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61•带孩子之难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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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了不得大，大了不得了。”这是很多贫穷父母抚养孩子的共同体会。
只卫卫一个时，人多屋窄。
八口之家，不分家吧，挤在一起已经住不下了，分家吧，婆婆要出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无法引自己的孙子。
无奈之下，只好分家，将刚刚会走路的卫卫，由他母亲带到出工的田畈里去玩。
万一不能带，例如风雨天，或不能带孩子的农活，就送到婆婆出工的大队猪毛厂去，让婆婆一边做猪毛，一边带孙子。
这看似很简单的事，其实也很难。孩子带到田畈里，风吹日晒不说，最担心的是水。
如果是记定额的的活，带着孩子干多干少还无所谓；如果是计时间的活，还怕人家说带着孩子出工磨洋工。
春环也总是埋怨我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到学校里去玩？又免遭日晒风吹之苦，比带到田里强百倍。
带孩子到学校去上课，几乎都是女老师，孩子小，跟着母亲，也是人之常情。
但有个别男老师，嫌婆婆不放心，没文化，不会调教孩子，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在学校里教书时带大。
时间一长，也有老师背后说：“把个伢看得像天子，不说没有老师的味，哪里还有一点男人……”
我既怕耽误教学，影响老师办公，又怕类似这些闲话，所以心里根本就没有在校带孩子的想法。
一次，吴满珍老师的婆婆走亲戚去了。她没法，就将自己三四岁的女儿凡凡带到学校里来玩。
下课后，正好卖冰棒的来了。凡凡见一起玩的另一个男孩在吃冰棒，就闹。满珍就花五分钱买了一支。
谁知，凡凡吃完了之后，又闹起来了，她说，别人又买了一支。满珍一看，女儿的冰棒已吃精光，一同的小男孩手上还有一整支，他只是在添着冰棒上的水，“吃”的速度当然慢多了。
吴满珍低头办公，没理女儿的哭闹。可她哭个不停，而卖冰棒的人也走了。小男孩又不出办公室，就站在凡凡旁边，将那支怕“吃”完了的冰棒慢慢的添。
吴满珍一下子火了，就将哭个不停的凡凡的屁股搧了几下，并骂道：“吃东西开洋荤，鬼叫你个死女子不慢慢的添的！”
这个老师感到受到了污辱：“吴老师，你骂你的姑娘，我不管，你骂我家的孩子干什么呢？”
“你这个人才过瘾，你凭么事说我骂你的伢？”
“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要拿着舔半天，这是老师们都知道的，他吃东西喜欢舔，与你有么事相干？我们没钱，孩子也从来没吃过冰棒，当然是开洋荤，是么样能跟你工人家属有钱的人相比呢？”
“你这个人是个鸡巴男将，”吴满珍也愤怒了，干脆骂起来：“太不是东西了，我是工人家属得亏了你？你有本事就去把他弄回！我在你面前说我有钱的？”
吴老师本来因孩子吵闹有气，再加上一个男老师无端的跟她闹，气更大了，闹得眼泪流，就更不顾对方的面子，不停地讽刺起来：
“你是不是开洋荤，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像你那样教伢，真是恶心！随便什么，总是叫伢舔，舔又不滚远一些，在家里，也是站在后门口对着我家凡凡舔，总是忍了又忍……”
老师们有的低头办公，几个女老师，见劝不开，也走出办公室了，是校长说了几句，双方才停下来。
像这样，为了孩子，搞得生涩人，也是我极不情愿的。
方方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春环出工在队里大路边的棉花地里除草，方方就在学校边的大路旁玩，卫卫在一年级的教室读书。
由于两个孩子，都没有带到学校里去玩的习惯，即使在学校旁边，方方也不进去。
他是看见妈妈在大路边出工，才和几个小孩一起到学校的马路边来玩的。
这时，从横店来了一辆军车，是个空货车，就只一个汽车兵在开。突然，我、徐延兵、王金汉听到棉花地里传来了呼叫声，其中，陈春英的声音最响，最可怕：“啥了哦，快来救方方，方方被那个当兵的抱到汽车上去了。”
我大脑嗡的一声，笔往桌上一丢，就冲出办公室，脚也吓软了。
车祸！这肯定是车祸，不是车撞上了孩子，当兵的怎么会往车上抱呢？
我冲到路边汽车旁时，出工的妇女跑得快的，也跑过来围住了汽车，汽车兵才从司机台中将孩子放下来了。
方方大哭着一下躲到了他妈妈背后。当时，徐延兵很气愤，拦住车头，司机只好下车。
延兵说：“你太残忍了，四五岁的小孩，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我见这多小孩在马路上玩，就减速鸣笛，这个小孩就拿石头打车门……”
“那你也不能往上抱呀，何况车门又没打破，就是打破了，也要找他的大人。”
“我不过是想吓他一下。”
“吓一下？大家还以为你要将小孩拖走，大人都吓死了，小孩不更怕吗？”
延兵说完了，金汉也说：“把证件交出来，叫你单位领导来拿。”
我见这么多人都在为我的孩子鸣不平，就爬上空车，将放在车厢里的一个大弯嘴铁桶提下来，没跟他谈什么，回办公室去了。
一会儿，他也没要油桶，将车开往天河去了。
回到办公室，老师们说：“是柴油，倒，倒回去点灯。”
王金汉拿个瓶子来一倒，忙笑着说：“算了，算了，机油有么用呢？”
延兵说：“他转来肯定要来拿的，放在房里，莫轻易给了他。”
果然，个把小时后，他就转来了。
到了办公室，这个说他几句，那个说他几句，他一个劲的承认错误，并反复申明没有带走孩子的意思，只是想吓唬他一下，求我们将油桶给他。
王金汉要他写检讨，要写清楚是哪个单位，他一副极沮丧的样子，找老师们借笔借纸。
我说：“算了，今后你对老百姓千万再莫用这粗暴的态度。我是孩子的父亲，我的孩子，我回家要教育，你回部队，也要加强自我教育。”
他不停地说谢谢，接过油桶，匆匆地走了。
事后，老师们说：“就带到学校里来玩，未必就多你家一个孩子？”
“这大的伢，又不瞎屙，又不好吃，那怕么事呢？”
