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丨李实，陶彦君，詹鹏：全球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

编者按

由我院院长李实教授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陶彦君、我院研究员詹鹏博士合作撰写的论文——《全球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发表。

文章回溯了全球财富不平等趋势，梳理部分国家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后果，并总结其解决办法。结合其他国家过去200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准确认识财富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缩小财富分配不平等。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跻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本身，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格局。在过去40余年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水平及富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放眼全球，追求公平与效率、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群体，既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又是各国政府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虽然共同富裕概念首先在中国被提出，但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解读、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探索，需要了解和总结其他国家过去几百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各国应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实践中，既有需要吸取的惨痛教训，又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本文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简称WID）和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回溯过去近200百年来的全球收入不平等趋势，梳理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及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教训，总结一些国家应对收入不平等的有益措施，为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经验支撑。

一、全球财富不平等的基本事实

1．数据与收入定义的说明

研究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最早可以追溯到Kuznets的跨国研究，他比较了20世纪前半期部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数据，提出了著名的库茨涅兹“倒U型” 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随着国别数据的不断涌现，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全球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更多考察一国或多国历史上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基本事实。比如，Atkinson和Harrison使用英国的遗产税数据、资本收入数据和财产住户调查数据来研究英国1922—1972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长期的跨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受到更多的重视，也催生了学界对这方面数据的需求，出现了多国有关居民收入和财富的数据库，反过来支撑了一批在全球视角下研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成果不断涌现。与以往单独考察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文献不同，这些文献将各国的税收数据、家庭调查数据、资产负债表、富豪榜等数据相结合，采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构造可比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指标，并对这些指标直接进行跨国比较。这些数据库中较典型的是2015年建立的WID，其致力于刻画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目前，该数据库的数据覆盖了全球近120个国家或地区，数据最长时间跨度达200年。

本文结合WID的公开数据与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最新研究成果，描述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变迁的基本事实。在呈现这些事实之前，本文需要明晰几个基本概念。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出了四种收入的定义。第一种是税前要素收入（pretax factor income），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第二种是税前国民收入（pretax national income），包括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税前国民收入与税前要素收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税前国民收入在计算时增加了家庭养老金收入。因此，税前国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不容易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第三种是税后可支配收入（post-tax disposable income），等于税前国民收入减去税收，再加上现金转移支付。第四种收入是税后国民收入（post-tax national income），等于税后可支配收入加上政府的公共支出，即将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开支划分到每个家庭中。采用第四种收入定义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尽可能可比。如果不考虑政府的公共开支，实物转移支付和集体支出较高的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可能会被人为地低估。由于许多国家缺少税后国民收入数据，本文主要根据税前国民收入进行分析。

2．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状

利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数据，本文从当前总体状况、长期总体变化趋势、国家之间差距和国家内部差距四个方面对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进行分析。

首先，从总体状态看，目前全球贫富差距巨大。从收入分配结果来看，如果将全球收入最高的1%、次高的10%、中间的40%、底层50%人群分别看作顶层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那么，2020年全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重高达52.25%，而全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仅为8.39%，见图1。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2020年顶层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为1 546 026元，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为419 021元（见表1），分别是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的115倍和31倍。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明显大于收入的不均等。2020年，全球财富顶层的10%人群的财富占比高达75.47%，而底层50%人群持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不足2%。2020年超级富豪（财富顶层的1%人群）的人均净财富为13 233 995元，是中产家庭的66倍，是底层人群的995倍。为了考察中国收入分配与全球收入分配的差异，表1报告了利用WID数据库中中国数据计算的结果。不难看出，与全球居民收入分配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两点不同：第一，中国低收入组人群（如底层的50%）的平均收入高于全球的低收入组平均收入；第二，中国高收入组人群（顶层的10%、1%）的平均收入低于全球高收入组的平均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差距小于全球的收入差距。

