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一生可以不读任何书，却不能不读历史。不读历史，你根本想象不到史书上冷冰冰带过的名字，背后有多精彩。宋朝在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历史中，似乎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朝代，历史教科书中也每每以“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但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宋代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文明等多个领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宋朝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宋仁宗这位一代明君有很大的关系。宋仁宗统治的四十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繁荣的四十年。宋仁宗的宽厚、审慎、克制成就了两千年的文明高峰。在13世纪，为什么世界各国把成吉思汗称为“上帝之鞭”“世界征服者”？他一生共进行60多次战争，无一失败。他马背上用铁骑开垦出的蒙古帝国，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疆域面积达到了33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占当时世界22%面积。像印度、泰国、缅甸、韩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基本上都是当时所攻略的土地。我们常说读史明智，当王朝的兴衰起落、千万人的命运被一页页翻过，你就会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人生起落无常。在此给大家隆重推荐——被誉为“知识精英的枕边读物”的——《国家人文历史》。由人民日报主办，被无数学者、教授、知识青年奉为“纸媒良心”。五四百年、建军90周年，600年紫禁城，它花费数月时间，为我们讲述那些值得铭记的风云过去。三星堆文物出土、长津湖电影大爆，它第一时间邀请业内学者、教授，还原历史真相。关注严肃历史，也保持阅读趣味。因为内容的专业、严谨，被国内大型学术文献网站——【中国知网】收入。创刊以来，收获一代代读者的认可和嘉奖。一位连续多年购买的老读者，因为错过某几期，在微博专门留言收购。一位《国家人文历史》5年的老读者，分享说：这是他从高中阅读到现在，最喜欢的历史杂志。作为从高中开始就订阅《国家人文历史》的老读者，我以为，这样一本求真相、有趣味、有良知的杂志，是值得摆放每个中国家庭的高品质读物。跨年24期，覆盖考古、文物、艺术、建筑、文学、电影、自然、地理......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海量珍贵历史图片、高清艺术彩插，让阅读本身成为一种视觉享受。篇幅有短有长，内容有深有浅。睡前饭后，读两篇，增长见识，放松身心。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个订阅它的家庭，多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很多年以后，每一期杂志拿出来，也都是沉甸甸的阅读回忆。这次，我们联合《国家人文历史》，给大家带来了超值满满的福利：《国家人文历史》限时预订!每天一块多钱，就能收获一整年紧跟时事，专业、丰富、有质量的阅读乐趣，太划算了，喜欢的朋友抓紧下手吧。▲《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跨年24期，赠送价值158元保温随行杯1个+帆布袋+往年精选刊2本，每月2期，于每月20号发出，邮寄到家。《国家人文历史》跨年订阅2024年5月-2025年4月丨跨年24期赠送价值158保温随行杯1个+88元帆布袋+往年精选刊2本欲知大道

各位好，昨天聊到全民医保制度的优劣问题，想起一篇相关的旧文，重发一下，愿您喜欢。人命该如何定价。这是一篇偏经济的稿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烧脑，但保证值得一读，愿大多数读者能跟上。1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聊着聊着被一些人提这样的问题：“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命都没了，还挣什么钱？”“反正对我来说，保命最要紧”等等……虽然这种诘问很像你走夜路时突然窜出一个绑匪，问你“要钱？还是要命？”但不可否认，论点符合人天生的一种非常朴素但似乎也天经地义的思维习惯：生命是无价的，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钱都值得，而为了防止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少挣多少钱也是应该的。当然，从个体而言，我们很难说这种观点不对，虽然你去医院看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在遇到亲人罹患绝症，需要大笔治疗经费，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倾家荡产、卖房卖地，不惜一切代价的去为亲人续一两天命。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人命无价”这个概念，对个体而言，至少是一个我们一直希望达成的理想。但是，当我们将视角上升到社会层面，你会发现“人命无价”这个理念就变得值得商榷，甚至有些危险了。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必须给每个人的性命做一个估价，才能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并避免更大悲剧的发生。这里给大家推荐两本书，美国学者霍华德·斯蒂芬·弗里德曼（Howard

弱小和无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封闭才是。各位读者，大家好，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开着飞船来“教育”人类的外星人，会不会依然在用结绳记事？》的文章，有读者留言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小西，你写了这么多篇文章，讲美洲因为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驯化导致了他们无法发明轮子、甚至无法发明文字，进而“科技树点歪了”并发生“技术锁死”，但我依然有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事偏偏发生在美洲呢？为什么不是亚洲、欧洲那些旧大陆上的文明遭遇这种无大型动物可用的窘境？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运气”做最简单的回答，也就是说美洲土著们命不好，偏巧生在一个除了最弱鸡的羊驼外没有任何大型动物可供驯化的大陆上。跟你玩游戏《文明》一样，“出生点”没铁没马，再努力也是白搭。可是这种回答似乎流于浅薄了，也不符合科学常识，因为尝试告诉我们，一个体量足够的生态圈，一定是会产生大型动物的生态位，南北美那么大块的地方，水热、植被和小型动物条件又充足，怎么会没有大型动物填补这些生态位呢？这些大型动物中，又怎么会那么不巧，没有一两种代替旧世界牛马驴骡的地位？这样想来，答案似乎就只有一个：在人类文明开始起步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将南北美州的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清空”了。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类似《三体3》中光速为什么会受限制、宇宙为什么是三维的一般既有趣、又细思极恐的问题。而它的答案与《三体3》中也如出一辙——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是美洲原住民自己的史前祖先，杀光了南北美洲原本可供驯化的大型生物。考古学的证据表明，美洲大陆大型动物的物种丰富程度，原本是不亚于亚欧非这个彼此联通旧大陆的。甚至后来让原住民们在殖民者铁蹄面前吃尽苦头的马，最早还是从美洲大陆沿着白令陆桥跑到旧大陆去开枝散叶的。但在人类到来之后，美洲大陆的大型动物们遭遇了比旧大陆同类们惨重的多的议一轮大灭绝：在亚欧非大陆，50公斤以上的大型动物中有50%的属从距今七万年前活到了人类农耕时代。但智人踏上美洲后的几千年中，北美洲47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中便有34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70%。南美洲60个属的大型哺乳动物有50个属完全消失，比例超过80%。于是当美洲步入农耕后，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就基本没有了。这就解释了美洲大陆上的大型潜在可驯化食草动物，为什么不是北美野牛这种体格远远大于原始人类驯服、狩猎能力的，就是羊驼这种过于小巧的——因为中间的那一部分都被他们吃光了。羊驼，俗称草泥马，就是大航海时代4里蒂雅开场牵着的那玩意儿……但这样一说，似乎由把美洲的大型动物描绘的很“笨”——同样是面对“恐怖直立猿”的屠戮，为什么旧大陆野牛、野马、野驴能在与他们的斗智斗勇中顽强地活到“被包养”，你们却不行呢？答案是美洲大型动物没有经历一个与人类“协同进化”的过程。生物学上人科的所有动物发源于非洲，而从距今180万年前的“能人”（Homo

比荒诞更荒诞的，是最终被荒诞所毁灭。今天不想写长稿子，说几条新闻吧，连起来看，总觉得挺有意思的。一是全网批判农夫山泉“媚日”的方波越闹越凶，某地的两家711便利店在他们的店面贴出了一条告示，告示的内容是——“本店从即日起停售农夫山泉所有相关产品，店内可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但不会售卖中国企业媚日行为的产品。”这个新闻充满了喜感，因为711这家连锁便利店，它自己就是属于日本伊藤洋华堂公司的。于是网上有人调侃，说事情终于发展到“太君亲自抗日”了。711官方随后发表了一个通告，说这两家店铺的行为属于加盟店主的自发行为，与公司官方无关。不过我觉得这就属于该公司不懂店主的用心良苦了——眼下网上反媚日的风潮闹得这么凶，你一家日企，万一店里卖了农夫山泉，被人抓住把柄咋办。所以店主们只好“预防性爱国”一下，人家也难，大家体谅一下好了。二是在日前的广州漫展中，一名男子把漫展的签名墙砸了，原因是他认为这个签名墙上的漫画是日本动漫。但经过相关工作人员介入协调后，该男子才发现自己砸错了——那个签名墙上画的《盗墓笔记》的漫画版。不过据说男子被现场工作人员制止并澄清事实后依然嘴硬，一口咬定签名墙上的漫画“看着像日漫”，所以他砸的没错。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农夫山泉翻车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它标志着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打着“爱国”“反媚日”的旗号肆意妄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了——他们已经可以单靠自由心证给别人定罪了。想当年U型锁砸车的那个时候，你车被砸的前提还是你真的买了一辆日系车。如今却不用。只要有人看你出的商品的包装“看着像媚日”，或者画出来的漫画“看着像日漫”，你就有可能倒霉、被砸。而这种被砸的理由，你是没办法反驳的，因为对方攻击你的证据完全来自于他们的“自由心证”，“看着你像”，请问你怎么辩驳？按照这个套路发展下去，开个脑洞，未来有没有这样一天？你走在大街上，有没有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挨人一巴掌？你欲上去辩驳，他直接甩给你一句“xxx的，我觉得你长得像日本人！”同属东亚人种，所有中国人理论上都跟日本人长得有几分相似，相似度可比什么农夫山泉的包装，签名墙上的《盗墓笔记》漫画高太多了。那问题就来了，谁有权先去打谁呢？参考第一个新闻，怕不是以后谁先打出“反媚日”的旗号，谁先下手，谁就能占这个先机？第三件事，是最近被“农夫山泉有点苦”这事儿冲的稍微降了降热度的“起诉莫言”案。靠起诉莫言来炒作自己、而在微博上火了一把的毛星火，他也开始搞知识付费了。此公据说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却连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分不清，这样一个人，搞知识付费能卖点什么呢？我特意到微博上去看了一眼，发现他搞的知识付费收费还不低，开设了“小店”和“博主精选”订阅、付费专栏。包月每月50元，如果包年，则一次付费500元“每月仅42元”。好家伙，这个收费标准，可比很多正经网络课高多了，那这位毛星火能给他的付费用户提供什么信息服务呢？我看了一下他列出的付费文章的标题，什么“莫言，我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惩罚”“我今天已经向纪委举报了莫言”“作家莫言，必须封杀”……我看了以后就有一个感慨:什么时候，大字报也玩起“知识付费”了？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整人、斗人的大字报重来，现在这样的大字报不仅重来了，居然还搞起付费制了。还收费这么贵。当然，毛星火本人也振振有词，他说像他这样的“爱国群众也要赚钱生活吃饭”，流量的钱与其被汉奸卖国贼赚了，不如给他。那我就又在想一个问题了，既然在这家伙和其拥趸的眼中，“爱国”才配赚钱，“不爱国”就没资格赚钱，那爱国不爱国的标准又应该交给谁来判定呢？想来想去，怕不又是这些人按自己的标准来自由心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毛星火说的没错，谁都需要赚钱吃饭。可是如果你强行限定条件，说只有你这样的“爱国群众”才能赚钱，“汉奸卖国贼”就不配，然后你还要自由心证的定义谁爱国、谁汉奸，那连起来看，你岂不是在说你看不顺眼的人，挣的钱就都是非法的了么？这就很可怕了，因为大义名分的口号+随意扣帽子的自由心证+真金白银的实际利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不太敢想象最终能造成什么东西。实际上，你看这次农夫山泉的躺枪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表面上看，所有批判者揪住的把柄都是“你包装媚日”“你儿子移民了美国”。但实际上呢？带头煽动的自媒体获得了流量，某些同行业“友商”打击了对手，而真去闹事的人，则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戾气发泄。只有躺枪企业受害的世界达成了。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有一次是否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下一次又是谁会躺枪。写到这里，本来可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我想痛批一波毛星火的无耻无行，靠找茬莫言赚到流量，然后急不可耐的开始割韭菜。比如我可以告诫那个砸签名版的哥们、那俩抵制农夫山泉的711店主，别看今日“金杯共汝饮”、你们打起大旗杀得痛快，没准明天U型锁就砸到你们自己身上了——711不是日企么？还是说，你敢说你长得不像日本人？有一天，当别人想“自由心证”整你时，会和你今天整别人一样容易。可是我不想说这么多了，每天看热搜上全都是这些荒诞新闻，我也累了。我只想说，透过这些荒诞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一股泥石流正在我们的舆论场上汹涌。我们刚开始看这些事件的时候会觉得它们很可笑，写文吐槽，后来我们会像现在一样吐槽累了。再然后，等到这股泥石流涨到我们的脚边、没过的膝盖、腰身、脖子，我们说不定就会被它裹挟而去。前两天，六神磊磊老师写了个稿子，说什么“屎位上涨”之类的，我在想一个事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掉进粪坑里淹死是一种不仅恶心、而且很可笑的死法呢？因为比荒诞更荒诞的，是你最终居然被荒诞所毁灭。我想趁着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之前，再做一下也许徒劳的呼吁与祈愿——能不能别闹了，就让我们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很抱歉，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出别的言辞，我希望这最朴素的呼吁，不要徒劳。是为文，25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又一个“困在体制内”的悲剧。各位好，昨天在西塞罗上写了《三年了，这一切是否值得》一文，稍微提到了一点我当初从体制内辞职的经历。结果留言中有朋友给我点题，说小西，你聊聊前几天郑州00后小学女老师自杀的新闻吗？微信公众号平台最近来了新规定，要求“自媒体”在发布涉及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相关信息时，必须严格注明消息来源，所以虽然我写文章比较抗拒直接硬邦邦的引用新闻原文，但对下述新闻事实，也只能照搬原报道如下：10月31日，郑州一名“00后”小学女老师疑似跳楼自杀的帖子引起网络关注。女老师在遗书中称，面对学生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牢笼”，“每天提着最后一口气在工作”。死者家属告诉新黄河记者，事发后，校方领导拒不认责，甚至拒绝家属进入校园，查看监控。11月1日，记者了解到，管城区教体局已介入处理此事。（11月1日

“特别军事行动正在顺利推进，一切既定目标都会达成。”——佩斯科夫，2023年11月2日很久没有关注俄乌战局了，今天写一篇。最近这一个月来，国际主流舆论的关注度都被哈马斯新一轮恐袭引发的以哈冲突所吸引。而非常“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个一个月内，原本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陷入师老兵疲状态的俄军，发动了今年以来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主动攻击。在扎波罗热、武莱达尔、阿夫迪夫卡、顿涅茨克等方向，都出现了新组建的生力军成建制的发动进攻的动作。虽然这些进攻最终的收效最终被证明非常微小，俄军的伤亡数字在这个月内也出现了激增，乌克兰方面的公布的日伤亡人数已经接近千人，总伤亡数字则突破了三十万。但俄军这新一轮动作似乎验证了早前美国战争研究所（ISW）所公布的一则讯息——ISW在9月时曾放出消息，说俄总统已经给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其必须在今年秋季结束以前夺回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主动权。这个消息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个天方夜谭，因为彼时乌克兰方面的新一轮反攻尚在进行，俄罗斯在战场和外交上遭受的压力同样巨大。能维持住现有战线已经实属不易，想要反守为攻，似乎只能期待喀山圣母显灵。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一个月之后，突然发生的以哈冲突就扭转了这一切。国际关注度的减少和对乌军援的相对低谷期，真的给了俄军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虽然又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一战封神”的绍伊古将军麾下的战兵也不能说就完全重新获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至少重将战局拖回了一战式的拉锯状态。哦，对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还在10月17日，全球都在关注中东局势时宣布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真的离解禁迈进了一步，以后战局万一再次对俄不利，搞个核试验吓唬一下全世界变得真有可能。如果国际关注度彼时还在俄乌战场上的话，单这一手俄外交的承压就会非常大。但眼下，这个议题完全被加沙地带的局势掩盖了。所以刚刚过去的十月，对俄军来说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月份，但这份“幸运”到底是俄通过其毕竟残存的大国影响力一力促成的，还是真的凭运气就这么撞上的。这我们就不好说了，只能说俄军这波反攻确实卡时间卡的非常准——虽然到目前为止，其收效甚微。这里要说一点，在二战后的历史上，以色列在西方阵营中一直是一个十分亲苏、亲俄的国家，俄乌战争爆发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因为坚持不对俄进行强硬表态，曾经备受国内外的指责和批评。此次以哈冲突虽然暂时转移了国际热点、减轻了俄的国际压力，但代价是彻底终结了以俄之间的良性关系。以色列方面已经放出话来，等他们收拾完哈马斯，将“确保乌克兰获得胜利”。以一段传统的友好关系，换一个短暂的翻盘机会，这个交换对俄方来说到底值不值呢？我们还得再看看。视角转向乌克兰方面，在今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当中，11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了对乌克兰国防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一段采访。扎卢日内在采访中表示，除非出现能给乌方带来决定性优势的新技术，否则俄乌战争将陷入“一战式的僵持”。按照扎卢日内的说法，他一开始觉得乌军反攻未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指挥官和士兵有问题，但是更换一些指挥官和调动士兵都并未起到作用。而阅读一本曾在学生时代看过的苏联时期出版的书，包括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的分析，让他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就像那时候一样，如今我们的技术发展水平让敌我双方都陷入了迷茫”。他说，现在看来，乌克兰如果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收复国土，那么就必须依靠新技术。“我们需要关键的军事能力和技术来摆脱这种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航空。控制天空对大规模地面行动至关重要。”此外，电子战、反火炮、扫雷技术等方面乌军对新技术的消化与应用，也将对打破僵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扎卢日内还提到了乌克兰自身的“战争储备”问题，他强调战争刚刚开始时，乌克兰受限于其原先的国情，其战争准备是不足的，武器装备稀缺，且立法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使公民可以避开责任。而一年多之后，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改善，系统的征召和训练体系正在被建立，当然，与乌军消化新技术一样，这套系统发挥作用尚需要时间。最后扎卢日内强调，俄乌战局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很多西方分析人士所说的那么乐观，不应低估俄罗斯，虽然俄军在战场上减员严重，耗费了大量弹药，但俄罗斯长期积累的军事优势和其动员能力仍是不可小觑的。俄军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在武器、装备、导弹和弹药方面占据优势”。应当说，扎卢日内的此访谈的相当坦诚，作为作为长期身处战场一线的职业军事主官，他指出了俄乌战争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承认俄军其实仍然具有相当优势，是乌军不可速胜的，暗示了俄乌战争走向持久战的可能性。但奇怪的是，这份乌军司令这番看似在给俄军戴高帽的表态，却遭遇了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严厉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日表示，他不同意扎卢日内的观点：“不，我们绝对没有陷入僵局！”佩斯科夫称俄罗斯目前依然在稳步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他还声称：“事实上，基辅政权很久以前就需要明白，他们想在战场上获胜的前景也是荒谬的。他们越早理解这一点，一些前景就会越早出现。”……怎么说呢？佩斯科夫的上述言论，让人感觉像是从异世界穿越来的，本来，如果没有突发的以哈冲突，俄乌战争能不能呈现目前这样一个双方互有攻守的拉锯态势，都是两说的事儿，可佩斯科夫却非要梗着脖子说“特别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俄罗斯要实现所有既定目标。我就问一句，你翻翻世界历史，哪有搞了快两年、死了三十万人还没搞完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有计划无战略的日本人在二战时搞过吧——依稀记得，那一次，那帮货最终输得很惨。可是佩斯科夫为什么非要这样讲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表态，主要还是对着俄罗斯国内说的。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日前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俄罗斯民众表示支持“尽快结束冲突”；而即便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归还乌东四地和克里米亚的条件下结束冲突，也仍有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里要说一句，这个“列瓦达中心”的身份其实特别耐人寻味，早在2016年，该“中心”就已经被俄罗斯政府列入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也就是说它是俄官方认定的“俄奸”，但虽然被官方认定了，俄政府却并没有取缔这个中心，而是允许其继续运营，还可以发布独立民调。甚至哪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还允许该中心搞这种“长他人志气”的民调数据。这是咋回事？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心善”？其实你细想一下也不矛盾。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所有报道，都维持了与佩斯科夫此次发言相似的调门，也就是“特殊军事行动进展很顺利，所有既定目标都会实现”。但就这么一直“顺利”了快两年，却总也拿不出一个“顺利”的结果。俄罗斯国内激进的皇俄派，如“网红大佐”斯特列科夫早已坐不住了，大骂俄军高层无能误国、俄罗斯官媒睁眼说瞎话。逼着俄官方不得不出手逮捕了这老小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官方其实也需要一些不那么激进的声音出来给在“信息茧房”里自嗨太严重的民意降降温。说一些俄官方媒体不太方便说，但不得不说的话。于是才有了“列瓦达中心”这份七成民意支持俄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的“民调”。请注意，这份民调本质上讲是在给俄官方找台阶下——就算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不获得胜利，把乌东四州甚至克里米亚都还给乌克兰人，现在也是“伏允所请”了。这也是为什么“列瓦达中心”为什么明明被指认为“外国代理人”却依然被允许存在的原因，俄官方并不傻，他们知道彻底禁绝国内一种派别的声音，无异于自断自己未来的后路。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份民调应该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几个月前，俄塔斯社刚刚公布的更大范围更权威的民调显示，有7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但请注意，这种“支持”背后隐含着两个要素。第一就是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其实并不了解眼下俄乌战场的局势如何，他们接受到的信息，依然是俄军在战场上掌握全面主动，获胜是迟早的事情。第二，则是俄罗斯既然已经为了这场战争投入了这么多的“沉没成本”，数十万士兵战死、上千亿美元的战争消耗投进去、国际外交格局空前被动、旧日攒下的“大国家底”在一步步被消耗……那么俄罗斯应该——更或者说必须——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获得些什么。这种心态跟百余年前克里米亚战争陷入僵局之后俄方的心态是非常酷似的——既然沉没成本已经搭进去，那么不获胜，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下这个赌桌。请注意，“列瓦达中心”所进行的民调，只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展开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些一线大城市中产人口的想法，对于这些了解战争实情、并懂得及时止损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当然已经进行的太久了。但俄罗斯的民意从来不是由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少部分城市中产人口所决定的。俄罗斯人口的大部分，是塔斯社所反映的中小城市和更广阔的农村。他们才是为这场战争付出最多沉没成本的人。而那些地方的人群依然相信战局如佩斯科夫一直所宣传的一样——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所以俄军如果不达成其所谓的“既定目标”，是不可以罢兵的，因为深陷在“信息茧房”中的民意不会允许。所以佩斯科夫必须驳斥扎卢日内的“僵局论”，扎卢日内说目前的俄乌战局很像一战，可他也许忘记了，恰恰是俄罗斯，最怕把这场战争打成一战那个样子。因为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拖垮了沙俄这个泥足巨人，当有着超强忍耐力又深陷信息茧房中的俄罗斯普通民众终于意识到他们投入成本巨大的那场战争无法获胜时，其爆发的怒意最终轰碎了冬宫的宫墙。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一个月来，俄军在明明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依然不计代价的维持进攻——俄罗斯“碰上”了10月国际关注转移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绍伊古也许的确得到了总统“扭转局势”的命令，但在这个“机会”和命令的背后，是俄罗斯国内因为沉没成本过巨、信息茧房又太牢而形成的那股不可忤逆的民意。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俄乌战局不能僵持，只能“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特别军事行动”，最终会由谁来得胜呢？我想，就像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历次战争所呈现的一样——当战争陷入僵持，请让我们看看时间在谁的一方，那些敢于面对现实、坦然直面他的人民的人，那些与时间、历史同在的人，终将获得胜利。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发声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了。

我们的文化，给“奋斗”的褒赏太过，却对“休息”太吝啬。1各位好，最近在成都办了读者见面会，见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算是一次非常充实愉快的休假，所以这几天没顾得上更文，但是高兴是高兴，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不尽兴，好像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不会休假、不敢休假的人。以下分享一篇旧文吧，送给自己和各位读者。------------------------------------------------------中国人的假期其实很少，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喜欢吆喝我们休假太多了。比如我记得前年五一“白银周”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就曾发表过“中国人的假期太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放假，应该减一半。”的暴论。我当初就觉得这个提议很奇葩，因为我不知道这帮经济学者们在提这种倡议之前，有没有没动笔算过，这个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法定休假日是115天没错，但这100多天的主要来源，不是五一这类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个双休日，若真的“减一半”，那中国可就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状态了。眼下双休是法定假期，还存在大量劳动者休息时间被侵占的情况，您这直接说要砍一半……您不如直接说让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谢您让我们过劳死了个痛快。不过，畅想一下，真要按这一派“经济学者”主张来的话，以后假日办再遇到五一、国庆假期，却硬要凑一个长假出来刺激“假日消费”的情况，可就太难了。我国介时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彻底放弃假日经济，给旅游业、零售业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要么就为了在五一凑五天假，前后一个月让老百姓告别周末。这两个选项中，无论哪一种，只怕都是天下奇闻。抛开双休日不谈，中国人的法定节假日究竟长不长呢？据公开资料查证可以得知，中国的法定带薪节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带薪休假和11天各种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开外。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休假时长排名比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还要差。那好，中国男足被泰国、叙利亚血虐，全国球迷都大呼小叫，引为“国耻”。怎么中国法定假期这么个排名，居然会有经济学家不仅不以为耻，还高呼要减半呢？所以球迷别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来说，绝对算是为国争光了。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东邻、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每年有26天节假（10天带薪假+16天法定节日），德国是30天（20天假+10天节），法国36天（25+11），俄罗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甭管经济比咱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国人修个五一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凑，还得被“专家”们说：不行啊，这么长的假期对经济发展不利，请各位滚回工作岗位，努力996、007，为老板的财富积累努力奋斗，奋斗终生……还是天下奇闻。2一提到经济学者的这种暴论，很多人质疑他们是不是趋炎附势，在替996的资本家甚至某些机构说他们想说不敢说的话。但我倒觉得，这种神发言，的确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中国人自古就将劳动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休息视为一种罪孽。你看，好逸恶劳在我们这儿是个贬义词，而“勤劳”在中国几乎是夸人的最高礼赞，以至于官方给我们的民族定调时，总会说“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注意，勤劳总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说，但勤劳是真的很勤劳。我曾看过某外交官说的一段回忆，说咱用这个句式夸人已经夸成了一个习惯，上世纪80年代到非洲某国搞外交，咱外交人员张口就来：“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和xx国人民”。人家黑人兄弟闻听此言，立刻提出抗议，说：我们xx国人民只勇敢不勤劳，勤劳在我们这旮旯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词儿，你们可别乱用哈！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劳为荣，勤劳的黑人兄弟当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绳捆了到新大陆种甘蔗去了，这个基因在这片大陆上估计留不下……是的，严肃的说，在世界范围内，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东亚。只有中日韩等国才特别推崇这种文化。西方《圣经》中写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临别的时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你必备尝辛劳，才能从土里得食。”由此看来，劳动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种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是不用遭这个罪的，是犯了错误才不得不受这个刑。而与劳动相比，休息在他们的宗教中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犹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兰教徒星期五休息。亚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人需要摆脱操劳，在休息中才能够获得与神沟通灵性。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之后西方工人们经常喜欢闹罢工，合法性其实也在这里，在他们的观念中，休息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说的通俗一点，早在汉代，不劳动就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从汉代一直流行到近代，村里批斗“二流子、闲汉”，再到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动辄暴论“中国人休假太多”，可谓是一脉相承。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劳动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从这个角度讲，说工业革命是一场“偷懒革命”也不为过，而我们没赶上，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勤快——或者说，总有人逼着我们太勤快了。3当我们自己也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后，中国这种“劳动焦虑”非但没有因为国际冲击而减缓，反而增强了，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现如今中国极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话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个“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体现其价值。其实这种思维是很值得商榷的——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国家、经济存在的最终目的。正确的思维本不应该是人是否对社会有用，而是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用”才对。同理，劳动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让每个劳动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的社会搞成宋老师所呼吁的那样，996常态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们GDP完爆美国，经济各项数据好得不得了，这些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那些痴迷纸面的“工业党”们拿来吹牛、意淫时更开心而已。所以，那些大厂老板公然逼着打工码农签“奋斗者协议”，要他们自愿996还拿来当企业文化来宣传；某些经济学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时间砍半、退回几十年前，还自以为是什么“创新性经济观点”；老百姓放个几天“黄金周”还要东挪西借，转头就要连上很多天……这些奇葩的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应是一种值得羞愧的原罪，“劳动、奋斗”这些大词，也不应再是我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将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们应该明确，人的天职不是劳动，而是休息。全文完本文36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

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最近写作兴意有些阑珊，更兼秋日将尽也该为自己安排一次出游散散心了。本周末我将去往一直很想去的成都，周日的时候会在当地举办一个读者见面会，蜀中若有朋友有缘，不妨到时一见。时间是10月29日晚上七点半，地点在成都武侯区的文轩books高新店。详情请见书店官方的通告《「作家聊天室」海边的西塞罗读者见面会》。想预约的朋友请扫下方二维码提前预约：提到成都，总能想起很多诗文，但此刻，我脑中第一个闪现的，是赵雷的那首《成都》，第二个想起的，却是苏轼的那首《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是啊，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漂泊的苏轼终于没有回去他蜀中的故乡。实话实说，虽然提前给书店写了座谈提纲，但也不知届时见了大家会谈出些什么。但愿能不负此行吧。成都，我就去到他的街头走走，散散心，顺便与愿见我的朋友在那里聊聊天。想预约的话，请扫码，愿我们不见不散。

