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盛世崩解，其实很像苏联

盛世的天花板，在哪里？

各位好，借着《长安三万里》的热乎劲儿聊唐朝由盛转衰，我们已经聊了两篇：

今天我们继续。昨天那篇谈唐朝坊市制度的旧文中提到，因为刻意压制市场，唐代长安城其实没有绝大多数作品中想象的那么繁华——哪怕是能做生意的东市、西市，想夜里摆个摊都要皇上恩旨才能“暂驰宵禁”，这个城市的市场力量能强大到哪里去呢？

所以很多吹盛唐的文学、历史作品一直不愿反思的是，唐代的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唐朝权力中心难以影响的边缘地带的胡人，发现一个偌大的东方帝国居然缺少足够的商业流动，而敏感的选择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利用其外国人的身份去填补这个空隙。这就是为什么有唐一代，真正能把生意做大的商业巨头，都是“昭武九姓”这样的胡人的原因。

换而言之，就像留学生宿舍都有空调不能说明当代中国大学生普遍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一样。唐代胡商存在感的过于强烈，我觉得不是这个王朝商业繁荣的证明——反倒更像是个讽刺。

而商人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受抑制、受打压、受鄙视的。

在唐代，你万一从了商，这辈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能考科举做官入“正途”，哪怕子孙中有李白这样的逸才，能靠华美的诗文和散尽千金“干谒诸侯”，他也很难真正出头。

从这个角度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白这辈子能有志难伸、写出那么多感叹“行路难”的诗文、诗人不幸国家幸，说到底最初动因就是因为唐王朝采取了一种打压、曲抑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所以盛唐的繁荣是对农业化的、中央集权式的，而不是商业化的、民间分散式的。它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强大——这个国家武力很强盛、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一算工农业总产值也不错，但商业被有意压制。

这一点，你在读唐诗的时候也能隐约咂摸出味儿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诗人赞颂了仓廪的丰实，国家的稳定，粮食的充足，但却没有谈商业有多繁荣。等到安史之乱一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时，损失也是“内库烧成锦绣灰”，在要不然就是《三吏》《三别》中基层农民田地荒芜、流离失所。今天很多讲盛唐的电影中乐于展现的长安商铺怎么遭了祸害，唐诗中是很少给镜头的——

事实上，你仔细观察一下，盛唐诗人中肯把笔墨用在写长安商铺上的，恐怕也只有“商人之子”的李白，写的也仅仅是“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之类的。

唐诗为我们塑造的群像中，有农民、有军士、有官员、有美人、有天子、甚至有侠客、有神仙，但唯独就是没有行商。

像同时代古维京歌谣中唱诵的维京勇士云游四海、一边做生意同时兼抢劫的诗歌在咱这儿是没有。这不得不说是当时文化心态、政策导向和社会现实的三重环境使然。

而如果你进一步观察一下支撑整个盛唐的两大柱石——均田制与府兵制，你会发现唐王朝这个帝国的整个构建思维，居然就是去商业化的。

授田与府兵：大唐版计划经济

先说均田制，均田制起源与北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土地荒芜的问题，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从此之后田地由国家统管，国家定期进行人口统计，然后依照人口统计，给每个国民“授田”，成年男子授多少田、女子授多少田、儿童授多少田、奴婢授多少田、甚至耕牛授多少田，都是有细致规定的。而田地又细分为“露田”“倍田”“世田”等许多种类。每家每户每次怎么受田，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而这个计算高度依赖朝廷基层官员的行政指挥。

所以，童年回忆《武林外传》里捕快燕小六那句著名拔刀之问：“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说说说说说！”这个话至少放在隋唐是没问题的——朝廷必须知道这些，不然怎么给你授田啊。

这个体系像什么？是不是特别像苏联后来搞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是的，“均田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政府试图通过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最大限度的调用社会资源。

于是理所当然的，土地买卖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田租、田税的缴纳，也主要不是通过货币的方式，而是类似“交公粮”，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完成交易。就是要在民间最大限度排除了商贸存在的空间，把发挥的空间让给行政指令。

而这种均田制的一个必然延伸（或者说目的），也就是府兵制。
府兵制，由朝廷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辖地挑选一部分百姓来，让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参战，获得的奖励则是“免其身租庸调”——原本官府授予你田地，你是要交租税、服徭役的，现在可以通过成为府兵免除了。