其次，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峰。根据Chancel和Piketty的估计，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10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0.603一路攀升到1910年的0.715，而在随后50年中，全球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1960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69。第二个高峰出现在21世纪初期，2000年全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回升到0.72，见图2。在最近20年中，全球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下降，2020年的基尼系数降到0.68以下。

再次，国家之间收入差距在全球不平等中的贡献先增加后略有下降。Chancel和Piketty利用泰尔指数将全球不平等分解为国家之间不平等和国家内部不平等。如图3所示，1820—1980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贡献不断增加。在1910年前，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国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导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而各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高位徘徊。1910—198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许多国家通过增加直接税的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扩大了转移支付规模，带来国内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则持续扩大。1980—2020年，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逆转，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而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实施放松金融管制、降低税率等偏向富人的政策，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并在高位保持稳定。因此，1980—2020年，在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化中，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

最后，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动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政治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往往具有相似的收入不平等变动的轨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出现了较大幅度缩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大。而大部分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激增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国家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对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图4报告了代表性国家在1912—2020年的高收入人群收入占比的变化。根据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可将其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变动趋势，2020年这些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第二类是部分欧洲福利国家（如瑞典、法国等）。它们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先缩小后逐步稳定”的L型变动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收入差距有所回升，但其上升幅度远低于美国。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其收入差距变动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以俄罗斯为例，其收入不平等在沙俄帝国时期非常严重，在苏联时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苏联解体后又重新回到高度不平等的水平。中国在1978年开始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并持续至今。在此期间，收入分配不平等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不断上升。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改进的公共政策体系和扶贫开发政策抑制了收入不平等的继续扩大，但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因而最近十多年收入不平等一直于高位徘徊。

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对相关研究文献加以梳理后，本文将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变动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方面：资本—劳动报酬分配关系的变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金融化进程。

1．资本—劳动报酬分配关系的变化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的成果一部分划分给劳动者，另一部分由资本所有者享有。因此，在收入分配的研究中，生产要素收入由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两部分组成。Piketty对发达国家长期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一国的资本收益率（r）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g）。当r>g时，资本占比和资本收入比均会上升。研究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占比都有显著上升。由于资本收入的分布往往比劳动收入的分布更不均等，随着资本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随着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一部分处在收入分配顶层的人群，既是富有的资本所有者又是薪酬极高的工人。Milanovic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同富（homoploutia）”。“同富”现象对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机会平等提出了挑战。首先，同时拥有财产和人力资本的人群会形成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可以轻易地将自身优势传给后代，从而降低社会流动性；其次，精英阶级可以同时从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中获利，对其征税会变得更加困难，而税收减少将削弱政府对穷人的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除了生产要素分布不均导致收入不平等以外，拥有相同或相似生产要素的人也不一定可以获得等价的回报。就财产性收入而言，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获得利润更高的金融服务。例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普通美国人直接向风险资本或私募基金进行投资，其结果是金融中介机构与对冲基金达成了共识，普通投资者难以从金融服务机构获得更高收益的产品。就劳动收入而言，除了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个人能力外，性别、种族等特征也会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即使是同一个劳动者，进入不同行业或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可能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薪酬。

2．技术进步

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工人的生产力具体表现为工人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等，以及具有相似生产力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稀缺性。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将影响工人的工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过程。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二者平均工资之比从1979年的1.54倍上升到2019年的2.19倍。为了解释教育溢价的不断上升，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技能偏向型理论（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简称SBTC）。如果将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具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SBTC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总是朝着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方向进行。具体来说，该理论假设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生产设备与高技能劳动力是互补品，与低技能劳动力是替代品。在这一假设下，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设备的价格，从而提高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大学毕业生数量保持稳定、劳动力跨境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学文凭的工资溢价将显著提升。Lemieux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溢价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工资不平等上升幅度一半以上原因。

