
欢送会后，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集体户的知青们为我设宴。很少喝酒的我喝了不少的酒。
在离开防川的前几天，我几乎没有办法在集体户里吃饭，而是被好客的社员们轮流拉到家里喝酒吃饭。为了欢送我，好些社员家还杀鸡杀鸭杀狗打大糕，真使我十分感动！
在社员举办的家宴上，好多社员都表示舍不得我走，对我在担任"赤脚医生"时为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以后方便时能常回防川看看。
面对盛情款待我的社员，我感动得多次流泪。李英三医生也专门请我喝酒吃饭，他说了好多热情的话，舍不得我走，分别时我和他都哭了。
姜书记也在家里设宴欢送我，大队的其他领导都参加了。他一连敬了我三杯酒，我全部喝下，终于酒力不胜，一出姜书记的家就都吐了。
在离开防川的那天，一大早姜书记和好多社员就到集体户为我送行，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被热情的社员塞进好多煮熟的鸡蛋。
由于是冬季，要走道到圈河大队，社员们将我的行李装上牛车，李医生说啥也要送我到圈河大队。
这样，在社员们和集体户知青们的欢送下，我和李医生以及其他几名社员在边防站二名战士的护送下，步行七十多里离开了防川。
说实话，自从我参军未成、回到防川后，我已经比较安心在防川，也相当适应防川的工作和生活。虽然不能说有决心一辈子在防川，但是在防川再干个三年五年的思想准备还是有的。
因此，每当集体户有知青上调时，我并不动心，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波动。就我个人的愿望而言，希望在防川再锻炼几年后，有可能上医学院，以后当一名医生。
但是这次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上调到县机关工作，我当然是愿意的，并服从组织的安排。
但是真正要离开工作和生活了二年多的防川，离开朝夕相处、已经结下比较深厚感情的社员和知青，确实有依依惜别之感。
在我走到张高峰山脚下时，我看到远处还有不少社员和知青不停地向我招手。
这时，在防川二年多的日日夜夜，一幕幕的往事就象放电影似的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流泪了！我永远忘不了这里——可爱的防川和这里可敬的社员、知青和边防战士！
到县知青办报到后，意味着我已经正式参加县机关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是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向珲春县委提出建议：在上海知青下乡锻炼多年后，如果今后县机关招干，能够考虑上海知青。
珲春县委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这次被招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我这一批被招干的上海知青有十来人，差不多县委、县政府各科（室）、部、委都招收一名上海知青。
我所以能够到县知青办，主要是我写的那份"讲用稿"先后在县、洲的刊物上发表，反响不错。
加上我曾经被借调到知青办编辑过几期知青刊物《广阔天地》，知青办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而提名我上调的，就是县知青办的主任安熙云同志。
我报到后，生活安排一停当就投入了工作。这里记述的是我当时在知青办工作的一些情况。
（1）起草给知青、下放干部的信。
我到知青办工作两个来月，有的公社、大队肝炎流行，上海知青中也有得肝炎的。
知青办领导很重视，通过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珲春组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够援助一些治疗用药。
上海有关部门很重视此事，很快托运来了第一批治疗肝炎用的"板兰根注射液"四千支。
安主任让我就此事以县革委会政治部的名义写一份给在我县插队的上海知青的信，告诉他们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和上海人民很关心在珲春插队的上海知青，鼓励大家更好地扎根边疆干革命。
我当即起草了题目为《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的给上海知青的信，经领导同意在县印刷厂套红印刷了四千份下发到全县的各社、队，达到了上海知青人手一份。
在1973年的5月初，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未归，知青办让我以县革委会的名义起草一份《给上海（回沪）下乡知青的一封信》，希望他们及时返回边疆农村参加春耕生产。
这封信也在县印刷厂套红印刷了三千份，由各公社的知青办寄给所有回沪探亲的知青。
1973年1月和1975年2月，我受领导的委托，以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的春节慰问信。这些慰问信都是套红印刷，数量各为二千五百份。
（2）我起草的一份县革委会文件。
我到知青办工作才三个来月，县里连着发生一起一名上海男知青因殴斗致死及一起一名上海女知青服毒自杀的事件。
知青办领导让我作为知青办代表，协助县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接受任务后，我就随县公安局的同志先后到了案件发生地的板石公社和凉水公社的有关大、小队了解有关情况，做好有关知青集体户的善后工作，协助接待死者的家长，帮助料理死者的后事等。
我在参与调查后将有关情况向安主任作了汇报，安主任让我代表县革委会写一份上报州革委会的检查报告。我写好初稿后安主任作了些修改。
很快，这份《关于发生两起知识青年死亡事件检查报告》以县革委会珲革发72（29）号文件上报州革委会。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案件发生的经过；二是我们的检查；三是采取的措施。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份上报州革委会的文件。时间是1972年5月16日。
（3）继续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