就冲这回应态度，明年再被偷一次也不冤。前两天参加迷笛音乐节的乐友被盗的事情引发了全网关注，我也写了《迷笛音乐“劫”——这样的“前现代人”，在你身边还有多少？》一文，不过这篇文章发出去的那天，迷笛音乐节官方刚好出了一份更加爆炸性的公告，上篇稿子我没来得及聊，单写篇文章简单说说。迷笛的这份回应是这样的，奇文共欣赏，大家都看了吧：这篇回应之所以跟盗窃案一样引爆全网，最重要的原因是是它在正规回应后面直接用脏话骂娘，什么“傻x”“喷子”“鼠辈”之类的污蔑性词汇齐飞。当然回应说他所骂的人是具有高度指向性的，也就是事件爆发后所谓的“黑河南、黑南阳”的人。我在上篇文章中也聊过了，我也反对地域黑，因为南阳这次盗窃案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揪着一个地方搞地域歧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迷笛音乐节作为事件的当事方，亲自下场骂的这么狠，还是让人感觉怪怪的。我特别想问音乐节的官方——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被你们骂做“傻x”“喷子”“鼠辈”的网友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确实是去参加了你们的那个音乐节，并在音乐节上丢了东西，整体感觉非常不满意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好端端去参加个音乐节，丢了东西不说，最关键的是还丝毫没有假期体验。这样的人，如果实在气愤不过，在网上发两句牢骚，即便带了点地域歧视的口吻，真的很过分、很不能被原谅、理解么？亦或者，有些网友没去参加你们的音乐会，但确实有过在当地糟糕的遭遇，借这个事情在评论留言里说出来，只要说的事实，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这些网友，真的值得你专门出篇公告，在本来应该诚恳道歉，向你的乐友和公众致歉说“不好意思，这次服务没做好，请期待我们下次努力。”的地方，破口大骂，各种脏话狠话齐飞，弄得跟对方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么？你让那些来参加你音乐节却丢了东西的人作何感想？怎么，我们说吐槽两句的权利都没有了么？所以这个非但不道歉，反而骂人的回应，理所当然的引发了争议，争议之后有记者去采访迷笛音乐节的官方。结果其工作人员非常自豪的回应媒体：“这符合迷笛的风格，迷笛就是敢做事、不怕事”。把粗鲁、骂人当成是自己的个性，对于“摇滚青年”来说，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性格。可问题是，迷笛音乐节也没有把他们自豪的这个“个性”贯彻到底啊！你就看看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写的是非常官方、官样文章的。体制内写公关稿件我们一般有一个模板，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第三段怎么收尾。要我看迷笛音乐节的这纸回应的前半部分，其实是在非常笨拙而又小心翼翼的模仿这种“官腔”。形成了一种“拟官腔”。什么叫“拟官腔”？失窃案发生在南阳，按说不管规模和起因如何，南阳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说也是对这样的事件有一定的责任的（哪怕是事发后的追查、解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看到，迷笛音乐节的官方，在公告中，谨小慎微的避免了哪怕一丁点会让人联想起这种责任的说辞，半点都不敢惹官府，而把指责全部都甩给了“网民陈某”和“煽风点火的网络言论”。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怀疑，难道没有做好筹备、导致案件发生，甚至上手去偷窃乐迷们财务的，只有这个陈某和“煽风点火者”么？偷东西的人在哪里？本该维护治安的人在哪里？迷笛音乐节，作为主办者，你向乐迷道歉的诚意又在哪里？没有。整个回应，前后文风的反差过于巨大而强烈，就好像是你看到单位里一个年轻小中层，在领导在场的时候照着稿子发言，又是打官腔、又是舔领导、把领导拍的心花怒放，提前退场了。结果领导前脚刚走，他后脚脸就一变，转过头来对着手下破口大骂，又是傻x、又是鼠辈的脏话齐飞。别人说他两句，他把头一扬：怎么着？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的叛逆！我xx就是这么敢作敢当！……容我劝你一句吧，迷笛。正经摇滚青年的叛逆与敢作敢当，根本不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是的，作为“摇滚青年”，你可以把叛逆、把不拘礼节当做气质来打。欧美的愤怒青年玩摇滚的时候，确实是把脏字儿都写到歌里去的。可是这种叛逆、这种不拘、这种敢作敢当，朝向的对象是有讲究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各位好，连着写了一个星期的文章，今天黄金周结束了，我休个假，这是一篇请假随笔。早上的时候看到北京万圣书园的这哥庆祝其三十周年的视频，这勾起了我的不少回忆，让我突然萌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有义务写篇“义务广告”——不为别的，只为我在这家书店里白白蹭看的那不少书，和那足足一年的美好时光。是的，在万圣书园三十年的时光中，我有幸截取过这家店的一点吉光片羽——我2016年的时候受当时的单位委派，去北大读了一年书，头几个星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书看。有一次在课上聊起了，北大本地的同学像看刚在火星种了几年土豆才回来的人一样看着我：不知看什么书好？你为什么不去万圣书园呢？我问在哪里，然后当天下课后的那个傍晚，她就领我去这家书店逛了一圈。若干年以后，当我坐在桌边写这篇文字时，我依然对那个傍晚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个太美妙的傍晚。我一直觉得，书店这种存在与旁的店铺不同，因为当你走进一家私营书店的时候，你其实相当于走进了这家店老板的灵魂深处——书店会挑选什么样的书入住，什么书摆在最头前的位置重点推荐，设置什么样的专区以供你重点阅读，这些专区里又会遴选什么样的书籍，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事情，与之相比，店铺的装修风格、播放着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灯光笼罩着读者，倒是次一等的事情，但也很重要。而一家老书店，若是开久了，又会吸引很多与其志趣相投的读者，这又形成了书店中第三道可观的风景。而于我而言，万圣书园的这三重感觉，都恰恰刚好。我自认是一个读书很杂的人，历史、科学、文学、哲学所有有那么一点意思的知识我爱学，而这些知识在我的脑中是彼此连缀的，并没有大学里的各科系那般遥远。而在万圣书园，从艾德蒙·柏克到老子，从维特根斯坦到莫奈、从契科夫到王小波、从哥白尼的天文律法到音乐十二平均律的制定，这里所安放的知识，就像我脑中所梦想的一样，如此的相近。在课后的一个傍晚，我可以在这家店的这个书架上抽出一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跟爱德华吉本聊完了罗马英白拉多们的得失，信步走上不远，就可以行到理查德·道金斯的书籍前，读上一段《自私的基因》，听他论述达尔文时代进化论的所明与所误。间或的，我还可以在角落里发现一本之前从未关注过，但却翻来就十分有趣的书——譬如《路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第一次去理解那些凝固在大理石中的音乐究竟是怎样的。是的，这就是我寄居北京的那一年中，在万圣书园蹭了整整一年书的观感。这个其实并不大的书店与我灵魂中的精神家园慢慢融合、互化。我在这里“复习”了喜欢的老文字，也见识了新知与新观点。后来我甚至去图书馆的时间都少了，就跑去这家书店里来回踱步，想想心事。书店里咖啡屋的蕴香飘散开来，散养在店里的那只店猫熟悉了我的气味，不再避我、偶尔也来我的脚边蹭蹭。那个感觉真好。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深秋的风一阵冷似一阵，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程。我发现让我最不舍的，不仅仅是未名湖的落叶，不仅仅是混迹在课堂上混迹在本科生里和人家搭讪，冒充自己大学时光还没过完的那份感觉，也有在那书店里的徜徉。于是我又最后去了一次万圣书园，这次没蹭书，而是径直走到已经熟悉的书架中，抽下一本之前眼馋了许久，想买却不舍得买的书籍，走到柜台那里跟店员说：“同学，劳驾来这本！”然后再用打折的那部分钱，点了一杯咖啡、一份热狗。坐在书店的那个咖啡屋里，看着成府路街上的车来车往。店猫知趣的缩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喵喵叫，我没再试图去撸它。因为那一刻，我突然认识到我的青春可能有些余额不足了。这样放肆看上一天书、闲逛一天，却不用琢磨该怎样养家赚钱、立身出世的日子，真的过一天少一天。2016年，我对那一年怀念的时光若有个终结，那就终结在那一天，那个我坐在万圣书园惆怅莫名的咖啡桌边。自那一刻起，我方才决心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不负这余额开始见底的青春时光。今年年初，我去北京做自己的第一本新书签售，又去了一趟万圣书园，店还在、书还在、店猫听说换了，经常偷懒不上工，总之我是没见着。而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写一本足够好的书，放在这家店里，有一个与和我当年一样穷书生，能在这店中信步行走时，偶尔邂逅到它。为这个梦，我当开始新的启程。文章写到最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什么“义务广告”——其实万圣书园这样知名的书店，原也不需我向我的读者去做什么推介了。这只是一篇随笔、一份回忆罢了。人，最难留住的，总是时光，所以我们才会去阅读，去思考，去书写。而万圣书园，那是一个我曾把自己的青春丢在那里的地方，于我而言，它还在，可那段岁月却无可找寻了。而我的读者，您若也曾去过此处，可否曾经拾得它？让它也成为你的回忆？“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这是诗人赫尔赫斯的名言。可是作为一个也算常去图书馆的人，我其实不喜欢大多数公立图书馆的那种味道——它过于严谨的分区、它的冷冰冰、它的“禁止喧哗”、“食品饮料莫入”……都让我其实有一丝丝不自在。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那些书店。当你走进一家好书店里，看到迎头摆着的，正是那本你此刻最当看、却原本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叫什么的书，你会感到一种邂逅知音的慰藉，与探求新知的惊艳。所以我说：如果还有天堂，愿它是书店的样子，如果还有书店，愿它是万圣书园的样子。本文2000字，感谢读完，谨以此文，纪念改变我的2016年，和温暖我的那家书店。也祝所有我的朋友——

普及个汉语常识。说件奇事，这两天，我的微信后台突然收到不少攻击谩骂留言，语言之下三滥，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这样的——要我说，这位不太谨慎，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做微信号名，就这么发出来了。他虽然骂我，但我却不能不保护他的隐私，就给其名字打个马赛克好了——毕竟狗咬人，人不能咬狗。这骂人话，怎么说呢？抛去用词之下流，想象力与语言之匮乏几无可观。我要是甩得开和他对骂，能把他骂化了。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人来骂呢？我不用想也知道，应该是又有一些自称的“爱国”的营销号抓住了我文章的什么把柄写了大批判文章——这帮人的粉丝，向来都是这个素质，辨识度实在太高了。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果不其然还真有，还不止一篇，大约都是针对我前两天发的《武王伐纣的真相：相比大一统帝制，封建制为什么更能打》。我就觉得特别奇葩。因为第一是因为那篇文章是谈纯历史的，武王伐纣么，这种文章他们也能抓出小辫子来揪斗，这陷害人的水平，还真的是直追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将了。哦不对，考虑到这几位中年油腻男的年龄，应该叫他们……中将？第二，就是我发现这帮人虽然都是用母语写作混饭吃，还自称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好像看不太懂中文。我在文中讨论的是古代王朝封建与大一统帝制两种体制的关系，他们却非上纲上线，说我含沙射影的反对统一。这顶帽子扣得实在就过于大，真坐实了把我千刀万剐也不为过。所以虽然其实一直懒得理这帮苍蝇，但还是不得不写一篇文章，好好教一教这帮人和他们同样不学无术的拥趸一把中文——大一统和统一，这俩词到底有什么区别：本文不是为这帮人写的，他们听不懂，也不想懂，只是帮智商和良心还在线的朋友辨明一点是非。其实你去翻近现代文献，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的使用上，今古之间是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大体上说，在辛亥革命中国帝制时代结束以前，大一统或一统用的很多，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个词在正规政治表述中就几乎绝迹了。人们更多使用的是统一。前者，比如晚清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想要灭洋，但又要向清廷表忠心，还在说“一盖洋鬼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后者，比如孙中山先生在他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誓言要达成的五个统一: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军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而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大一统”（或“一统”）和“统一”，这两个词为什么会在帝制结束前后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分呢？其实你只要是个中国人，用心咂摸一下这两个词语里微妙却鲜明的差别，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大一统”或“一统”，一定是隐含一个主语的，而这个主语一般指且仅指古代帝制的某位帝王、或者一家一姓之王朝。比如“大一统”的最初出处，《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的原初意思，是说周王朝的全体诸侯都要听从周天子的领导——这是儒家思想想要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本来也不错，但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大一统异化为了皇帝一人对天下的绝对统治权威。所以在其后的岁月里，“大一统”或“一统”在出现时一定是与皇帝或王朝相连缀的。它指的皇帝掌控整个天下、在秦制的帮助下一杆子捅到底的那种状态。而正因为这个词被帝制“玩坏了”，所以它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几乎立刻就被弃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近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把中国从帝制王朝中解放出来的仁人志士们，远比现在网上这帮恰爱国流量的二混子们懂得多，人家知道中国在推翻满清帝制后，所建立的一定是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里，不会再有帝王试图去“一统”自己的臣民，把别人的权利侵占过来为己所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再是臣民而是公民，公民有自己独立与自由，别说有人想“大一统”他了，就是想“一统”他，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国家，既要保障每个公民权利与自由，又要形成足够的社会合力，这样一种“自由人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状态，应该用什么中文词汇去形容呢？那就是“统一”。“统一”一词在古文中出现较少，其存在感几乎完全被大一统所遮蔽。但它的第一次出现就很特别——那是《汉书·西域传赞》中，班固评价西域各国的特点时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你细品一下，班固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就不是前文中说的，西域更好的状态，并非要执行“大一统”的政策，而是说西域各国的行动应该“统一”起来，在保持各自边界的同时，统一行动。这样就能克服“兵众分弱”的问题。所以统一和“大一统”，在这里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大一统在语义上更接近英文中的“rule”或者“dominate”，它内涵强调的是一种上下尊卑，一种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在古代大一统的中央帝制中，皇帝是天然高于臣下和草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我“大一统”了你，你必须以我为纲。而“统一”这个词，它内涵的意思，其实与“unite”，甚至可以说，美国国徽上拉丁文格言“合众为一”（E

只要我们还纠结于这种问题，那一天就还很远。签名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全人类最大贡献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5份，其分配办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做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给做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做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问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做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学奖金，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生理学和医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授予；文学奖金由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授予；和平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的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任何其他有关我财产处理的遗嘱，一概作废。1895年11月27日又是一年诺奖季，今年的各大诺贝尔奖项将陆续揭晓，有一个话题再次被起——今年有没有中国人能拿诺奖？是的，作为“科学界的奥运会”，最近这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公众对本国科学家能多拿诺奖的期望也提了起来。很多人希望中国人获诺奖的数量能像奥运会拿金牌一样出现“井喷”，或者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像我们的东邻日本那样能隔三差五有个人问鼎也算露脸。可是目前截至2021年，获得诺贝尔获奖者的中国人数量一共也只有11位（其中还有8人仅仅是华裔而非中国籍）。如果诺贝尔奖真的是一个国家科研、文化实力的体现，那么经济发展的中国迟迟无法在榜单上获得相称的地位，确实让很多人很上火。于是很多人开始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在得诺贝尔奖也跟奥运会上一样出现井喷？中国诺贝尔奖“井喷”在即么？于是就有了一个说法：“着什么急啊！诺贝尔奖这东西是有滞后性的，科学家现在研究的成果，得等十年二十年才能被学界认证、承认、产生影响，并授奖。所以中国的诺奖井喷，是在xx年后，总之，快了！”这个说法，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度非常流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似乎时候还没到，不过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接触的那些大学老师、助教们热谈这个段子，也是有一定私心的——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如果中国诺奖真能“井喷”，那有很大概率就“喷”在我们那里，甚至没准就是总提这个说法的那些老师。所以老师们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能井喷”这种说法，刻薄一点说，有点像彩民下注买了彩票以后说“我这样一注开彩时一定能得奖”一样——甭管有戏没戏，那这个说法来自我心理安慰一下总是好的。我接触的那些老师，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界精英，他们同期的有些同学留在美国等地做科研，如今都快退休了，回顾这一生的科研生涯，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点暗暗较劲，老师们当然不愿承认自己当年回国搞研究是年华虚度了，美好祈愿一下“中国未来诺奖能井喷”，也相当于祝福自己退休后哪天真能接到诺奖电话。所以他们是很愿意这样说的。可是经济发达、产业兴盛、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多，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诺奖一定会井喷么？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必然。奇葩的“韩国陷阱”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另一个东邻，韩国。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朴正熙当政时开始的，比我们早了个十来年，前两年已经被认定为发达国家。韩国的发展路径走的也是产业兴国、科技兴国，政府对科研投入巨大，教育竞争激烈，学生考的非常勤奋，学界内部卷的则不要太严重。但非常邪门的是，韩国到目前为止，除了金大中总统因为采取“阳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进行南北双边会谈，并在同年获了和平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韩国人获过奖。是的，甚至连在本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跑到欧美去科研出成果的韩裔都没有。这个奇观，恐怕让所有如我一样喜欢玩战略游戏的人都惊到了，毕竟在很多历史战略游戏中，朝鲜民族的技能点一直都是“加科研”。不吹不黑，现实中的韩国，也确实是个科技立国的国家。我们知道韩国人比较好面子、重民族自尊心，但每当聊起诺贝尔奖这个事儿时，场景估计是这样的——您郁闷的韩国朋友会说：“你们先聊，我下楼去买个泡菜。”那么为什么韩国忙活了这么多年，科技发展的也不错，诺贝尔奖却如此“天荒”呢？我觉得主要是民族价值取向的问题——一个民族能不能通过重视教育产生学霸是一码事，但学霸们会不会都去搞适合得诺奖的科研，这是另一码事。就韩国而言，它的重视教育确实产生了大量（至少考的很好的）人才。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影响，韩国人才的流向是这样分布的——最精英的一等人才往往会选检察官、律师、公务员、医生这样的“人上人”的职业，自己负责切蛋糕。次一级的人才则会选择学工科，当工程师或者码农，以便将来能够进入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厂，搞一些更注重应用的研究，以便能分一些给财阀们的残羹冷炙，当高级打工人。于是真正肯钻进象牙塔，一门心思搞科研的，大多是三流以下的人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国俗语，在韩国也经常被搞学术的人拿来自嘲。所以，不知是否受了古代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影响，韩国真的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少的。其实话说回来，最有能耐的人去考公务员，比较有能耐的人搞应用挣大钱，实在不行才学术，这种人才价值取向，怕也不只是韩国独有的。而另一方面，受特别强的民族自尊心作祟，韩国人还特别希望自己的科学家能早点“给他整个活”，在世界上露一回脸。可这种急功近利，最终带来的往往是“又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比如2005年曾让韩国人颜面丢尽的黄禹锡学术造假案。黄禹锡本来是首尔大学的一位兽医学教授，按说这个学科其实并不怎么基础。但21世纪头两年，克隆技术特别热门，克隆羊多利问世后，各个国家的生物学者都在憋着劲儿搞各种克隆牛、克隆猪之类的东西，黄禹锡也赶上了这个风口，在那几年内相继创造克隆界的多个“首次”和“第一”。包括成功克隆出首个克隆牛，首个“抗疯牛病牛”，首个克隆狗等等。这还不算什么，到了2004年，黄禹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子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一年后，他又再次在《Science》上刊文，宣布成功利用癌症患者体细胞克隆出胚胎干细胞，为解决癌症带来了希望。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轰动了全世界，更让全体韩国民众都高兴的快发疯了，韩国人将黄禹锡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学术救星”，韩国各大媒体热衷讨论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到底应该在今年还是明年把生理学奖颁给黄教授”——因为在韩国人看来，黄教授放了这么大一个科研卫星，如果这都不给个诺奖。那就简直就是西方对我们大韩民族的种族歧视！但对韩国人来说不幸（也许是幸运）的是，黄禹锡的神话没撑过2005年。同年年底，就有人向韩国媒体举报黄禹锡学术造假，随后其所在的首尔大学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干细胞技术纯属子虚乌有，都是黄为了骗取名利可以编造的。最终韩国官方介入，以数项罪名对其进行了起诉，黄禹锡锒铛入狱。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黄禹锡造假案在韩国异常艰难的那个追审过程，和韩国一些民众对此案匪夷所思的态度。从案件刚刚曝出开始，就有大批人执着的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族骄傲”黄教授其实是个学术骗子，曝光此事的记者和其所在的媒体，第一时间就被骂声所淹没，遭遇了大量的死亡威胁，随后是来自财阀、甚至政府的施压，被长期扣上了“韩奸”、“败类”、“民族叛徒”的帽子。即便后来调查深入，揭发出来的铁证如山以后，还有很多人主张，调查应该“适可而止”，维护住黄教授在国际上为韩国争来的学术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不追问黄禹锡，而是几乎疯狂的去指责质疑黄禹锡的记者。前几年有部韩国电影叫《举报者》，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于是黄案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问题，吵着吵着居然上升成了一个“民族荣誉问题”。最终，韩国法院在黄造假骗取学术经费铁证如山、并涉嫌欺压女研究员强行取用人体卵子的情况下，仅判处了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大量“挺黄派”还不算晚，媒体依然暗示该案是“技术先进国对我们学术歧视和欺压”。黄禹锡在很多韩民族主义者眼中依然是响当当的“民族英雄”，是韩国科研界被世界阴谋组织有意狙击、“枪打出头鸟”的受难者或殉道者——甚至有其铁杆支持者为其自焚“伸冤”。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案，最后能被扯得这么出圈，可能这种剧情也只有在韩国这种国家才能上演。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今天韩国学术造假、学术抄袭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比如今年6月，韩国首尔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CVPR上展示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但随后就被揭发该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抄袭了学界十几篇相关论文的“拼贴作”，其中很多桥段甚至“直接照抄某些句子，一个单词都没有改变”。目前这个案子还在查，有韩国媒体担心，这又将是一起黄禹锡案。无独有偶，上个月，韩国刚刚上台的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也刚刚被证实学术履历造假。经韩国警方确认，第一夫人金建希提交的简历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均与事实情况不符，简历内的22项内容中有12项均被证实造假，其中包括其学历和获奖经历等。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韩国警方宣布，由于“特别公诉时效”已过，警方作出不移交检察机关的决定。这起之前在韩国也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一夫人履历造假案”，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是的，如果说搞科研、搞学术最讲的是对真的追求，那么在韩国，有太多东西可以排在真相之前，名声、利益、权威，甚至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在这些东西的干扰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的。这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提高、科研投入加大之后，也未必一定会如德国、日本一样迎来“诺奖井喷”。也可能如韩国一样，论文发了不少，但水出来的很多，“科研英雄”搞了一堆，但细一看都成了黄禹锡。这种事，其实“关心则乱”，有时候你越急于推出一个证明本国科研实力的“样板”，反而会产出越多的笑话。诺奖不是生产力说回到中国何时“诺奖井喷”这个话题上，我们不妨刚深入的去问一个“元问题”，对于诺奖所重点颁授的那些基础科学来说，科学家的国别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在文章的开头，全文贴出了诺贝尔当年的遗嘱，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同反思一下诺贝尔当年颁授这个奖的初衷。你在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强调的是“曾赋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在文末，还特别声明了一句“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这里要特别提一点，其实在诺贝尔立遗嘱的19世纪末，正是欧洲民族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由富豪或各国出资设立各种名目奖励科技研究的奖项、勋章，其实是不少的。而诺贝尔奖之所以最终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奥林匹克”，其实就在于他这个“不考虑国籍”上——当其他奖项的目的都在鼓励本国科技研究发展时，唯独诺贝尔提出的理想是要奖励“为全人类服务的人”。所以它才特别伟大。而今天想来，诺贝尔的这个立意，其实恰恰抓住基础科学的要害。人类科技史上，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现实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往往越不能帮助发明、发现者的所在国带来什么可立刻变现的实际利益。比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造纸术，最后是激发了欧洲走入启蒙时代。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改良的六分仪、航海术，最终是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诺贝尔是瑞典人，但他发明的无烟火药并没有帮助他的祖国重振北方雄狮的威名，反而便宜了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杀四方。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是核物理研究、导弹研究等尖端学科的绝对重镇，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冯布劳恩这帮人，最终都去了美国，最终在德国萌发的那些现代物理理论，帮助的是美苏这两个巨头成就了他们的霸业……越是基础学科的重大发现，就越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很难、甚至几乎不能让发现者的民族和国家专享其利——也许诺贝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强调“不要在乎获奖者的国籍”。由此突然想起，我曾看过不少“穿越者”改变历史的“穿越爽文”。我发现很多中国穿越小说的写作者，都喜欢让穿越者带着满肚子的现代知识回到古代，提前几百年代替牛顿、波义尔、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把现代物理化学知识全都发现出来了。但很多穿越者为了实现“天朝独大”，在攀科技树时，想一些很自作聪明的招数。比如严禁科技外泄，把自己写（抄）的那些物理化学书都当成国家机密，只让少部分高精技术人才接触，或者就算开个大学，也严禁外国留学生进入学习……总而言之，就是试图通过对穿越来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垄断，来完成对敌国的碾压。但其实，懂点科学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了，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像自然生态和经济一样，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体量才能良性循环、保持活力。比如近代启蒙运动，一定是从开大学、允许学者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开始的。基础科学知识在整个世界内其实“液化”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即便造核弹的曼哈顿计划，真正保密的也只能是一些具体数据，对于核弹的基础原理也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内曝公。便观人类历史，我们只能找到一些主动自我锁闭，一定时间内不接受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文明。而无法找到一个文明，一方面主动把自己的科技树点满，另一方面却又能让自己的科技知识毫不外泄、滴水不漏的文明。闭关锁国还能把科研搞好的瓦坎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真实历史中，那些试图通过把基础科学当成高度机密，只让少部分人知道的尝试，最终都破产了。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据说几何题做的很不错，对当时西方的科技知识也有比较深的涉猎。但他并没有把清朝带入科技萌发的启蒙时代，原因就在于他（像那些穿越小说主角自作聪明的一样），把科技作为一种秘密来保守，百姓甚至汉臣都不得与闻。而科技在这种闭锁的环境中一定会枯萎、窒息、并最终失传。康熙的批注的《几何原本》，为了保密，特意用满文写的……是的，科学需要社会形成共同体才能进行讨论，而越基础的科学就需要越大的共同体才能够保证其发展。所以在当代基础学科中，科学家所形成的共同体，往往遍布全世界，想搞出真正全球领先、前瞻性的研究创新，你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共识体基础，并将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公布并加以验证和应用。比如，黄禹锡的那些克隆技术创新，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将受惠于此的也将是全人类，而不是韩国或他所在的首尔大学。而一个国家能否从人类的科技进步中受惠，则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将自己接入这个人类共享的共同体。从新的认知进步中寻找发展的机会。个体科学家与其国籍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进一步减弱的。越是基础的科学家，就真的越是在为“造福全人类”而工作——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搞的这项科研，最终能否在自己的国家率先获得应用，转化为实际效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那你其实没有必要焦虑本国科学家到底拿了多少诺贝尔奖，因为能得诺奖的那些科学成果，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远着呢。一个国家诺奖得主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从这些研究中首先获得好处。确切的说，一个民族主义者，压根就不应该在乎这种奖颁给谁。而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你则更没必要诺奖得主们的国籍为何。因为就像诺贝尔说的，一个世界主义者，并不会在乎拿走他奖金的“是不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更深层次的，我相信，只有一个怀揣不计成败利钝、造福全人类梦想的学者，才能集其毕生的努力，去将全人类的进步推动一小步。而也只有那些并不那么执着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总是纠结、在乎科学家是否是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社会，才会源源不断的输出这样心怀全人类的世界级精英。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结论：中国人何时能在诺贝尔奖上“井喷”？回答时，等到我们不再在乎这种问题时，那个日子也许就不远了。毕竟，诺贝尔在他的遗嘱里说的很明白——他要奖励的，是一心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有多少愿意不计成败利钝追求真知，愿意矢志不渝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这才是真该问的那个问题。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各位好，原本发在海边的西赛罗上了，想了想还是发在加图这边吧，本来想开个付费控制一下传播，但嫌麻烦，也怕想看的朋友看不到，那这篇跟大家讨个赏好了。一孔之见，但却是心血之作，愿喜欢。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昨天《也许真实的纣王，就是费翔演的那个样子》一文，我们聊到了一个猜想——历史上的商纣王，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有“大一统”之志的君主，只不过生错了时候，结果成了暴君的代名词。那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猜想，去解另外一个疑案——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为什么殷商那么容易的就被姬周打败了？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这一天今属河南新乡的牧野，一场决定之后3000年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在这里开打了。参战的一方是周武王所率领的伐商联军，据《尚书》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周军仅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即便算上庸、卢、彭、濮、蜀等同盟部族的兵力，一共也不过四万余人。而殷商帝辛那边呢？《史记》当中给了一个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殷商军队有众70万人，当然也有后世学者考证，说这所谓70万人可能是17万人的讹误。但甭管是70万还是17万吧，肯定要比其对阵的四万联军多得多。那问题来了，这70万（17万），怎么就被4万多干净利落的打败了呢？所以我们同年回忆《亮剑》中，李云龙上课捣乱时说的那话是错的。他说“淮海战役，60

疫情三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各位都在出游的路上吧？祝大家中秋快乐。玩得开心。重发一下去年写的旧文，怀念一下去年此事我们共同度过的那段艰难岁月。但愿人长久。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他都经历了什么。我有时候常常会想，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一步步是在退化的——比如同样表达“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住最重要”这层意思。今天的企业大佬们一开年会，只会喊一句干瘪无力的“活下去！”或学美剧说一句“凛冬将至”。但往前回溯，谢晋导演在《芙蓉镇》里的表达，可就生动形象多了：“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而再往前数，鲁迅先生所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也有相同的感觉，只不过加上了一分孤勇者的决绝与悲壮。但鲁迅和他那一代人，表达这层在命运残酷面前的坚强时，写的依然不是最好的，相似的意思，最好的表达，其实在苏东坡那里。是的，正如去年那篇文章我曾为您解读的，“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这千古佳句，如今是中秋节互道祝福时人们最常用句。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句话放在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中，其实更接近“活下去”、“苟住”的自勉之意。彼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他由盛转衰的那个大转折，从青年时的春风得意，文坛才俊、政坛新秀，到卷入王安石变法时代的新旧党争，不得不“自请外任”、离京避祸，苏轼此时的心情其实是苦闷、抑郁的。当然，作为一个生性达观的人，苏轼此时尚有能力用自己的才情消解这种抑郁。所以你看在《水调歌头》当中，写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全诗情绪最低谷的话之后，苏轼马上激昂的来上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下子将情绪提高了上去，这句话不仅仅是横向空间上对异地亲友的祝愿，更是纵向时间上对自己的，“但愿人长久”——但愿我们都能活长一些，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吧！而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在后来的流放路上，当命运的绝境，一步步向着苏轼逼来时，他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狭窄时。而明月，在余生中也成为了东坡居士坚持活下去的那个“心灵暗号”。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西江月·顷在黄州》从标题里你就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的作品。与几年前还是自请外任不同，此时“乌台诗案”已经案发，作为北宋年间唯一一次文字狱的受害者，苏轼此时的心情想一定是相当苦闷的，他做好了遭遇顿挫的准备，但没想到顿挫会来的这样急、这样猛、这样不由他分辩。所以他说，“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时的苏轼，才四十出头，他依然有理想，有抱负，不愿相信自己的半生经营，就这样付诸东流，所以他要怜惜那“一溪风月”不想被踏碎。他甚至还等着“杜宇一声春晓”，等着命运转机的来临。然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大时代的揉搓下，苏轼的人生注定高开低走，越到后来，对他的指责就越严厉，命运给苏轼的打击接二连三，越来越将他逼向墙角、赶向蛮荒。他的生存处境越发艰难，逼仄。所以苏轼后来也就慢慢看开了，什么“杜宇一声春晓”啊？等不到了，我也不稀罕！“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赤壁赋》）——这辈子我就这样了，与清风明月相伴，你们谁也夺不走，这不好吗？但这种最常被引用的人生觉悟，其实并不是苏轼“咏月哲学”的完全态。不信？我们再看这一首。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三年后，遇赦北还时的作品——当要渡过琼州海峡时，苏轼的船队一度突遭狂风暴雨，然而当风雨散去，苏轼又看到了那一轮此生中一直照耀对他的明月。“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风浪过后，世道终究还是会恢复澄清与太平。可是，此时的苏东坡，与四十岁上那个心心念念的等待“杜宇一声春晓”时的他，已经不同了——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风雨能否过去，明月几时有？那是老天爷的事，我已经管不着了，我只知道我这辈子过得也算满足，虽然半生漂泊在这蛮荒之地，但我吃了荔枝，游了山水，这游览难道不也“奇绝”到人生难有么？我不知，这算不算苏轼的一种心里安慰，此事的苏轼，已经是64岁的老人，他终于完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后一年，公元1101年时他留下的作品。捎带说一句，这一年北宋的年号也非常有意思，是建中靖国元年。“建中靖国”，新上台的宋徽宗把自己对朝堂的希望都直接写到年号里去了——新党旧党，你们都别争了！我们保持平衡（建中），安安生生过几天日子（靖国）不行么？不过，甭管徽宗怎么想，被新旧党争这烂事儿蹉跎了半辈子的东坡居士，此时反而不关心这些了。你看他的诗里，再也没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类的好奇，也不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关注。是的，不管天气如何，浮云是否遮住了望眼，苏轼都已经不care了。因为他知道“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无论世事的浮云怎样沧桑变化，有一轮明月在那里，我已知道，这还不足够吗？于是，苏轼，终于带着那样一轮照耀他一生的明月，乘风归去了。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你是否要与家人一起赏月？今晚您那里的天气又可好？无论如何，我将这篇文字送给您。让我们学学苏轼，穿越千年的时光为自己的人生获得一份淡然与达观——今夜，若能月朗星稀，我们当然会说上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是风雨来袭，却又能云开雾散，我们也不妨吟咏一声“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可即便阴云层布、望眼难穿，也无需丧气。因为“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明月几时有？其实我们也无需把酒问青天。那轮最皎洁的明月，已在你我心中升起，她将永相照耀。全文完仅以此文，作为我的读者们贺词，感谢读完，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拉外长，你一个月前可不是这样说的啊。我发现，这个号只要一动笔写俄乌，战场上总会有一些新态势出现，这不，前天刚写了《幻想“欧洲抛弃乌克兰”的人，估计都没读过欧洲史》一文。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就被一锅端了。当地时间9月25日:

当有人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他所遭遇的最大阻力绝不是枪炮，而是勇敢者们对既有历史经验的总和。许久没有聊俄乌战争了，今天写两笔。这两天，俄乌战场外最劲爆、也最让全球俄罗斯同情者们兴奋的消息，莫过于“波兰准备抛弃乌克兰”的新闻。9月20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接受采访时突然表示：“波兰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而是要致力于用这些最现代化的武器保卫自己。”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波兰官方随后表示经塔斯社等俄罗斯媒体转述的这则消息解读有误，波兰不是之后禁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而只是将优先进口的武器用于装备自身军队。但怎么说呢？对于眼下在俄乌战场上“苦撑待变”的俄罗斯来说，你实在不能阻止俄媒将这个不算大的消息解读为他们总统苦苦等待的那个变。于是一时间，有关“波兰将推倒欧洲厌倦乌克兰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的说法甚嚣尘上。但事情究竟是不是俄媒乐观想象的那个样子呢？9月24日，乌克兰经济部副部长塔拉斯·卡奇卡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波兰目前正在就乌克兰农产品过境问题寻求妥协解决的方案。而此前的9月22日，波兰总统杜达也在一场商业会议上说：“毫无疑问，乌克兰向波兰市场供应粮食引发的争端只是整个波乌关系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这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只是需要解决这件事。”此次波兰与乌克兰之间的“粮食纠纷”说白了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欧洲最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一直通过黑海港口向西欧国家输送廉价粮食产品赚钱。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大批乌克兰农产品的海上出口通道遇阻，原本还由土耳其斡旋，在俄乌之间搞了个黑海粮食外贸共识，但今年以来，在战场上被打急了的俄罗斯不顾吃相，公开撕毁了这个共识。这样一来乌克兰经由黑海出口粮食通路就被暂时断掉了。大量乌克兰农产品必须经由波兰等东欧邻国运往西欧。可是相比海路运输，陆路运输的承载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粮食这种季节性产品，收获季大量成熟的农产品无法依靠有限的铁路运输通道销往西欧，就会滞留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就地销售，而这就会变向冲击当地的农产品市场，造成“谷贱伤农”的问题。所以今年、尤其是俄罗斯明确不再遵守黑海粮贸共识以来，乌克兰粮食问题就引发了东欧多国农民抗议——自上世纪90年代剧变之后，像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前东欧国家，农民被允许自己结成政治组织表达自身诉求，由于都经历过某些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些东欧农民组织最警惕的就是国家利用宏大叙事剪他们的羊毛。所以今年5月，俄罗斯不再保证黑海粮食安全并开始加大空袭敖德萨等乌黑海港口的第一时间。欧盟就曾宣布，暂时限制乌克兰四种农产品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五国自由交易，仅可以过境通过——意思就是这些农产品只能卖到西欧，不能在东欧当地囤积。之后该限制措施在6月5日到期后获得延长，直到9月15日。但今年9月15日当天，欧盟委员会宣布不再延长该限制措施。欧盟停止该限制措施的原因，一方面是经过近半年的适应和建设，乌克兰粮食的东欧囤积问题已经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则是收获季即将过去。也就是说，黑海粮食出口受阻所引发的连锁贸易问题，目前已经开始向转好发展了。但原先的保护措施突然消失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的农业组织肯定还是要为了本群体的利益表达一下抗议——否则他们就不如回家卖红薯了。比如波兰的农民协会“受到欺骗的村庄”，其负责人马丁·索布丘克话就讲的很明白：“我们绝非对乌克兰人的处境冷漠待之……但我们绝不接受政府以此为由侵害本国农民的利益。”在本国农业团体的施压下，又考虑到十月份即将进行的选举，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这才在近日做了那个让全球俄罗斯同情者们兴奋不已的“强硬表态”。说实在的，我觉得，这场风波，与其说是波乌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波兰公众面对的一场私权与公权边界的争论。目前没有哪一个波兰政治团体真的如同亲俄媒体所幻想的那样，主张为了一点经济利益把乌克兰抛给俄罗斯。他们只是不想当“勒紧裤腰带”、不顾自己饿肚子也要支援邻国抵抗侵略的圣徒。我觉得，身为一个邻国，这种优先重视自身利益，有限同情和支援他人的态度才是最正常的。因为它是理智的——这种并非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在自己独立、安稳、有尊严的日子过好的前提下，才会想到帮助邻人免受奴役威胁的援助，才是自然和可持续。而从俄罗斯角度来讲，今年上半年之所以不顾国际观瞻、自身损失甚至其他友好国家的利益，宣布推出黑海粮贸共识，瞄准的也是这招棋——这其实是去年俄对欧“能源威胁”策略的重复，想用这种手段给欧洲制造一时的麻烦，逼其就范。但它真的会有用吗？我很怀疑。遥想去年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俄罗斯祭出“能源武器”，欧洲也一度闹起能源恐慌，油价、电价、天然气价格同步猛涨。当时很多亲俄人士也对此幸灾乐祸，认为软弱的欧洲人在用电难、用气难面前一定会退缩，等到了冬天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援就会减少，到时候大帝再一个总动员，一个分进合击，乌克兰不就拿下来了吗？可是事与愿违，去年的冬天来了又走，我们最终看到欧洲非但没有示弱，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援，反而逐步加码，从最初只给钢盔、防弹衣等轻武器，到后来支援轻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导弹。一步步逐渐都有了……而全球精神俄罗斯人们热望的“战斗民族”“铁壁合围”始终都没有出现。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并不傻，他们算的明白，不会因为冬天受点冷，或者经济上受到些许损失，就让自己最核心的利益受到侵害——这些核心利益包括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独立、尊严与自由。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搞的“特殊军事行动”，如果其合法性得到承认甚至哪怕默许，那么就可以完美套用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其他前苏联国家的身上，再进一步，甚至可以适用于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秩序、欧洲人的欧洲梦会因此受到极大威胁。所以欧洲人是绝对不会允许俄罗斯让这场战争得逞、把这个逻辑讲通的。就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就明言的那样，这场战争中欧洲“没有退却的余地”——欧洲人吵会吵，但绝对不会因为冬天受点冷，或者粮食卖得便宜了一点，就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冷战结束之后的三十年，尤其是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执政、领导整个欧盟的这十几年中，欧洲人给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看淡意识形态、而看重经济利益，只要能让他们用上更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吃上更便宜的粮食、享受更高的社会福利、甚至满足环保人士一些环保主张，其他的事情似乎都比美国好商量。可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欧洲人的这种“软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们曾一度认为那些威胁到他们核心价值观的东西离他们很远，既然遥远，就不妨多关心一下钱包、粮食和蔬菜、最好在维护一下环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欧洲人的这种情绪，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战后欧洲历次民调已经显示，欧洲各国尤其东欧国家的民众，已经开始将自身的安全问题当做了优先考虑项。乌克兰现在正在为全欧洲“承受输出”，这个共识欧洲人已经形成了。所以北约体系得到了重新强化，各国的军费开始重新上涨，就连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那番让亲俄人士兴奋的发言中，他所强调的意思也是“我们有钱也要优先加强军备，保卫自己”——请问，波兰军队若强化武装，它所针对的假想敌，能是谁呢？但凡能想到这一层级，我都不理解亲俄人士到底在兴奋个什么劲儿。但他们居然依然在兴奋，估计是脑容量太小吧。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是不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妥协让步的。甚至在俄罗斯不战败的前提下，幻想欧洲接受既成事实，重拾绥靖政策，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今天的欧洲来说都不是不可选择项。因为欧洲在近代史上就曾吃过这种被“切香肠”的亏。二战时的希特勒，在进军莱茵兰、吞并奥地利、入侵苏台德区、要求“但泽或者战争”等一系列拓张行动当中，都曾宣称这是自己“最后的领土要求”。欧洲人在那一次教训中已经受够了绥靖之苦。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欧洲如果还想维系自身的价值观与存在，就很难再犯同一个蠢。尤其是波兰，由于是“搬不走的邻居”，这个民族对俄罗斯的认识与提防是更深欧洲其他民族一层的。你去学习一下波兰的历史，看看他们拍的国民级电影《卡廷惨案》，你就知道如今的波兰人对俄罗斯人能是个什么态度了。二战爆发前，英法一度曾经想和苏联达成协议，让波兰允许苏联通过其领土夹击德国，或者至少“保护波兰”。结果波兰总统莫希奇茨基对这个提议的答复是什么呢？“绝不！德国人来了，我们将丧失自由。俄国人来了，我们将丧失灵魂。”好吧，现在你告诉我，这么一个曾经宁可亡国灭种都拒绝对俄妥协的民族，现在要为了粮食卖的便宜一点，就坐视北极熊鲸吞他的半个邻国？你说什么聊斋呢？与去年的“欧洲能源危机”一样，波乌之间这次围绕粮食贸易的龃龉，只是一次茶壶里的风暴。你看着吧，个别政客吆喝一下，拉拉农民选票，再让全球精神俄罗斯人们白兴奋一场后，双方该联合猎熊还是依然联合猎熊。在乌俄军的日子，照样会越来越难过。而这里，我也要再重复强调之前文章其实已经一再提示过的那个观点——俄总统发动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他遭遇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不是美国人给的飞机、德国人给的坦克、甚至不是乌克兰人被大大低估的抵抗意志。而是他始终在用一种20世纪的战法、19世纪的理由，想在21世纪重温一个不知已经作古了多少个世纪的斯拉夫帝国旧梦。这个旧梦对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说也许是个美梦，但对历史上所有曾经被迫与其“亲近”过的其他民族和国家来说，却都是噩梦。而历史的秩序与力量，就将在这里呈现——当有些强人，对自己手中的力量过度迷信，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他将遭遇的最大阻力绝不是铁与血的抵抗，而是所有理智者和勇敢者们对既有历史经验的总和。人类虽然可鄙，总有人想重温历史的噩梦。但人类依然可敬，总有人会记住历史的教训，并凭着一腔良知与勇气，阻挡噩梦的重临。就让我们，向那些敢于站在历史的回潮前一身当之的智者与勇士们献上敬意。全文完

最近光刻机的事儿很火，先是一批营销号说我们已经获得了技术突破，后来又是官媒亲自下场辟谣。突然很想重发一下去年这篇稿子，我总觉得，我们有时候总是太唯技术论了，技术发展这种事，有时候功夫在诗外。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1“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2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3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越是弱者，“政治正确”的禁忌越多、越敏感、越主动。你强行要求苹果给你一个美国黑人都不会要求的政治正确，可不可以？可以！但这到底是挣脸还是丢脸？是彰显自信还是暴露自卑？但凡智商没归零，都能算清楚这笔账。聊一个最近挺离谱的事儿。苹果刚开了新产品发布会，然后在他们的官网上发了一个“专家一对一选购”的项目，但其中一位帮用户选苹果手表的“专家”，意外引发了部分中国网友的愤怒，因为她长这样——有网友说，苹果公司特地选这么一人专门给中国区当专家是在辱华，是对中国民族感情的骑脸输出，你看她长得丑、眯眯眼还留了一条辫子，这就是欧美白人对华裔的刻板印象，简直把人看吐了。然后这种声音迅速在网上占据了舆论主流，一堆“爱国大V”，跟风转发，什么“果粉都是奴才”之类的老套diss又甚嚣尘上了。首先说一点，我不是苹果的用户，穷，比较喜欢用便宜、性价比又高的vivo

您家没什么亲戚当官吧？好，那你伤害了我的民族感情！各位好，后台有朋友点题，让我聊两句这两天引爆舆论的锁喉女的事儿，行吧，那我就简单说两句。自从网络上流行起短视频以来，不交代前因后果的无头案就很多，前两天热传的锁喉女事件怕算是其中一个，在视频中，我们只能看到这位白衣大妈（大姐？）冲过来，一边走一边斥责近处的一位男子“说中国不行”“侮辱了所有中国人”。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男子强调自己有说话的权利，女子则说你不能“侮辱中国人”。情绪激动处，这位女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猿臂猛舒，一把就掐在了男子的咽喉要害处，然后，怒吼到“马上向我们道歉！”武功之卓绝，下手之狠辣，声量之宏大，都令人叹为观止。小时候看水浒传，对于什么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之类的“女中豪杰”，我一直都没什么画面感，看了这段短视频，我倒是一下子确立起了印象。狰狞的怒容、粗壮的手臂，强劲的力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断。这位“锁喉女”倒是都做到了。如果视频再短一点，知道的明白她这只是在跟人吵架，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也要立刻把对方揪去做了人肉包子——还是要“细细切做臊子”才能后快的那种。目前能查到的描述只有这名男子在列车上与朋友闲聊，可能是说了一些特别不正能量、或者按照时髦词汇——“伤害民族感情”的话。于是引发了这位锁喉女的“雷霆一击”。但是那人到底具体说了什么，引发该女这么大的怒气呢？我查了半天，发现居然没有人敢再复述一遍。这让看过《哈利波特》的我不禁怀疑，难道这人是念了伏地魔的名字么？当然这样“不可复述”的言语在咱历史上倒也不鲜见：比如清朝的时候大搞文字狱，大臣奉旨查办犯事儿者著述中的罪证，结案时给皇帝打报告，就不能全文引用其罪证，毕竟“同样的话，你再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只能说一些“文中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是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皇上一看这种描述，就知道问题很严重，严重伤害了自己感情了，然后方可大笔一挥：盛世当行仁政，就从宽治他个千刀万剐、抄家灭族吧！但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毕竟不是古代帝制王朝，理论上讲，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个公民说了点什么就对他施以暴力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伤害民族感情”的条款会引发那么大争议的原因——因为“伤害感情”这个事实在是太没个准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个修改案最终被通过了，“伤害民族感情”者要入罪受罚，具体执行也应该交给公安机关。而不应该让随便哪个路人甲、大姐大妈，上去就来一个锁喉。因为要这么“全民执法”就太没谱了，很容易引发“我觉得你伤害了我民族感情，我就能锁你喉头”的大混乱。且万一这位女中豪杰下手没个轻重，把对面的“大胆狂徒”掐出个闪失。你让司法机关怎么判？该算她见义勇为？防卫过当？还是人身伤害？这太让警察同志们难办了。再退一万步讲，如果真要论起“伤害民族感情”就值得一个锁喉，那这位“女侠”是不是该先去锁另一些更嚣张的“狂徒”的喉呢？比如最近已经开始淡出公共视野的“北极鲶鱼”？“北极鲶鱼”是个女孩的网名，今年3月份的时候账号名为“北极鲶鱼”的她在社交平台上炫富，发了大量“家里有9位数”、家人“感觉贪了”、自己“润”到了澳大利亚等言论。被质疑后，“北极鲶鱼”又发布了大量贬低国人的不当言论引起了网友激愤，那话说的，倒也真的是“多癫狂悖谬之语、无父无君之论，为臣子者不忍听、更不敢言”。但问题在于，这事儿被网友举报，并要求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对前局长钟某赐——“北极鲶鱼”的爷爷进行调查后，历时5个多月。网友却一直没等到相关调查结果。不过近日却等来了一则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函，答复函中写道：“经研究，您申请的公开信息不属于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公开。”等了半天等了个寂寞，网友当然不算完，此事再度惹了一些波澜。于是9月14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不得不又向媒体表示，“针对‘北极鲶鱼’事件及网上流传‘不予公开’的情况，我们会登记反馈，具体处理结果将会在15个工作日进行回复。”也就是说，这事儿已经查了快半年了，没查出个结果，群众再问，有关部门就说还要再查15个工作日才能回复……这个办事效率，比该出手就出手的锁喉女是不是差了太多？而我在想，如果按照“锁喉女”一听见有人“伤害民族感情”就要上去掐人脖子的暴脾气，面对“北极鲶鱼”这样已经被实锤“伤害民族感情”的狂徒，和涉嫌一再敷衍了事、将此事拖个不了了之的相关单位，她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应该打个“飞的”直接去澳大利亚锁喉？或者文明点，向涉事单位不停施压，要求他们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给被深深伤害感情的民众一个交代？可是，现实中我好像并没有看到有这样“快意恩仇”的锁喉女，义愤填膺的去锁“北极鲶鱼”或涉事单位的喉。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法治社会不鼓励滥用暴力、应该文明解决问题——可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样涉嫌“伤害民族感情”，锁喉女们对那男的那样、对“北极鲶鱼”却这样呢？这算不算双标？思来想去，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锁喉女”们怕了，毕竟“北极鲶鱼”有她爷爷，而她爷爷供职的有关部门大小也是个衙门，她爷爷甭管是谁，大小总是个官。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十年或者更久以前，那会儿一些城市曾经闹过一次反日风潮，有些“爱国者”上街到处找日本车砸，结果警察开车来维持秩序，警车上好大的一个丰田标志啊。所有人却都当没看见。所以你不要以为“锁喉女”“U型锁”们真的因为被“伤害感情”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人家精明的很，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正义铁钳或铁锤，只会对着和他们一样什么背景都没有草民而发。这样出了事儿追究起来，他们才能以“维护民族感情”的大义名分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只有当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享受想掐你的脖子就掐你的脖子的权力幻觉时，这帮人才是勇敢的、高尚的、万分在乎民族感情以及一切相关正能量的。所以他们注定不会去锁北极鲶鱼的喉，更没心思追着有关部门把这种烂事查个水落石出——说到底，他们在乎的就不是被“伤害了感情”，而是“该出手就出手”时的那一小爽。都21世纪了，除了别的草民涉嫌“伤害民族感情”，他们到哪儿再去找这种说砸人家车就砸人家车，说锁别人喉就锁别人喉却不受责罚的机会呢？所以，有人担心“伤害民族感情”罪如果真入了法，人人都可能被锁喉，我觉得大可不必——你高估了“锁喉女”“U型锁”们对此事的认真程度，低估了他们的精明程度，你或你家亲戚真能弄个官方背景傍身，他们是万不敢惹你的。就怕你什么背景没有，和他们一样只是个平民百姓。那他们就真的获得了一个能合法伤害你的理由了。这就好比《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号称是“替天行道”、“行侠仗义”，可母夜叉孙二娘这种把过往客商麻翻了切成肉馅做包子的勾当，真有半分“替天行道”的大义在里面吗？别扯了，就是借酒撒疯而已。而说起孙二娘的十字坡，我又想起小说里“菜园子”张青给他那夜叉浑家定的规矩——三种人不能杀，不能杀云游僧道、不能行院妓女、不能杀流配犯人。为什么要定这三不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青不想搞“底层互害”，僧道、妓女、犯人，跟他们这开黑店的一样，都在社会的最底层，江湖人何苦为难江湖人呢？……若一定要说十字坡这对夫妇还有点什么残存的人性良知，怕也就是这了吧。但这样一聊，那位“锁喉女”和为她叫好的群体似乎就更加不堪了，因为她连十字坡这点不“底层互害”的操守都没有。在他们的“民族感情”，北极鲶鱼们可以一冲而过，只有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会因为坐车闲聊时的几句话，吃上他们的一记“正义铁钳”。孙二娘那个人性，得名母夜叉。可“铁钳女”这个人性，该叫什么，我猜施耐庵就想不出来了，这已经超出了《水浒》那个古典江湖的想象能力。她的艺术形象，怕只能到鲁迅笔下的未庄去找了。可能，从且仅从那时起，有些人的“民族感情”，就只在“底层互害”时才会被伤害。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俄朝两国关系在急速拉进，但代价将由何方承担？即便对于最对俄罗斯抱有好感的中国人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俄罗斯远东城市的名字，也多少有些涉嫌“伤害民族情感”，因为仅仅百余年前，这里还叫海参崴。清末，沙俄趁着中国的虚弱趁火打劫，将这座远东港口连同附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土地鲸吞。并且将其改为现名，俄语意思就是“征服东方”，便览世界史册，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的羞辱，几乎再也找不到这样赤裸裸的“骑脸输出”的别例了。不过，对近期受邀访问俄罗斯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说，这座城市却显得相当友好——当地时间9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该城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会见了他。会后金正恩表示：维护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朝鲜的“首要任务”。他与普京就朝鲜半岛和欧洲的军事政治局势、俄朝战略战术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朝方准备与俄总统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朝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强国建设和维护国际正义”。朝中社第二天发文称，他们伟大领袖的此访将把朝俄两国关系提升至一个“历史性的新水平”。其实，哪怕单从见面地点来看，此次“金普会”也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金氏家族自在朝鲜确立领袖地位以来，一直延续一个传统——外事访问通常只坐火车。所以无论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访问苏联，还是他的父亲金正日访问俄罗斯，都是乘坐专列不远万里跨过莽莽西伯利亚平原，耗费数天时间才到达莫斯科。虽然朝鲜的领袖专列设施豪华，号称移动的宫殿，但这种“万里来朝”的感觉，总让俄朝之间主从地位变得非常鲜明。而此次“金普会”则不同，是普京不远万里赶到远东来见金正恩，让这位80后朝鲜领导人尽量少走冤枉路。不仅如此，俄方还早早就派了特使在边境小城哈桑为金正恩接风洗尘。这样的接待规格，不仅在现代俄罗斯历史上，哪怕是参考历史上的沙俄对东方国家，也堪称创下了“诚意”上的奇迹。而俄方这样做的理由，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正在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外交孤立当中，不仅遭遇了西方的集体杯葛，就连传统盟友伊朗和印度今年以来也开始逐渐在外交上与俄罗斯拉开距离。伊朗前不久甚至因为俄对波斯湾三岛的含糊态度，公开谴责俄罗斯占领乌东四州是“侵略行为”。但在眼下的情形下，即便遭遇了这种“忤逆”俄罗斯也不敢通过“大棒”的方式重新树立威信。那么就只能树立一个外交上更加“友好”的典范，以向国际证明“跟哥混，有肉吃”。这就是为什么今年7月底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会突然访问朝鲜，在敲定此次“金普会”的同时，居然盛赞朝军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这句听上去跟像是刊发自朝中社的过火赞誉，已经说明了此刻俄罗斯求助于朝鲜的心情有多么急迫。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金普会俄方给予朝鲜领导人的超高规格接待，不过是再次证明了俄的这种动向而已。这就难怪“金普会”举行当天，塔斯社为什么会立刻援引俄专家的观点称，俄朝关系拥有特殊性，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朝鲜是“用行动展示了其对俄罗斯的友谊”。俄罗斯对朝鲜的礼遇，是一种拉拢，更是一种面向其他潜在盟友的展示、甚至示威——他们在借此要求其他国家像朝鲜一样对其立场坚定。而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此次拉近与朝鲜关系的目标可能有两个。一是“防御性”的，也就是可能会寻求朝鲜向俄罗斯出手苏系武器装备，甚至兵员或者劳动力。在俄乌战争延绵日久，战事逐渐吃紧的当下，俄军的武器使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饥不择食。不仅从伊朗进口大量伊制无人机，近期甚至开始考虑将俄印两国联合研发，主要面向印度市场以帮俄罗斯赚取外汇的布拉斯莫导弹反向出口给俄罗斯，以解战场上燃眉之急。几十年如一日从俄罗斯承接减配的俄式“猴版”装备的印度，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反过来给俄罗斯卖武器，此情此景，只能说这场“特殊军事行动”确实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只不过并非他们希望的那种改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未来从朝鲜进口武器，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过于惊讶的事情。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俄罗斯身为前军事大国，再怎么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关键零件被西方制裁卡了脖子，但兵工厂开足马力造点，怎么着也应该比被制裁多年的朝鲜产能高啊。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眼下的俄罗斯不敢放手“开足马力”制造军火，这是由俄乌战争的性质决定的——迄今为止，俄罗斯政府依然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在法律上对乌克兰正式宣战。双方的战争名义上依然是一场“特殊军事行动”。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俄罗斯始终无法宣布国家总动员、并进入紧急状态，经济彻底向战时军工为重转型——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宣战，经济体制向军工转型，俄罗斯国内反对声量到底会有多大，是否会危及目前的俄政府的有效统治就会成为另一个问题。所以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其实很像二战中的德国，德国在二战中一直打到1943年战局已经相当不利时还没有进行经济总动员，军工厂工人依然在维持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其原因就在于德国当时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想要换取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希特勒只能死撑着营造“战争不会影响平民生活”的假象。这与当时受侵略的苏联可以喊出“一切为了胜利”，将战争潜力动员到极致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此刻的俄罗斯是施展不开的。但有意思的是朝鲜却恰恰无此忧虑，朝鲜的“先军政治”搞了这么多年，家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枪炮弹药。所以朝鲜在军火上“反哺”俄罗斯的奇景，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出现。当然，此次金普会开完后，双方依然没有达成任何明面上的协议，朝鲜依然不承认美韩政府关于其“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指控。金正恩显然是聪明的，知道这个时候入场虽然俄罗斯给的多，但风险也大，需要三思而后行。而这就又牵扯到了俄罗斯此刻拉拢朝鲜可能另一个目的：“进攻性”的目的——俄罗斯在未来可能会利用其存留的国际影响力，给与朝鲜更多的政治许诺，促使朝鲜更加大胆的做一些事情，深度搅动东北亚局势。核试验或者金正恩此次访俄重点考察的火箭都可能在这个“工具箱”里。而一旦东北亚局势重新陷入紧张，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所受到的西方压力就有可能出现减轻。这种“围魏救赵”的外交策略在历史上他们玩的还算蛮熟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之所以鼎力支持金日成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却又在联合国授权美国出兵干涉、以及仁川登陆局势恶化以后选择不对朝直接施以援手，究其原因就是一种“围魏救赵”——斯大林当时更看重的是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利益，而马歇尔计划推出后，美国在欧洲对苏联施加的压力很大。斯大林急于找到另一个对苏联来说不太重要的战场，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于是他就选择了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始乱终弃的态度。至少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这的确是一出妙计。那么俄乌战事吃紧的眼下，普京是否可能效法前人，同样祭出这样一招？就成为了一件值得关注和担忧的事情。至少此次金普会已经挑动了美日韩三方的神经，不久前美日韩“戴维营会谈”刚刚建立雏形的“亚太小北约”结构有可能乘着这次“东风”加速羽化。有趣的是俄罗斯此番对美国的警告采取了十分“不管不顾”的态度。对于美方敦促朝鲜不要向俄出售武器，俄总统新闻秘书、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非但没有澄清，反而回应说，“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俄朝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来自华盛顿的警告”。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这种态度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俄来说，乌克兰问题是一个需要它单独承受外交成本的“牌局”，而东北亚则不然，形势一旦危及它可以拉周边大国一起和它共担区域局势恶化的风险成本。而对朝鲜来说，维持战争边缘状态也有利于其政权的稳定与代际传承——此次金正恩访俄之前，在8日的阅兵仪式上，首次与其女儿金主爱（音）并排坐在主席团特别专座的正中央。身为10后的金主爱走出这一步比她父亲当年提前了十岁不止。所以朝鲜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综合算来，此次金普会与朝俄关系的拉进，对两国，或者至少是两国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次“双赢”。能借机将“亚太小北约”生米煮成熟饭的美日韩可能也不算亏。那么问题就来了——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有代价，俄朝走近的代价，将由谁来支付？考察东北亚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俄罗斯-苏联有意拉进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甲午战争后，沙俄帝国给新生的“大韩帝国”撑腰，怂恿其脱离日本的控制，最终导致了日俄战争在东北开打，并留下了所谓“满洲问题”，成为日后日本侵华的远因。第二次则是在二战之后，斯大林为了分担苏联在欧洲压力，支持金日成大胆行动，最终引爆了朝鲜战争。两次变局中，北极熊都是最初的点火者，但拒不充当最终买单的那个人。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知道东北亚这片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对另一个大国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一旦火起，无论愿意或不愿意，它都不得不下场买单，而这个代价，总是高昂的。所以俄罗斯在对朝态度上，算盘其实一直都打的很精，堪称巧用“化劲”、能四两拨千斤、自己吃饭让别人埋单的高手——只是我们，真的不得不对这种高手，多一分警惕与忧虑。全文完本文3600字，感谢读完，写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模糊的语词，是毁坏法律严谨性的特洛伊木马，不要让我们来之不易的的稳定与秩序溃于蚁穴。昨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部分条款，在国内互联网上刷屏了。其中尤以新草案中第34条第二、三款的若干规定引发的争议尤为巨大。因为该条规定：第三十四条