除了教育溢价大幅上升外，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还出现了制造业岗位流失的现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从农业部门吸引了大量劳动力，通过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了一国的包容性增长。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意味着一部分制造业工人将被迫流向工资更低的服务部门，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学者们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在技能偏向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任务偏向型理论（routine-biased technical change，简称RBTC）。技能偏向型理论以劳动者类型为研究对象，而任务偏向型理论则以工作任务为研究对象，将工作划分为常规型劳动、非常规型体力劳动、非常规认知劳动三类。不言而喻，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取代一部分常规型劳动。由于常规型劳动大多位于工资分布的中间，常规型工作岗位的消失往往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Goos和Manning将这一现象称为就业市场的“极化”。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通过增加教育经费进行教育普及，使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增长与高技能劳动供给保持一致，教育溢价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此外，荷兰和瑞士等国虽然也经历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不平等程度却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一个解释是，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岗位处于工资分配的底层。任务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升级（occupational upgrading）”，而不是“职业极化（occupational polarization）”。

3．全球化与金融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顶层人群收入激增造成的。经济学界为此提出了两个重要解释：全球化和金融化。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共同为精英阶层带来了超额收益。在全球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商投资，这些措施包括：关税竞争、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依赖市场定价、将公有产权私有化等。随着贸易边界的削弱，企业向国外开辟新的市场成为可能。为了追求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宽松的税收环境和监管环境，发达国家的部分企业选择放弃国内生产，转而向海外直接投资，导致这些国家“资本外逃”。其结果是，去工业化进程削弱了这些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造成工人平均工资的下降。而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雇佣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享受了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甚至获取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的股东和高管受益颇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商品和资本频繁的跨境流动促进了各国更高程度的金融开放。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金融化影响收入差距有四条途径。第一，金融化改变了公司治理的理念。公司管理者不再重视生产投资和创新，而是专注于短期内提升公司股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管理者们倾向于削减生产成本和回购股票，削减生产成本通常包括裁员或压低企业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来，受益最多的是企业的所有者和服务于企业的金融精英。第二，金融化推动了小食利阶层（Petit Rentier Class）的产生。在工资固化的经济体中，金融化为中上层阶级进行投资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开始从事股票交易、出租房屋等活动进行财产积累，扩大与底层阶级的收入差距。第三，尽管小部分投资者可以从股票的剧烈波动中收获大量财富，但金融危机的代价却由政府与公众承担。在高度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危机中，主要受损的是工人与小企业主。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工人面临着低工资与高失业率的双重打击。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不得不对资产进行贱卖，金融家们则再次从贱卖资产的业务中攫取大量财富。第四，金融化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限制了政府对富人和资本利得征税的能力。根据OECD发布的报告，尽管OECD国家中顶层人群的收入占比不断增加，但对顶层人群的有效税率从1981年的66%下降到2018年的43%。一方面，由于跨国企业的存在，商品生产变得更加分散，对企业利润和资产的审计更加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与劳动收入相比，资本收入对税收更加敏感。顶层富豪不仅可以雇佣法律和金融行业的精英为其合理避税，还可以转移资产使政府对其征税变得困难。

三、财富不平等的代价

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差距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经济增长，而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悬殊时，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愈加明显，最终会演变成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阻碍代际流动，引发社会动荡等负面影响。

1．损害经济效率

从研究文献来看，适当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当社会长期存在过大的收入差距时，经济运行效率必然受到损害。

首先，收入、财富的不平等会带来新一轮要素禀赋分布的不平等。从资本角度来看，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中，低收入家庭由于无法提供合格的贷款抵押物而受到信贷约束。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大部分家庭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投资会变得十分困难。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富人会放弃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转而选择质量更高的私立教育。社会资源向私立教育的大幅倾斜，会降低中低收入家庭对优质教育的可得性。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而劳动力跨境流动受限的背景下，一国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会限制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次，财富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将滋生出更多寻租行为。斯蒂格利茨将寻租定义为，“通过掠夺财富，而非创造财富来获得收入的行为”。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社会阶层固化使富人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集团，他们对政府进行寻租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国有资产（如石油、矿物），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将产品卖给政府（如接受政府高额补贴），游说政府减少竞争性法律以获得持续性的垄断，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着手制定市场运行规则，雇佣精英律师为其寻租行为逃避法律制裁等。不言而喻，寻租行为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扭曲，侵蚀了市场规则和社会法制，使生产资源不再根据生产效率的高低进行分配，而根据政治权力的强弱进行划分。最终，生产资源将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从而损害经济的总体运行效率。