领导交给我的另一个任务是以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继续负责编辑知青刊物《广阔天地》，上海慰问团的曾毓淮老师也参加编辑工作。
在第三期《广阔天地》上，由我修改后刊出的稿件有十四篇。其中有三篇稿件为1972年8月19日的《吉林日报》采用，有六篇稿件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五、七"办公室编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雨润苗壮》一书采用。
接着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广阔天地——革命大批判专辑》。
1975年1月，我又负责编辑《广阔天地》第四期。
1975年7月，我和上海赴吉林省学习慰问团珲春组的曾老师还编辑了一本我县知青学习革命理论的小故事集。
1976年又编辑了二期《广阔天地》（都是所谓的"大批判专辑"）。
1976年10月16日还编辑出版过一期《广阔天地》（通讯）的小报，但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
（4）宣传知青和贫下中农中的先进典型。
在我原先插队的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的上海知青，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在高寒山区试种了一亩半水稻并获得成功。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作了详细的采访，写出了《建设小盘岭》一稿寄给地区的《延边日报》，很快此稿在1972年9月9日的报纸上发表。
《延边日报》社还给县知青办寄来笔记本表示感谢。（"文革"发表稿件只署单位的名字）。
我将这份稿件又寄给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文汇报》采访部很快就寄来了小样，但《解放日报》抢先一步在同年的9月10日以《大有作为的一代新人》为题发表了此稿。
《文汇报》后来来信称：由于《解放日报》已发表该稿，此稿不用了。为了表示感谢，给我办寄来征文选二本，并希望继续来稿。
同年10月11日的《吉林日报》以《勇于实践 大有作为——记小盘岭大队上海知识青年试种水稻的事迹》为题也发表了此稿。
我又给《文汇报》寄去上海部分七二届知青赴珲春县春化公社梨树沟大队插队的照片，写了一段说明，照片很快就在同年的12月10日的报纸上发表。报社又给我办寄来征文选和精美的笔记本。
我还采写过贫下中农户长祝恩孝、上海女知青宋爱敏等先进事迹，在当时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的作用。
1972年10月，我被聘为《吉林日报》的通讯员。
（5）起草有关知青工作的宣传提纲。
知青办要经常宣传党和政府有关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要向广大群众下发一些相关的宣传提纲。
受领导的委托，我以县革委会的名义起草过《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发（1970）（26）号文件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提纲》（1973年6月15日）；
《关于做好上海七二届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宣传提纲》（1972年9月30日）；
《一九七五届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宣传提纲》《一九七六届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宣传提纲》等多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印刷数量都在二千份以上。
（6）起草有关知青工作会议上的领导讲话稿，修改整理社、队，知青、贫下中农的"讲用稿"等。
知青办每年都要召开几次有关知青工作的会议（包括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等），每当这时，都是我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一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起草有关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有开幕词、工作报告、会议总结等，重点是工作报告。一般要求在三、五天里完成。
知青办领导往往给我准备一些上级的有关文件，给我讲讲领导准备在会上大致上要讲些什么内容，提出些什么工作要求，其他的内容就由我自己去琢磨。
刚开始起草这类领导讲话我感到比较为难，有时写到晚上十一、十二点钟，写出的稿子领导还不满意。
时间长了自己便慢慢琢磨出门道，关键是要吃透上面的精神。先要认真地看看省、地有关会议的工作报告，再结合县里的实际情况，将省、地有关会议的工作报告改写成县里的工作报告，这大致上就成功了。
在有关领导们参加讨论稿子时一定要仔细记录，尤其是做报告领导的意见要记下来，并按照他的意见去修改。
至于开幕词、会议总结等就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按照省、地有关会议上的开幕词、会议总结的格式来写，一般都能通过。
我起草的领导讲话稿主要有1973年8月的县委领导同志在知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9月22日县委领导同志在第三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8日县委领导同志在全县知青建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
这些讲话稿子有的被作为文件下发，有的印成小册子下发。
每当知青办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时，我便要负责修改和整理将在大会上发言交流的社、队和知青、贫下中农代表的发言稿。