朝廷就通过这种方式“白嫖”了，而不用发军饷，甚至作战用的马匹、武器也可以让府兵自备。

这就是为什么隋唐前期，朝廷动辄可以依靠府兵制度拿出大量兵员作战的原因，典型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居然真真切切的拿出了上百万府兵参战，即便是“耗竭民力”，但别忘了，那是公元四世纪，把同时代所有其他文明的士兵凑在一块，估计都难凑够一百万人。可是隋炀帝居然能够做到说打就打，而且还打了三次。如此力量的使用者，只要不像隋炀帝那样心里没b数，打出“巨隋”、“巨唐”来，真的并不太难。

你看，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魅力。计划经济对于国家而言相当于一针兴奋剂，它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压缩市场、消减民间的自由流通，让中央政府调动惊人的资源和力量。而这种效用其实是不分时代的，工业时代的苏联曾经做到的事情，农业时代的隋唐其实同样做到过。

如此算来，俄罗斯人反而应该算是拾了我们祖先的牙慧。

但，任何兴奋剂都会有它的副作用，计划经济这种体系尤然。

到了盛唐时代，这个副作用就开始发作了。

首先是均田制的败坏，后世很多人一提到均田制败坏，就本能的说唐朝吏治的败坏和富户的土地兼并，潜台词是均田制本身是好的，都是腐败官员和地主老财们不顾国家大局，把这好经给念歪了。但你了解了均田制的本质后就会发现，这注定是一套在稳定发展的社会中难以被长期执行的制度，因为大唐那么大，每块土地的肥力、水热、耕作时长等等条件都是完全不同的，均田制可以不断细化对这些田地的区分，但只要社会还在承平，农业生产在发展，这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管制的细化迟早是会被甩开的。真正能够合理调节农业生产这种发展变量的其实只有市场，可是均田制恰恰拒绝市场，拒绝土地私人买卖，甚至拒绝农业产出的自由流通。那么这个体系就必然遭遇落伍和解体。

同样在发展中败落的，还有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朝廷以土地替代军费，隋以前长期的乱世使得天下人口大减，农业生产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这个时候朝廷用土地去赎买兵员，是划算的。承平日久，生产力开始恢复，土地的价值自然急剧提升，这个时候国家再选择用单位土地去换取兵员，其实就已经不划算了，远不如把土地产出的粮食换成钱，赎买一支能够长期征战的雇佣兵。

而从府兵自身的角度讲，随着唐代仗越打越大，战线越推越远，敌人越来越难啃，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以前应征从个军，仗打完了不耽误回家收粮食。现在不一样了，一次从军就要耗费数个月甚至经年的时间，别说田荒了，老婆没准都跟人跑了。你让这样的军队能保持战斗力高昂，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隋炀帝和唐太宗相继征高句丽而不得，败就败在这一点上——那旮旯实在山高水远、路难走。府兵们想着家里的田赶不回去种，自然归乡心切，不可为用。

于是府兵制成为了一个朝廷和士兵都觉得亏本的买卖，它的崩溃解体、让位于募兵制，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

但一个致命的问题随之也就出现了——如前所述，隋唐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朝廷习惯于通过行政指令而不是资金去调动社会资源。现在府兵变募兵，朝廷一下子开了一大个财政口子，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补这个窟窿，而仗有不能不大，“武皇开边意未已”么。那能怎么办呢？只能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者，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与杨国忠，盛唐叙事的背锅侠

是的，李林甫，后世史观受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的影响，觉得此人就是典型的奸相，口蜜腹剑、嫉贤妒能、残害忠良、姑息养奸等等等等……似乎唐玄宗就是晚年昏了头，才挑了这么个货替他打理国家，最后搞的天下糜烂，他一下台，安禄山那边就反了。

可是我总觉得，这种脸谱化的解读，其实是传统史学的无能——宋代以后被强化的那种儒家史观排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分析方式，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重要，而把一切王朝的兴衰都归咎于了“忠奸之辩”，觉得只要是“主明臣贤”“群正立朝”国家就一定能搞好。反之，国家搞不好，则一定是出了昏君、或者是奸臣。

那“安史之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昏君当然就是唐玄宗，他“前明后昏”，但皇上不能骂的太狠。得找个大奸臣来背锅，那奸臣在哪儿呢？就只能是李林甫、杨国忠这俩货了。

但你抛开这些史书浓墨重彩细致描述的那些权术纷争，细看李林甫在任期间的财政政策，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不堪。作为操持国家转型，这个艰难局面的宰相，李林甫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他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尽可能的扩大唐王朝的税源，他改革租庸调制，鼓励以钱代役、以钱为税。这些都是唐王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进行急转过程中必须搞的改革。甚至李林甫还主持修订了《唐六典》——后世史学家为了做实李林甫“奸臣”的名号，死活不承认这部唐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规范性法典是他修的，愣把这个功劳归功给了张九龄，说李林甫就是冒名顶替云云。