最后，财富不平等还会引起市场波动与经济不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Rajan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美国的金融体系提出预警。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迫使美国政客不得不采取信贷宽松政策对高度不平等做出反应。一方面，与税收改革、扩大公共支出等手段相比，信贷宽松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更小；另一方面，信贷宽松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实现政府的多重目标，既推高了房价，使家庭变得更加富有，还在金融行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岗位和利润。尽管底层人群的实际收入没有提升，但信贷扩张使中低收入人群可以提前消费，缓解了美国民众对贫富悬殊的焦虑。然而，从长期来看，信贷宽松政策是一种代价极其高昂的再分配手段。当市场泡沫破灭时，低收入群体失去了住房并陷入债务危机，而普通纳税人也不得不为金融机构的损失买单。因此，Rajan将美国贫富悬殊背景下的信贷宽松政策视为隐藏在2008年全球金融地震背后的第一个“断层线”。

2．阻碍代际流动

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努力奋斗的主要动力。然而，在高度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取得成功的概率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更取决于父母的财富和资源。经济学界将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在两代人之间的变化称为代际流动。代际流动可分为绝对代际流动和相对代际流动。绝对代际流动衡量子代的生活质量是否高于父辈的生活质量，相对代际流动衡量子代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否高于父辈的经济地位。世界银行课题组对75个国家的代际流动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越不平等的社会，代际间的相对流动性越弱。Corak将这种阶层固化与高度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称之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根据现有文献，儿童早期发展、优质教育可得性和劳动力市场特征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一项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跨学科研究表明，儿童早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都有着惊人的影响，而这些能力又与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息息相关。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劳动力市场报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Solon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程度会影响父母拥有的资源和子女从教育中获得的回报，他将教育回报率作为度量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在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父母由于收入更高，有更多资源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低收入家庭获得优质教育的可得性，使机会集聚在高收入人群中。具体来说，高收入人群集聚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富人与穷人的居住隔离。居住隔离现象在美国尤为常见，由于无法承担富人区的高额房价，大部分美国家庭难以享受到富人区内的公共教育。大部分公共教育的资金通常来自当地的税收，因此，富有地区的公共教育质量较高。接受高等教育是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高收入的重要渠道。现有的经验证据发现，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入学率和大学毕业率都显著低于高收入人群。

3．政治不平等、制度不信任与社会动荡

高度财富不平等不仅损害经济效率、阻碍代际流动，还会带来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根据“中间选民理论”，民主选举的结果应当反映“中间派”选民的政治诉求。因此，在高度财富不平等的社会，执政者应当倾向于支持更大力度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然而，从近几年发达国家的政治进程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对民主选举不能反映民意的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方面，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失望的选民”，这些选民通常来自社会的底层。贫富悬殊会减少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降低民众对政治体制与社会契约的信任。在极端的情况下，低流动性与低社会信任的恶性循环，会迫使一部分人退出社会经济活动，放弃参与政治活动。与低收入人群相反，富人将选举视为一种投资，他们通过影响社会政策执行的方向来为自己谋利。以2020年的美国大选为例，选民的投票参与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上的选民投票参与度为80.4%，而家庭收入在1万美金以下的选民投票参与度仅占39.3%。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样的两党执政的社会中，政治人物需要私人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效开展竞选活动。以2020年的美国大选周期为例，总统选举至少花费了57亿美元，国会选举的花费超过87亿美元。在经济活动中，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诉求往往大相径庭。强大的中产阶级可以通过要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制衡上层阶级。但是，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中产阶级的萎缩使其经济和政治话语权不断下降。最终，“一人一票”制演变为“一美元一票”制，民主制度逐步被财阀制所替代。