各位好，今天周末，突然犯懒，不想写文了，发篇自己还算颇为满意的旧作，祝周末愉快。有一种必然名叫制度，皇上也改变不了。各位好，这两天兴意阑珊，看不进去比较硬的书，就捡起了一个多年前的爱好——在网上寻一些历史穿越的爽文来看。问了些朋友又挑了几本之后，我挑了一本叫《绍宋》的网文。昨晚上一连追了几十章，一口气读到天亮，感觉真挺不错的。我自认为读书还比较挑口，尤其是穿越网文，很多网文作者笔力不足，情节描写、人物性格设计都特别让人跳戏，感觉就是一帮现代人在强行演古代故事，这种网文我一般都是第一章都读不过去的。而这本《绍宋》这方面在我看来就还属中上成之作——至少没有那么强烈出戏感。另外，小说没有落入一般穿越爽文最容易陷入的那个俗套，（仅就我目前追到这部分来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带着现代科技的金手指穿越回去的。没有出现主角虎躯一震一开挂，搞出一堆发明创造，让十二世纪的中国狂点科技树、闹工业革命，然后大宋机械化步兵拿着来复枪甚至加特林机枪扫射女真骑兵的魔幻剧情——就像我之前文章一再强调，我始终觉得，近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系统演进的过程，不具备基础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环境的古代社会，想靠一个人穿越回去，就能帮着点开科技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更难得的是，作为一本以两宋之间为历史背景的架空小说，《绍宋》对战争的描写让人看的十分过瘾。对于一部穿越文来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毕竟，穿越文么，读还不就是为了图个爽？金戈铁马、荡气回肠、驱除鞑虏、还我河山，身为从小读《说岳全传》的中国人，还有什么家国梦比这个更爽呢？不过，看这本小说也让我产生了一点疑问——如果脱去爽文的YY，以史学视角严肃考虑，小说的那个大故事框架能不能成立呢？《绍宋》这本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个现代大学生意外落水，结果灵魂穿越到了被后世称为宋高宗的赵构身上，刚刚经历靖康之难、登基称帝的赵构，正在带领一班群臣南逃的路上。而被魂穿之后，主角上身的宋高宗立刻就不逃跑了，斥退奸佞、选贤举能，任用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等一班忠臣良将，一改宋代重文抑武之风气，以现代人文主义关怀去体恤民情，更因为开了现代人的金手指，而对金国的目标、行动以及内部矛盾洞若观火……总之，故事提供的这样一种假设——假如宋高宗不是个怂蛋、昏君，而成了明主，比如能力、气量、见识都堪比李世民那种，那能不能逆转两宋之间的颓势，不让宋朝败的那么窝囊，甚至直捣黄龙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读宋史我们都隐约有一种感觉，好像两宋之间的局势并没有那么差，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将确实是很能打的，沦陷区更有数百万遗民父老等待光复，民气可用，而且对手金国腐败的相当之迅速，完颜兀术之后基本就没什么能打的名将了。如果不是赵构、秦桧这样的昏君奸臣组合拖后腿，宋朝凭什么不可能翻盘呢？但这只是我们在读《说岳全传》这样的小说、或初读历史时的那种直观感觉。如果你肯看的再深一层，理解中国古代帝制王朝的某些深层逻辑，你就会知道，两宋之间的那种溃败，其实有一些必然性。中国古代帝制历史上，存在一个难解的大BUG——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只要还停留在农业社会阶段，可耕种的土地，其实就也就是历代大一统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换而言之经济蛋糕一共就那么大。而我们的祖先又选择了秦式帝制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期，权力不受限制的皇权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宗室、官僚、贵族一定会利用权力在蛋糕上切走越来越大的部分。这个进程注定是无法依靠一两个明君或清官阻止的。可受地缘限制，基于农业的经济蛋糕又有限。于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迟早会达到一个燃爆点，最终颠覆整个王朝，而在经历乱世之后，每个新王朝重新获得稳定、迎来“治世”的秘诀其实又高度单一——杀人。也就是用杀人的方式来对既有财产占据者完成“暴力清零”。对百姓来讲，这叫“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对贵族精英来说，则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人死的差不多了，旧体系就被打破了，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资源的土地就可以顺畅的进行再分配，老百姓又可以通过“授田”等制度得到足够糊口的田地了，等待新朝的权贵们重新开始滚雪球，直到再次突破那个临界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是古代中国特有的“治乱循环”现象的真相。但这个规律中，有两个朝代（特别倒霉）的成为了例外，那就是两晋和两。晋朝和宋朝的共同特点，用传统史学的话来说，就是其君主“得国不正”，司马炎受禅登基、赵匡胤陈桥兵变，与其他王朝大多是君主带着功臣们在疆场上一刀一枪把江山打下来的不同。晋和宋两代的朝代更迭，其实都是一个统治集团内部通过宫廷阴谋完成的一种权力调整。如果按照古希腊对权力体系的区分方法，它们都属于最典型的“僭主政治”。而僭主政治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僭主本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赎买”。说白了就是给好处，让说得上话的人都念你的好，这样才不会有人总去想你是受禅登基或陈桥兵变的事儿。所以晋代宠溺士族、宋代厚养士大夫，这两个决策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晋、宋这两个朝代无法像其他朝代一样在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做减法，逼迫精英们吐出嘴里的财产匀给百姓，相反，还要想方设法给精英们“喂饭”，好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可这样一来，社会矛盾就会变得非常之尖锐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一般大一统王朝不同，晋宋这两个朝代并不存在一个乱世之后矛盾缓和平稳期，失地农民、内迁胡人等社会底层，几乎在王朝建立之出，就一直出于一点就炸的边缘状态。因为这两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土地分配状态就类似于其他王朝终末期的水平。西晋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就说宋朝吧，北宋和南宋加一起一共只有319年，可你知道期间的农民起义到底爆发了多少次吗？答案是，仅见于史料的就有434次！是的，434此，平均每年发生1.4次。且分布的还相对均匀，可以说，整个宋王朝，就是与内部的农民起义相始终的。相比于边境上的辽人、金人、蒙古人。《水浒传》里宋江那样的“好汉”始终才是赵宋官家们的始终最头疼的心腹大患。可是你是否又会觉得非常奇怪？宋代闹了那么多次农民起义，可最终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恰恰相反。北宋和南宋灭亡的两个时期，反而是宋代农民起义爆发最为稀少的时期，好像“好汉们”和大宋官军真的有一种默契，一旦少数民族政权打上门，咱内部就不打了。那这个怪现象究竟该作何解释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里。在小说《水浒传》中，宋江这伙人从扯杆子造反打家劫舍，到受招安成为官军，转而为朝廷卖命，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丝滑的。没有人真的提出什么太大的异议，李逵等人所谓的“诏甚鸟安”顶多也就是替大哥在朝廷面前傲娇一下，装个高冷，提高一下要价。而像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改编中，林冲在受招安时就被气死了，其实这个剧情小说里压根是没有。在小说里，宋江在受招安时说的很明白，“愿去者自去，并不强留”，可是百单八将最后全留下来了，山寨里的小喽啰也就走了个零头而已。这里面的隐含意思，就是大伙其实都愿意接受诏安，甚至本来扯旗子造反，就是冲着“受招安”去的。读过真实历史后你会发现，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小说作者为了“忠义”而进行的洗白虚构。而高度符合宋代的历史史实——甚至可以说，水浒传其他可能都是演义、戏说，但就这一点是真的。宋代的农民起义，真像方腊那样认认真真的造反，最后搞的自己要当皇帝的，真的属于极个别的个案。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搞的极不认真。他们都跟小说中写的宋江这伙人一样，从起事之初，“就存了个报效朝廷的心思”。当社会上的失地农民、闲散无赖、落魄精英积聚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攒其伙来、啸聚为盗。而这些当时被称为“贼寇”后来被称为“起义”的武装力量，共同的最终目标往往就是被朝廷所诏安。所以，宋代有个很奇特的特点，那就是“义军领袖”往往不会像其他朝代的一样，自称什么“皇帝”“天师”“天下都知兵马大元帅”之类的吓人名号——那样将来跟朝廷谈判就没余地了。好比说，你起事时先把牛吹出去了，说自己是什么“齐天大圣”。然后朝廷诏安诏书下来一看，就封你当了个弼马温……那你就算不是猴，你面子上也挂不住，对不对？嘚！说谁呢你！宋代的义军领袖。多跟历史上的宋江一样，自称个什么“保义郎”之类的。保义郎是什么？其实就是宋军中一级武官的称号而已。也就是说，宋江这个样的宋代土匪闹事儿，那是跟朝廷明码标价的——你满足了我的这个编制需求，我就接受诏安！很高效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就像《水浒传》小说中多次暗示的，除去真正跟山寨结仇的情况，宋代“义军”跟朝廷打的，多半也都是“样子仗”，一伙人打到州县门口，鼓噪一下，把县太爷吓唬一番，让他赶紧写奏章，告知朝廷辖区有这么一伙儿“心存报效”的“好汉爷”，也就完了。就算真的遇上官军要打，他们也多半会选择其实在真实战争中并不常见的武将单挑，为的就是将双方伤亡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以便日后成了同事，不伤和气。是的，宋代的“农民起义”其实大多是一种走通无路的底层民众向朝廷讨要“活命本”的一种手段。而宋朝也乐于通过诏安、赎买、将起义军变为“体制内”官军的方式，消弭这种矛盾。所以为什么宋代“冗兵冗官”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原因就在这里。冗官，是因为宋代的“得国不正”让“赵宋官家”必须通过厚养士大夫的方式赎买他们这些地主精英的政治同意。而纵容地主的超限度扩张，制造的大量失地破产农民，又迫使朝廷必须不断诏安大量的“贼寇”，内化到自己的军事体制中，于是又有了“冗兵”的问题。那么养这些人的钱从哪儿来呢？回答是商业。从商鞅时代开始，古代皇权一直以其出奇的敏锐将商业资本视为帝国的最大敌人，并进行严厉制约。但宋代因为其空前的财政压力，不得不执行“放水养鱼”的政策，通过许可商人经商收税的方式，维持其财政。这样，宋代将传统农业的蛋糕分给政治精英士大夫，换取他们的支持，通过放开商业许可，换取商人们的供养，再用商业的获利诏安、供养被排挤出来的失业、破产农民，以维持稳定。整个宋朝的国家系统，就这么转起来了，两宋三百年，在稳定度上看比两晋要好很多，原因就在于它的这套系统整体上还是成功、可以为继的。但这也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宋朝的军队系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保卫这个王朝的武装力量，而是它花钱赎买并内化进入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盗匪们接受诏安、失地农民们被迫参军，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活路而已。所以宋代的军队虽然名为雇佣兵，但与中世纪欧洲雇佣兵往往是高素质、高战力的代名词不同。宋军的士气在很多历史场景下低下的令人咋舌。哪怕是在最精锐、常年参与对西夏作战的西军之中，弩手们临战每射一箭还要赶紧现发赏银才能维持士气。每遇大战，如果军队不能及时拿到封赏，轻则士气低下、重则直接哗变，这样的事情从宋初开始一直闹到宋末，数不清出了多少次。而士大夫们也相应的非常看不起武人，认为他们都“无德”甚至是“丘八”，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从本质上说，宋代的军队，并不是朝廷的依仗，而是被朝廷内化的敌人，是被养起来不做乱的“乱民”。而用这种眼光，你再去看两宋之交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的很多选择，也就可以理解了。在逃亡过程中，历史上真实的赵构相比于怕金兵，其实更怕的是护卫他的那些宋军。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发生的苗刘兵变已经把赵构吓破胆了，在此以后，赵构和他的军队之间根本无法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他刚登基那几年，东京开封城其实还在宋朝的手中，东京留守、主战派的宗泽上表跟他说东京现在有“百万可用之兵”，只要陛下肯回鸾，臣立马带着大军过河击破女真云云。但赵构听到这个消息的反映，是“悚然”。很多学者认为赵构这里是在忌惮宗泽的兵多，我觉得恰恰不是的。宗泽是个文臣，宋朝皇帝是不怕文臣掌兵的。赵构想到的是，宗泽说的那一百万大军，并不是誓死忠于他的军队，而是一百万需要被朝廷招抚、等着填饱肚子的嘴。靖康之变后，中原糜烂，大量老百姓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揭竿而起，由于不堪忍受金人欺凌，他们当然会打出抗金的宋军旗号。于是才有了宗泽所言的那么大的声势。可是如果皇上真的来了，又不能按照宋朝的惯例给这些“勤王军”、“义军”以封赏、供养，那会发生什么？这些士兵调转枪头，就会成为胁迫甚至杀死他的“乱军”。所以两宋之交的中国北方，实际上发生的是一场金人入侵掩盖下的农民大起义。金国决策层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精明的，他们抓着“二圣”一北狩，“中原失主”，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成百上千个宋江。面对百万带着大宋旗号、等待朝廷出钱诏安的“宋头领”们，赵构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本再像其祖辈们一样对这支队伍完成“并购”了。因为宋朝这家“公司”在当时已经破产了，他的朝廷来不及重建财政用其所熟悉的那套方式赎买这么多军队的效忠。资产不足，于是赵老板做的只能是进行“业务收缩”，躲到江南去重建自己的系统。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想过另搞一套。比如名将、民族大英雄岳飞。岳飞的岳家军的确堪称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这只军队不是靠朝廷的封赏和劫掠驱动的，岳家军被要求“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岳飞则告诉自己和同僚，只要“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国家就还有救。我看过有考证认为，岳飞组建这支岳家军，应该是受了辽国末年郭药师组建的“怨军”的启发。岳家军激励其士兵的主要动力，并不是靠金钱，而是号召他们打回故乡去，为受辱的妻儿老小报仇雪恨。对金人的国仇家恨和保卫妻儿老小的共识，是这支军队奋战的主要动力。从这方面讲，岳家军的体系，不是宋朝所熟悉的那种以金钱为驱动的“雇佣军”系统，反而接近古罗马早期或民族主义兴起之后那种以共同信念、志向感召士兵战死沙场的“公民兵”体系。所以其战斗力在冷兵器时代的超强的。但也正因如此，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才会为宋高宗所无法容忍，因为“公民兵”这种体系他天然是含有反皇权的属性。对岳家军的士兵们来讲，如果他们的岳大帅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光复河山甚至直捣黄龙，那么还要坐在临安城里的那位皇上有什么用呢？站在赵构的角度，他显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岳飞成为中国版的凯撒大帝。相似的问题，东晋时的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南北朝的陈庆之北伐都出现过——偏安的南方王朝不是没有出现过有志收复故土的猛人，可是出了这样的人，对王朝的威胁其实更大。而当这个问题在南宋再次出现时，敏锐的宋高宗立刻就把这个他的皇权体系中无法容纳的冗余清除掉了。赵构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否则他也不可能笼住两宋之间那样的乱局——你看相似的情况，南明不就没笼住么。而史载，在岳飞刚被杀的时候，朝堂上的士大夫其实没人给他喊冤——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帝制系统必须作出的操作。是的，复盘历史你会发现，两宋之交宋高宗赵构的那些选择，看似是出于他作为一个“胆小鬼”的自由意志，但实则是一种历史逻辑经过百年、千年的发展走到最后的必然。历史上真实的赵构，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窘境——宗泽所说的“百万大军”，他没有足够的赏银收买，而岳飞的岳家军，他的赏银又使不上。他的列祖列宗给他留下的这套“祖宗之法”体系，其内部根本就无法兼容一个战斗力足够与金人抗衡的强军。想要抗金，他就必须推翻这一整套体系，但他能做到么？真做到了，宋朝还是宋朝，古代中国帝制还是帝制么？赵构不是华盛顿，他也不想做华盛顿，如果他想做的是华盛顿，那么当初拥戴他的人，就不会让他当皇上了。于是他能做的只能是跑，跑到一个他所继承的这套系统依然能兜得住的地方，“临安”起来。这，应该才是历史的真实。是的，读两宋之间这段悲惨历史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姑且可以称之为“望君成龙”——大家都觉得，赵构！你当这个皇帝能不能特么的硬气点啊？像个爷们一样行吧？一手好牌被你打这么烂！服了。于是像《绍宋》这样的穿越文，就会喜欢穿越到赵构身上，畅想自己成了他，绝对不怎样怎样，一定会怎样怎样。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其实历史上的赵构这个人，在刚一亮相时，本来就是个穿越爽文的男主模样。他出身高贵、身姿挺拔、能开一石五斗的强弓、写一手好字，还敢在众兄弟怯懦时出使金营——不夸张的说，这就是一个允文允武还胆色过人的爽文男主形象。可是，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了那么一个形象，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都被吓痿了，只能一遍遍跟北方异族上表乞怜“臣构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论断：古代中国的皇权帝制，是一种对这套体系中所有人的人格扭曲，而这种扭曲，首先会发生在皇帝本人身上。所以，我想《绍宋》这种穿越爽文，虽然爽则爽矣。但注定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一个现代人穿越到赵构的身上，做的也未必能比历史上真实的他好多少。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名字和他很像的小说，叫《新宋》。那本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穿越，穿越到了王安石变法时代，刚开始时狂开金手指、办大学、出报纸、发展科技，一路开挂。可是越到后来，你越明显的能感觉到作者写的兴意阑珊，最终草草收尾——我觉得，这正是因为那本书的作者是历史学出身，把穿越爽文写的太认真了。作者真的是把穿越后能做的每一步，都进行了严肃的可行性思考。可是思考后他发现，宋代（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国帝制王朝）的问题，其实不在技术上、不在科学上、甚至不在思想上，而是一整套社会体系形成一种强大合力。在这种合力下，任何穿越者的“开挂”造成的变动，最终都会发生“塌缩”，最终时间轴收束，该怎样，还是怎样。在那套逻辑下，历史那样发生了，也注定只能那样发生。全文完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我没办法说服你别去抢盐。这两天，受日本核排污事件的影响，国内多地出现一股抢盐风潮，有好多朋友后台私信让我

这事儿意料之中里透着邪气。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普里戈金死了，我们简单聊聊这事儿。正式开讲之前，我想起一个历史段子，说后来终结战国乱世的德川家康，刚刚执掌三河地的时候，其境内僧人觉得他年少可欺，于是扯旗子造反，可反造到一半，发现这小子不太好打。就派人跟德川家康谈判，说咱能不能就算了，就当一切事从来没发生过，只要你赦免我们，并尊重我们的寺产，我们就投降，回寺院继续打坐念佛。德川家康说：可以啊，“我向神明起誓，会让三河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僧人一听很开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不就是我们寺院继续占很多地么！行，那我们投降了！结果投降后不久，德川家康就翻脸不认人了，派兵突然袭击之前造反的僧院，把造反的僧人全杀了，并没收了其田产。“我说让三河地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啊，三河地区本来没这么多僧院，没这么多僧人占据的田产啊！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很守信用吧！”德川家康如是说。这个段子启示了我们两件事：第一，造反不彻底，不如彻底不造反。至少在东方式的宫廷权谋当中，对于已经刺刀见红的双方来说，无论对方是学德川家康向着神明起誓，还是学司马懿指着洛水发誓，你都别信，脸皮已经撕破，对方是不可能饶你一命的。一旦你造了反，就千万别学三河僧人或者三国曹爽，想什么“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这种后路是没有的。第二，一旦一方冒了这个傻泡，放下武器，请求特赦。优势方想弄死他可以有一万种理由，且最好明正典刑。枪在手，跟你走。想耍赖毁约你可以公开耍，不要搞暗杀，这样反而更有威慑效果。你看德川家康就是这样么，搞个“起誓的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就结了，还能震慑其他人不要效仿。或者更无赖一点，学习司马懿对曹爽的智慧，派兵把你宅子一围，搞点深入调查——我当初指着洛水发誓，只是宽恕咱俩之间的私怨，但我现在查出你要谋反，谋害皇上！这就怪不得我了。来人啊，与我夷灭了大将军的三族，以儆效尤！诚实守信司马仲达，一诺千金德川家康——古来所谓帝王想耍赖，从来都这么理直气壮。但以这两个条件去卡普里戈津之死，你会发现这事儿比较诡异：他的死，符合第一定律，却不符合第二定律。当地时间8月23日，在乘坐私人飞机从莫斯科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遭遇袭击、坠机身亡，同机乘坐的还有瓦格纳的其他高层，这支雇佣兵的首脑这一波看来是被一锅端了。事发第一时间，国内有些俄粉还在脑洞大开，说这是不是美国或者乌克兰“挑拨离间”下的黑手。实际上稍有军事常识你就知道，始发地是在俄罗斯纵深的领空、领土，美乌的中远程导弹要是在这个距离上打高速移动的目标要是有这个准头，它想袭击的首要目标肯定不会是普里戈金，打个别的谁谁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派CIA什么的渗透之类的说法也同理，俄罗斯要是真被西方这么渗透成了筛子，在纵深国土里想杀谁杀谁，那还打什么仗啊。所以不管是谁，下面扣扳机、摁电钮那一位一定说的是俄语，这是没跑的。但这样说，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此次普里戈金的遇刺一定是俄总统亲自下的命令呢？我觉得这倒也未必。前文说了，搞这种食言杀降的事情，要么你就不干，要干你就要干的明正典刑，反正对方的命运已经捏在你手里，索性干脆逮捕起来，说现在查明你罪名有一二三四条，虽然当初给你免死金牌、说好了既往不咎。但我现在发现你小子实在是怙恶不悛。所以不能怪我秋后算账，实在是给你机会，你自己不中用啊！……你看，如果整个俄罗斯还接受大帝的如臂使指，搞个电视声明，这么叭叭叭一聊，普里戈金的案子还愁办不成铁案么？他完全不用偷偷摸摸的搞什么坠亡。军事法庭比地对空导弹更有以惩效尤的教育意义。可是这样“明正典刑”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想这样做的强人必须对整个俄罗斯如臂使指。因为从逮捕、审判、举证到定罪，需要牵扯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个环节出了纰漏，这个秋后算账就搞不成了，弄不好激起不满还会反噬自身。所以你用心观察一样，会发现历史上也就只有司马懿、德川家康那样对其统治集团掌握绝对控制的强人才能搞这一套“阳谋”，君主的权威衰弱一点，都可能出乱子。就普京而言，对俄罗斯，他当然曾经是有如此的掌控力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俄乌开战之前，且真的是普京授意这样做，普里戈金绝对会被明正典刑的秋后算账——你看当年那几个敢跟总统拍桌子硬刚的经济寡头，下场都是这种。上法庭定你个罪，人家一句话的事儿。但如今，普里戈金遭遇的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暗杀。那么可能性就有两种了——要么这件事确实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这将证明他对俄罗斯的掌控力已经下降了，没有力量、更没有信心操控整套系统编织一个更完美的捕捉普里戈金的罗网。亦或者，这件事就压根不是普京授意做的，而来自于政权内部某个分支势力的独断暴走，比如俄罗斯军方，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也许是更大的。普里戈金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不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俄乌开战尤其是今年以来，普里戈金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批判俄国防部的无能已经有过很多次了，两个月前瓦格纳集团发动“兵谏”，最终获得平息时普里戈金的安抚其部众的一个借口，就是“清君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总统许诺会撤换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等人。可是从6月23日到8月23日，整整两个月过去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并没有被撤换，反倒是普里戈金自己殒命。这就让人怀疑，可能俄高层对这两个人不是不想换，而是换不动了。受其控制的俄军方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让明显针对他们的普里戈金永远闭嘴。其实，从“普京的厨师”到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老板，普里戈金这一路升迁的栽培者就是普京本人。普京培养这支雇佣兵集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成为自己的“私兵”，用以制衡可能因为战争而做大，最终尾大不掉的俄罗斯国防部。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普里戈金这个人已经不能用了，如果普京自己说了算、且想的明白，他也不太应该给自己这位“昔日故交”搞这么惨一个下场——离了普老板，制衡国防部的这个活儿，还得继续有人干啊！前任“狡兔未死，猎狗已烹”，死的这么不明不白，以后谁还敢接替他的位置，继续跟俄国防部叫板，给总统的“制衡”留下空间呢？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国防部独断暴走，干掉普里戈金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军方不控制媒体和法院，真上了法庭怎么判他们说了不算，但你飞机飞在天上，发一两颗导弹人家是说了算的。干掉普里戈金和整个瓦格纳高层之后，这支私兵集团彻底失势。普里戈金下场这么惨，以后也很难再有人敢接替他充当总统制衡军方的“白手套”。这个行动，对且只对俄军方高层是最有利的。其实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俄军的指挥不力是有目共睹的，就像普里戈金一再喷的，这个时候还不撤换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军方高层，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战事不利的这口锅，总要有高层来背。国防部长不承担，总参谋长不承担，那就只有总统自己来承担。普京如果能换的动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他早应该动手了。迟迟不动，甚至瓦格纳“清君侧”之后依然不动，也许真的是换不动了吧。综上所述，普里戈金的横死，如果是俄总统自己下的命令，那说明他对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力已经产生怀疑了。如果军方或其他分支势力的“独断暴走”，那则说明这种掌控力在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所以无论下黑手的是谁，俄罗斯政权在统治上的失能与分裂，已经在这场突发事件中暴露无遗。而随着普里戈金的横死，这种内部的失能和分裂正在走向公开化，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百年前，一战的泥潭中，在沙俄权倾一时的宠臣、妖僧拉斯普琴遇刺，死的不明不白，好多人传言说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授意干的，后来证明不是，尼古拉一世如果还有这个权威，他完全可以更光明正大的处置妖僧。事情的真相，就是沙皇权威下降之后贵族们的一次独断暴走。列宁说：最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一百年后，这个规律可能依然有效。大戏刚刚开场。全文完本文3000字，发在加图上了，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括弧，不要卢布。”聊两句俄乌战争吧。战争打到现在，其实很有那么点一战堑壕战的感觉，受瓦格纳叛乱牵连，消失许久的俄军前线副总指挥苏洛维金，在乌东留下了至少四条纵深防御线，乌克兰上月起的反攻非常艰苦的只打到了第二层，战果虽然不像国内挺俄派说的那么微乎其微，但想逼着俄军实现去年哈尔科夫那样的大规模“友善撤退”，确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不仅地面战场突破不大，俄乌之间的空袭也更多是彼此示威性质的，8月19日，俄军发射一枚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切尔尼戈夫市中心一座大型影剧院，当场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儿童，144人受伤送医，联合国立刻严厉谴责俄罗斯对平民的袭击是“令人发指”的。而作为报复，乌克兰自本周起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无人机空袭密度，当地时间23日，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区域传出多个爆炸声，莫斯科若干机场暂时关闭，暂停航班起降。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情报是相对不透明的，我们其实不清楚目前乌克兰空袭对俄罗斯打击到底有多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是俄罗斯的导弹还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们空袭力度都不可能达到像美军那样仅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就迫使对方议和的地步。目前双方看似你来我往的空袭战，其实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以民用目标的损失乃至伤亡迫使对方民众感到战争的存在。尝试逼迫对方让步议和。而目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尝试有实现的可能性——乌克兰那边，由于打的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民意不可能因为区区几个导弹就发生转向。而俄罗斯方面，通过上个月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头目普里戈金和前“民族英雄”、现军事网红斯特列科夫的双向肃清，俄罗斯民间目前通过批评俄军前线作战不利，发泄对这场战争不满的这最后一个“排污口”也被堵住了。俄罗斯目前至少在网络上出现了开战以来难得的沉默，就剩梅德韦杰夫这样的建制派在喊支持“把这场战争打几十年了”。当然，不在沉默中毁灭，就在沉默中爆发，这种万籁俱寂，对克里姆林宫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们还有待观察。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暴力是一种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才是目的，使对方丧失抵抗能力是战争行为的直接目标。”而目前的俄乌战局确实很像一战时的堑壕战，双方现在在拼耐力、拼消耗、拼到底是一方保家卫国的意志还是另一方的侵略意志能够战胜并强加给对方。而在这种残酷的互相“放血”中，有一件事的悄然变化，可能会最终左右战局的走向，那就是卢布似乎有点挺不住了，俄罗斯可能真要没钱了。今年以来，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约25%，成为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三个新兴市场货币之一。8月14日，卢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100关口，跌至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8月15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召开紧急利率会议，宣布紧急加息。把利率从8.5%上调至12%。这意味着你现在在俄罗斯银行存钱，能够拿到在大多数国家做风险投资都未必拥有的12%的高息。决定公布后卢布汇率涨回来一点，但很快又跌回去了，这证明利率这项工具现在对卢布已经接近失效了。“卢布保卫战”的形势变得更加凶险。俄罗斯“卢布保卫战”这个事儿，曾经是不少俄粉拿来吹嘘大帝威武的光辉战绩，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布就一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一起贬值。在俄乌开打之前，俄罗斯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差不多是70左右比1，而开打之后，国际社会恐慌性的抛售，让汇率一度跌到150比1，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都在报道俄罗斯经济很快就将全面崩溃，结果俄罗斯方面一顿操作猛如虎，把汇率提到50比1，直接稳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局面。受卢布升值的影响，俄罗斯的GDP总值甚至在2022年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于是就有了所谓俄罗斯“越打越有钱”的说法，甚至产生了目前我听到过的最奇葩的一种“大帝英明论”，既认为普京将俄乌战争拖入持久战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制造能源恐慌，推高油价，来收割欧洲的羊毛。由此又引发了一种猜想说俄军拿下乌克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等等。把这些科幻小说式的畅享放在一边不谈，俄罗斯经济在去年“垂死病中惊坐起”的原因其实没有那么神秘。无非是由于普京在去年紧急颁布的“能源-卢布强制结算令”。作为常年俄罗斯出口贸易总额50%的硬通货，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普京左右俄罗斯经济的一张牌。本世纪初的头十年，普京利用当时欧元初出茅庐，急于获得与美元掰掰腕子的心态，与德国为首的欧洲主要国家签订了对俄罗斯极为有利的能源出口换汇协议。这一揽子协议所确立的俄欧经济模式，是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欧洲各国用欧元给俄方付账，俄方用换得的这部分外汇在欧洲市场上进口国内所需要的工业或民用产品，到国内市场上销售以保障卢布的币值稳定。看清楚了没？这是一个石油、天然气绑定欧元、欧元绑定进口商品、商品最终绑定卢布的链条。俄罗斯构建这个链条的好处，是可以借此脱离出上世纪80年代以后间接导致苏联解体，并在解体后依然长期对俄经济剪羊毛的“石油-美元”体系。也就是以后俄罗斯做能源出口生意不需要再看美联储脸色了，只要自家油田还呼呼的冒石油和天然气，国际油价还维持在高位，俄罗斯经济就跨不到哪里去。同时这个体系，也通过变相给俄老百姓发福利，稳住了俄罗斯当局的民意基本盘。俄罗斯央行的汇率水平一直都是极高的，在俄罗斯银行存钱，至少在账面上，利率水平堪比在其他国家做投资，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奇迹”。按说一般国家维持这种高利率政策，会极大的损害民间投资意愿，并导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但俄罗斯过去不怕这一点，因为只要能源价格足够坚挺，换来的外汇和商品足够多，其政府就可以调解、稀释超发的卢布的购买力。国内市场上不会出现物资供不应求，卢布不值钱的问题。相反，民众可以从储蓄高利率得到足够的“分红”。俄罗斯就是通过这一招像沙特一样赎买民众对当局的支持的。这一招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还曾救了俄罗斯，我记得当时中国有不少人托在俄的朋友帮自己买平板电脑、名牌手表、包包等商品。原因就是那一次虽然卢布恐慌性贬值，但其国内却并没有出现进口产品稀缺、物资供不应求的内部通胀。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很多民用产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能达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源绑外汇、外汇绑进口商品、进口商品再给卢布撑腰的手法。在这个链条中，俄罗斯政府可以用很多手段进行调节，把外部制裁对位于链条末端的本国货币在国内消费中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降低民众的痛感。但2022年俄乌战争从“一小时22分”的闪电战拖成持久战之后，普京为了稳定卢布币值，更主要为了报复大量俄罗斯高官的海外资产遭到冻结，不得不自废武功，放弃了这套玩法，转而宣布“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和石油时将改用卢布结算”，也就是所谓的“卢布强制结算令”。这是个狠招，但也是一招“七伤拳”。这套强制令一出，卢布在这个链条中的位次就被提前了，直接与石油和天然气强行挂钩，于是链条变成了能源换卢布、卢布换外汇、外汇再换进口商品，进口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保障工业和民生的模式。卢布强行与能源直接挂钩，当然给其币值短时间提供了强背书，于是卢布币值起底反弹，一度冲上了50:1的高位，还让俄罗斯在账面上一度重回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但这剂“壮阳药”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俄政府通过调节外汇储备平抑卢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冲击的空间消失了。链条重构后，现在的情况是，卢布汇率守得住则已、万一守不住、不值钱的卢布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得更少的外汇、购买更少的商品，由此产生的进口物资紧缺会使国内物价水涨船高，之前卢布贬值时没有剧烈发生的“内通胀”就会发生。说简单点，就是老百姓将发现手上的卢布不仅换不到美元，也在国内市场上买不到足够的面包了，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带问题。最终拖垮俄罗斯经济。所以现在回头再看，去年俄罗斯的“卢布强制结算令”不是什么“妙手回春”“一盘大棋”，而只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俄方赌的是欧洲没有办法在冬天前建立一套脱离自身供应的能源体系，或者俄乌战争可以迅速结束，造成既成事实，逼迫西方认账。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在宣布强制结算令时特意强调这个命令是针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等仗打完了，你没由头和我“不友好”了，强制结算令就可以解除了。他也知道这个命令对俄罗斯自身经济长期副作用巨大，只能补一时之需。要不然以前为什么不搞呢？但现在的问题是，俄方的这场孤注一掷已经赌输了。国际能源价格目前虽然还维持在较高位置，但已经不像开战之初那么夸张了，从去年年底开始，欧洲能源结构调整基本结束，俄罗斯能源出口出口大幅萎缩，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了37.23%，欧洲天然气价格暴跌了近54%。俄乌开战造成的“能源红利”实则已经消失了。而截止到今年7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约为4.19万亿卢布（43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1.4%，几乎腰斩。更少的能源出口换来更少的卢布，更少的卢布却试图购买足够多的外汇和进口商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于是俄罗斯不得不调用自身大量外汇储备去填补这个窟窿。这种情况下如果卢布币值还能维持住不跌，那就真是活见鬼了。哦，对了，保障民生和民用工业生产，以说服国内民众支持这场战争的同时，俄罗斯还需要为战争产生的庞大军费开支买单。西媒此前曾有估计，说俄罗斯今年的军费开支预算应为5万亿卢布，约合680亿美元，是平常年份的两倍以上。而全部国防安全预算则将占到财政支出的1/3，约为1550亿美元。可是这还仅仅是预算，大部分现代战争烧钱速度都是超预算的

韩国“间于齐楚”战略的基础消失了，东北亚的每个人都正为远方那场未经我们同意就点燃的战火，默默地埋单。当地时间8月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三方正式首脑会谈。最近这些年中，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虽然曾在出席一些国际多边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但举行正式的三边峰会，还是12年来的第一次。应当说，自2010年朝韩延坪岛炮击战引发的半岛危机之后，韩国从没有离美日如此之近过。而三国首脑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似乎印证了之前华盛顿方面放出的风声，既美日韩将在远东地区组建一个“铁三角”式的安全同盟，以应对一旦区域内的战争事态。而这个同盟只是以美日韩共同“做东”为基础的，未来有可能像北约在欧洲一样拓展，这才是此次峰会中最标志性的一个转折。此次峰会另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点，是韩方的态度，其实此次到访美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前几天刚刚遭遇了家庭变故——当地时间15日，其父延世大学名誉教授尹起重于15日去世，享年92岁。也就是东亚文化圈通行的准则来看，尹锡悦总统此时算是“热孝在身”。如果他参加此次首脑峰会是之前部分中文媒体所猜测的“迫于美国、日本压力”，或者韩国国内对此反对声音巨大，尹锡悦去了会在国内政治上丧失民望。那么父亲去世这个借口其实完全足够让尹推脱掉这个行程，或者至少让总理代劳。但尹锡悦最终还是本人亲自去了，这证明了两件事——第一，此刻与美日走近，不是其本届政府面临的外交压力，而是韩国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一种主动需求。第二，尹锡悦代表韩国去做这个象征意味浓厚举动，至少在他的团队分析看来，是能够获得韩国主流社会理解和支持的。甚至是外交上的重大“得分”，以至于父亲死了也必须去。而从此次峰会前的韩国国内的总体舆论反应看，也证明上述两点——韩国内部党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与日本走近，任何在任总统这么做几乎都逃不开一顶“媚日”的帽子。可是此次美日韩会谈前，也不知是因为其党首李在明深陷弊案调查旋涡，还是攻击一个刚死了爹的总统确实面子上不好看，包括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内的各左翼反对党的“音量”居然相对很小的。这在韩国政坛上几乎算是一个罕见的奇观了。我们在观察韩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总会天然的认为这个国家外交上有一种“翻烙饼”的感觉——一个中右翼总统（如李明博和朴槿惠后期）在任期间往往选择与美日走进。而一个中左翼的总统（如卢武铉、金大中、文在寅）上台后，往往会推动半岛“阳光政策”，缓和与朝鲜的关系，并推动与中俄等国更友好的政策。这使得很多人对尹锡悦去年主政以来的亲美日政策也保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波轮回”而已。但实际上，种种迹象都在暗示，韩国的此一轮外交转向与以往不同，很可能是有“棘轮效应”的，既转过去了就很难转回来。比如它与美日组建亚太小北约这件事，一旦成型后任政府就很难再推翻，而韩国各在野党目前的表态也很少有说这活儿我们不干的，多数只是围绕“怎么干”的争论。应当说，这种转变，最大的诱因，显然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爆发，和这一年多来各方的表态，已经彻底改变了韩国外交政策的方针。其实对比一下你会发现，韩国人确实太有理由关注这场战事了，因为俄乌关系与朝韩关系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俄乌双方与朝韩双方都是被联合国所承认的主权国家，而历史上也曾都是一国，朝韩还是真正的同一个民族。而与俄罗斯相似，朝鲜也是一个军事实力大于其经济实力的国家。且朝鲜一直遭受着西方比俄罗斯更长久的制裁——这意味着如果仗真打起来，朝鲜对西方制裁会比俄罗斯更不敏感。另外，朝鲜也是已经在事实上拥有了核武器的国家，韩国则是一个核门槛国家，而俄罗斯这次一边打仗，一边对西方采取核威慑的策略，朝韩双方眼下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相比俄乌，更令韩国担忧不同之处在于，基辅距离乌白边境尚有100多公里，可首尔距离三八线更近，只有34公里，朝鲜都不用导弹，一轮火炮齐射就打过去了，就能达成“首尔一片火海”的目的。这意味着只要战端一开，无论谁输谁赢，韩国老百姓已经输了，他们的小日子会被打碎，他们的家园会被摧毁。作为一个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度，韩国人肯定不愿意乌克兰那样的被入侵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而俄乌战争以来，各国官方和民间舆论对俄乌双方是什么姿态，韩国方面也非常敏感，因为“俄罗斯是我们的盟友，所以我们必须挺俄”这样的思维如果成立，未来也可以套用在采用类似行动的朝鲜身上。所以多年来，韩国有强烈的民意支持本国政府奉行“间于齐楚”的策略，在美日和中俄之间找平衡。是基于一种期望的——第一是相信作为被联合国所承认的国家，其遭受到入侵之后是会收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援助的，它的北方邻居则会慑于制裁的威胁不干动这个手。第二就是一旦这种危机加剧，中俄等周边与朝鲜说得上话的大国能够动用其影响力制约朝鲜的行动。也就是说，在之前的半岛格局中，中俄两国充当了朝韩关系中的“中保”的角色。并用这种担保稳住韩国，避免了半岛局势的两极化。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这个“中保”消失了，俄罗斯作为参战方自己就下场搞“特殊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如果将来某一天朝鲜说我也要如法炮制一下，俄罗斯没有任何立场说这个活儿我可以搞，你不能搞。甚至不久前的7月25日，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还放下让他“一战封神”的对乌克兰战事访问了朝鲜，盛赞朝军的军力“全世界最强”。也不知绍伊古将军是以什么评判标准说这种话的。但你可以想象一下韩国人在看到俄方这番表态之后的态度，昔日指望借其拉住朝鲜的“调停人”已经变成了“鼓掌者”。这种压力会越来越鲜明的促使韩国也必须亮明自身的态度，通过与美日走近来获得一旦出事时的安全保障。所以，俄乌战争一爆发，半岛问题上拉住韩国偏中立的可操作空间就已经崩溃了。在建交30年中，中韩关系一度曾经是我们在周边关系中经营最为成功的范例。中韩甚至一度成为在历史问题等问题上“共斗”日本的伙伴，美日力图要搞的亚太“小北约”计划始终未能真正成型。但是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甚至可以说，韩国彻底倒向美日，恰恰是俄乌战争的一个必然后果和所需承付的代价。只是并不公平的是，俄罗斯单方面行动的这个代价，是需要东北亚各国尤其是我们，以区域局势恶化、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破裂去支付的。尤其对我们来说，未来东北亚局势的必然走恶，对我们整体外交以及关乎亿万民生的东北经济复苏、发展，都绝不是一个好消息。捎带再说一句，韩国是目前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之一，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韩国一度承诺不向乌克兰直接出口武器，可是今年以来美国对乌援助武器量增加之后，韩国正在对美国增加武器出口以“倒填”美国援乌造成的自身武器缺口。这种变相援乌在恶化俄韩关系的同时，更重要的导致韩国整个军工产业系统已经预热启动了。而朝鲜方面以其一贯主动出击的外交风格而论，肯定是不会坐视这种态势的发生却毫无反应的。所以在脆弱的信任链被打破的当下，未来半岛发生突变的概率正在增加。一旦发生2010年延坪岛炮击式的事件，无疑将使东北亚局势更为雪上加霜。所以，正向一点说，我们确实应当期望俄乌战事尽早结束，因为俄乌战事的停息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局势缓和的基础，唯有这场千里之外的战火停下来。我们重拾“拉韩”以防止出现“东亚小北约”的战略才能够成为可能。而随着俄乌战局的延宕，这种希望会越来越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为那场远方的战火，默默地埋单。希望和平与繁荣能一直持续。全文完本文3000字，国际时评随笔一篇，感谢读完，发声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今天周末，不写正稿了，随便跟大家聊聊天。昨天在家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美国真人秀，叫《Undercover