其实你但凡动脑想想，都知道这不可能。

其实，唐玄宗没有老糊涂，他看人一直是很准的，李林甫这人，至少在“搞钱”这一件事上，有着同时代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超强能力。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贯”比唐玄宗刚继位时增长了整整六倍，李林甫居然还能撑着这个摊子不倒，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这只怕都是一个国家理财的奇迹，主政者怕不是要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李林甫的财政改革，有那个“阿喀琉斯之踵”——

盛世大唐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内部商业市场健全并高度繁荣、国家稍微进行一下改革就能财源滚滚来的商业社会。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一个计划型社会。李林甫要搞钱、搞财税改革，用金融代替指令作为撬棍驱动国家，这个思路对。但计划经济是有惯性的，这事儿在苏联身上就教训深刻，在唐王朝那里其实也不遑多让。

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唐朝，甚至连用来“以钱代役、以钱为税”的那个“钱”都不统一。

是的，中国古代以铜钱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曾一度运行较为良好，但汉武帝盐铁专卖、国家铸币等“大有为”政策一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东汉末年，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失去了民间信用。曹操、刘备这帮军阀“直五百”这样的铁钱一乱发，老百姓就更不愿意用钱了。于是像粮食、绢帛这样民间可以控制质量的一般等价物，开始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基础。

而如前所述，隋唐的关陇贵族因为班底起自北朝，他们其实是凭着勇武征服天下的，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制度，在推行农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甚至朝廷还在推行各种制度，有意曲抑和打压民间的商贸流动。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哪怕到了盛唐时代，至少在北方，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依然是丝绸、绢帛这些代用品。甚至朝廷给士兵发赏赐、进行政府采购，发的也是绢帛。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二战之后西德经济崩溃，民间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用香烟、手表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但你能想象等到西德经济已经腾飞、成为西方经济三甲之后，民间交易的主要一般等价物依然是香烟、手表么？

如果是这样，那西德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定是空前失败的。

而“盛世大唐”的货币体系，基本就给人了这么个感觉——这不出乱子才有鬼呢。

“半尺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的《卖炭翁》，写了唐代官民矛盾之不可调和，但你想过没有？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下，这个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衣使者白衫儿”采买那一车炭所用的一般等价物是高信用度的，卖炭翁应该乐得自己刚一进城就把这车炭卖出去了才对。

这可是政府采购啊！你问问现在的商人，谁摊上这事儿不开心？

可为什么，无论白居易还是读他诗的人，一看到“半尺红绡一丈绫”就默认了卖炭翁吃亏并心生怜悯呢？

一句话，绢帛这种当时朝廷认可甚至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居然没有那么好的信用度！

它的价格是不稳定的、它的交换是困难的。而唐朝廷又不得不使用这种落后、不靠谱的“货币”去撬动社会资源，于是整个王朝的市场混乱、怨气积累、乃至失序，就成为了必然。

事实上，在李林甫推行了他不得不做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天宝年间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现象。天宝末年一匹上等绢在长安能够卖到550钱，大约是开元初年的三倍。但绢的质量又是参差不齐的，经常是朝廷征收赋税时按最高的绢帛质量征收，发下去时却被中间官员以次充好，大量的“中间差”被唐朝的行政体系所自我消化，搞的民间怨气深重不说，也让整个财政体系，越来越变成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这种混乱，跟苏联后期突然放开市场，而市场因为长期被压抑、孱弱，继而引发价格混乱、失序，是有相当的相似之处的。

只可惜李林甫并不懂什么“休克疗法”。

而在他下台之后，接任他的是杨国忠，这人说来也是有点“奇才”，他居然想出了一个类似的法子——

杨国忠这个人，说起来算是李林甫的卧龙凤雏，他也是一个后世为了让儒家“忠奸史观”完成自洽、被宋儒抹黑到极致的人，后人想起他，印象就是“杨玉环他哥”，靠裙带关系捞上宰相的。《新唐书》直接把他列入了《外戚列传》。

但他其实只是宠妃杨玉环的远房亲戚，唐玄宗用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他确实有独到的理财思路。

杨国忠的理财思路相比李林甫更为耿直——既然以绢帛、丝绸而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乱了。那发放高质量的铜钱、银铤，重建一个稳定的、有中央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不就行了吗？

