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往事4•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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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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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前人们生活物资供应本来就匮乏，粮、油、肉、副食以及布料等都是凭票供应。
武斗之后，安康城内的“六总司”以及居民群众被城外的“红三司”包围，生活供应就更加紧张了。
当时城镇居民粮食定量每月25斤半，中学生30斤，机关干部也是30斤。可是武斗期间城里的粮店三天两头不开门，因为无粮可卖。
一旦开门，门口立刻排满长队，都是前来买粮的居民，每人每月也只够卖给三、五斤，其余的都“节余”在购粮本上。
文革结束时，每家都能“节余”数百斤口粮，这在那个几乎总吃不饱饭的年代也是一道奇观。
没有粮食可买，总还得吃饭。城里的供销社打开库房，将木耳、黄花、红薯淀粉等能吃的都拿出来卖。
煮粥的时候先少放些米煮得稀一些，等粥熟了再放入一些淀粉糊，粥立刻就变得稠了。
摊软饼的时候，在面粉里也掺些淀粉，同样份量的面粉可以多摊出些饼来。
有段时间供销社有大量的核桃拿出来卖，每斤3角5分，父母给我们钱买了许多，不仅仅当零食吃，也算增加点热量。
当时两派都各自控制了一些地委、行署机关的当权派，把他们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称呼叫“牛鬼蛇神”，因此集中他们办学习班的地方，在文革结束之后被一些人称之为“牛棚”，当时并没有这个叫法。
因为集中起来并不对他们展开批斗，而是集中学习。在安康城被围期间，他们生活上也得到了比居民更好一点的待遇。因此，这反而成为了一种“保护性措施”。
我父亲就在其中，被城里的一派“六总司”集中在安康老城大北街科委的院里办学习班。居民没有粮食供应，他们的食堂一日两餐照常。
粮食不够就拿属于副食的黄豆煮了或炸了当主食吃，父亲常把他的那一份油炸黄豆省下拿回家来给我和弟弟们吃。
小贩子这时也活跃起来，从城外倒腾些米面进城来，面粉做成烧饼，大米磨成面发酵了做成陕南特有的小吃米面馍，摆在笸箩上或者装在竹篮里走街串巷卖。
文革前一个烧饼2两粮票5分钱，他们做的烧饼薄了许多，又小了许多，一两都不到，开始卖一角钱一个，后来卖两角钱一个，一笸箩烧饼或米面馍端出来很快就卖完了。
文革前安康城都是吃井水，或者到汉江河挑水吃，还有壮汉专门从河里挑水上街卖水。
洗衣服则是挽上一竹篮到河边洗，那时节每天满河沿的浣纱女也是汉江一道独有的美丽风景。
1964年安康城在水西门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刚开始自来水还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大街每隔一、二百米便建一个自来水房专门给居民卖水，一分钱一桶，两分钱一担，从此居民吃水再不用下汉江河里挑水。
我们家属院也建有公共水龙头，各家各户到水龙头接水回家用。
武斗期间自来水供应时断时续，没水的时候，我们拿家里所有能盛水的桶、盆、壶到水龙头前面“排队”等水来。
后来自来水厂的水塔因为是城里最高的制高点，在武斗中被炸毁，城里便彻底断了自来水。
好在机关大院有口水井，我们都学会了用井绳从10多米深的水井里打水上来。
这时城里燃料也断了供应。安康不产煤，居民做饭用一种叫石炭的做燃料。
此石炭并非煤炭，而类似煤矸石的一种有机化合物在成煤过程中的“半成品”，其中黏土岩类的叫石炭，砂石岩类的叫砂炭，而且很不容易点燃。
安康城已被“红三司”包围，石炭运不进来，自然就买不到了。我们听说地委后院有大片的空地是用乏炭填起来的洼地，大院的孩子便都去挖乏炭。
乏炭就是机关大灶没有烧透的石炭，烧乏之后依然还保留石炭成分的那点硬芯，将外面烧成灰的那层砸掉，家里的小炉子还能继续烧。
这时我还不到14岁，每天不用父母叫，我和二弟很自觉地早早起床，带着铁锹、铁锤、箩筐跟着一大帮机关大院的孩子都去地委后院挖乏炭。
我们先在原先洼地的地方挖个坑找乏炭，遇到乏炭了就像沿着矿脉挖矿一样地顺势往前挖，会越挖越多。
我们每天都能挖一大筐乏炭，一个冬天做饭几乎都是烧的乏炭，总算是解决了非常时期的“燃煤之急”。
安康的武斗越来越激烈，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7年底，中央派来总字282部队到安康制止武斗。
抢到了新武器，安康的武斗更加激烈，而城外“红三司”用来攻城的还有一种秘密武器让人望而生畏，那就是“飞行炸药包”。
在我们孩子们中传闻的是，这是解放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发明，在一个大炸药包上绑一个小炸药包，点燃小炸药包后，能让大炸药包按预定的方向、路线飞行几百米，然后在对方地盘爆炸。
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正在行署大院玩耍，忽见天上飞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有人大叫一声“飞行炸药”，我们不顾一切地赶紧扑地卧倒！