韩国的“严打补课史”：当堂吉诃德试图与风车作战。各位好，昨天在西塞罗上写了《网红举报新东方；大妈怒砸苹果店——什么叫“自古公公好威名”》，聊到了网红“铁头惩恶扬善”大闹并举报杭州新东方的新闻。有朋友对我把这件事与北京红衣大妈打砸苹果店联系在一起谈很不满。说这个“铁头”反补课，上应国家“双减”政策、下防教育内卷，怎么就不对了？这是“义举”好吧？的确，补习班该不该开的问题，在如今国内颇具争议。这个“铁头”甭管他本人动机如何，流量嗅觉确实是相当灵敏，他这一闹，又把这个争议话题炒起来了。所谓当局者迷，国内相关话题，谈起来比较复杂且争议太大。我们不妨看看我们周边的邻国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番什么“探索”。可能更方便展开讨论些。1前两天看韩剧《黑暗荣耀》，其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挺深的——宋乔恩演的那个女主，在复仇路上为了报答她的一位助手阿姨，说我给你上中学的女儿补课吧，你按最低时薪给我算工资就好，然后那个阿姨如蒙大恩一般对女主感激涕零。而女主给孩子补课方式还特别奇葩，弄得跟地下党接头或阿汤哥演《谍中谍》一样——她让孩子周末去首尔，在回程时买一张与自己相邻座位的指定席车票，然后两个人在高铁上碰头，利用行程的这一个小时时间补课。韩国的火车票虽然行程短，但可不便宜。所以这样搞多了，被她补课的孩子也看出来了，说你身为教师（女主是小学教师），私自给学生补课犯法吧。女主的回答非常“韩式幽默”，说：是啊，可我这人从来不怎么看重法律。其实在整部《黑暗荣耀》当中，有好多谜跟这个相关——女主想要对社会上层的仇人复仇，为什么选择去做小学教师？她又如何攒下了复仇需要的大笔资金？为什么阿姨听说她愿给自己孩子补课，仿佛受了大恩一般感激涕零？补课就补课，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地下党接头一般的方式进行？所有这些事，其实都源自韩国那个奇葩而纠结的补课业历史。2其实你仔细想想，韩国这个国家在二战后刚独立时真的是噩梦开局。要工业没工业、要技术没技术、要发展传统没传统、国土总面积还不足10万平方公里，而可耕地面积还只有五分之一，且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脚底下不仅不产石油，连煤炭铜铁这些矿产资源也少得可怜。不仅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原料也大都来自于海外。更糟糕的是，50年代初一场朝鲜战争还把韩国打成了一片废墟，超过60%的工业设施和工厂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超过500万人沦为难民。韩国唯一的特点，似乎就是人口稠密，独立时就有2000万人。但人口稠密这玩意儿，对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面对这种烂摊子，上世纪60年代军头朴正熙上台了。朴正熙这个人以后有机会我想专门写个文章聊聊——在那年头亚非拉一众靠军事政变出头的军阀当中，他应该说算是相当有想法，且有国家责任心的一个。面对这个要啥没啥、唯独人多的烂摊子，朴正熙聪明的给韩国制定了两项国家大计——一是众所周知的扶持财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出口导向型经济。二就是不计成本投入教育，试图以“科教立国”的方式让韩国尽快完成产业链攀爬，占据富裕的上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国的教育不仅投入大，而且一直秉持能上就上、不能上尽早分流的“精英主义”。时至今日，哪怕在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中，韩国的大学录取率依然在50%左右浮动，被简称为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三大名校，录取率更只有2%，与我国985的录取率大体相当，这跟同期开始发展教育，但走了教育产业化路子的我国台湾省是个高中生基本都能读大学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图景。韩国有意维持这种教育精英化的本质就是试图用教育去给人分三六九等。你考上了大学，甚至去了SKY，毕业就可能到三星、现代等大企业找一份好工作，实现阶层跃迁。反之则很可能住一辈子地下室。何况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投资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从所有国民口袋里掏钱，去补贴能考的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和教他们的老师。老百姓都不傻，看得出学习好是穷人在韩国打破阶层壁垒的唯一途径，再加上韩国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一推出他的一揽子计划，韩国就出现了全民读书狂热。当时的韩国就有了“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睡五个小时则会名落孙山。学生们如此多的学习时间，自然给了补习业极大的发展空间。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于是纷纷开始下海赚外快，在下班或课余时间开补习班。由此产生了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补课时间畸高，课外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朴正熙的调节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没有直接禁止校外补习培训，而是要求公立学校在放学后提供课外辅导服务，以减少学生对课外学习的需求；同时责令在职教师必须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在课外时间到培训机构上课。再者就是推动高中入学改革，普及高中教育，并实行教师轮岗制，平均各个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可是正如前文所说，韩国的教育竞争压力，本质上是其残酷的社会分层压力的一种投影。所以虽然朴正熙政府的一系列温和政策还算对症下药，但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韩国的教育培训行业依然在内卷压力的刺激下蓬勃发展。但到了1979年，全斗焕上台，更猛的药就来了。看过韩剧《第五共和国》的人应该都能感觉的到。同样是军头出身，相比朴正熙，全斗焕的思路更“质朴”一些，面对韩国过于兴盛的补课产业，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课后补习了，不能再犹豫了，必须要出重拳！你敢补课，我就捕你！于是1980

一个永远在“过渡”的国家，一场向现代转型的“鬼打墙”各位好，上个周我写了《克里米亚，一个“猎熊陷阱”是怎样炼成的》和《俄罗斯的战争耐心，会在什么时候耗光》两篇文章，分别讲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与过程。有朋友总在催我写下篇，我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一写这种历史题材长篇，总感觉自己的积累不够多，需要恶补很多书籍才能把故事讲的让自己满意。同时我也希望在下篇中解答一个读者们在阅读上中两篇中频繁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的历史总让人感觉那样似曾相识，从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俄乌战争，相似剧情似乎总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演？我迟迟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让自己满意的解答，所以就一直不敢动笔写下篇。今天我重翻了一遍大学时读过的、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隐约有了一点灵感。在这里随笔记下。亨廷顿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写俄罗斯的，相反，这本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书，是把镜头放在了二战以后那些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成功预测了一件事。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很好的预测了，为什么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明明获得了民族独立，却无论是学习美国（像利比里亚）还是学习苏联（像索马里）亦或者美国苏联一块学（比如印度），最终最终却难逃治理失败。与《文明的冲突》一样，亨廷顿试图挑出冷战盛行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给予一个更新颖的解释。为了构建这个解释，亨廷顿把国家分为了三种——传统国家、过渡国家和现代国家。按照他的讲述，一个传统国家想要向现代国家完成成功过渡，必须要经过多重考验。首先第一关是国家运行效率的提升问题，也就是一个现代政府需要将传统社会中原本分散在部落、家族、封建领主或军阀、寡头那里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够完成国家的有效治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很多国家是连这第一关都没有过去的，他们早早的就通过貌似引进议会选举等现代制度的方式把收集权力的可能性取消掉了。于是连过渡的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而俄罗斯这个国家相较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它在历史上从不缺乏依赖自己的强力将传统社会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起来的人。比如推动俄罗斯进行第一波改革的彼得大帝、就“用自己的野蛮征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又类似能力的领导人还比如斯大林、和今天简中互联网上很多人依然崇拜的普京。他们的共同能力都在于能够通过铁腕集约权力，满足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所需的第一推动。但紧接着，过渡国家又必然遭遇第二重难关——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各层官员依靠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会同步扩大，这就势必产生难以遏制的腐败问题。同时，现代化意味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基层的人群势必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当中，这就又导致了政府必须及时推动与之前集权相反的改革，完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下放。否则社会就会因为其政治体制无法承载其经济发展而发生“政治衰朽”。而在俄罗斯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领导者就不如前者那么多了。因为这是一种与第一重改革截然相反的动作，相当于要一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完成“权力的自杀”，当然也有一些人试图达成这一点，比如我写克里米亚战争马上会提到的亚历山大二世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试图进行类似的改革。但麻烦的事，哪怕产生这样的动议，改革也很难推进，因为分权制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之前未参与政治的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这就需要政治体制的同步发展（制度化）与之相匹配。但由于类似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突然降临的。制度化通常无法与改革的步伐相匹配，一旦新社会集团的涌入造成的压力超过了制度的承载力，就会造成国家的内部撕裂，同样引发“政治衰朽”。俄罗斯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往往都倒在了这一步过程当中。对于西方来说这个过程由于是缓慢地，各个社会集团在长期的训练中学会了相互妥协，所以往往不容易发生脆断，但俄罗斯的历次现代化进程由于都是“急火加热”，所以类似的事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一旦“政治衰朽”发生，社会的内部混乱或对外战争又会导致原本属于国家的那部分功能被利益集团所瓜分，这是沙俄崩溃和苏联解体时都发生过的事。于是俄罗斯就会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类“传统国家”当中，民众在无能、低效的政府中会再度呼唤一个强人能出来整合权力，重新完成国家向现代国家进行转型的第一推动。总而言之，俄罗斯的历史悲剧，就在于它是一个永远能够开启现代化转型，却无力完成它的国家。用亨廷顿的说法来说，就是它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永远赶不上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给这种社会起了个名字，叫“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亨廷顿将这种社会与政治制度化高于政治参与程度的“公民社会”对立起来。认为这样的社会的特点就是因为缺乏有效沟通渠道，永远无法完成良性治理。对此，亨廷顿在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门。各个团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靠行贿，学生靠抗议，工人靠罢工，市民靠暴动，军人就搞政变，牧师则利用布道，教师利用讲台来进行政治煽动，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则将他们的作品当作匕首和投枪，来表达自己的政见。”把这个描述放在俄罗斯历史身上，你会发现它是若合符契的，俄罗斯历史上之所以能出现那么多令人惊叹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表达那么多那么深邃的思想，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普力夺社会”的国家。也正因如此，它的历史故事，总会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说相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一门预测准确性极低的学问，那么亨廷顿这个人应该算是个异类。他那本著名的《文明的冲突》曾被认为预言了911以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而这本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则成功预测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失败。而今天，当我们拿它对照解读俄罗斯历史时，你依然能感到这个模型是那样的若合符契。也许这就是大师的功力所在吧。俄罗斯艺术中有一个著名的“巡回画派”，其实这个国家本身，何尝不是像巡回画派所最善于描画的那些苦行者一样，永远走在向现代化转型而不得的路上……一点读书的随感，写在这里当做今天的文吧。历史长文写的需要更费功夫一些，请等的朋友稍安勿躁。本文25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

俄乌战争未来的和平方式，正从“维也纳模式”向“德黑兰模式”演进。接受读者的点题，简单聊聊吉达峰会的事情。当地时间8月5日至6日，全球40多个国家代表在沙特吉达开了一次国际峰会，就延迭日久的俄乌战争问题交流意见，探讨和平方案。此次吉达峰会的前身，是今年6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当时有包括乌克兰、美国、欧盟各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参会，俄罗斯直接指责这次会议是西方试图组建“反俄同盟”，中国等国的代表则在受邀后拒绝与会。所以那场会议最终成为了一场西方+乌克兰的会盟。但此次吉达峰会与哥本哈根会议有所不同，有共计42个国家受邀参与此次会议，其中不仅包括乌克兰与美欧等西方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在亚太的远东盟友，还有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之前对俄乌战争态度中立的国家。最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上次受邀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却未派代表参加的中国，此次向吉达派出了代表团。同时，乌克兰与部分西方国家也认为会议的成果与中方的参与颇具“建设性”。此次会议的规模之大，让俄罗斯方面也不好意思直斥会议就是反俄同盟。外长拉夫罗夫没有表态，只是通过发言人扎哈洛娃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更为含蓄的表示：这次会议“是个骗局”“是美国试图拉拢中立国家反俄的、注定不会成功的尝试”。那么这场吉达峰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试着解析一下。在近代国际外交史上，有关战争的国际多边会议说到底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被称为“维也纳会议”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战争双方都受邀参加会议的，比如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中，法国虽然是反法同盟所针对的对象，但依然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法国代表塔列朗在会上采用了一种非常精明的辩白手段——包括拿破仑在内的整个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叛乱，所以法国的真正合法代表波旁王室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国。拿破仑最恨的人——塔列朗于是代表波旁复辟王室的法国代表就名正言顺的挤进了维也纳会场。这使得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受到的处罚非常轻微，很容易就能摘掉战败国帽子。但另一种模式，对战争劣势一方就不那么友好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德黑兰-开罗-波茨坦模式”或“联合国模式”。整个二战和二战后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讨论，是排除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的，所以这些峰会最终商讨出的和平方案是要求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战后对其的处罚也相当严厉，甚至时至今日，德日两国依然是在联合国宪章中被打入另册的“二等公民”。当然，在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也有一些中间形态，比如协调一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德国就受邀参加，但被羞辱性的排除在正式会议讨论之外。只能靠场外斡旋发挥作用。这就是在这个“和会光谱”中更接近“德黑兰模式”的一种中间形态。总而言之，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参战大国而言，如果无法在战场上谋求速胜以造成既成事实。那么就一定必须避免自己被排除在讨论战后秩序的和平会议之外。而作为中立国，能否进入到这个“圈子”里，也关乎自身的战后影响力。这一点远比战场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更重要。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俄乌战争开打之初，中国就一再呼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这场纠纷。这种呼吁对俄罗斯其实是非常友好的，是帮俄罗斯摆脱困境的最好方式。因为所谓“联合国框架”就是对俄乌战争来说，就是一个“维也纳会议”模式——俄罗斯是会员国，甚至是常任理事国，只要你愿意在这个框架内解决问题，讨论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不会对俄过于严厉。只可惜，给了机会，俄没有抓住。于是以哥本哈根峰会为标志，今年以来，乌、美、欧等国家开始尝试在不邀请俄罗斯的前提下召开峰会，讨论解决战争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由“维也纳会议”向“德黑兰-开罗-波茨坦模式”转变的鲜明信号，是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吉达峰会有这么多国家愿意在俄罗斯未受邀的情况下参加。说明随着战争的延宕日久、影响越来越大，俄乌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已经不再是只有当事国关心的问题，想在国际上发挥积极影响力的主要国家都越来越试图参与讨论——说白了，就是大家都等不及了。这种国际环境，导致了一个国家，即便采取亲俄中立的立场，也无法拒绝这种会议的邀约。因为如果别的主要国家都与会了，唯独你不去，这会降低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未来如果俄乌战争打出某种结果，你不参与事先讨论，会严重损害本国外交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此次吉达峰会中，像巴西、印度等此前似乎较为亲俄的国家都选择受邀参会的原因所在。而从在此次会议的结果看，能让俄罗斯人感到稍可宽慰的是，这次会议结束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这东西的意义何在？它是一种官方的共同态度。没有联合声明，就意味着哪怕是俄乌战争未来的发展中发生了一些触犯会议共识的事情，各方也不必在外交表态时保持一致。但从各国官方媒体报道都可以看出，共识还是有的。与会各国至少就三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一是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要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冲突，三是需要保障黑海的粮食贸易安全。这三个议题其实都非常有可解读的空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当于给俄乌战争划出了底线，未来哪怕俄罗斯在战场上实现“惊天逆转”，其在战前提出的对乌的那些侵害其主权的条件也不可能再提了，提了就会犯了国际的众怒。而强调在“国际法框架”内而不再是在“联合国框架”解决冲突，则暗示着俄罗斯正在丧失利用联合国这个自己能参与的平台讨论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多边和平协议的机会。最后，会议特地讨论了黑海粮食贸易安全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信号，因为不久前俄方刚刚因为战局不利宣布中止黑海粮食贸易协议，并警告要中断黑海粮道，试图使用“粮食武器”胁迫国际舆论重新倒向自己。但这个手段现在看来是失效的，黑海粮食贸易的确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全球至少80多个国家会直接因此受影响。但正因为这种贸易线路关系巨大，国际社会才更无法允许它被当做一种“盘外招”来要价。这个道理就跟一战中德国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反而导致了美国等更多国家入局一样。吉达峰会对黑海粮食安全的讨论，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此次吉达峰会似乎没有对核安全问题进行重点讨论。这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尤其是梅德韦杰夫等人通过非官方途径一再叫嚣的“万不得已，我们可以使用核武器！”在目前的国际社会看来压根不存在实现的风险与可能性。最大的否定，莫过于无视。梅德韦杰夫先生此刻应该很受伤……但我并不想心疼他哪怕一秒钟。不管怎么说，透过吉达峰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俄乌战争国际协调机制正在形成。至少目前，这种协调机制对俄罗斯在战场上肯定约束不是刚性的，但它的确是有效的，以后俄罗斯再继续采用一些“新奇”手段试图改变战局，它需要看的脸色就又多了一层。而随着这种协调机制在未来的常态化，这个机制下的与会各国也会获得一种机会——各方应该怎样在这场战争后面对必然而来的国际格局变化合理协调大国间的利益，避免在战后形成所谓的“包围网”互相针对，互相猜忌？这是一个破除猜疑链，建立彼此互信的很好的平台。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建立与其他大国间的互信，获得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的充分保证。那么我们对俄乌战争最终结果的可接受区间，就将大幅扩大。进而，国际共识的达成会加速战局的演化，那么和平的尽早到来，也就都有了希望。所以吉达峰会的模式，对我们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需要抓住。从去年2月至今，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了，相比洪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战争这种人祸给平民造成的伤亡更加惨烈。只要和平能最终达成，无论是走“维也纳模式”还是“德黑兰模式”、亦或是产生一个新的“吉达模式”，为了无辜的平民百姓，愿这和平的福音今早降临。祝福所有向往幸福生活、勇于捍卫自己尊严和自由的人们。愿善恶终得所报。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发加图上了，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与命运一样，地震不可预测，但这也许是件好事。8月6日凌晨两点多地震那会儿，我刚看完书准备上床睡觉，这次地震震中在平原县（刘备当年当县令那个地儿）我家在济南，离了大概有八十多公里吧，我家住高层，震感还是蛮强烈的。地震第一时间我本能的以为是邻居家孩子又乱跑乱跳了，持续大概一两秒后，震感越来越强，我意识到到即便邻居孩子是个“二百多斤的英国大力士”也不可能的有这么大的震撼力，但紧接着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睡迷瞪了，或者家里进了什么人。真起床下来查看时地震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清醒了不少，才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紧接着才接到家人电话，催我下楼去避险——我没去，接着倒头就睡了，因为我想起了那句顺口溜“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真正危害你生命安全的那种地震，你是反应不过来的。这个道理跟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一段轶事很像：一战的时候，这哥们和巴顿同在欧洲前线作战，一天两人站在一山坡上，突然一发德军炮弹袭来，巴顿下意识的往后略退，而麦克阿瑟却纹丝不动。然后他哈哈大笑的对巴顿说：“哦，乔治，你是听不见打中你那发炮弹的声音的。”太上天皇当年也是个洒脱人……是啊，灾难这玩意儿之所以是灾难，你当意识到它是什么时，它其实已经发生了。与其后怕，还不如坦然一点，别影响这一夜的睡眠质量。现如今，现代科学对地震只可预警，不可预测这个事儿已经算是一个科普化的常识了。但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伪科普书籍上还会告诉你什么什么现象是地震的先兆，什么蛤蟆溜街、母猪上树、超能力感应、地震云之类的。甚至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就是古代地震预测装置，并推论出古代人既然能预测，那么现代人也能。甚至当时不乏有人说自己有什么气功、超能力能预测地震的。再后来才知道，我小时候的那股“地震预测热”，一方面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另一方面也可能受了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地震预测学的影响。1948年10月5日，苏联发生了里氏7.3级的阿什哈巴德大地震，这场烈度可以排名进近代有观测记录以来前十的地震，造成了约16万人的死亡，整座阿什哈巴德城被夷为平地。但更大的震撼是发生在苏联人心中的，因为当时苏联的科学观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机械宇宙论，认为只要技术、计算能达到一定程度，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可以总结成规律被人类所牢牢掌握的。其后不久，苏联原子弹爆炸、卫星和宇航员上天，更是觉得自己的科技水平牛的不得了。那么既然如此，小小的地震预测为什么不能被人类掌握呢？盘他！所以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投入了巨量的人力物力去搞地震的预测研究，甚至不惜搞多次地下核试验模拟地震现象、并研究底层构造。如果你读过刘慈欣的小说《球状闪电》，可能会为小说中虚构的苏联“大干快上”的研究球状闪电的巨型工程所震惊到，球状闪电的工程在现实中苏联搞没搞我没查到。但地震研究苏联人确实是下了狠功夫的，当然这里面也有点冷战思维的心思——苏联试图在彻底掌握地震的奥秘后，把它当做一种武器彻底摧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也就是所谓的“墨尔库里斯—18”计划，巅峰时期有22个科研组，上千名科学家在位于巴库的苏联地震研究所里专搞这个“超级秘密武器”。场面之认真，吓得美国人也跟风做了不少相关研究。当然，相比苏联地震局的严肃正规，美国的相关研究就比较“群魔乱舞”了，不仅正经科学家在搞，一帮自称有超能力的、跳大神的都跟着出来借机骗吃骗喝。但是，也与小说中那个“球状闪电”项目一样，苏联科学家研究了整整一个冷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玩意儿至少目前人类掌握不了。因为地壳结构、运动太复杂了，而人类目前对其的了解又过于粗浅，人类对地壳目前最深的探测深度只达到万米级别，其下的结构都是基于推论和猜想。你在不了解一件事物真正内部结构、运作机理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对这件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判断的。这个道理就跟你学医不学解剖学，给人看病就纯属瞎蒙一样。何况地球内部与气象一样，是一个包含大量随机、不确定性的“混沌系统”。人类对大气层的了解远比对地壳要深入的多，又是气象站、又是探测气球、又是气象卫星的，可是你天天看气象预报，依然没办法准确预测出明天的天气，甚至连来了个台风会走什么路径都无法准确算出来。这就是混沌系统的威力。所以真正该修正的，其实是机械宇宙论的那种狂妄。我们要承认有些东西，是现代科学无法完全预测、掌控的，地震什么时候会来就是这其中的一种。当然，这种不确定性是反现代性，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太熟悉了那种确定的感觉，外卖订餐应该准点送达，高铁飞机不应该晚点等等。而如果你读弗雷泽的名著《金枝》，就会发现试图在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之间建立一种确定性的联系，这是一种人类自远古时代起就出现的本能，正因如此人类才发明了种种巫术，试图让大自然像一台机械一样，我这边做点什么事，自然就立马给点什么反应，或者我能从什么龟壳蓍草占卜出天意。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试图从什么蛤蟆上街、动物异常、气功超能、地震云等等现象中预测出地震到来，这些努力本质上讲跟古代巫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施以的不确定性时的一种无效自我安慰。而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宗教一样，是不讲这一套的，它们都承认并愿意直面自然给予我们的那种不确定性。比如你研究基督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基督教虽然强调“末日将临”、“最终审判”，但正经神父从不会告诉你“世界末日”会发生于什么时候，因为《圣经》上就明白的写着“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所以你假若听到有人言之凿凿的跟你说，世界末日会在哪年哪月哪日哪分哪秒降临，你基本可以断定这家伙是个伪教徒甚至山寨邪教徒没跑了。因为正经教会是不鼓励这种因为确切知道了世界末日时间，才逼着你现上轿现裹脚的改悔的。世界末日、最终审判的概念在正统宗教那里更像是一个隐喻，告诉你全人类迟早要面临这样一次总清算，到时候善恶终有报，而正因为那时那日不可知，一个宗教信徒才应该像日本人防震一样时时做好“灵魂的准备”，时时忏悔做个良善之人。这样一来，假若你的那一天猝然而来，你也不会全无应对。我和我的大多数读者一样不是宗教徒，但我觉得有些道理是相通——无论对于地震还是对于我们的命运与人生，我们与其去猜测、担忧下一场灾难何时来临，不如做好抗震的准备——无论肉体的，还是心灵的。学些应急抗灾知识以备不时之需；时时反思、清净，做个好人，也把该做的、想做的事情尽早做，以免我们人生的“地震”或“最终审判”降临时，我们会为什么未尽之事而后悔。如果能以这种心态活着，我觉得此生就是幸福而满足的。你甚至会觉得，像地震和命运无常这种不可捉摸的事情，恰恰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了这种大自然或上帝难以猜透的隐秘计划。才敦促着我们每一天都过无悔的生活，向死而生。如果我的生命在下一刻终结，我有什么遗憾和愧疚么？今早醒来时，我不禁这样自问。与地震一样，我们的命运不可预测。但正因如此，正因那时那日不可知，所以你当无愧于心、不留遗憾、勇敢而又洒脱的活着。全文完本文3000字，随笔一篇，祝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平安、周末愉快。

女足终于和21年前的男足踢的差不多了。别误会，起这个标题不是因为男足前主教练的李铁被正式提起诉讼了。而是看了昨天女足世界杯的小组比赛结果，中国队1:6惨败给英格兰队。小组赛出局，创下了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以来最差的成绩。马后炮的说，其实这个结果前两天就让人有所预感了。大约一个周以前，中国女足1：0赢下海地，当时很多媒体都用了什么“赢下生死战”、“全取三分”、“顽强取胜”之类的标题，虽然没看比赛，但我当时看了这些标题就心里犯嘀咕——海地？那不是个国家治理完全失败、全球人均GDP倒着数的加勒比蕞尔小国么？前两年总统都光天化日之下遇刺了，怎么赢下这种国家现在也要庆祝了呢？然后有可能一直比较关注女足的朋友就来给我科普，说你可别小看人家海地，她们队那谁谁谁，是在德乙踢球的，谁又在法丙踢球。但这样一解释我其实就更奇怪了，哦，原来女足目前的实力，是碰一下有几个在欧洲女足德乙、法丙球队踢球的球员也要重视的状态了？那这样的话，头一场球0:1输给丹麦其实就不能说惜败，之后打欧洲冠军英格兰想赢不就更难了？然后我就去查了查本届女足征战澳大利亚女足世界杯的目标。发现大多数人的期望都很实际——保平争胜，最高目标就是争取出线。同组丹麦、海地、英格兰。某资深球评人替女足定的目标是“逼平丹麦、大胜海地、小负英格兰”，然后靠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线。这个计划一下子就让我看的特别眼熟，想了很久之后才想起来——这不就是21年前中国男足征战日韩世界杯时那个目标么？赢哥斯达黎加，平土耳其，输巴西，然后看净胜球争取出线。合着用了21年，女足征战世界杯，终于有了男足的既视感了。彼时中国女足巅峰期刚过，我记得当时中国球迷最热衷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女足这么强，男足却不行”。当时流行各种版本的说法，什么“男足没有铿锵玫瑰的拼搏精神”、什么“职业化联赛搞糟了”之类的。全社会都催着男足“学习女足精神”，也冲出亚洲到世界上“铿锵”一把。可是如今我们似乎看出来了，原来中国男足和中国女足的差距，其实不是实力、只是时差。此次带队参加世界杯的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在出征之前曾经打过一个预防针。她说：“大家都知道世界女足目前的现状，（国际女足水平）发展太快了，不是二三十年前了，就连2019年的世界杯和现在的节奏都完全不一样。”水指导说的当然是实话，但为什么国际女足水平发展的这么快，中国女足为什么就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保持优势？水指导没有细说。估计细说了她也未必能在教练那个位置上待着了。说白了，体育的本质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了，有钱有闲了，才会花钱去买票看球，或者自己下场踢两脚，而群众基础有了，整体的竞技运动水平才能提升。当然，靠举国体制的优势，的确可以在一些不普及的项目、尤其是女子项目上取得好成绩。这就像你如果每天只花二十分钟学英语，成绩可能全班倒数，花二十分钟学斯瓦西里语，成绩肯定全班第一——别人都不学么。可是如果大家都把这科目学起来了，你自然也就没戏了。其实中国女足这些年遭遇的就是这方面的尴尬，以前发达国家只有男足市场，现在女足也开始兴起了，职业、半职业联赛的水平甚至到了海地有几个球员去踢一下我们也要打怵的地步，那人家的水平当然就突飞猛进，差距当然就拉开。所以男足和女足的差距，不是实力、只是时差。曾经在男足身上上演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剧情，很可能会再在女足身上再演一遍——甚至被亚洲邻国赶超的剧情也是同样的。你看本届世界杯上，日本女足在小组赛中三连胜，尤其是4:0狂胜同为欧洲劲旅的西班牙。照这个架势发展下去，不知日本男足对中国男足的一骑绝尘会不会在女足身上复刻一遍。另外这次战败之后，我觉得水指导的那个发言也意蕴深长，她说：中国女足的复兴还是要期待更多女孩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这话当然对，但怎么样扩大球员基数，让更多的年轻女孩、男孩喜欢踢球，水指导又没说，当然，这不是她一个教练能左右的事情，这取决于更大的社会环境。说着说着，好像又把话题谈的太严肃了。严肃了不好。我们还是说点安全和谐的吧。21年前，中国男足世界杯小组赛没出线，当时带队的教练是米卢。米卢说你们中国人太在乎足球的输赢了，足球最重要的还是要享受、是快乐。所以米卢提倡踢“快乐足球”。那时我还小，但依稀记得这话当时挺招骂的，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对体育比赛的概念就是“为国争光”。享受？快乐？那是什么？能赢球么？只是我想，如果当时咱真听了米卢的话，把足球发展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男足的情况，恐怕未必会比现在更糟——体育运动的水平，说到底是应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如果不正相关，那只能说明这项运动全球开展的还不够广。也不是什么特值得骄傲的事情。就像男足与女足的差距，我们曾经以为是“精神”、是“拼搏”、是“实力”，如今看明白了，只是时差而已。本文2000字，随笔一篇，喜欢请三联加关注，多谢。