与美国的两党执政不同，欧洲国家的多党执政使民主制度较不容易走向财阀制。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国家的“资本外逃”与中产阶级的萎缩并存，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将民主转向了民粹主义（populism）与本土主义（nativism）。近几年，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重新抬头，如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德国民众在激进和暴力中反对接受难民等。本土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全球化特征，而民粹主义源于民众对现有制度和社会契约的不信任，其通常以民众的名义抨击现有的民主制度，具有极端平民主义、强调结果均等、鼓吹道德高于法律、将政治观点诉诸暴力等特点。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运动兴起的背后，是中低收入人群对阶层固化、财富分配不公的抗争，而这种抗争的结果是全球化进程与民主进程的倒退。

四、应对不平等的措施

1．应对不平等的政策着力点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政策变革等多重冲击下，全球财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大部分财富和资源仅由极少数人占有。即使在部分发达国家内部，近年来不平等问题的持续恶化还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与暴力冲突。在此背景下，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于2019年召开了一场关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邀请了众多经济学家对不平等问题已有或应有的应对措施进行广泛讨论。总的来说，应对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工具可以作用于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三个阶段，对应于收入分配的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三个环节。表2针对上述三个阶段，分别对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政策举措进行了总结。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选取发达国家在初次分配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三个环节的关键措施进行简要介绍，以期为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有益借鉴。

2．预分配：促进机会均等化

生产要素分布不均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Milanovic发现，在不同的经济体中，市场性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他认为，在21世纪与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相比，在生产活动前减少要素禀赋的分布不均可以更加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换句话说，改善结果不平等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不同人群的机会均等。

首先，减少资本所有权分布不均的重要手段是征收遗产继承税。大部分发达国家征收遗产继承税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法国是征收遗产税的典型代表，其于1791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遗产继承税，至今遗产税改革仍然是法国总统竞选人激烈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长期来看，遗产继承税在缩小法国贫富差距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并未实施累进的收入和遗产税制，由于资本的高回报率，上层人群的私人财富迅速积累。20世纪前中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法国的实物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恶性通货膨胀和企业破产的双重冲击下，法国顶层人群的财富大幅缩水。即使战后几十年，法国的财富集中度也未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Piketty等人认为，正是法国在20世纪前中期实施的累进税制改革抑制了财富集中度的回升。政府通过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削弱了富人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与富人相比，穷人的财产性收入更容易从战争的冲击中恢复。在累进的收入税和遗产税推动下，法国逐渐从依赖财产性收入的“食利阶层社会（rentier society）”向更加依赖劳动收入的“精英社会（meritocratic society）”转变。

其次，机会平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促进人力资本分布的均等化。第一，儿童早期形成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对于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至关重要。因此，促进人力资本分布的均等化需要从提高婴幼儿早期的教育水平做起。许多发达国家除了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立法保障外，还为家庭提供生育津贴或儿童津贴。以德国为例，有孩子的家庭可以长期享受政府提供的儿童现金福利。儿童现金福利按月发放，数额从每人219欧元到每人250欧元不等。第二，促进人力资本分布的均等化需要更加公平的教育分配。促进教育公平，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另一方面依赖于教育体系改革。根据OECD数据库的统计，挪威是公共教育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2018年挪威政府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4.6%，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1.8%。需要注意的是，仅提高公共教育支出不一定可以促进教育公平，还需要将教育支出更多地惠及弱势地区与弱势群体。而对于教育体系改革来说，发达国家早期的改革经验表明，延长义务教育年份、缩短高等教育时间、推迟对学生进行分流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机会均等。

