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推荐 | Kakwani、王晓兵、薛宁、詹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增长与共同富裕

编者按

由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岳希明教授共同作为Guest Editor的学术论文专刊“Development, Inequal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发展、平等与共同富裕）在SSCI核心期刊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年第1期发表。

现推送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院Nanak Kakwani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王晓兵副教授、英国约克大学薛宁博士、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詹鹏博士（通讯作者）合作撰写的文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增长与共同富裕》。

【CWE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绝对贫困问题逐渐解决，为下一步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共享富裕”的概念，构建了评价共同富裕程度和机会平等的指数，并对中国的共同富裕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指标分解，本文进一步评估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增长和收入共享的主要贡献因素。本文为度量中国的共同富裕程度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是未来针对共同富裕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Nanak Kakwani, Xiaobing Wang, Ning Xue, Peng Zhan

（Vol. 30, No. 1, 2022）

中国在2010年以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超过了1万美元。然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然处于中等位置，其在收入、教育、就业、健康等方面仍然存在广泛的城乡和地区差距。中国在2020年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但低收入人群比例仍然很高，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相对较低。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表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将是中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议题。“共同”意味着要让低收入人群共享足够多的发展成果，享受实实在在的“富裕”。因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着重点是让低收入人群共享富裕。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年第1期刊登的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院Nanak Kakwani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王晓兵副教授、英国约克大学薛宁博士、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詹鹏博士合作撰写的论文“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该文使用世界银行“共享富裕”指标（Shared Prosperity）衡量中国的共同富裕程度，通过对指标的分解，同时利用1988–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特征。

世界银行的“共享富裕”概念关注收入最低的40%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情况，它与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比较接近。如果最低40%人口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那么可以认为这种增长模式是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在这一理念下，本文将全体人民的人均收入作为平均富裕的代理指标，把最低40%人口的人均收入作为共享富裕的代理指标，把二者比值作为共享富裕公平程度的代理指标。本文将共同富裕内涵分解为“平均富裕”、“共享富裕”和“共享富裕公平程度”三个指标。据此，本文得到如下分解思路：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享富裕等于全体人民的平均富裕程度与共享富裕公平程度的乘积。它的另一种解读是，共同富裕是收入增长和收入共享的结果。文章同时将共同富裕指标应用于机会不平等问题，扩展得到机会平等指数。

为了研究推动共同富裕的决定因素，文章关注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增长模式、不平等、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社会政策。其中，增长模式和不平等程度分别由“平均富裕”和“共享富裕” 指标的测算结果反映。本文进一步对“平均富裕”和“共享富裕”指标进行分解，得到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公共政策对平均富裕和共享富裕及其增长率的贡献。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文章将劳动收入分解为四个部分：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平均工作小时数和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继续分解为受教育年数的回报率和受教育年数。在公共政策方面，文章主要关注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其他公共福利待遇。

文章分析了1988–2018年期间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在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和减少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部门、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了工资不平等的加剧，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公平。然而，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加强，收入较高的人比收入较低的人受益更多，扩大了收入最低的40%人口与其他人口之间的相对差距。尽管近年来公平程度有所提高，但低端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福利改善仍有较大的政策改进空间。低端劳动者福利的改善不仅有助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还能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鼓励其对下一代教育的投资，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

公共政策在2002年之前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2002年之后对提高居民福利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高收入群体的福利改善显著大于低收入群体，因此对共享富裕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政策的福利改善严重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尽管低保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帮助缓解了低收入群体的困境，但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与劳动力市场相比，公共政策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显著，应继续完善公共政策体系，助力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

本文提出的共同富裕衡量方法和机会平等指数可以量化一国共同富裕程度，查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识别政策的有效性，帮助实现全体人民的机会平等。本文提出的方法也可应用于其他国家的住户调查研究，以分析个人获得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各种公共服务的特征事实，并评估相关政策在居民福利方面的有效性。

引用文章请拷贝

Kakwani, N., X. Wang, N. Xue, P. Zhan, 2022,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1, pp. 28–57.

本文来源：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公众号

图片来源：网络

推文编辑：徐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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