这个世界上总有太多人，他们不熟悉却又爱YY的事儿实在太多了。说个挺奇葩的事儿。昨天我在朋友圈里的默默取关了一帮人——因为这些人突然开始转同一条视频，说“刀郎即将被美国音乐协会制裁”。文案则如下面划线部分：这个有类“福娃唐三彩”“青花瓷AK-47”的一眼假消息，最初应该不负众望的是从抖音上传起来的。要我说这个谣造的有水平啊，首先是说“刀郎即将被制裁”——即将，那意思就是还没有，于是你就没办法辟谣说此事纯属没有。就好比说我说你即将杀人、即将犯罪，你想自证清白也一时不知从何出手。其次是“美国音乐协会”这个组织，一看就是胡编出来的，造这个谣的家伙应该不知道，美国人比较无组织无纪律，不是每个行业都有个“xx协会”能把全行业都管起来，即便有，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说封杀就封杀哪个艺人，本国的都不行，刀郎这种在中国的就更扯了。我能想到的近似组织，大约只有美国作曲家及作词家工会（Compo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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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只要诗在，长安就在。”但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朝代，在“长安”灰飞烟灭之前，其实早已没了那些勇敢的诗文。前两天写《长安三万里》（《长安三万里》中，藏着盛唐由盛转衰的秘密），有朋友转给我看另一位朋友的文章，也是从这部电影展开议论，说在历史上看，他喜欢李白，多于高适。然后，那朋友问我，小西，你什么意见。我想了想后，说我的观点，只怕是刚好相反，无论文品还是人品，我钦佩高适都多于李白。的确，很多人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都形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李白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是“体制外人员”、“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而高适最后官拜节度使、还封了侯，似乎是在体制内混的风生水起，文艺、职位“两开花”，大唐版当年明月了属于是。于是很多论者都是就此展开论述的，把对李高两人的褒贬代换为了理想还是现实，月亮还是六便士，甚至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问题。但我觉得如果这样论述，其实就扭曲了两位诗人的形象，其实正如《长安三万里》所揭示的，历史上真实的李白，其实是个挺“官迷”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个桀骜不驯的“谪仙人”人设，是他小迷弟杜甫帮他立的。真实的李白对官场什么态度，你看看他给当朝名臣韩朝宗写的《与韩荆州书》就知道了——那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而是苦求一张“船票”而不得。李白是后来被“赐金放还”以后才决意求仙问道的，有点自我麻醉的意思。相当于应届大学生毕业考不上公务员当驴友拍旅游视频成了网红，你说他情怀深沉可以，但你说他鄙视官场、鄙视体制，天生狂放不羁爱自由，这就夸的有点太过了。当然你会说，李白自己也有名句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么！可是这话你也得看李白是什么环境下说出来的。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李白在被唐玄宗点了翰林之后，一度在中央当帮闲词臣，写了很多吹捧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奉诏诗，当然这也没啥，当官么，干的就这活儿，不寒碜。可把杨贵妃比作了汉代宠妃赵飞燕，这个吹捧效果是有了，可是让人引发的联想就很不当。赵飞燕虽然漂亮，可是后来被失势废杀了啊。你把杨贵妃比作她啥意思？再说了，杨贵妃若是赵飞燕，唐玄宗难道是宠信妃子、外戚，最终导致汉朝中衰的汉成帝么？——虽然从后来的结局上看，还真特么有点像。不过我相信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绝没有心当“大预言家”的。他是真想拍杨贵妃的马屁，只不过马屁拍在马蹄子上而已。而你通观李白这一辈子，会发现他这种明明不理解帝制下残酷诡谲的政治游戏规则，还非要往上硬凑的毛病，是一辈子都没改过来的。所以经常夸着夸着就夸翻车了。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是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利用马嵬坡兵变逼唐玄宗退位而自立后写的诗作，以诗品而论，那当然是佳作。但以政治智商考察，这诗其实不及格。有唐一代，儿子把老爹扒拉开，自己抢班夺权当皇帝，让爹当太上皇的“玄武门继承法”几乎是个传统。但李白以前的诗人，从没谁咏叹过什么“双悬日月照乾坤。”——两位圣上指引我们奔向伟大前方。因为这话说得实在是太别扭了。你让唐玄宗父子自己对号入座，谁当日谁当月？咋说都别扭啊。吹捧不了的东西不要尬吹，这是写“正能量诗歌”的一个原则。李白这一辈子就都没顾过这个原则。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你说这是像杜甫那样在讽刺吧？好像又不是他的风格，只能解依然解释为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而事实上，李白对“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个情景有多么凶险的认知不足，与他后来差点因“谋反”被处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唐玄宗在被迫当了太上皇以后，其实一直不甘心被儿子就这么夺了权，所以在“幸蜀”期间搞了不少小动作，试图重夺权力。比如大封自己其他儿子为权力极大的藩王，试图“以儿制儿”的反向架空肃宗。这其中就有后来李白依附永王李璘。所以《长安三万里》中提了一嘴的“永王之乱”本质上不是弟弟造哥哥的反，而是玄宗与肃宗这对“父慈子孝”之间残酷权斗。但凡能看出这一点的人，都不会受永王的征辟，到他的幕府去为官。李白连这点都看不出，一见有官做，乐呵呵的就上任了，真的白瞎了他在长安“京圈”混了那么多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后来为李白定谋逆罪的十一首《永王东巡歌》里，这是把他罪名敲得最死的一首——把安史之乱比永嘉之乱，可晋代永嘉之乱什么结果呢？司马睿跑到建康去“另立中央”，建立东晋，然后坐观北方丧乱。好么，永王反造的八字还没一撇呢，李白上来就用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给他开的幕府定了这么个倒霉调调。我估计即便是永王最后“靖难”成功了，腾出手来也要谢谢李白他家八辈祖宗。所以在真了解唐代历史之后，你会发现李白这个人也是有局限的，他写个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当然都很好。可是你若想从他的诗里品出政治、民情之类艺术以外的东西，想让他以诗为载体去刺世，去表达自己的政见、反应民间的真实疾苦，这一点上他确实远不如杜甫，甚至也不如高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的这首《燕歌行》，在《长安三万里》中也出现过，但是电影可能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把高适做该诗的时间提前了，放到了他早年从军东北未得重用、失意而还的时候。这样一改，仿佛高适写这首刺世事，跟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样，是为了抒发不得志的个人愤懑，才说什么“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但实际上不是的，该作原有序言，说的很清楚，是“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开元二十六年的时候高适已经回到长安重新开始考科举了，所以他做这首诗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征戍之事”，那么诗中提到的“御史大夫张公”又是谁呢？这人就是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他如果你不熟，他有个干儿子你估计认识——安禄山。是的，张守珪其实就是安禄山的老上司，任范阳节度使。而开元二十六年的时候，张守珪犯了个案子，他有俩手下领兵出塞作战，仗没打赢，张守珪却讳败为胜。唐玄宗派了个宦官牛仙童去范阳调查，到了地方以后张守珪重金贿赂牛仙童，牛仙童看在钱的面子上直接来了个“指鼠为鸭”，告诉皇帝张守珪就是打了个打胜仗。这个事传到长安以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朝廷已经定调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吐槽。而就在这个时候，高适写了这首《燕歌行》——这样说，你能理解这首诗为什么能在当时轰动一时了么？因为它非常鲜明的在对这个时事发表锐利的观点。“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这些句子在当时其实都不是虚笔，它们其实是在直刺当时唐朝节度使制度出现的问题——节度使和手下边将们为了军功擅开边衅、甚至不惜讳败为胜。而底层的兵士则在这种纷繁的战事当中徒耗性命与青春。而全诗的最后一句“图穷匕见”，写的最狠——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帮边将行不行啊？不行就换人。怎么就没个李广一样的人物呢？你如果细品的话，《燕歌行》这首诗里，其实就已经隐隐警告着动地而来的渔阳鞞鼓了。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事发被贬，安禄山开始了他的急速崛起。是的，高适胆子没有杜甫那么大，不敢直接说什么“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把矛头直接对准皇帝。可是这样直白的去批评张守珪这样一个出将入相的节度使大员，其实也风险浓重。你要知道高适这个时候也是在长安考科举想当官的，官还没当上，先讽刺了权贵，你还想不想混了？得亏转过年来张守珪就跟牛仙童一起东窗事发倒台了。不然就冲这首《燕歌行》的热度和力度，人家怎么也得料理高适一下。所以像高适，杜甫这样的人，他们写刺世诗也是有极大勇气的。同样是得罪权贵，李白诗歌中招忌的地方基本都是“无心插柳”，而高适杜甫他们却是“有心栽花”，奔的就是批评朝政，直笔描写平民和征人的疾苦。你若问我诗的文学性谁更好，那当然是难分伯仲，或者李白却是思维更瑰丽奇绝一些。但你问我谁更继承了文以载道，路见不平的风骨和勇气。那我觉得还是高适或杜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感叹一下，相比后世王朝，唐代至少在文学气氛是宽容的。没有乌台诗案，更没有明清文字狱。放在其他任何朝代，就李白这政治情商，在《资治通鉴》里都活不过一页纸，而高适、杜甫那样以诗文刺世的士人，就不可能跨越千年把他们的文气与勇气呈现给我们了。的确，“只要诗在，长安就在。”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多朝代，在“长安”灰飞烟灭之前，已经没有了诗文，以及那些敢于吟咏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人们。诗歌、文胆、社会良心，这些东西在这片土地上，总是比有型的建筑的更脆弱、更先垮塌。绣口一出就是半个盛唐、热情的歌颂盛世的李白当然很好。但如果可以，我还是更喜欢高适、更喜欢杜甫，更喜欢那个允许他们用天真和异见深爱着的大唐。全文完本文4000字，连日写稿，到今天，精力实在是有点不济了，权为此篇，不配图和校对了。愿您喜欢。愿唐诗的风骨与勇气能仍在我们的文字中流传。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这两天，沉寂了十年的刀郎出了首新歌《罗刹海市》，有朋友点题，说没听懂，让我写个文解读一下……说实在的，这歌我也没太听懂，更确切的说，我其实不怎么喜欢这歌——《罗刹海市》用的是东北唱二人转的靠山调，这种曲调本身比较狂野粗俗，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再加上刀郎这歌词里又是马户又是又鸟的，似乎是在指桑骂槐的diss谁，但指桑骂槐的要点就在于要刻意模糊，让你听出他骂人的那个意思，又抓不住把柄。这就更不好解读了——他唱的时候你明显感觉他是在骂，但你一具体分析他是骂谁。作者肯定白眼一翻，否认三连。但为什么这样一首歌，能在当下成为现象级作品？这倒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我听下来，感觉这歌莫名的跟曹雪芹的什么“好了歌”，或者日本江户时代的“狂歌”挺像的。中国清代和日本江户时期都是人口膨胀、社会内卷压力极大、社会空气又比较压抑的时期。很多人在内卷压力下心里总憋着股邪火，有冲动开口骂个人爽爽，但又实在是不知道该骂谁比较安全，所以就会出现“狂歌”这种故作狷狂、大俗大雅的作品流行。这是社会的一种群体性荷尔蒙发泄，也不用深究为什么，说白了就没意思了。不过，《罗刹海市》的歌词里有一处倒是挺有意思的，那就是刀郎又是马户又是又鸟了半天。突然来了一句“生儿维特根斯坦”，这个维特根斯坦是个我挺喜欢的哲学家，一直想找机会给他写个小传。既然刀郎新歌提到了，就蹭热度写写他吧。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虽然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出了哲学或文青圈，可能很多人就不认识这人是谁了。不过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倒是在人类史上更有那么亿点点小名气，这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是的，少年时代，希特勒和维特根斯坦是林茨中学的同年级同学，很多年之后，该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估计会感叹——想不到我们一个小小的林茨中学，居然培养了你们这么一对震惊世界的卧龙凤雏。虽然合影时挨得如此之近，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与维特根斯坦在中学时代有过什么深交。不过两个人毕业时得到的教师评语倒是非常神似的，他们都被老师评价为是“有才能，如果愿意学习可以在该课程中获得优异成绩，但偏科严重。”同时“性格高傲、孤僻”的校园怪人。同时由于同属学校中成绩稳定保持在级部中下游的学生，他俩在高考中都毫无意外的落榜了。但与老爹是奥匈边境小公务员，对娃一辈子最大期许就是让他考公混个“体制内”的希特勒不同，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环境与他这位中学同学有那么一点点“小差距”——他爹卡尔·维特根斯坦是驰名全欧的“钢铁大王”，整个奥匈帝国的钢铁行业都是由他老维家垄断包办的。所以与希特勒高考落榜后飘在维也纳、经历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青年生活不同。维特根斯坦的后高考时代的求学历程可谓平淡无聊到乏善可陈。维特根斯坦高中毕业后换了好几次大学和专业，但每次人生换轨的过程可能都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少爷读了某本新书，或者跟来家里的某位高朋海聊过一阵之后，敲门走进他爹的书房，说：“爸爸，我又有个新的人生目标了！”他爹老维于是带着一分期许、两分习以为常、剩下七分全是担心的神态询问他：“儿啊，说吧，你又想干啥？”维特根斯坦说：“我想去柏林帝国理工\剑桥大学留学！学物理\工程机械\哲学！”维老爹一听他这个从小一脑子奇怪想法的宝贝儿子不是又觉得世界太无聊想自杀或者胡折腾之后长舒一口气，然后大手一挥，说：“不就想上柏林帝国理工\剑桥大学留个学么，此事易尔！你稍等哈，我给他家校长打个电话，咱走你！”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奥匈帝国的教育制度：你说他不公平吧？他义务教育搞的挺好，能把希特勒和维特根斯坦这俩家庭地位悬殊的“王子与贫儿”弄成了同校同级同学。可你说他公平吧？同为高考落榜的学渣，维特根斯坦毕业后是想上哪儿上哪儿，希特勒毕业后则是想上哪儿上哪儿（朗读时，注意用不同语气）。你去剑桥读哲学，我去维也纳当“维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程。求此过程中希特勒同学的心理阴影面积。所以我总觉得，希特勒后来立志搞什么“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要把他视为资本家代表的犹太人全挂路灯、送进焚化炉，可能是跟他这些童年阴影有极大关系。捎带说一句，维特根斯坦家就是正经的犹太人。也不知这俩人在中学时是不是发生过什么阔少与D丝之间的网文常见剧情。但我们知道的是，若干年后，当听闻自己老同学以“德奥民族拯救者”的万乘之尊要重新驾临他“忠诚的维也纳”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哏都没打，麻溜儿的就润去英国了。也不说跟希特勒开个同学会叙叙旧什么的——可能正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位老同学是个什么货色了吧，知道他这一把就是冲着“逆袭”打脸来的。但时间回到一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还是挺爱国的，1914年费迪南王储遇刺的那个夏天，他正在剑桥读哲学，听到战争爆发消息之后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他一个老师听说或亲自前来挽留，说你好端端的回国去打什么仗啊，我早看出你天赋异禀，将来在哲学上不可限量，安心学术，以后当我的衣钵传人不好么？哦，这位“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教授，在哲学史上也有那么点小名气，他叫罗素。但维特根斯坦最终没有听从罗素的建议，实际上，与身为老师的罗素一生都非常看重维特根斯坦不同，作为学生的维特根斯坦一直有点“看不起”罗素搞的那一套，有事没事在著作里diss一下导师以便展开自己的论述，也算他哲学的一大标志性特色——试问如今正做研究生的朋友们，有谁敢学一下维特根斯坦。甭管怎么说，与给德皇写信的希特勒一样，青年维特根斯坦也上赶着参加了堪称人命绞肉机的一战。并据说在奥军中表现出了不亚于他老同学在德军中的出奇英勇。但当时欧洲各国的战斗力鄙视链大约是这样的——德国战力碾压法国、法国战力碾压意大利、意大利战力碾压奥地利。作为鄙视链最底端的奥匈士兵，维特根斯坦最后成功成为了战俘——而且是意大利人的战俘。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很在乎这件事，实际上，自从在青年时代屡次试错，最终找到哲学这个“真爱”之后，维特根斯坦之后的人生中对其他事物都抱有了非常豁达的态度。在待遇据说相对不错的意大利战俘营里，维特根斯坦安心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奠基性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监狱确实是个能让人静下心来搞创作的好地方——这一点，几年后同样在大牢里搞创作，写出《我的奋斗》来的希特勒估计也有同感。被释放后的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宣布放弃了老爹留给自己的那几个“小目标”的遗产，把它们分给自己同样是富翁的兄弟姐妹后，自己跑去落后的奥地利南部山区当了个贫穷的“乡村教师”。维特根斯坦这个决定肯定是有目标的，他许是觉得自己《逻辑哲学论》成书之后已经大彻大悟，掌握了哲学的真谛。所谓“白乐天作诗，老妪能解”，既然自己已经“龙场悟道”，就不妨带着心得到乡下去，看看乡下的孩子能不能理解自己的哲学。可是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失望了，出身豪门的他跟奥地利乡间的老百姓根本就聊不到一块去，你说前门楼子、他听成肩膀头子。当地农民对这位城里的教书先生的普遍观感是：哪来的这么个不着调的怪胎？心血来潮的维特根斯坦一度提出想直接领养一两个孩子，更深度的言传身教。结果被当地农民们联合起来阻止，甚至不惜上告到当地法庭，也要防止他们眼中这个“疯子”把孩子带坏了。所以折腾了几年之后，维特根斯坦不得不留下一句““粗俗愚蠢的南方乡巴佬”的地图炮之后，就结束了自己“启蒙大众”的尝试。临走前的维特根斯坦不知看没看报纸，彼时他的那位老同学，倒是靠着自己那惊人的演讲口才，越发混的风生水起，此时已经在德国一呼百应了。维特根斯坦在乡下讲课，孩子都不愿听的时候，希特勒成天在开万人大会，说老百姓日子苦全怪英美法和犹太人，讲他要怎么把凡尔赛条约撕成一堆废纸，惹得下面一群盲流欢声雷动。这就是传播学的荒诞——说到底，“老妪能解”、启发民众这种事，其实不看你的理论有多么高深、正确，而看你能不能说大家都能听的懂的话，呼应他们的焦虑与诉求。社会不是课堂，不看对错，只论利弊。而在这一点上，富家少爷出身的维特根斯坦与底层打拼起来的希特勒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人物了。过早散尽家财、又创业失败的维特根斯坦此后接替希特勒的早年人生，当起了“维飘”，期间换过好几种工作，甚至给人设计过一栋房子，获得了“建筑设计师”的身份。不过这所房子的“金主妈妈”是维特根斯坦的亲姐，后者是实在担心他这么闲废着精神出问题，才找了这么个活给他干。而这个房子设计的水平么——我只能说他中学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对的，这人有想法，如果想做的话，能把事情做好。只是这个人太有想法，且过于执拗。但几年后，如前所述，纳粹的触角开始伸向奥地利，希特勒这位“老同学”眼看着要杀回来了。这时候，维特根斯坦才在凯恩斯等人的帮助下告别了故国，润去了英国剑桥搞他的哲学研究。罗素看到自己当年看中的学生磕碰了十几年总算“迷途知返”了，倒也没心存芥蒂，痛快的在他的博士答辩中签了字。于是1939年，当他的老同学终于跨过德波边境，点燃整个欧洲的战火时，这一把维特根斯坦没在热血上头、过问他其实玩不明白的世事。这一年他成为了圣三一学院的哲学教授，并以哲学家的身份终老此生。2聊到这里了，我发现还没说维特根斯坦这辈子被人看重、又为之折腾一生的那个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这里试着简单介绍两句。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叫“凡是可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可言说的，则应保持沉默。”这句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的名言听上去好像很像如今流行的“废话文学”。但实际上它确实给哲学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新、似乎也是最终极的解答。自柏拉图提出“洞穴之喻”之后，西方哲学一直讨论一个问题：表象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是存在鸿沟的，但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穿透表象、跨越鸿沟去把握和言说真实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代思想者，力求通过行而下的实验、经验去总结和把握世界客观自然规律，一点一点逼近真相的“自然哲学”后来发展成为了自然科学。而力求直接对“形而上（metaphysics，也即“前物理学”）”进行讨论的“死磕派”，则留在了“哲学”这个范畴内，成为了现代意义的哲学家。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尼采、叔本华，哲学的发展始终给人一种“原地踏步”感，哲学家们总感觉到自己在言说所体悟到的哲学真相时，他们的嘴巴似乎不是自己的。无法进行完美的表达。而维特根斯坦是第一个思考并讨论这件难题的人。他指出：语言对于世界的真相，在揭示的同时也进行了遮蔽。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眼前有一杯饮料，你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我在尝过之后对你进行描述。我可以形容它是甜的，但甜这个概念，在向你传达这杯饮料的一个特征的同时，其实遮蔽掉了这杯饮料更多其他的真实——这个世界上甜的感觉有千百种，它是苹果一样的清甜？橘子一样的酸甜？还是荔枝、葡萄、西瓜那种甜味？于是我又得向你解释——都不是，是一种接近苏打水中加了糖的感觉。可是这样的进一步描述又会产生新的“遮蔽”。人类的语言在每一次更精确、更细致的描述中都会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新的“分歧点”，削弱甚至歪曲表达的本意，从而让接受者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表达者想说的意思，甚至离本意越来越远。所以想要让你彻底的理解我，与其这样徒耗口舌，不如直接告诉你这东西能喝、好喝，你也尝一口吧！然后，你尝一口后就恍然大悟——这不就可口可乐么？于是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其实就是思想的边界。因为人类的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依赖语言来进行的，所以世界的意义其实不可言说，它只能通过感受、通过生活向每个个体呈现。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应该是一种理论、一种表达，而应该是一种生活。通过“可言说”的，能说清楚的东西，指导人们进行某种生活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自己体悟和把握那不可言说的哲学真谛。所以维特根斯坦写的书其实特别好读，他的好多写作的段落化的，跟“生活小贴士”一样，想起一出写一出，你要是实在读不懂其中的某些段落，只看破折号前面那段就行了，因为就像维特根斯坦自己主张的，人们在语言的表达中只能获得提示，世界的真相、人生的真谛在“语言的边界”之外，只能你自己体悟。越解释，反而越说不清楚。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咱中国古代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或禅宗所主张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各位好，今天的正稿发在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移步过去看：《别为了“挺俄”连自己的国都不爱了》喜欢请点击图片，移步去看：有读者问我，你说的俄军冲锋时喊“乌拉”的这个词儿其实起源自德语，这个知识点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深讲一下？可以。俄语中的

一味的温顺或一味的野蛮，都不是我们该教给孩子的处世之道，权利才是。各位好，连日更长稿，今天休息，写个随笔跟大家聊聊天。昨天的稿子《骂战频发，到底该怪“厌童症”还是“熊家长”？》谈到了“熊家长”和“厌童症”孰是孰非的问题。写完之后我才想起来，有一种真正惹人讨厌的“熊家长”我没有提到，那就是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明知道孩子的某些“熊行为”是不对的、践踏社会秩序的，但却有意不加制止，理由是害怕自己的孩子太老实、太守规矩了，将来走上社会会因为“老实”而吃亏。这种“真·熊家长”，我小时候就遇到过，我儿时大约就是那种被教育的过于老实的孩子，有一次被欺负了，欺负我的还是某位家里相熟亲友的熊孩子，他父母在敷衍道歉之余还跟我家里传授心法，说：哎呀，把孩子教育的太老实、太守规矩了也不好，不皮一点，将来走到社会上吃亏咋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承认那位家长是有先见之明的，我后来离家上学，在还没走上社会之前其实就因为“老实”吃了很多亏。在别人毫不犹豫的践踏规则、抛开信义、不顾他人感受的进行某些“耍熊”行为时，我总会体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老实和犹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不好？那样做是不是过于伤天害理了。结果是大多数这种时候，那些已经过了“熊孩子”年龄的成年“熊孩子”们，屡屡总用他们的“耍熊”击败我。于是我发现，开始自童年的那场“欺负”是一直到如今，一直隐隐持续的。我不敢标榜自己有多善良，我想了想，这其实就是童年教育的“锅”，我的家人矜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总在教育我遵守规则、遇事要讲理、多为他人着想、与人诚信等等。但同龄的有些孩子，可能在他们的家庭教育，获得了一些父母不同的言传身教，比如规则算个屁、宁我负人人勿负我、拳头大的是哥哥等等。时至今日，回头再看，我已很难说这两种教育方式哪种是对的了。因为我小时候成为亲友眼中“听话、不闹”的乖孩子的代价其实是巨大的，无论童年还是成年都吃亏很多。而那些被有意放纵的熊孩子，他们虽然打扰、进而侵害了他人，但确确实实因自己的“熊”获得了利益。所以我常常想，假如将来我有一个孩子，我是真犯愁到底该让他熊、还是让他老实了。之前在聊《三体》曾经刚好在一个群里围观了一场争论——一个青年父亲执意把《三体》当做儿童文学读给他孩子听。我一位读者对此非常气愤，说这不是给孩子灌狼奶么？《三体》虚构的那是个什么社会？弱肉强食、黑暗森林、怎么没下线怎么来。孩子读了以后得长成个什么人？可她这样反驳后，那位父亲振振有词，说社会不就是这样的么？早点让孩子接触，他也好免疫。我没追问过这位给孩子读《三体》的父亲是不是也会有意纵容孩子耍熊，但我想，从精神层面上他已经是教科书级的“熊家长”了——他认定这个世界如《三体》一样是个黑暗森林，鼓励孩子长出浑身的野蛮外皮，去践踏规则、粗粝残忍的对待他人，假如我们的孩子身边充斥着这样的“熊孩子”，他们长大后成长为那样的“熊大人”，你真的还放心用文明守礼那一套教育他，让自己的孩子“不熊”吗？我还真跟一位读者在我自己的知识星球上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读者当时问：小西，我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教成熊孩子，可是又真的害怕他太老实了在外面受欺负，该咋办？我刚开始回答说：这简单啊，让孩子牢记那十六字真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是接下来他的问题把我也难住了——怎么样让孩子界定什么情况下他被“犯”了？说白了，这是一个“权利边界”的问题。权利边界，这事儿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是经常缺失的，我们的文化在给孩子的正向教育中，喜欢把忍让、奉献、尤其是集体的奉献强调为一种美德。但却不太喜欢告诉孩子，什么是你的权利、什么是他人的权利，你和他人之间权利的边界在哪里。甚至别说孩子了，甚至很多中国成年人都搞不清。你看，像电影院里的观影者的“安静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高铁经济舱里前座把座椅放倒到什么程度侵犯了后座的私人空间这种事情，我们彼此之间都难以达成共识。那我们又怎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教育孩子明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权利边界感呢？没有权利的边界感，我们就只能以两种面孔去面对社会，要么当个“老实人”，无限度的忍让、奉献，自己的权利深受践踏也不懂得反击。要么当个“熊孩子”“熊大人”，将自己的权利宣称扩张到无远弗届，喧闹、插队、践踏规则，肆意妄为。亦或者，更经常的，很多人学会了看人下菜碟，遇见弱者、老实人就扮演熊孩子、熊大人。一旦强者驾临，则立刻换了另一幅面孔，完全把自己的利益奉上，供其享用。这就是典型的阿Q型人格。于是也有了我们的社会中流传甚广的“媚强”文化