杨国忠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后来唐德宗时代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之所以流为千古定制，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启发。

但想要进行这样大的、休克式的财政改革、进行一般等价物的彻底置换，必须要先做到一点。那就是要把政府的财政开支首先降下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旧体系中自成气候的小集团必须先被打破、重组，这样改革才能进行。

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所以失败，其实就是败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有太多“军工复合体”的小集团，他们的利益紧紧维系在旧体系上，不允许任何改动。

而杨国忠遭遇的难题其实比戈尔巴乔夫还严重——他面对的“天宝十节度”，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要重建中央货币信用体系，理顺财政和市场关系，相当于要对这些地方势力征收新的“铸币税”，你觉得节度使们能同意么？即便节度使们同意了，他们手下那些骄兵悍将会答应么？

于是杨国忠不得不采用最“质朴”的方式——削藩，在唐玄宗面前“数言安禄山必反”。

说实在的，安禄山如果不是被逼的万不得已了，他还真没必要造这个反，他独领三镇节度使已经吃不愁、喝不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还冒这个风险干嘛呢？

只是唐王朝行到此处，所必须转的这个急弯，已经让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了。动人的钱袋子有时候比动人性命还要让人痛苦，因为前者将造成的困窘和死亡，是一个异常缓慢而折磨的过程。

所以安禄山只能喊出“清君侧”的旗号，誓杀杨国忠以为自己的藩镇争取生存空间。其实不仅他这么喊，马嵬坡兵变的那帮士兵不也这么喊么？这说明当时的军阀对杨国忠试图上收“铸币税”等财权的尝试是非常不满的。

而最后，这场“清君侧”不仅逼死了杨国忠，还连带着让杨贵妃也香消玉殒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印象，好像是昏君奸臣因为“汉皇重色思倾国”、所以才把“盛世大唐”给搞没了。

王朝的死循环

但看过此文，请你扪心自问，大唐的盛世难道真的杨玉环的美色，或唐玄宗的昏庸，或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或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才折腾没的吗？

不，唐代的盛极而崩，其实是一种“体系性崩溃”。

支撑隋唐建立、统一、进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均田制、府兵制等等制度，是一种指令性、计划性，试图以朝廷的行政命令统管一切、而尽量消灭商业和市场这些“扰动项”的体系。

毋宁说，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国家为了在南北朝的乱世中求存，为了让国家调动最大的力量进行战争。

跟秦朝的“耕战制度”相仿佛，它是一种“贫穷但能打”的制度。这个体系可以在低生产力、低繁荣度之下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源、击败对手、获得胜利。

但一旦社会稳定、商业发展，该体系就会内生出自己的天敌——发展。王朝必须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才能继续维持这个摊子不散。

可是唐王朝，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因为制度、皇权等问题的限制，从来没有办法完成这次转型，于是它只能一次又一次撞上这个天花板、然后掉头向下，走入了衰败的下坡路。

也正因如此，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是因为朝廷没有产生雄主、忠臣试图恢复祖宗的伟业，而是发展的社会生产无法再让国家回到旧体系中去了，这个问题直到宋代也没有解决，于是更发达的商贸反而造成了一个空前虚弱的“弱宋”，直到蒙元以暴力进行“清零”，机制而起的明代得以重新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均田-府兵的统管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恢复的明末再次遭遇崩溃，紧接着清朝再用另一种异曲同工的管控思路，创造了另一个“饥饿的盛世”。

所以站在安史之乱的节点上去审视后世的中国历代王朝，你会发现我们的文明自此进入了一种鬼打墙——

匮乏与饥饿不是盛世，文明需要发展、百姓需要富足才能缔造真正令人骄傲的黄金时代。可是皇权思维的体系下，政府缺乏依靠行政强力的之外的工具去维系、支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了历代王朝不断重演的宿命。古代中国因之永远无法突破那个繁荣的天花板走向近代，而只能持久的在中世纪中不断轮回。

安史之乱，是其中最宏大、最悲剧、被诗人咏叹嗟呀最多的一次，但却远非最后一次。且我们对它的误认实在太多，永远被安禄山、杨玉环、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名字所遮蔽。执着于“忠奸之辩”“华夷之辩”，却忽略了造成这个悲剧最为关键的那个成因——

任何一种体系，其所能容纳的社会繁荣都是有上限的，而盛唐的那一次，只是又一次触碰到了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过低的天花板。

全文完

先写到这儿吧，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您的支持会决定本系列是否会有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