我说：“他不敢在学校里来玩，再说，他这里跑那里颠玩野了的，学校里也关不他住，再过一两年，像大家伙那样，上了学就好了。”
小孩小的时候，要人喂，要人引……就盼望能走路，自己会吃就好了。可如今，四五岁了，又盼望着能上学就好了。
真正当两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营养也跟不上，很少见到荤腥，连个书包都买不起，只好春环自己做。
惟一感觉到的好处，就是大人可以安心利索地出工做事了。
至于孩子的学习成绩，那我是从不过问的，一放学回来，是做不完的事。春环有时还过问一下。
记得方方读三年级时，在家中抄写生字，春环纺完了线，叫他睡，方方还不敢睡，说是一个字要写四十个，要将书上的生字写完。
他说手也写酸了，春环拿过来一看，说：“你想写快，写得乱七八糟的，你就是写得再快，写到天亮也写不完。刘生惠有点苕，怎么一下子布置这么多呢？算了，明天晚上再写，我明天去跟你们的刘老师说。”
可我，看都没看一眼。这样的家庭，还能指望孩子读个什么名堂出来不成？再说，我也没钱盘孩子读书。不让孩子读书，那是说不过的，起码，要读个初中。
就孩子而言，由于没有大人的约束，学着其他家的孩子，纯自然性地成长，也是应付式的学习，快乐式的学习。
春环总是埋怨：“自己是个老师，有时有空，宁可睡觉，也不管伢们的学习。”
我也是“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人家没有老师的家庭呢？就不读书？清浩，胜灾他们，还不是没有家里人辅导，怎么学习那么好呢？读书在乎各人自己。”
再说，孩子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劳动，特别是对家庭有收益的劳动。
从小时候的自己学着洗口洗脸扫地，到稍大一点的做饭，总有层层加码的劳动套住他们。
放了学，要他们去清理小鸡、找鹅，猪放出了圈，要他们照着不让猪害人，再大一点，叫他们捡猪粪，弄猪草，或者到队里的田里去捡谷……
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而总认为自己小时候不知要比他们辛苦多少倍，生怕把孩子惯坏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和生活的压力下，对孩子们的学习，就看得无所谓了，总不是长大了回队里来出工的。
就国家形势而言，两个孩子刚入学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小学毕业的学生，考不取中学，照样回队出工。上面的政策，也是要求小学毕业生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初中毕业生，读高中不用考，靠推荐，学校推荐谁，谁就能读，其余的，一律回队。
高中毕业的，不考大学了。大学招生，也不是通过考试，高考制度被取消好多年了。
大学的招生，就是由社会各单位推荐，推荐的对象是工、农、兵优先，叫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农村里像我这样穷得连屋都没有住的家庭，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就只当顺其自然了。
待到卫卫读中学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了。
就是早在1977年，还是卫卫十岁，读四年级的时候，湖北省已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全国也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有出路了。
恢复高考那几年，左港队考取的学生，居横店公社之首，被公社住队的干部戏称为“文化之乡”。
1977年，陈胜灾考取了华中农学院，清浩、国顺、光明、焕兵考取了中专。
一个仅只两百多人口的生产小队，第一年恢复高考，就考取了五人，而且有三人是我的弟弟和表弟。除对社会的震动之外，对左港队的学生的鼓励也特别大。
随后的几年，又有姜又庭、姜春生、彭淑华、冯冬生、陈换珍、张正方等人考取了大专和中专。
这一切，自然对我也产生了影响，觉得还是要让孩子通过读书寻求自己的出路。
于是，卫卫开始在左港小学读初中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关注他的学习成绩了。
我自己深深地感到，以前孩子读小学时，又是大集体，又没有屋往，国家也不是通过考试招生，就泄气了。
如果现在这好的形势，再不把握机遇，错过了机会，就又耽误了下一代一生了。
对卫卫学习成绩的关注，不仅仅是过问一下，而是亲自动手，给他在家庭中辅导了。
初中一年级的新课本一到手，卫卫也很有新鲜感，我也开始了具体的辅导。
除了我自己教的初中语文对他进行家庭辅导外，在数学上，我也一题一题地教他做。
本来，我读书时，数学成绩就差。毕业后，又出了十年工，才进学校。在校教的一直都是中学语文，政、史、地等科目，初中的数学，我几乎成了文盲。
正好卫卫进初中时，我们老师在大教中学集训，我就报了初一数学这一科。
左港小学的老师也感到很奇怪：“连老师，是么心血来潮，要去集训数学呢？”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让自己也全面发展，齐头并进吧，今后有机会，我还要学英语哩。”
集训学习完毕，回到学校，一有空，就钻数学，不懂，就问文志炎老师。
当时，正是我的表妹陈国珍也在左港小学当民办教师，她教的是英语。只要我是空堂，国珍上初一新生的英语，我也去坐在教室后面当学生。
当时，当校长的徐敦焕和当主任的付坤义总是在教师会上表扬我，说我这才是想当好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的实际行动。
鬼都不知道，我是为了辅导自己的孩子。
鹰眼观天涯，财经新闻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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