3．初次分配：完善市场制度与市场监管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力量决定了初次分配的结果。与此同时，市场力量又由市场制度、法律法规和监管力度等因素共同塑造。因此，要促进初次分配的结果公平，需要完善市场制度与市场监管。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鼓励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可观的劳动报酬，是提高其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都位于前列。现有研究表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得益于政府一直以来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全面性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改革是2003—2005年德国实施的“哈茨改革”，该项改革被认为是德国在经济危机中创造就业奇迹的制度基石。具体来说，哈茨改革主要有两个政策着力点：一是提高就业激励，二是提高工作搜寻效率。为了激励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德国政府免缴大部分兼职工作或短时工作者的社会保险缴费，并向自雇劳动者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另一方面，德国政府缩短了失业保险的领取时间，并对未积极履行就业义务的失业者进行扣减失业保险的惩罚。为了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效率，德国政府对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改革，将以管理求职者为主的联邦劳动局改为帮助求职者介绍工作的联邦劳动服务署，并引进了一批专业化的私营中介机构与政府合作。哈茨改革以后，德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步伐并未停止，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德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类法案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除了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提高劳动者收入外，取缔非法收入、规范高收入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应有之义。在前文的分析中，寻租行为和持续性的垄断既是高度不平等的产物，又是新一轮不平等的起源。为了遏制上级阶层的过度行为，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七项改革措施，这七项措施分别为：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严厉执行竞争法规；改善公司治理制度；全面改革破产法；终止政府在公共资产处置和政府采购方面的慷慨给予；终止政府通过发放隐形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对大公司给予便利；进行法律改革以减少现有司法体系中滋生出的大量租金。在发达经济体中，顶层人群收入激增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限制顶层人群通过寻租或垄断聚集财富的措施，将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但在推行这一政策措施过程中也将遇到极强的阻力。

4．再分配：累进的税收和全面社会保障

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中，税收和转移支付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一方面，初次分配中市场收入的不平等仍然需要再分配政策进行调节；另一方面，政府在促进机会平等、完善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税收政策的支撑与配合。

随着财富不平等问题的日益严峻，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者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从现有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中提炼出如下研究焦点：首先，学者们主张政府对弱势群体进行税收减免。其次，学者们建议政府将税收的征收对象从劳动力转移到资本，即降低对工资的税收以减轻工薪阶级的负担，同时对资本的利得征税。然而，在“资本无国界”的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外逃、非法避税等现象使政府对资本征税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税收合作将变得至关重要。例如， 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开始推行“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简称CRS）”，旨在通过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以打击利用跨境账户的逃税避税行为。另外，近年来私人财富的激增和财富差距的扩大也引发了学界对私人财富征税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对超级富豪的净财富征税可以削弱超级富豪的权力，同时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宝贵的资金支持。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强调，在实际操作上对私人净财富征税存在困难，甚至可能违背宪法精神。最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间接税（如消费税、增值税）的比重过高，是税收政策未充分发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与直接税不同，间接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减轻底层人群的税收负担，提高累进的直接税比重。

除了实施累进的税收政策外，为社会所有群体（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构建一个严密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也是政府再分配政策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力求为民众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提供其所需的基本生活保障，覆盖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包括儿童津贴、残疾津贴、失业保险等政策手段。现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不仅有明显的减贫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福祉水平。例如，Fiszben等人估计，如果没有从社会保障项目中获得转移支付，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将增加1.65亿。Bastagli等人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对弱势群体进行实物或现金的转移支付，有助于改善受惠家庭的营养健康状况，提高学校入学率与出勤率。总的来说，社会保障项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普惠式项目，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群体的瞄准式项目。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可以精准识别需要帮扶的对象，瞄准式社保项目的效率比普惠式项目更有助于帮助弱势人群，缩小不平等。然而，如果政府对目标群体的识别能力不足，将导致一部分需要帮助的人被排除在社保项目之外。即使在普惠式的社保项目中，由于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弱势群体更容易被社保项目遗漏。因此，要让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需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与特定帮扶之间进行权衡，通过政策宣传、科学研判等方式促进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有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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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作者：李实、陶彦君、詹鹏

推文编辑：邢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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