有的典型被选拔到地区或省里开会交流，他们的发言稿常常要根据地区、省里的要求作修改，甚至要重写。
我就多次被派到地区或省里去修改稿子。有时还叫县委办公室报道组的吕宗仁组长和我一起去。
这是一件苦差事。当时修改"讲用稿"盛行"拔高"，尤其是知青典型的"讲用"一定要讲到"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高度。
而根据我的了解这样的"典型"实际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好多表示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典型，很快就被招工、招生等离开了农村。
当然，他们的被招工、招生也是工作的需要，与在农村干"一辈子"并不矛盾，而当时往往将扎根农村与被招工、招生等对立起来。
我通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既要提倡知青扎根农村，也应该鼓励有条件招工、招生的知青去做工人、去上学读书。如果所有的知青只能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那么岂不是没有人去做工人、去上学读书吗？这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因此，当时我对地区或省里会议组的"笔杆子"要我们将知青典型一律"拔高"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认为不实事求是，并提出了意见。
甚至与地区或省里的一些"笔杆子"发生争执，但我们往往受到的是严厉的批评，经常是在"服从上级"的要求下只能违心地按照地区或省里的意见修改稿子。
（7）参加对全县知青工作的调查。
1973年到1974年，由安主任带领我和十多名下放干部两次各用二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全县各社、队，对知青工作开展全面广泛的调查。
通过调查，既了解到有当地社队关心和积极做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各种的好的典型，也发现相当多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比如好些知青下乡一段时间后，便没有人来关心了，一些集体户没有落实贫下中农户长，相当多的贫下中农户长不起作用，个别的贫下中农户长思想落后，甚至道德败坏。
全县先后发生过数十起贫下中农户长及社队干部强奸、诱奸女知青的案件，有的长期没有得到严肃的处理。
最突出的是有不少社队贪污、挪用、占用知青的建房款和建房物质。所有这些情况经过整理，由我执笔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上报到县委。
（8）参加农村工作队下乡蹲点。
我在知青办一共工作过五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被抽调到县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称路线工作队）到后进的社队蹲点。
第一次是在1972年的7月到1973年的6月，到板石公社的板石大队五队蹲点，主要解决该队重副弃农及领导班子及群众不团结的问题。
该队是汉族队，全队是由山东日照县因修水库被搬迁的王姓、刘姓社员组成。王姓、刘姓社员多年来积怨深，严重不和，且都不愿意务农，而以非法开挖小煤窑为经济来源。队里多次发生过窑塌人亡的事故。
通过一年的艰苦工作，该队的面貌有一定的改变。
第二次是在1974年的1月到年底，在春化公社的草帽顶子大队蹲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法院的院长姜善模（朝鲜族）。
草帽顶子大队地处边境，又是山区，种植玉米、大豆，产量不高，群众收入低。而上山搞副业项目多，收入要高得多。
但"文革"中执行"极左"政策，一味强调"学大寨"、"大办农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宁可让山上的山货白白烂掉，限制群众上山搞副业，因此当地的群众生活相当困难。
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解决群众中重副弃农的问题。我们去后向群众宣传"学大寨"、"大办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经上级批准，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允许有计划地组织群众上山搞副业，以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能够这样做这在当时也不容易。
虽然在草帽顶子大队工作仅一年，但与这里的群众结下比较深的感情。当地群众上山挖到珍贵的人参、采到各种蘑菇、打下松子、打到野味，经常拿来给我们看，并表示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卖给我们。
这里有不少社员打到过香獐，家里藏有真正的麝香囊，花个三、五十元就可以买到。几名社员打到过一头大黑熊，一张完整的熊皮只卖八十元，问我想不想要，如果要价钱还可低些。我想到工作队的纪律，一律都婉言谢绝了。
这年的蹲点结束后，我还受到县革委会的表扬。我回到县里后，还常常有草帽顶子大队的社员来看我。
此外，我前后共有半年的时间先后到凉水公社、哈达门公社、英安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下乡蹲点（主要落实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在地处平原的社、队推广水稻"起垄栽培"，在山区的社、队推广玉米"一埯三株"）。
还到县五、七干校参加过二个多月的劳动。在所有被上调到县革委会工作的知青中，我是下乡天数最多的一个。
下乡蹲点，使我进一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社会。尽管比较辛苦，但的确使自己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
关注鹰眼观新，看人间百态。
防失联，加微信yyguanx。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