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这只避孕套，装下了一个世界

第一次看《气球》，其实已经一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在去年的平遥电影展上，影片结束后响了很长时间的掌声，仿佛是大家想要用这种声浪的力度，戳破某些东西，一如万玛才旦在自己的影片最后，通过戳破“气球”，来戳破的那个“世界”。

我很喜欢《气球》，觉得它是万玛才旦的集大成之作，但可惜，市场留给这样的电影的空间并不大，它远比那些一边被骂一边卖座的影片更该拥有自己的观众。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它。

《气球》在一开始就使用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双重意象把气球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远离城市的藏地牧民区，孩子们想要气球作为玩具，期盼着父亲达杰在进城后给他们捎回来，但达杰总是忘记。

于是孩子们便拿走了父母的避孕套，吹成气球玩耍。这种“羞耻”的玩闹行为，不仅直接把整个族群搅得天翻地覆，还间接导致了妈妈卓嘎怀孕。

时逢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卓嘎不想再给自己和家庭增加负担，便想流掉孩子。可达杰的父亲刚好去世，达杰执意认为妻子卓嘎腹中的孩子是父亲的转世，坚决反对妻子堕胎，整个小家庭也因为“气球”而摇摇欲坠。

由此，气球与避孕套的重叠意象，便在这种勾连之下，构成了从家庭到族群，从生死到爱欲，从宗教轮回到文明自由的寓言拼图。

当我们说起万玛才旦，总是会用藏地导演的身份来定位他，但必须要说的是，这种地域性可以被视为他的作品元素，但却绝不该是绑定他作品的标签。

回看万玛才旦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不论是在理想之路上邂逅女孩的《塔洛》，还是杂糅了黑色电影复仇故事的《撞死了一只羊》，万玛才旦都在专属藏地的叙事语境中，镶嵌进了属于当代世界的共通情感。

他在描绘书写藏地文化、传统、宗教特异性的同时，也并不孤立这种特异性，而是能过滤出其中并不特殊、更为世界性的部分，比如气球，比如避孕套，比如生育与死亡。

你可以在影片的各处看到气球与世界的呼应。

影片一开始，孩子们透过避孕套气球观看世界，此刻的避孕套已经剥去了它计生用品的功能，也失去了它作为爱欲中介的象征性，完全成为了孩子们的玩具，成为了他们认识世界的通道和工具。

当族人们因为孩子们玩避孕套气球盛怒发难时，他们也才意识到，作为孩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

卓嘎那出家的妹妹卓玛也可被视为另一只气球，她离群索居，似乎已经切断情爱，却还是在心中牵挂着和自己有旧情的教师。

她头上的红色头巾，在颜色上和气球构成了勾连，而她自己这种封闭的生活状态，漂浮在常规社会生活之外，其实也就是一只填满气体，自成一体的气球。

在达杰和卓嘎的矛盾中，执意让妻子留下孩子的达杰，秉承生死轮回的准则，却几乎丝毫不思考外部世界的艰难。

这种漂浮在现实之外的宗教自信，更是绵延无数辈人的父权自信。在他自己的逻辑中，这种父权与性、与宗教、与轮回，甚至与忠孝都交缠在一起，构成了他自洽的世界。

影片在一开始就点明了父权-性-达杰-轮回之间的关系。一家之主达杰抓种羊配种，打算把不能生育的、没用的母羊卖掉给孩子交学费，便是基于“性”的衡量标准做出的决定。

而之后不想生育的卓嘎，跟女医生半抱怨半嘲讽甚至带有些许炫耀地聊天时，也用“种羊”来形容达杰的性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了她腹中孩子被视为祖父转世的复杂局面。

不过，《气球》最有意思的部分还是在于，你从未在万玛才旦过去的任何一部作品里看到这么浓厚的女性色彩。

这种聚焦可能并非有意，而是由故事本身的基础设定生发出了叙事的走向。

我们或许并不能把它称为一部有意识的女性主义作品，它更像是以“红白气球”这样的一个意向为切口，自然生长出了它的抗争与自觉。

影片的叙事重心大部分都落在妻子卓嘎的身上，妹妹卓玛虽然着墨不多，却也在寥寥数笔中延展出了深远的过去，与姐姐成为了一对颇有意味的镜像体，甚至照见了整个藏区女性群体所经历的困境与挣扎。

坚决想要做人工流产的卓嘎，当然可被看做抗争女性的代表，但这种对自我身体控制权、生育权的觉醒，并非完全来自对性别身份或性别权利的自觉。

它更多地，是源自一个操持家事、难有收入仰赖丈夫、又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女性，对家庭负担的判断和直觉，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压力。

这其实是有点反讽的，当一名女性做出看似觉醒的行为时，其背后的深层动机反而是她必须支撑维系一套运转已久的男权核心家族体系。

它也几乎以一种自嘲的态度，成为了“婚姻就是一本经济账”这套逻辑的对应体——不生孩子，其实也是一本经济账。

相比之下，医院的女医生所说“咱们又不是天生就为了给男人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反而点出了生育自由更“女性”层面的正当性。

可是，在“自我”这件事上迈出了第一步的卓嘎，却对妹妹卓玛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她阻止妹妹和旧日恋人见面，甚至把旧日恋人为妹妹写的小说扔进火里，这种压抑妹妹情爱欲望的行为，让她在某种程度上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但与此同时，妹妹又会反过来劝诫姐姐不要像自已一样犯错。

在这语焉不详却又有所指向的对话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关乎妹妹的更多私人历史，也能在宗教信仰和性别身份的不同维度上，看到这对姐妹的自相矛盾与痛苦挣扎。

由此，我们也就能看出，气球在这部影片里甚至可以直接与世界画上等号。

它能够因为填充的气体不同，而变化为各种不同的形状。

气球可以指向个人的内心世界，折射家庭这样的基本单位，透视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差异，迂回于传统与文明的缝隙之间，在女性与男性的角力间拉扯变形，乃至填充起整个藏地族群的运行规则。

但同时，气球又是自由的，它可以被直接戳破，成为刺透荒诞的寓言；也可以飞向远方，成为某种逸向更大世界的风向标。

其实不论是气球和避孕套之间的二重关系，还是那些关于试管婴儿和转世轮回之间的对照，抑或关于死亡和生育的呼应，都是影片中非常即得的部分。

我们如果仅仅用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去看待《气球》，那就有些将它简单化了。

它使用气球这样轻巧的物件，勇敢地冲撞了藏地文化中最深远的宗教轮回与父系结构，同时又赋予了它与世界对话的语境。

即便是身处城市生活和现代世界的我们，也依然能从这个故事里体认到那种从生死爱欲中长出来的不安。

《气球》正如它的片名和它所使用的意象一样，以一种可以被填充、可变形、可在不同功能间转换、可承载不同材料的包容度，为我们提供了它丰富的、充满多变性的、甚至开放性的人生景观。

结尾飘上天空的那只气球里，装下了它脚下的整个世界，片中人都在仰望它，而银幕下的我们，也以同样的姿态，看向了这只气球，就像看向影院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