我们的“叔叔阿姨时代”，终于也不可避免的结束了有个话题，在星球上被读者点题很久了，那就是时下引发热议的“厌童症”问题。最先引发此轮舆论风潮的，可能是网名苏小懒的一位作家。她在微博上吐槽自己带着孩子坐火车旅行，一路上频繁被乘务员提醒不要因为孩子哭闹惊扰到他人，苏小懒站在母亲的角度讲述带娃的不易，并对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对孩子哭闹的“零容忍”表达了不解。然后这则微博，很快成为了家长们的诉苦大会，随之一个名词流行起来了——“厌童症”。厌童症，也就是讨厌孩子，仇恨孩子，对公共场所别人家孩子哭闹的行为没有半分体谅、容忍，动辄选择到网络上进行曝光。在被各大未婚未育的群体骂了这么久的“熊孩子”、“熊家长”之后，家有幼儿的家长们总算抓住了一个名词，可以进行还嘴和反击了。于是随之而起的一场骂战，迅速燎原全网。家长们说：“你们是厌童症！”“生个孩子是我的原罪么？”“你们以后的养老金还不全靠他了？”而被指责的青年们则反击说：“孩子熊你们还有理了是吧？”“我做个高铁（看个电影）凭什么忍受你家孩子的吵闹？”“你们就是熊家长。”甚至我前两天还看到这么一个双方现场开撕的视频：一辆高铁上有个小孩全程哭闹，还大力拍打座椅靠背，乘务员劝说未果，周围的旅客怨气满满。一个小伙子忍不住发声，希望家长管一下小孩。结果那个家长却没好气地说：“那你应该跟他讲啊。”小伙子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他的监护人你有责任管孩子，他小孩子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结果那孩子的家长直接来了句：“那我把他弄死掉？我给他讲他能听得懂吗？！”更有趣的是这个视频下面，你能看到大量“熊家长”和“厌童症”在彼此扣帽子、捉对厮杀。双方都站在自己的论点上出发，好像说的都挺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留半点口德，力争把对方骂化了才痛快。老实说，我其实挺不喜欢参与这种问题的讨论的，因为在这类问题上，人们总难免屁股决定脑袋。甚至观点高度被生活场景所左右的。比如前两天我去看电影，《长安三万里》，那个电影我之前写文章讲过了，觉得拍的还不错，但当天的观影体验却并不美妙。原因就在于我后座就坐着一个三口之家，他家那儿子应该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结果影片当中每当出现知名唐诗的时候，那孩子一定要大声的抢先把它背出来——你知到小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的那种调调在成年人眼中有多尬，所以每当这片子要用唐诗烘托高潮的时候我都一定被强行出戏。观影体验真是一塌糊涂。但我全程一直忍着没有回头提醒家长让孩子收声，因为不回头我看也知道，家长多半是用一种鼓励、欣慰的眼神看着自家儿子小小年纪就能背下这么多古诗词的，更何况整个电影院里朗诵古诗词也并不止他一家，临到影片结尾处好多孩子都在嘈杂的背诗，整个电影院宛如一个嘈杂的小学课堂。而像我这样的观众则基本已经弃疗了，只是默默决定下次看电影一定要找没孩子的场。你看，这就是立场决定态度的问题，对像我这样的成年观影者来说，看电影当然希望环境安静，可是对很多家长而言，他们假日一家三口买这张电影票，就是希望让孩子对唐诗有个更直观的印象。这究竟谁对谁错呢？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孩子的成长的确是需要社会给与其更多的容忍的，这本身就是养育成本的一部分。但这个成本应该怎样分摊支付，这是一个千古难题。曾有人类学者考察过非洲的原始部落，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生育在原始部落中呈现非常鲜明的马太效应——族群越大、人口越多的部落，往往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也就越高。这跟现代社会人口密度越高的大城市生育率越低似乎是刚好相反的。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学者们在考察后发现，区别其实只在一件事上——集体抚养。原始部落的成年人们往往是依靠血缘连接的，一旦有一个女性生了孩子，这个部落当中的所有成年人，都默认对孩子负有抚养的义务。人类学者们甚至考证发现，很多部落中“妈妈”这个词并不是专指某个特定的女性的，孩子对部落中全体成年女性族员都称呼为“妈妈”，生母只是其“主要的妈妈”而已。是的，很多文明在远古时代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泛化父母”。这种文明史上的“趋同进化”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摊薄了人类原本过于高昂的生育成本。众所周知，养娃的成本是随着生孩子数量递减的，即便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现代，养两个孩子的成本要小于养一个孩子的两倍。那么，在远古时代，当一个部落的成员把她们生育的所有孩子都放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时，单个孩子的养育成本自然就被摊的低。这就是原始人部落人口越多、家族越大，反而越能生的秘诀。而这个远古秘诀，在古代中国也一直被使用，就是以《长安三万里》为例，片中的主角高适被好友李白称作“高三十五”。这个称呼来源就是唐代人是讲“大排行”的，一个家族只要没分家，所有兄弟、堂兄弟、远支堂兄弟之间都共享同一个排行。所以有了“高三十五”“颜十二郎”这样的称呼。而当一个非你本家的人，用这种排行称你的时候，其实有点“套近乎”的意思，类似你在家排行老三，你走到社会上别人依然称呼“三哥”。与非洲一些母系部落中所有女性都被孩子叫做“妈妈”一样。中国古代这种大家族中，所有同辈男性都被子辈认作是“爸爸”，于是就有了伯父、叔父、伯母、叔母这些称呼。一中国古代的大家族制，其最终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摊薄核心家庭的生育成本。这个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甚至一度曾被社会化、泛化。我不知你注意过没有——中国孩子与成人之间互相称呼的习惯，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其实也和“都是妈”的非洲部落一样特殊。孩子与成年人之间认识不认识，都会管对方叫“叔叔，阿姨”，而“叔叔，阿姨”们则称呼孩子为“小朋友”。你跟西方人说这个习惯，他们估计会像听天书——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你怎么能称对方为Uncle、Aunt呢？今天的西方人，甚至连自己的亲叔，亲姨都一般直呼其名。更别说陌生人了。你还记得小说《哈利·波特》，里面的小哈利等人刚一入学，就成了校长、老师们口中的“哈利·波特先生”“何敏·格兰杰小姐”，西方陌生人之间互相称呼时，总尽量避免这种拟血亲称呼。更有意思的，是像日本这种曾经受儒家文化影响，后来又逐渐脱亚入欧、高度现代化、城市化的国家。日本至少在昭和前期，社会上也和我们一样，曾普遍让孩子喊陌生长辈为“叔叔、阿姨”。但随着日本的现代化，这两个称呼的语义在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异变。今天，你要是再用日语喊别人“叔叔，阿姨”已经几乎跟骂人差不多了——“奥巴桑（阿姨）”的潜台词是讽刺或自嘲女性年老色衰，而“奥吉桑（叔叔）”则有点中年油腻男的感觉、普遍应用于“援交”等不可描述的行业中。在日本“叔叔、阿姨”千万不能乱叫。总而言之，就是“拟血亲”称呼系统在日本解体了，而这个过程是与日本“核心家庭化”高度同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让日本人难以再维持那个传统社会的默契——把别人的孩子一定程度上当做自己孩子来容忍。每个家庭各幼其幼，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核心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急剧升高，于是少子化问题随之而来。我觉得，当下这场“厌童症”与“熊家长”论战的实质，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叔叔、阿姨时代”也基本要过去了，现代的核心家庭代替了传统大家族成为养育孩子的主体。年轻的男女性们不再有当陌生孩子“叔叔、阿姨”的自觉，而与此同时，家长们骨子里其实也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是陌生人的“小朋友”。双方都正在以纯陌生人的立场重新协调彼此关系，于是一些原本可以被容忍、视为寻常的事情就变得不可被容忍了——比如像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这件事，倒回二十年以前，这在中国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社会默认“叔叔阿姨们”要理所当然的忍耐孩子吵闹。但现在不行了，因为默认容忍这些行为、把陌生孩子视若己出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消失了。行文至此，似乎应该说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话，号召当代年轻人重新对孩子怀有“叔叔、阿姨”般的容忍。但这种呼吁是没有价值的，现代化是一种潮流，它要求卷入其中的每个人打破原先的家族、血亲身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去参与社会协作。这个时候，还要求年轻人以“叔叔、阿姨”的胸襟，忍让陌生孩子，是一种不现实的——你要求他们以“拟血亲”的身份去容忍孩子，那请问社会上的其他人是否也要按“拟血亲”来对待他们呢？当他们上班迟到了，部门领导能像大哥一样他们肩膀，不扣工资就算了么？当他们交不起房租时，房东能像自家大姐一样，笑笑就给他们抹了么？这种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剧情，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已经那么稀少。那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一方面顶住社会的毒打，另一方面向陌生的孩子播撒宽厚和温情呢？这不现实。一说到厌童，很多人会提到韩国厌童问题的甚嚣尘上，甚至连“无儿童餐厅”“无儿童咖啡馆”都搞出来了，但韩国作为一个曾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国家，如今之所以这么厌童，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当社会以刻薄待年轻人，再多的教育也无法让年轻人对孩子报之以温厚。所以，我们在道德上提倡“尊老爱幼”的同时，必须在法制上同时尊重每个人都有维护其私人边界的权益。你乘坐公共交通时想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买张电影票想清清静静的把电影看完，约朋友吃个饭，不想在嘈杂喧哗中用餐。这些诉求都是正当的，需要被尊重，或者像韩国那样建立区分，让有此需求者花钱买也可以。而家长们与其指责他人“厌童”，不如将精力放在呼吁社会建立更多对儿童更友好的空间上去。当下中国的“厌童派”与“熊家长”之间矛盾这么尖锐，说到底是我们的社会给儿童营造专属空间的投入是十分不够，不得不让有两种需求的人混杂在一起，寄希望于“叔叔、阿姨”们容忍照顾孩子。而现在，既然要鼓励生育，解决少子化危机，那么社会就应该加大相应的投入，而不是放任双方进行戾气十足的底层互斗，这种争论，除了转移矛盾、进一步推高生育成本、让人更不敢生外，毫无价值。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皇权从不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皇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各位好，昨天《大唐的盛世崩解，其实很像苏联》一文，谈了一点唐代均田制，结果有读者不同意，他说：小西，均田制纵然有万般不好，它毕竟遏制了土地兼并，为防止自耕农破产起到了作用，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了，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纷纷揭竿而起，王朝不就灭亡了吗？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普遍性，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会学到，中国古代帝制王朝周期性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最重要原因，似乎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每个王朝，一旦“承平日久”、农业经济充分发展，富裕的农民就会买地，成为地主，把同村同乡比较穷困的农民变成他的佃农，最后事情会发展到“富者田连纤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土地挤压出的剩余人口就会出现不稳定，最终成为灭亡王朝的火种。这样看来，像唐朝“均田制”这样的制度，似乎确实是皇权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难题而进行的正向动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个理论似乎能够完美自洽的说明中国帝制王朝的循环问题，可是它却有个悖论，就是没有办法横向对比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当然不存在什么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完成同时，土地兼并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都属于封建贵族和或其扈从骑士，而农民则沦为了农奴。这听上去似乎非常悲惨，但奇怪的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其实甚少发生农民起义，偶有发生、像胡斯、闵采尔这种，居然往往是因为宗教这种看上去非常奢侈的理由。这就会让初读欧洲中世纪史的中国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难道欧洲中世纪的农奴耐受度要比同时代东方农民高那么多么？还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反动势力空前强大血腥，成功镇压了农奴们整整一千年？而进一步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更加有意思，在一些欧洲封建制度不那么典型地方，农业生产方式会有一些非常奇特却自然的变种，比如在英格兰，在大庄园大地主与自耕农之外，就长期存在一个“约曼农”（Yeoman），写作《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个阶层，并认为他们才是英国中世纪农业社会的主体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约曼农这个群体相当特殊，他不同于普通自耕农，其耕地面积较大，需要雇佣他人为其劳作。可是有不同于大庄园封建主，与其佃农（农奴）之间存在那种半强迫的封建义务。受他们雇佣的耕作者被称为“雇工（employee）”，这个词儿其实就是今天英语公司职员的意思。约曼农与其雇工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像今天公司里的老板与职员，双方签订劳动契约，约曼农付工资雇佣雇工干活，如果土地收成好，约曼农还会为其雇工提供奖金（英文奖金bonus这个词最早也是在这种关系中出现的）。这种相对灵活的雇佣关系，在12世纪以后的英国逐渐成型，且由英国众多中小骑士和长弓兵运营的这种“约曼庄园”相比大封建主的庄园更有活力，非常类似于今天小快灵的创业公司往往能比庞大僵化的大公司，因而总能屡屡击败后者。于是在中世纪盛期以后，约曼农以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面积，成为土地市场最积极的参与者。英国的传统庄园制就这样被淘汰了，约曼农成为了英国农业的主要经营者和承租者。而这些约曼农在“内卷”，将英国国内土地和雇工价格推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很自然就产生了“资本溢出”，开始投资商业、手工业、乃至工业，亦或者，他们会集资前往新大陆，在“处女地”上继续他们的约曼庄园生意，英国第一家殖民地企业“弗吉尼亚公司”最初就是这样建立的。其入股者绝大多数都是约曼农。所以麦克法兰的判断是正确，约曼农确实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动者、甚至是社会脊梁。拿破仑嘲笑英国是“小店主国家”，以及英国人自己引以为豪的乡绅文化，都发轫于这种传统。类似的故事不仅在英国发生过，在后来的德国也发生了，德国“容克贵族”阶层说白了，其实就是此等贵族、小地主，而他们与英国的约曼农一样，同样是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转型工商业最积极的。容克地主的代表，“铁血宰相”俾斯麦本人，就是小地主兼小资本家，家里除了有若干田地之外，还有三家面粉厂、两家水泥厂、一家机器厂。甚至俾斯麦经营其国家的方式，也非常像一个约曼农或容克经营他的小庄园、小商铺——精明、谨慎、重妥协而又顺其自然。俾斯麦骨子里其实也是个“小店主”。约曼农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古代中国土地兼并迥然相异的叙事逻辑——在摒除政治要素的农业社会，在正常自由发展状态下，土地兼并非但不应该是一种难解的顽疾，反而应该是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的发动机。一群最会“营生”的农民通过收购兼并、商业雇佣的方式将其他农民吸纳到自己主导的生产协作中来，本应是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等到农产品价格走低，土地价格升高，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将资金盈余转向工商业，自己则从约曼农转型为商人和企业家。那么，为什么这个看似自然而然的过程，却没有在古代中国发生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其实，如果你观察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最初的盛世——文景之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非常有类似的气息的，《史记·平淮书》中有言：“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老百姓普遍乘马，骑头母马你都不好意思出门打招呼。可以想见，如果汉代社会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也会出现自己的“约曼农”群体，通过商业雇佣协调农业生产，并完成积累之后转向工商业。但转折出现在汉武帝一朝。身为“大有为之君”，汉武帝这个人酷爱打仗，可是打仗需要军费的，而汉武帝的那个打仗方式……说好听点叫气势恢宏吧，数万将士数十万匹军马出关，回来个十不存一是正常现象。朝廷如此烧钱，国库日常见底，钱从哪儿来呢？于是就有桑弘羊这样的“聚敛之臣”给皇帝出奇招——盐铁官营、专卖啊！这一招，对汉代的富户们算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因为如前所言，约曼式的农业资本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本能的冲动要向工商业溢出，而汉代的工商业主要的大项就是生活必须的盐和生产必须的铁。农民想提高生产效率，自家地种的想比别人家好，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制作、购买更精良的农具。现在好了，盐铁官营，官卖的犁又粗又笨，但不好意思，你必须买。种地攒下了一点本钱，想到外地去倒卖个私盐，赚点车马钱？不好意思，犯法，要砍头的。于是汉代民间资本流向工商业的出口就被堵死了。只能在农业上积聚。而汉武帝又不失时机的推出了“算缗”和“算缗”，说白了也就是财产税，你钱屯在家里也不行，朝廷要抽成、抽重成！那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民间富户积累的财富，既不允许流向工商业、屯在家里又要被朝廷抽成。那么作为理性人，他们会把钱投向哪里呢？当然就只有土地。所以汉武帝的制度建设，等于给民间的土地兼并开了一个大大的加速器，自武帝朝以后，一个名词开始更频繁出现在史书中，成为延绵两汉、魏晋、以及南北朝的顽疾——豪强。豪强不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本质上是民间农业资本为了对抗帝制王朝的过度汲取而产生的一种“应激策略”。为了能在朝廷过于严苛的捐税制度下生存下去，豪强会通过私人武装和入朝为官等多种策略“白道黑道都走”，最终获得朝廷减免他们赋税的特权。而一旦豪强或世家大族能够通过与朝廷的博弈获得各种特权，它一定会将这个特权转租出去——大量的自耕农会主动把自己的田地卖给有特权的豪强吗。自耕农们当然并不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豪强的荫蔽，哪怕给东家多交点租，也好过由自己直接对抗更加苛酷的皇权。而当一个王朝发现自己可以直接获得赋税的自耕农大量流失的时候，它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对剩余的自耕农抽更重的赋税，如此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多自耕农依附于豪强，则朝廷越缺钱、税就越重，税越重，农民越纷纷于依附豪强。由此土地兼并才成为了中国古代王朝难解的顽疾。当然，面对豪强的反击，朝廷也并不总是坐以待毙的。“均田制”以及“编户齐民”这种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抑制豪强、保证朝廷对大多数自耕农进行直接汲取而产生的。所以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唐代当一个登籍在册、享受朝廷“授田”的自耕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名相狄仁杰曾写过一篇《乞免民租疏》，生动的反映了在“盛世大唐”的均田制下，授田的自耕农到底过得是什么日子——“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谨以奏闻，伏候敕旨。”是的，从对敦煌残卷等唐代文书的考证看，均田制下即便不计算行政带来的冗余浪费，受朝廷直接管理的自耕农也处在一种轻易就会破产的状态。为了逃避这种无尽的国家佃农生活。大量的自耕农们宁可把土地连同自己“卖给”豪强。这就造成了自唐初开始就非常严重的逃农现象。一个被经常提起的数据是，隋朝大业五年，天下户口总计890万，到了唐朝贞观年间，下降到不足300万，难道隋末乱世让人口减员足足三分之二么？这当然不可能，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原本被“编户齐民”的自耕农趁着中央皇权的虚弱成为了“逃户”，而他们逃其实也不是真的离开了田地，仅仅是在地方豪强、大姓的荫蔽下成为佃农而已。当然，豪强大姓们也不是什么大善人，中国古代的佃农名为佃农，但其上缴的地租一直是持续性的高于同时代欧洲农奴的，更不可能产生英国“约曼农”与其雇员之间那种类现代的劳资关系。这就导致了一遇灾年，古代中国农民非常容易破产、“相聚为盗”，进而成为中国独有的朝代更替的导火索。而豪强大姓们租子敢把地租收的这么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知道，前来投效的佃农们没有选择。地租虽高，但总好过去当被“编户齐民”、直接受朝廷剥削的自耕农吧。所以郭德纲说的好，“全靠同行的衬托”，豪强作为皇帝的同行，就这么被衬托出来了。是否想起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的，我高度怀疑，柳宗元想暗示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土地兼并是蛇，那么，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是的，毋宁说，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皇帝本人其实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与豪强、世家大族争抢佃农的过程，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主要部分。在这一点上，谈的更透彻的，是清代官员李调元的《卖田说》：怕有朋友看不懂，我简单把这个故事翻译一下：自家有田比租别人的田要好，这事儿按说是个常识。但李调元告老还乡后却发现，他老家四川当地却风行把地卖给大户，自己租田种。李很奇怪，就问一个来访的佃农，他们到底咋想的？那个佃农回答他说：朝廷的法定税收表面上似乎不重，日子还能过，可是实际上地方官府会经常进行摊牌加征，各种苛捐杂税都要从自耕农们身上榨取。可是如果你把地给大户，作为依附地主存在的佃户，就不再成为官府勒索的对象了——因为有大户罩着么，官员不敢过分欺负你。因此，哪怕地主每年拿走我的一半收成，也比当自耕农直接面对官府要强得多。李调元听了以后恍然大悟：既然有这么多好处，干脆我也卖掉自己的田地吧！不料，人家佃农却笑他：“您卖什么地啊？！您和我们可不一样，您自己就是退休老干部，且名声一直很好。哪个地方官员见了您不是以礼相待？那些收苛捐杂税的小吏们也根本不敢欺负您啊！只不过吧，您这个特权依赖于自己的功名，如果子孙后辈当不了官，怕是落得像我们这样的处境喽！——哪怕家里有田，也得投效给别的有功名的大户做佃农！”李调元送走这个佃农之后大发感慨，跟自己的子孙们说：“你们听明白没有！今后怎么敢一日不读书（考科举、当官图功名）啊！”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真的很感叹——中国两千年的帝制走到清代，终于出了个李调元，用这样一篇千字小品文，讲清楚了土地兼并问题的实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制皇权，其实从来就不是土地兼并问题的调和者，甚至自然的土地兼并本只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不会产生问题，甚至可以助推社会发展。但过度集中、不受限制还要“利出一孔”的皇权，却让土地兼并畸形发展，最终成长为了“王朝毒药”的关键。我们或许可以套用里根的某句名言来总结：皇权并不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皇权本身就是让土地兼并成为问题的那个问题。——是的，人类的历史上，自由发展和财富本身，从不自发的产生问题，真正带来问题的，都是别的一些东西。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

盛世的天花板，在哪里？各位好，借着《长安三万里》的热乎劲儿聊唐朝由盛转衰，我们已经聊了两篇：《长安三万里》中，藏着盛唐由盛转衰的秘密真实的大唐长安，从未有你想的那般繁华今天我们继续。昨天那篇谈唐朝坊市制度的旧文中提到，因为刻意压制市场，唐代长安城其实没有绝大多数作品中想象的那么繁华——哪怕是能做生意的东市、西市，想夜里摆个摊都要皇上恩旨才能“暂驰宵禁”，这个城市的市场力量能强大到哪里去呢？所以很多吹盛唐的文学、历史作品一直不愿反思的是，唐代的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唐朝权力中心难以影响的边缘地带的胡人，发现一个偌大的东方帝国居然缺少足够的商业流动，而敏感的选择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利用其外国人的身份去填补这个空隙。这就是为什么有唐一代，真正能把生意做大的商业巨头，都是“昭武九姓”这样的胡人的原因。换而言之，就像留学生宿舍都有空调不能说明当代中国大学生普遍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一样。唐代胡商存在感的过于强烈，我觉得不是这个王朝商业繁荣的证明——反倒更像是个讽刺。而商人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受抑制、受打压、受鄙视的。在唐代，你万一从了商，这辈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能考科举做官入“正途”，哪怕子孙中有李白这样的逸才，能靠华美的诗文和散尽千金“干谒诸侯”，他也很难真正出头。从这个角度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白这辈子能有志难伸、写出那么多感叹“行路难”的诗文、诗人不幸国家幸，说到底最初动因就是因为唐王朝采取了一种打压、曲抑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所以盛唐的繁荣是对农业化的、中央集权式的，而不是商业化的、民间分散式的。它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强大——这个国家武力很强盛、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一算工农业总产值也不错，但商业被有意压制。这一点，你在读唐诗的时候也能隐约咂摸出味儿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诗人赞颂了仓廪的丰实，国家的稳定，粮食的充足，但却没有谈商业有多繁荣。等到安史之乱一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时，损失也是“内库烧成锦绣灰”，在要不然就是《三吏》《三别》中基层农民田地荒芜、流离失所。今天很多讲盛唐的电影中乐于展现的长安商铺怎么遭了祸害，唐诗中是很少给镜头的——事实上，你仔细观察一下，盛唐诗人中肯把笔墨用在写长安商铺上的，恐怕也只有“商人之子”的李白，写的也仅仅是“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之类的。唐诗为我们塑造的群像中，有农民、有军士、有官员、有美人、有天子、甚至有侠客、有神仙，但唯独就是没有行商。像同时代古维京歌谣中唱诵的维京勇士云游四海、一边做生意同时兼抢劫的诗歌在咱这儿是没有。这不得不说是当时文化心态、政策导向和社会现实的三重环境使然。而如果你进一步观察一下支撑整个盛唐的两大柱石——均田制与府兵制，你会发现唐王朝这个帝国的整个构建思维，居然就是去商业化的。授田与府兵：大唐版计划经济先说均田制，均田制起源与北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土地荒芜的问题，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从此之后田地由国家统管，国家定期进行人口统计，然后依照人口统计，给每个国民“授田”，成年男子授多少田、女子授多少田、儿童授多少田、奴婢授多少田、甚至耕牛授多少田，都是有细致规定的。而田地又细分为“露田”“倍田”“世田”等许多种类。每家每户每次怎么受田，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而这个计算高度依赖朝廷基层官员的行政指挥。所以，童年回忆《武林外传》里捕快燕小六那句著名拔刀之问：“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说说说说说！”这个话至少放在隋唐是没问题的——朝廷必须知道这些，不然怎么给你授田啊。这个体系像什么？是不是特别像苏联后来搞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是的，“均田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政府试图通过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最大限度的调用社会资源。于是理所当然的，土地买卖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田租、田税的缴纳，也主要不是通过货币的方式，而是类似“交公粮”，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完成交易。就是要在民间最大限度排除了商贸存在的空间，把发挥的空间让给行政指令。而这种均田制的一个必然延伸（或者说目的），也就是府兵制。府兵制，由朝廷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辖地挑选一部分百姓来，让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参战，获得的奖励则是“免其身租庸调”——原本官府授予你田地，你是要交租税、服徭役的，现在可以通过成为府兵免除了。朝廷就通过这种方式“白嫖”了，而不用发军饷，甚至作战用的马匹、武器也可以让府兵自备。这就是为什么隋唐前期，朝廷动辄可以依靠府兵制度拿出大量兵员作战的原因，典型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居然真真切切的拿出了上百万府兵参战，即便是“耗竭民力”，但别忘了，那是公元四世纪，把同时代所有其他文明的士兵凑在一块，估计都难凑够一百万人。可是隋炀帝居然能够做到说打就打，而且还打了三次。如此力量的使用者，只要不像隋炀帝那样心里没b数，打出“巨隋”、“巨唐”来，真的并不太难。你看，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魅力。计划经济对于国家而言相当于一针兴奋剂，它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压缩市场、消减民间的自由流通，让中央政府调动惊人的资源和力量。而这种效用其实是不分时代的，工业时代的苏联曾经做到的事情，农业时代的隋唐其实同样做到过。如此算来，俄罗斯人反而应该算是拾了我们祖先的牙慧。但，任何兴奋剂都会有它的副作用，计划经济这种体系尤然。到了盛唐时代，这个副作用就开始发作了。首先是均田制的败坏，后世很多人一提到均田制败坏，就本能的说唐朝吏治的败坏和富户的土地兼并，潜台词是均田制本身是好的，都是腐败官员和地主老财们不顾国家大局，把这好经给念歪了。但你了解了均田制的本质后就会发现，这注定是一套在稳定发展的社会中难以被长期执行的制度，因为大唐那么大，每块土地的肥力、水热、耕作时长等等条件都是完全不同的，均田制可以不断细化对这些田地的区分，但只要社会还在承平，农业生产在发展，这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管制的细化迟早是会被甩开的。真正能够合理调节农业生产这种发展变量的其实只有市场，可是均田制恰恰拒绝市场，拒绝土地私人买卖，甚至拒绝农业产出的自由流通。那么这个体系就必然遭遇落伍和解体。同样在发展中败落的，还有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朝廷以土地替代军费，隋以前长期的乱世使得天下人口大减，农业生产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这个时候朝廷用土地去赎买兵员，是划算的。承平日久，生产力开始恢复，土地的价值自然急剧提升，这个时候国家再选择用单位土地去换取兵员，其实就已经不划算了，远不如把土地产出的粮食换成钱，赎买一支能够长期征战的雇佣兵。而从府兵自身的角度讲，随着唐代仗越打越大，战线越推越远，敌人越来越难啃，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以前应征从个军，仗打完了不耽误回家收粮食。现在不一样了，一次从军就要耗费数个月甚至经年的时间，别说田荒了，老婆没准都跟人跑了。你让这样的军队能保持战斗力高昂，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隋炀帝和唐太宗相继征高句丽而不得，败就败在这一点上——那旮旯实在山高水远、路难走。府兵们想着家里的田赶不回去种，自然归乡心切，不可为用。于是府兵制成为了一个朝廷和士兵都觉得亏本的买卖，它的崩溃解体、让位于募兵制，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但一个致命的问题随之也就出现了——如前所述，隋唐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朝廷习惯于通过行政指令而不是资金去调动社会资源。现在府兵变募兵，朝廷一下子开了一大个财政口子，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补这个窟窿，而仗有不能不大，“武皇开边意未已”么。那能怎么办呢？只能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者，就是——李林甫。李林甫与杨国忠，盛唐叙事的背锅侠是的，李林甫，后世史观受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的影响，觉得此人就是典型的奸相，口蜜腹剑、嫉贤妒能、残害忠良、姑息养奸等等等等……似乎唐玄宗就是晚年昏了头，才挑了这么个货替他打理国家，最后搞的天下糜烂，他一下台，安禄山那边就反了。可是我总觉得，这种脸谱化的解读，其实是传统史学的无能——宋代以后被强化的那种儒家史观排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分析方式，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重要，而把一切王朝的兴衰都归咎于了“忠奸之辩”，觉得只要是“主明臣贤”“群正立朝”国家就一定能搞好。反之，国家搞不好，则一定是出了昏君、或者是奸臣。那“安史之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昏君当然就是唐玄宗，他“前明后昏”，但皇上不能骂的太狠。得找个大奸臣来背锅，那奸臣在哪儿呢？就只能是李林甫、杨国忠这俩货了。但你抛开这些史书浓墨重彩细致描述的那些权术纷争，细看李林甫在任期间的财政政策，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不堪。作为操持国家转型，这个艰难局面的宰相，李林甫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他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尽可能的扩大唐王朝的税源，他改革租庸调制，鼓励以钱代役、以钱为税。这些都是唐王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进行急转过程中必须搞的改革。甚至李林甫还主持修订了《唐六典》——后世史学家为了做实李林甫“奸臣”的名号，死活不承认这部唐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规范性法典是他修的，愣把这个功劳归功给了张九龄，说李林甫就是冒名顶替云云。其实你但凡动脑想想，都知道这不可能。其实，唐玄宗没有老糊涂，他看人一直是很准的，李林甫这人，至少在“搞钱”这一件事上，有着同时代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超强能力。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贯”比唐玄宗刚继位时增长了整整六倍，李林甫居然还能撑着这个摊子不倒，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这只怕都是一个国家理财的奇迹，主政者怕不是要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李林甫的财政改革，有那个“阿喀琉斯之踵”——盛世大唐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内部商业市场健全并高度繁荣、国家稍微进行一下改革就能财源滚滚来的商业社会。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一个计划型社会。李林甫要搞钱、搞财税改革，用金融代替指令作为撬棍驱动国家，这个思路对。但计划经济是有惯性的，这事儿在苏联身上就教训深刻，在唐王朝那里其实也不遑多让。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唐朝，甚至连用来“以钱代役、以钱为税”的那个“钱”都不统一。是的，中国古代以铜钱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曾一度运行较为良好，但汉武帝盐铁专卖、国家铸币等“大有为”政策一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东汉末年，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失去了民间信用。曹操、刘备这帮军阀“直五百”这样的铁钱一乱发，老百姓就更不愿意用钱了。于是像粮食、绢帛这样民间可以控制质量的一般等价物，开始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基础。而如前所述，隋唐的关陇贵族因为班底起自北朝，他们其实是凭着勇武征服天下的，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制度，在推行农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甚至朝廷还在推行各种制度，有意曲抑和打压民间的商贸流动。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哪怕到了盛唐时代，至少在北方，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依然是丝绸、绢帛这些代用品。甚至朝廷给士兵发赏赐、进行政府采购，发的也是绢帛。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二战之后西德经济崩溃，民间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用香烟、手表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但你能想象等到西德经济已经腾飞、成为西方经济三甲之后，民间交易的主要一般等价物依然是香烟、手表么？如果是这样，那西德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定是空前失败的。而“盛世大唐”的货币体系，基本就给人了这么个感觉——这不出乱子才有鬼呢。“半尺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的《卖炭翁》，写了唐代官民矛盾之不可调和，但你想过没有？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下，这个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衣使者白衫儿”采买那一车炭所用的一般等价物是高信用度的，卖炭翁应该乐得自己刚一进城就把这车炭卖出去了才对。这可是政府采购啊！你问问现在的商人，谁摊上这事儿不开心？可为什么，无论白居易还是读他诗的人，一看到“半尺红绡一丈绫”就默认了卖炭翁吃亏并心生怜悯呢？一句话，绢帛这种当时朝廷认可甚至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居然没有那么好的信用度！它的价格是不稳定的、它的交换是困难的。而唐朝廷又不得不使用这种落后、不靠谱的“货币”去撬动社会资源，于是整个王朝的市场混乱、怨气积累、乃至失序，就成为了必然。事实上，在李林甫推行了他不得不做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天宝年间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现象。天宝末年一匹上等绢在长安能够卖到550钱，大约是开元初年的三倍。但绢的质量又是参差不齐的，经常是朝廷征收赋税时按最高的绢帛质量征收，发下去时却被中间官员以次充好，大量的“中间差”被唐朝的行政体系所自我消化，搞的民间怨气深重不说，也让整个财政体系，越来越变成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这种混乱，跟苏联后期突然放开市场，而市场因为长期被压抑、孱弱，继而引发价格混乱、失序，是有相当的相似之处的。只可惜李林甫并不懂什么“休克疗法”。而在他下台之后，接任他的是杨国忠，这人说来也是有点“奇才”，他居然想出了一个类似的法子——杨国忠这个人，说起来算是李林甫的卧龙凤雏，他也是一个后世为了让儒家“忠奸史观”完成自洽、被宋儒抹黑到极致的人，后人想起他，印象就是“杨玉环他哥”，靠裙带关系捞上宰相的。《新唐书》直接把他列入了《外戚列传》。但他其实只是宠妃杨玉环的远房亲戚，唐玄宗用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他确实有独到的理财思路。杨国忠的理财思路相比李林甫更为耿直——既然以绢帛、丝绸而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乱了。那发放高质量的铜钱、银铤，重建一个稳定的、有中央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不就行了吗？杨国忠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后来唐德宗时代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之所以流为千古定制，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启发。但想要进行这样大的、休克式的财政改革、进行一般等价物的彻底置换，必须要先做到一点。那就是要把政府的财政开支首先降下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旧体系中自成气候的小集团必须先被打破、重组，这样改革才能进行。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所以失败，其实就是败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有太多“军工复合体”的小集团，他们的利益紧紧维系在旧体系上，不允许任何改动。而杨国忠遭遇的难题其实比戈尔巴乔夫还严重——他面对的“天宝十节度”，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要重建中央货币信用体系，理顺财政和市场关系，相当于要对这些地方势力征收新的“铸币税”，你觉得节度使们能同意么？即便节度使们同意了，他们手下那些骄兵悍将会答应么？于是杨国忠不得不采用最“质朴”的方式——削藩，在唐玄宗面前“数言安禄山必反”。说实在的，安禄山如果不是被逼的万不得已了，他还真没必要造这个反，他独领三镇节度使已经吃不愁、喝不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还冒这个风险干嘛呢？只是唐王朝行到此处，所必须转的这个急弯，已经让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了。动人的钱袋子有时候比动人性命还要让人痛苦，因为前者将造成的困窘和死亡，是一个异常缓慢而折磨的过程。所以安禄山只能喊出“清君侧”的旗号，誓杀杨国忠以为自己的藩镇争取生存空间。其实不仅他这么喊，马嵬坡兵变的那帮士兵不也这么喊么？这说明当时的军阀对杨国忠试图上收“铸币税”等财权的尝试是非常不满的。而最后，这场“清君侧”不仅逼死了杨国忠，还连带着让杨贵妃也香消玉殒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印象，好像是昏君奸臣因为“汉皇重色思倾国”、所以才把“盛世大唐”给搞没了。王朝的死循环但看过此文，请你扪心自问，大唐的盛世难道真的杨玉环的美色，或唐玄宗的昏庸，或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或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才折腾没的吗？不，唐代的盛极而崩，其实是一种“体系性崩溃”。支撑隋唐建立、统一、进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均田制、府兵制等等制度，是一种指令性、计划性，试图以朝廷的行政命令统管一切、而尽量消灭商业和市场这些“扰动项”的体系。毋宁说，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国家为了在南北朝的乱世中求存，为了让国家调动最大的力量进行战争。跟秦朝的“耕战制度”相仿佛，它是一种“贫穷但能打”的制度。这个体系可以在低生产力、低繁荣度之下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源、击败对手、获得胜利。但一旦社会稳定、商业发展，该体系就会内生出自己的天敌——发展。王朝必须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才能继续维持这个摊子不散。可是唐王朝，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因为制度、皇权等问题的限制，从来没有办法完成这次转型，于是它只能一次又一次撞上这个天花板、然后掉头向下，走入了衰败的下坡路。也正因如此，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是因为朝廷没有产生雄主、忠臣试图恢复祖宗的伟业，而是发展的社会生产无法再让国家回到旧体系中去了，这个问题直到宋代也没有解决，于是更发达的商贸反而造成了一个空前虚弱的“弱宋”，直到蒙元以暴力进行“清零”，机制而起的明代得以重新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均田-府兵的统管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恢复的明末再次遭遇崩溃，紧接着清朝再用另一种异曲同工的管控思路，创造了另一个“饥饿的盛世”。所以站在安史之乱的节点上去审视后世的中国历代王朝，你会发现我们的文明自此进入了一种鬼打墙——匮乏与饥饿不是盛世，文明需要发展、百姓需要富足才能缔造真正令人骄傲的黄金时代。可是皇权思维的体系下，政府缺乏依靠行政强力的之外的工具去维系、支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了历代王朝不断重演的宿命。古代中国因之永远无法突破那个繁荣的天花板走向近代，而只能持久的在中世纪中不断轮回。安史之乱，是其中最宏大、最悲剧、被诗人咏叹嗟呀最多的一次，但却远非最后一次。且我们对它的误认实在太多，永远被安禄山、杨玉环、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名字所遮蔽。执着于“忠奸之辩”“华夷之辩”，却忽略了造成这个悲剧最为关键的那个成因——任何一种体系，其所能容纳的社会繁荣都是有上限的，而盛唐的那一次，只是又一次触碰到了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过低的天花板。全文完先写到这儿吧，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您的支持会决定本系列是否会有下篇。