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也不敢探望究竟，爬起来就往家跑。事后我的膝盖疼，原来是在扑地时磨破了，当时紧张得一点都没感觉到疼。
一天，大院俱乐部旁边搭起了工棚，来了几个木匠开始做木工活。再过几天我们看到他们原来是在做棺材。
做好的棺材整齐地摆放在一边，没几天就搬走几个，然后又有新做好的摆进来。
又有一天，大院俱乐部房间抬来一个被打死的武斗人员，一拨拨的人员前来告别，我们也在一旁观看。
忽然看到两个身背冲锋枪的人员急匆匆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拉着死去人员的手直掉眼泪，片刻，擦了眼泪还是一句没说扭头又急匆匆地离去。
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从“前线”下来的，又返回“前线”去了。
“红三司”还在向城里节节进攻，“六总司”一直在节节后退。攻城之战从安康老城西关一直推进到水西门一带，水西门内原来城里最高的建筑物自来水塔也被炸倒。
有说是“红三司”派人潜入城内炸的，也有说是“六总司”撤退之前怕这一最高点被对方控制炸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随着武斗推进，我家所住位于小北街与大北街之间城中心地带的行署大院已经不安全了，时常有“飞行炸药包”在附近炸响。
父母决定往东关去，搬到一个熟人家躲避武斗。这天，我和弟弟从家里抱着一大包衣物往东关走，走到东关城墙豁口处我们有点累了，抱着衣物靠着豁口城墙站着歇会儿。
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忽听到“砰”的一声，一个子弹炸子儿在我们头顶爆响，我俩赶紧一低头猫腰跑开了。
武斗平息后我们再去那个地方看，在我们当时站立的位置头顶一尺多高的地方，有一个弹坑。
子弹是从大十字路口安康第一个百货大楼正瞄准我们射击的，我在射击方向近端，弟弟在远端。
枪手要不是射高了那么一尺，肯定就击中我的头部必死无疑。可是我们还是孩子啊，那个疯狂的年月没有人性的武斗人员就是这样瞄准手无寸铁的孩子射击的。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那个有意瞄准我射击的枪手，我真不知道这一辈子该诅咒他，还是该“谢谢”他！
安康武斗升级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被围困在安康城里的“六总司”设立电台向境外呼救。
向城里进攻的“红三司”设立“红烂漫广播电台”向城里广播，播音员还是我们学校高年级校花，普通话说得很好。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中央连续发布“7.3”、“7.24”公告，就是分别针对广西柳州和陕西安康大规模武斗发布的，中央再次派军队进驻安康制止武斗。
这次来安康制止武斗的8163部队是一个团。
当时我们是被围困在城里，住在城外的同学有的亲眼所见，说8163部队来安康制止武斗的时候，当时汉江还没有桥，军车开到七里沟汉江渡口，“红三司”控制的趸船不给解放军摆渡，部队的水陆两栖坦克就径直开过汉江，那气势震慑了造反派，立刻给其余的军车摆渡过江。
8163部队不同于前次来的282部队，他们在驻地设置军事禁区，门口修筑工事，战士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在工事前站岗，那气派很威严。
紧接着部队开着军车给城里被围困的居民送粮。
当时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已经从西往东推进到城内大十字路口。
送粮那天，城内被围困的群众在大十字路口以东街上夹道迎接。
那天我也到现场看热闹，只见军车前面是装甲车开道，走到大十字路口，装甲车推倒横在街心的双方工事，军车上满载装着粮食的麻袋，麻袋上面两名战士卧姿架着一挺机关枪，军车驾驶室两侧门上各站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看到军车越过两派“军事分界线”开到被包围的城内一侧时，围困多日的城内群众热泪盈眶，纷纷鼓掌，人们激动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那场景真像是又一次迎来了解放！
待风声平静一些后，母亲和我们也陆续经安康东关、东坝辗转迂回到新城，到了地区农林局见到父亲一切安好，才放下心来。
母亲所在的单位地区外贸局在新城有个仓库，我们便住到外贸仓库里了。
此后一切与文革政治相关的事都与我这个14岁的初中学生无关。
虽然史学家划定的文革动乱直到1976年才告结束，但是我所看到的和经历的文革动乱到此结束。
到这年年底，我们只上了一年零几周初中的孩子忽然接到通知说我们都初中“毕业”了，该下乡插队了。
我那时还不到15岁，按规定是可以不下乡插队的。
可是不插队又能干什么呢？当时听说将来征兵、招工都从下乡知青中招，不下乡就意味着永远没工作。
于是我在家呆了一年，1969年底约上几个同样情况的同学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去了安康岚河区杜坝公社，当年改名叫繁荣公社，现在已经沉没在安康水电站的瀛湖库底了。
请接着看下期《我插队的日子》。
鹰眼观新，百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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