各位好，昨天《《长安三万里》中，藏着盛唐由盛转衰的秘密》一文都看了么？本想再接再厉，趁着有灵感再就这个话题深聊一点东西，但无奈今天有些事情，另外每天更个七八千字，实在是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所以就在小号上重发了一下这篇旧文——《《长安三万里》不敢想象的那个长安》。喜欢的朋友请点击蓝字或图片移步去看吧。昨天文章的续篇就待我今天出门散散心，把脑中的材料再消化、想成熟一些再写好了。这种历史向文章不如时事热度高，但感谢依然有朋友喜欢，我自己也愿意写，以后会多更一点这种稿子。感谢您支持依旧。那么，今日休更。

李白、高适和大唐的命运，为什么正如片中所说的那样。大唐版的阿甘正传昨天休息，去看了新上映的国漫《长安三万里》，看完之后感觉特别好，如果满分十分的话，我愿意给这片子打九分——一分扣给毕竟是一部烧钱的动画电影，容量有限，没办法表现主创全部的用心考证和想要表达的宏大主题。让整部片子跟片中的人物身材比例一样，稍显有些头重脚轻，形式承载不起内容。但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这片子是疫情三年以来国内电影鲜见的一部佳作。说实在的，对“追光动画”这个制作方，我本来是挺有心理阴影的。他家拍的动画电影立意一直都很大，但就像《长安三万里》表现的李白一样，经常会出现故事讲述衬托不起其立意的问题。这种问题在《白蛇》系列中就存在，到去年拍《杨戬》时候达到了一个极致，整个故事叙事被其高立意给压崩了，几乎没法看。我一度不认为追光这样拍下去能出什么好作品了。《长安三万里》的票我几乎是捏着鼻子买的——因为当天影院实在是没什么别的想看的片子了，心想就它算了，毕竟谈的是盛唐。但《长安三万里》这个故事出乎我意料的讲的非常成功，搞了这么多年，追光终于为他们的“高立意”找到了一个好的叙事背景——盛唐。也终于为他们想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靠谱的叙事节奏——一部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是的，如果分析《长安三万里》这部剧的基本构型，你会发现它与《阿甘正传》非常相似——在《阿甘正传》里，阿甘在长椅上等车，自顾自的为路人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阿甘的这一生，所展现的又是美国战后时代的变迁。同样的，在《长安三万里》中，在剑南防守吐蕃的高适，为持节径入其军帐的宦官程元振，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高适这一生，所暗喻的又是大唐的由盛转衰、一起随之沉浮的那一代诗人们命运。这种“阿甘正传式”的叙事框架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方便于把一些非常虚、需要用长达一生的时光去体悟清楚的主题，高度浓缩、汇集在一个短时段内表达清楚。《阿甘正传》所要展现的这个主题是“奔跑”，“跑”是阿甘这一生摆脱困境与烦恼、奔向自由的解决之道，其实也是美国战后发展史的求脱之道——二战后的美国就是通过不断地“奔跑”（发展），摆脱了越战、垮掉一代、种族矛盾等等困境，延续其“山巅之城”的地位。同样的，《长安三万里》用这个叙事框架其实也展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长安”。什么是长安？为什么“长安三万里”？为什么在影片的结尾，创作者会如同中学语文参考书一样，堆砌大量唐诗中谈到长安的名句？并借高适之口，说出那句“诗在，长安就在”？为什么是唐诗，为什么是长安其实看完全片，你会发现整部片子长安城真正出镜的镜头很少。这一点，我觉得该剧的主创不是标题欺诈，而是对唐诗的灵魂把握的非常准——在唐诗中的“长安”，绝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而是一个意象。一个代表理想，代表让自己飞黄腾达、一伸生平所学与所愿的远方的意象。所以长安要有，但要在三万里之外。“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长安三万里》借助描写高适和李白的这一辈子，为从小背唐诗的我们还原了一个问题的真相：唐人为什么要写诗？说白了，跟今天大学毕业生背“国考真题”一样，最初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求官，敲响长安的大门。《长三》中提到过一个历史上确有其事的故事——诗人王维通过岐王的引见，认识了唐玄宗的同母妹玉真公主，历史上的王维最初确实是以一曲雅乐最初在宴会上引起玉真公主注意的，随后王维立刻将自己诗集献给玉真公主看，公主看后大吃一惊，说我原以为这些在长安脍炙人口的好诗是古人写的，没想到作者居然是你啊！于是第二年王维就科举进士及第了——是的，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唐朝甚至鼓励考生先将自己的诗文名声先在长安城中打响。这样等到榜单公布的时候，也才能更好的服众。所以像王维这样通过自己的诗文在玉真公主这样的权贵那里先显达起来，然后科举入仕的人生，是当时被肯定和模仿的正途。所以影片中的王维在诗人群像中给人一种“佛系高冷优等生”的感觉，这个把握应该说是非常对的。但是为什么当时的有志者“干谒诸侯”流行用诗呢？影片中其实也提到了——《诗经》中的《黄鸟》，编剧开篇就借青年李白悼念自己的好友吴指南而将它唱出：交交黄鸟，止于棘。彼苍者天!

很难写，但我想继续。各位好，连着两天主号这边没有更新原创稿，劳大家挂念了。其实这两天我并没有闲着，虽然生活中有些杂事牵扯了经历，但依然在《林中的维吉尔》上保持了日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图，到那边移步去看：《昆德拉式悲剧——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只不过这两天谈的话题确实比较冷门，是关于刚刚去世的米兰·昆德拉，这个作家在中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受众。而也因为种种顾虑和牵累，文章写得稍微有些晦涩。尤其是后一篇，让很多人误认为我反对昆德拉当初从捷克出走。在此重申一下，并没有那个意思，在我看来，彼时昆德拉的出走，已经是他若想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因为当时的捷克政府压根不允许他出版任何作品。只有去了法国，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的《告别圆舞曲》才能被整理、发表，昆德拉也才成为了被人们所熟知的昆德拉。但我想说的是，昆德拉的出走，对他的作家人生来说，虽然是无奈的必然，但同时也是必然的无奈——无奈终归是无奈，语言艺术不同于其他任何职业门类，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什么比离开他所熟悉的母语创作环境更能戕害他的语感了。昆德拉在出走法国之后，虽然极力想把自己的打造成一个“法国作家”，并且一直宣传他用法语进行创作的那些作品比自己之前的捷克语写作更优秀，但读者是不会撒谎的，昆德拉的法语作品就是没有捷克语写好，这也造成了为什么作为20世纪最后一代文学大师，昆德拉虽然活到了2023年，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回忆停留在了上世纪，甚至上世纪80年代。在离开故土之后，他的灵感之花会迅速枯萎。所以在重复一遍，在所有创作门类当中，我觉得写作者是最倒霉的，他们此生注定要收到太多局限与制约，要带着镣铐舞蹈，而一旦镣铐过于沉重，你不得不从中脱开，则就像童话中那个想要脱下红舞鞋的姑娘一般，也就因此失去了那善舞的双足。所以小的时候，我常听家里人教育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数理化学的其实不差，只不过更喜欢写文章，就把自己的人生路走成了这样，但我想，如果我将来有孩子，在经历了此生的风雨后，我希望能把这个教诲传下去。文史哲纵然有万般美好，但它天然受制于民族、语言，是一种受局限的学问。而数理化纵然思维也有很多缺漏，但它胜在能用规律的铁律战败一切试图扭曲它的强权与妄念。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在“慈父”的支持下强迫苏联所有生物科学家给他那套扯淡获得性遗传背书，但结果如何呢？现实会教育人们到底哪个理论才是正确的。就像伽利略在被迫下跪后站起来时所说的——然而，地球仍在转动啊。是的，然而，地球仍在转动啊。人文社科研究者们最羡慕科学家的事情，就在于科学的理论是可验证可实现的，科学家们一旦遇到不服者，可以立刻做个实验，呼唤上帝他老人家出来背书。这一点，是靠文字吃饭的人永远无法达成的，因为人文社会的多义性实在太强了，一个现实即便摆在所有人面前，十个人也能做八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你看俄乌战争打成那样了，简中互联网上还有人在一口咬定俄军这不是侵略，并乐观的估计俄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呢……而且，他们这样说听的人更多，且更安全。这你哪儿去说理呢？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真的是至理名言。张雪峰老师说“打死别让孩子学新闻”。我总觉得，委实是说清了，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应该打死别让他吃任何文字饭。因为在我们民族的大多数时代，这行实在是太难干了。年少时喜欢的米兰·昆德拉走了，二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你会发现昆德拉在文学史上也站在了一个有趣的节点上。在20世纪以前，写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作品，且越往前这种特征就越浓厚。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四大名著，甚至作者身份本身都是成谜的。作者与作品之间保持间隔，这对作者多少是一种保护（当然也造成了作者光靠写文章难以维持生计）。可是20世纪以后，随着信息传递的越发廉价与普及，写作者开始越来越多的从他的作品中走出来，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形象站到受众面前。这在给作者本人带来名利的同时，也让他的处境越发尴尬和危险——你写一篇小说，本来就讲个故事而已，但总会有好事者把你从文字后面揪出来，质问你讲这个故事动机为何。像爱尔兰的乔伊斯、捷克的昆德拉、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等等等等，都遭遇过类似的苦恼。离咱最近的例子则比如莫言老师，好不容易拿了个诺贝尔奖，结果一群人嫌他小说里写的乡土生活太土太阴暗，质问他是不是在蓄意抹黑什么。莫言都莫言了还如此，你可以想象信息时代的舆论对作家有多么的不宽容。信息的廉价化让作者被迫站到前台，接受人多口杂的拷问的时候，写作成为了一件更难做的事情。所以昆德拉需要出走，所以莫言需要沉默。我甚至怀疑这种趋势延续下去，一百年后，很多民族，作家是否还会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职业存留。人类总比我们自己所愿意承认的更不宽容。而写文章，这是一种离开了宽容的精神就进行不下去的工作。今天人们仍在吟诵的李白、杜甫，如果穿越回盛唐那个年头，其实都不是那么招人喜欢的人，李白恃才傲物，一喝醉了就让高力士脱靴。杜甫看似低调一点，但实则更过分，老写些《石壕吏》《兵车行》之类的反应大唐盛世中阴暗角落。但盛唐的气量就在于能容得下他们，并因之成就了它的不朽。所以只有具备宽容精神的族群和时代，才配得上伟大作家所授予它的殊荣。否则就只能像捷克一样，得到却又最终失去了昆德拉。而在信息化更加普及的未来，作家与人类的不宽容天性，二者之间总需要灭绝一个。我们希望，是后者。文章的最后，说说我自己，最近更稿不是很稳定，很多思路在脑中转转，却无法再写出来了，因为我知道规则在不断地变化，而我需要谋生，所以我必须谨慎，微信公众号近期搞了很多改版，无论是广告还是相关法律法规，都让写文的人觉得更不那么友好了，说实在的，我有点难以适应。近期正稿写的不多，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望大家见谅。号冷一点，看的人没有以前多了，也就这样吧。容我先好好想一想，未来怎么走，尽量让生活和写作都能继续。结尾我还是想提昆德拉最打动我的那段对话：“我们还能往哪走啊？”“往前走。”“可哪是前啊？”“我对您透露一个大秘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玩笑：往哪走，都是往前走。”是的，未来我不知道自己会向何处前行，但我仍会往前走，我希望前行的路上，依然能遇到你，我的读者。愿我们能用文字与交流，互为此生思考过、勇敢过的见证。本文2500字，请假条一篇，愿您喜欢。

当一个计划成功计划了一切，唯一在计划外的就是它将造成的灾难。去年，我写过一篇题为《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的稿子，讲苏联为什么错过了信息革命，结果那篇稿子有点太火了，引得一些人犯红眼病，某个自称财经大V的伙计专门写文章表示对该文观点的嗤之以鼻，说苏联不能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因是因为“地广人稀”，内需想搞也搞不起来。我当时看了这个观点就笑了，写了篇文字简单嘲讽了两句，记得我当时说，这伙计还自称“财经专家”呢，连冷战时代苏联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苏联在高峰时代，人口曾经一度达到2.8亿，超过同期美国，如果在算上其所控制的“经互会”及其卫星国，这是一个庞大到确实可以与同时代美国领导的西方相抗衡的经济体。苏联真正的问题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庞大的体量、以及至少在起跑时不俗的工农业实力，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繁荣、能够促进科技持续发展的市场呢？简单的说，像游戏《原子之心》幻想的那种苏式赛博朋克的繁荣未来，为什么不能实现？是的，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的产生本应是一个像野草生长般自然而然的过程。那么冷战时代苏联及其卫星国市场力量的孱弱，就好比一片休耕的肥沃农田，本来应该长出大片荒草、欣欣向荣，可它却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有人在这片田野中施了除草剂。那么这种“除草剂”，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去年写“芯片冷战”一文之后就想接着谈了，出于自己不想太火和被无良财经营销号蹭流量的原因，当时撂下了。如今时隔一年，这两天在家里玩“苏式赛博朋克”游戏《原子之心》，里面幻想了一个既苏联、又繁荣的近未来社会。又想起了这茬子事。那不妨把这个话题捡起来，帮本号的读者们把这个话题谈透——为什么科技那么发达、人口、资源都不错的苏联，却没有市场、也没有随之而来繁荣。是的，苏联时代，抑制这个国家生长出繁荣市场的“除草剂”确实存在，它的名字叫做计划。先讲个段子，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真理报》等苏联媒体为了宣传己方的优越性，非常喜欢报道美欧各国平民负债的问题。美国老百姓贷款买房、用信用卡消费，全社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没有够支持自己生活一年的存款。这些事情在苏联媒体请的专家口中，都是这个国家陷入整体贫困的象征。与之相反，苏联当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民众的储蓄率都是非常高的。当时苏联农民的人均存款大约是其年收入的4-5倍，而城市人口则更为惊人，达到了7倍左右。当然，苏联专家还是讲一点专业操守的，没有直接撇个大嘴，说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好五倍！”之类的。这个疑问确实是存在的——如果光看存款，苏联老百姓比同时代美国平民手头宽裕很多啊？怎么最后日子穷的过不下去的是苏联而非美国呢？美国著名经济学者罗伯特·索洛在研究苏联储蓄率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的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高储蓄率是因为其社会“刻意消灭了市场”。说人话，就是苏联老百姓不是钱挣得太多，而是即便有钱、也没地方可花。因为当时苏联人生活主要支出，如住房、医疗和教育，都是由其所在的“单位”统一分配的。而剩余的一些开支，比如食品和生活日用品，苏联政府用行政命令强制锁定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导致这些商品哪怕稀缺、也不能涨价。那么苏联老百姓就只好用一种最“苏联”的方式解决稀缺的难题——排队。于是就有了苏联笑话中老百姓买什么都要排队的场景。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房子、子女上学、医疗这些花销的大头都是单位分配、报销的，连看电影也是单位组织，出门逛个街，可选择的商品很少，偶尔有看上的也要排长队购买。那你每月挣的工资有啥用呢？当然很难花出去，只能到银行存起来。人们在生活必须品得到虽无法满意、但至少可以满足的代偿性分配，非必须品消费又因为各种隐性门槛（比如排队、商店缺货）被遏制的时候，就会选择增加储蓄的比重。匈牙利著名经济学者雅诺什·科奈尔后来在其名著《短缺经济学》中，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去总结苏联的这种思路——强制储蓄政策。可是苏联为什么要遏制自身的市场，逼着老百姓都把钱存到银行里呢？这就跟苏联当时整体的经济政策有关了。很多人都知道苏联自建立以后，为了追赶工业强国，执行了一套最彻底的指令型、计划型经济，但多数人其实不了解这个计划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仅就1954年，苏联金融信贷制度定型后而言，它大体是这样的——给整个苏联发展计划定调的是苏联部长会议。苏联财政部按照部长会议的指令制定每一年的财政计划，将该计划下达给苏联国家银行，苏联国家银行根据计划拨款给苏联建设银行等机构，这些再按照计划，以拨款、无息贷款等多种方式将钱拨给各国营企业、合作社和非生产性单位。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利润盈余，再上缴给苏联国家银行供下一步统一调配使用。看清楚这个循环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这个体系内的资金流，似乎存在一个“出血点”——各个单位需要发工资给员工，而员工们手头的这部分钱，是无法迅速回流给苏联国家银行，进行再循环的。如果苏联市场像同时代欧美一样高度繁荣，那么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如果让员工从自己的单位领到了工资，今天约个妹子吃个饭、看个电影、明天买件新衣服、后天买辆车、大后天搞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手头这些钱就会流入到市场当中去，而这个市场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也要吃饭、看电影、买衣服、买车、旅游……这部分钱就会持久的在这个市场当中流通，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流回到受苏联国家银行控制的居民储蓄局（储金局）那里去。我们常说体系，什么叫“体系”？同样一种事物在不同“体系”当中，其作用和评价是迥然相异的，这就是体系的致命之处。比如，一个繁荣的、逐步发展壮大的市场，在苏联这套体系中，反而像一个越长越大的“肿瘤”，它会吸收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资金）摆脱指令性计划的控制，而按照市场规律形成一个自己小气候。这对苏联的经济体系所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所以苏联的经济体系注定要与市场绝缘。而为了让其体系得以存续，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对市场和繁荣进行“切除”——遏制甚至消灭市场，鼓励居民把尽量多的钱存回到银行里。这样才能保证苏联国家银行在下一个周期中有足够多财权，完成苏联财政部所下达的任务。这个问题，其实类似于我在“芯片冷战”一文中曾提过的那个“操作者悖论”：从理论上说，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停滞后，苏联很多经济专家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繁荣市场对社会重要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执行命令并掌握权力的各个层级，为了更好的完成上级交代的指标、任务，还是倾向于通过执行“强制储蓄”将苏联的市场压缩到最小。这是政策操作者为了达成他们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就形成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制度惯性和死循环。由于冷战的大环境，让西方国家的市场并不对苏联开放，所以苏联也没有办法借助外部市场从这个循环中走出。于是苏联的经济只能在这个死循环不断强化自身，计划性越强、市场性就越弱，最终被自己所编制的计划所窒息、扼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不是没有试图进行自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马林科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至少有四次曾试图扭转自身计划经济过度的问题，试图在计划的大框架内加入一些市场的要素进行调和。甚至，如果你去读《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会发现，像赫氏这样的苏联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优势、计划经济的不足，其认识还是相当坦诚、客观的。但这些“调和主义”的尝试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苏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对鱼和熊掌，二者无法兼得。而我在“芯片冷战”一文中所讲述的苏联半导体产业误入歧途的故事，其实只是这场宏大悲剧的一个侧影。苏联的这个教训，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其实从未见识过任何一个现实国家，像某些信奉“大计划”的苏式科幻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在非常好的执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又能创造一个繁荣的市场？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体系本质上是互斥的。对这一点看的更明白的，可能反而是斯大林。作为一个被战争思维主导，坚信钢铁和大炮就是真理和正义的人，斯大林认识到了他采用的高度计划体制培育起来的苏联重工业与能够改善民众生活的轻工业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二战之后，面对国内放松计划经济的管制，适当发展轻工业的呼声，斯大林予以了严厉的驳斥和镇压。他甚至不惜将这个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在1952年其授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直接将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布哈林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如果不理解苏联的经济运转原理，你会觉得斯大林太上纲上线了，完全没必要么。但理解后你会明白，慈父这里是说的是大实话——苏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真的就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事实上，深究苏联计划经济的起源，你会觉得非常奇怪。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其著作中都从未设想过这样一套体系。但在苏联诞生后不久，这个体系就以非常成熟的面貌出现了，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套制度，最初来源于新生苏联对其敌人模仿——在促使旧沙俄解体，并催生苏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开战之初就遭遇了协约国严厉的海外封锁，导致了国内物资的极度紧缺。德国在战前就预想到了这种窘境，而就像在军事上制定了实力分计划一样，他们在经济上也准备了一套计划：为了调配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撑战争继续进行，德国不得不在1914年8月开战时就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和原材料分配管理处，这两个部门的任务，就是像苏联后来各个计划部委一样，严格调配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后来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德国的此类机构越开越多，逐渐深入到各消费品领域，甚至连土豆、饲料等农产品，也会有一个“中央土豆局”、“中央饲料局”统一管理。当然虽然搞了如此多的计划，最后这个体系还是玩脱了。但喜欢制定计划的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这种高度计划性的体制进行了第一次空前规模的预演。而俄罗斯人看德国的一切东西，本来就是有滤镜加成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对相似的物资紧缺，沙俄帝国又最终没熬的过德意志帝国，率先崩溃了。这给俄罗斯人（至少在当时）的印象是：看看人家德国，还是计划好使啊！所以当列宁经由德国返回时，他和他的很多同事都对德国的这套战时经验推崇备至。所以列宁说“强迫辛迪加化，既强迫接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已经准备好了的办法，在德国已经实现，在俄国也完全可以实现的办法。”（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盛赞德国的这套新体制是“对生产和分配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并相信这种体系可以同样帮助新生的苏俄渡过难关。于是原生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就这样被苏联借鉴过来，并经由斯大林的固化延为和平时期的定制。成为了我们印象中最“苏联味儿”的东西。但，请一定记得，这一手，是苏联跟德国学的。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再去讨论那个被人们谈滥的疑案——苏联为什么会在冷战中竞争失败、并最终解体？其实，这甚至不能算一个真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一战经验”，而就像堑壕战也是一种一战经验一样。这种经验会遭遇不可避免的过时。我们喜欢嘲笑法国人为二战修建了笨拙的马奇诺防线，最终啥用没有就被的德国人击败了。却往往忽略了，其实苏联的整个七十年，也在修建一条属于他们的，同样基于一战经验的“经济马奇诺防线”。在计划经济这个过时的思路上，苏联人居然可以用庞大官僚机构严密的管制和精算硬撑七十年，这应该说已经堪称是个反常识的奇迹了，这得益于斯拉夫民族超强的忍耐力和其灿若群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勉励支撑。而其最终的崩溃，反而是对常识的回归。但这个奇迹，同时也是一个悲剧，长期的计划体制，让苏联不可能产生一个完善而繁荣的市场，这最终让其人民错过了富裕、国家错过了机遇、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后遗症，依然在原苏联各加盟国中隐隐作痛。以上就是我对苏联为什么没有市场这一问题的解答——因为计划经济与市场是彻底互斥的。结尾再推荐一本大学时啃过的好书吧——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在这个计划经济已经走远的时代，如果你能啃透这本40年前的书，你就能理解到底什么是计划经济？它的死结又究竟何在？人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制定一套看上去很美的计划，来达成繁荣。也许，傲慢是人类的天性，于是我们总幻想自己有智慧设计出一个无所不包、最准确、最精密的大计划，把一切管起来。但无数的故事都在提示我们，当我们真正接近达成这个目的时，它所带来的意外灾难与困窘，恰恰是你无从计划的。全文完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创作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谢谢那位送外卖的姐姐，她给了我工作下去的力量。各位好，今天本来有篇埋坑的历史长稿的，不过下午写了一半时遇到点事儿，有篇文件需要重点学习一下，就耽搁了，没写完。我想好饭不怕晚，等几天、多雕琢一下再发好了。作为临时休更稿，聊一件前几天特小却让我特感动的琐事吧。最近，我所在的城市特别酷热，高温接近四十度，离开有空调的房间，分分钟就把你热化了的那种。我这个人又特别怕热，中暑晕过去的经历有好几次。如今码字可以在家里，但怎么吃饭就成了个大问题。某天晚上我熬夜码完字后觉得肚中饥饿，又实在不想下楼去那个热风，就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坐在家里等，一边等一边还觉得庆幸——幸亏有了饿了么这种APP，让我们这些独居的加班狗生活便利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可是就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天边突然一个打闪，下起了大暴雨。这个突如其来的打闪，照亮了我脑中一个之前从未思考过的角落，让我的良心顿时觉得非常不安起来，因为我想起了那个外卖员，他此刻应该在路上为我送餐，之前是难耐的酷暑，但毕竟太阳已经落山了，其实倒还好说，但此刻又突降暴雨，老天爷拿着一盆水在天空中兜头浇下的那种，他一定没处躲没处藏，又要完成这份订单，那是怎样的一种狼狈呢？我顿时心里生出了一丝不安，因为我想起了初中时学过的那篇选自老舍的《骆驼祥子》的课文《在烈日与暴雨下》，那个故事里的祥子，就奔波在酷暑与促然而至的暴雨里，当大雨浇的祥子实在无法忍受，吐出一口气，跟他拉的顾客说：“先生，避避再走吧！”时，那个“车里的”是怎么回他的来着？哦，对了，“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么回事？”那人跺着脚喊道。我顿时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我觉得此时订外卖的自己仿佛就是那个刻薄、无情的顾客，在强令他人在烈日与暴雨下完成一单过于辛苦的工作。那么，我应该退掉这份订单吗？打开APP看了一眼，发现外卖员已经走了一半了。此时退订晚了不说，让人家白跑一趟似乎更加不妥。所以我最终什么也没做，坐在屋里，听着雨声等这一单。过了许久、雨终于小了一些，订单肯定已经晚了（虽然我已不在乎了），我终于等到了敲门声，外卖到了。我这人很宅，这些年已经习惯于别人给我送外卖让人“放门口”了。但那天我却提前许久穿好了衣服，等着这位外卖员上门。因为我实在非常想当着他的面，为这一单外卖致谢，确实麻烦人家了。可是，开门的时候，我还是再次感到抱歉和内疚起来。因为给我送这单外卖的，居然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女士，她浑身上下已经被暴雨淋透了，唯一还算干爽的，只有份被塑料袋包裹的外卖。黄色的工作服、湿漉漉的头发和面庞，让人看了就觉得既炎热又疲惫，我想起高中时学那篇课文时，曾无数次的设想，“烈日与暴雨下”的祥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现在，这样一个人，就从书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我的家门口。“实在是不好意思，突然下大雨，晚了点。”我犹豫间，倒是她先抱歉冲我笑了笑，眉宇间甚至还有点小心和忐忑。顿时我之前准备好的一切措辞，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能特别嘴笨的跟她说：“没有，没有，是我不好意思，您辛苦了、辛苦了。”“嗨，工作么，没办法。”可能感觉到了我道歉里的诚意，那位大姐倒是无所谓的这样跟我说。“辛苦了，您加油。”我们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我关门吃饭，她顶着继续下的雨，送她的外卖。我掏出手机给了个好评，并多打赏了她一点钱，本来想留言再表达一下抱歉之情。但写了几句，却总觉得词不达意。对她，我能说什么好呢？是的，我是个读过《国富论》的人，我知道“我们获得的食物，并非来自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善心与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已思想。”同样的道理，这位姐姐冒着如此酷暑和滂沱的暴雨来为我送这份外卖，不是因为她对我有什么家人一般的恩义，而仅仅是因为她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老舍的小说中，那个拉大车的祥子其实也一样——在烈日与暴雨下，这份工作，就这么辛苦，你不做，很多人也会抢着做。但，怎么说呢？这么多年了，每当遇到这样的场景，当我的理智想起《国富论》的时候，我的情感还是会想到祥子，想到他丢了再挣，挣了再丢的那辆人力车。然后心中禁不住觉得不忍。众生皆苦，当然你可以说，工作的辛劳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辛劳，它就是辛劳啊。尤其是面对烈日与暴雨，那无常变换的天气，和更难测的人心，为我送餐的那位姐姐，他把那份餐送给我，我还能说一句虽无用、但也还礼貌的“辛苦了”。可是，若换做一个不通情达理之人，餐送晚了，顾客不仅不体谅她，还给她差评。那对她来说，岂不是苦上加苦？可是没办法，这就是她的工作。而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想要工作、想要谋生，就得面对烈日与暴雨，无论春天来临，还是凛冬将至，我都要出摊干活、都要码字为生，写可写的东西，接受不得不接受的安排。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除了这份职业，我想不出自己还能靠什么营生过活。老舍笔下的那一天，“天热的发狂”，街上的人都躲了，可祥子还是“看了看那灰红的天，喝了瓢凉水就走出去。”他是不知道这酷暑的可怕么？不，他只是无奈。就像那位姐姐说的，“工作么，没办法。”是啊，工作么，没办法，无论烈日还是暴雨，无论雷霆还是雨露，我们都只有接受它，能多拉一天车，就多拉一天车。因为它是我的营生，是我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我愿意相信，它是有意义的，就像那位姐姐辛苦送来的外卖，还是填饱了我的碌碌饥肠一样。我相信，我们能从他人的坚持与敬业中获得他们传达的善意。今天，又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傍晚的窗外闷雷滚滚，暴雨将至，我忽然想起这段往事，想起那位送餐的姐姐，她此刻也许仍在酷暑中为了生计奔波。祝她好运，也愿我们自己好运，也许，相比于在真实的烈日与暴雨下奔波的她，我这个吹着空调码字的人已经幸运太多。亦或者，如果她能了解我所面对的辛苦与无常，她会觉得我更像那个在烈日与暴雨下奔波的祥子。但这无所谓，此刻，我们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为无常而焦虑的同时，还不能放下辛劳的奔波。愿我的文字能温暖需要温暖的人，成为他们生活中伴之前行的烛光。而您我的读者，也愿您的事业也能帮助需要它帮助的人，成为促进这个社会自由与繁荣的一份力量。同时我们也会心怀感激的接受着他人的工作。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获得的食物，并非来自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善心与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已思想”，但我们同样明白，在无常的天气变换中，在烈日与暴雨下，能够咬牙坚持，将自己的工作做完、做好的劳动者，都是可贵的。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们知道这份出于利己的恩惠，依然弥足珍贵。而只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想工作就总值得被坚持。无问是烈日还是暴雨，是初春还是凛冬。让我们继续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赖以生活。全文完今天的配乐，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的选段，本文2000字，随感一篇，愿您喜欢，晚安。

一篇写给读者们的请假条。连日更稿，写的太累了，今天休更一天。其实最近两三天的稿子吧，写的都不太让我自己满意，我很怕自己进入一种为了更稿而更稿的状态，我记得两年前，刚刚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曾经跟大家约定过，保持日更，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写的随意，大家打赏随心。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最好的。但不知怎么的，日更长稿子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我自己也陷入了这样一种循环，似乎每天不写点什么，就浑身不爽利一样。这个状态让我感到警惕，我觉得自己正在遭遇一场“逆向驯化”。“逆向驯化”这个词儿是我自己想的，它源于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一书中提过的一个问题：赫拉利反思，我们总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人类开始定居并种植小麦、驯化了小麦。但如果反过来说，以小麦的视角看，应该是它驯化了人类才对。是的，如果你观察两万年前生活在第四冰河期的人类，会发现他们的食谱中，小麦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的祖先只是偶尔会吃到小麦，相比其他食物小麦需要研磨，精细加工才会变得可口，否则会有锋利的麦芒扎的你口腔鲜血淋漓——你想想，要把小麦一颗颗脱皮、研磨成分、和面、发酵、烤制成面包、蒸成馒头才能食用，这事儿本身就挺反人类，谁愿意去吃这种东西呢？但大约18000年前，一个偶然改变了晚期智人的命运。彼时，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了，全球气候开始变暖。随着气温上升，降雨也增多了，人类部落纷纷放弃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开始尝试在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住上一个季节，甚至形成永久的定居点。所以《文明》这个游戏的开局是很有讲究的，致敬的就是两万年前的那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