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太少，凯撒太多

凯撒传是好书，但这么读，太糟践了。

前两天几位读者朋友给我转了一篇帖子，名叫“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

文章大约就是一个读书笔记，作者读过《凯撒：巨人的一生》之后对这位罗马伟人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情，觉得凯撒这辈子攘外安内、鞠躬尽瘁，本来是可以成为挽回共和国颓势的罗马人民的大救星！

但可恨啊可恨！罗马当时有西塞罗、小加图、布鲁图斯这帮“清流”共和派，不仅天天批评凯撒，不理解这位狄克推多的良苦用心，最后还刺杀了他。结果这帮反贼乱党自己也都没得到善终，罗马最终还是走向帝制。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历史多几个凯撒，少几个西塞罗，人类就完美了。

读者可能知道我笔名就叫西塞罗，问我对这说法怎么看。

我说：这种观点还我挺怀念的——大约是八岁的时候吧，第一次看完凯撒的生平，我和他想的差不多。

有一点其实我挺想问这个作者的，就是他说“纵观历史”到底是怎么“观”的？眼神不好，建议趁早换个老花镜。

因为“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这个论断，明显不符合欧洲历史的史实。

凯撒死后，他的副官安东尼、骑兵官雷必达、侄孙兼养子屋大维都立刻自称自己是凯撒的继承人和名号继承者，最后三方开了个会形成后三头同盟才协调了到底谁能给凯撒当儿子的问题。

屋大维大权独揽后更是一再强调自己“凯撒继承人”的身份。以至于凯撒这个名字也成为罗马皇帝的通用别称。

再后来戴克里先大帝在罗马搞“四帝共治”，“凯撒”干脆成为了罗马两位副皇帝的正式称呼。

凯撒太少？一次来四个够不够用？

马帝国解体之后，自称“凯撒”的依然大有人在，德语中“凯撒”一词就直接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俄罗斯“沙皇”这个词汇也是凯撒变体。

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亚美尼亚……等等形形色色的小国，统治者都叫凯撒，甚至波斯帝国，这个曾经与罗马一番好斗的民族，其后来皇帝也自称沙阿（其实就是凯撒）。

“通观历史”，欧洲、地中海、乃至中东历史上，曾经出过的形形色色的凯撒，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还是往少里说的。

与之相对应的，西塞罗死后，继承他的理念，自称西塞罗的有多少呢？据我所知，出名的其实只有一例，就是《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汉密尔顿等人的化名。

所以，你说“纵观历史，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

你这不睁着眼说瞎话么？

欧洲中世纪恰恰是凯撒，或者至少想当凯撒的人太多了，都梦想着自己能大权独揽、杀伐决断、才彼此争斗不休，才流遍了郊原血。

而近代人类之所以能迈入民主法治社会，该感念的恰恰是西塞罗理想的复兴。人类近代所创立的共和国们，恰恰是他在《论共和国》中所提出的理想政体的改良与实现。

当然，我也能理解初读正牌凯撒故事的人对“原版凯撒”无限崇敬的那种感觉。

洪秀全洪天王起事之前，曾念过两句诗叫：“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众“狗子一条肠，便是真娘娘”的烂诗中，算是为数不多的沧海遗珠。

因为他形象的说出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那种异常发达的共情能力：他们看一段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共情和自己一样身份卑微的草民百姓。而总能把自己精准带入到那段历史中最杀伐决断、最说一不二、最“大柄若在手，清风遍天下”的那个帝王的位置上去。

站在那个位置，共情帝王的思考，体察帝王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进而就很容易得出：“唱反调的统统该杀，凯撒不仅留他们一条狗命，最后还死于这帮成天逼逼赖赖的共和派手中，实在是太仁慈、太心善了”这类心疼凯撒老师的结论。

雍正皇帝怎么说啊？“以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凯撒应该像安东尼一样吧这帮人都打成“人民公敌”（此称号最早出处），把他们都整死！或者生不如死才对么！

所以我觉得《凯撒-巨人的一生》虽然算本好书，但给大部分中国人读其实有点给低血糖的人喂降糖药的感觉。糟践了。

这种坚信自己魂穿就一定能成为秦皇汉武，而不是长平坑底的赵卒的“帝王心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从二月河老师的《雍正王朝》拍成电视剧，“数英雄，论成败”，把狠辣皇帝雍正爷愣写成伟大改革家的时候就非常流行了。

我记不得是谁做的精妙比喻了，他说这种“帝王心态”本质上是发给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们）的一张彩票，让他们一方面忍受着帝制时代皇权对自己的极致压榨，另一方面又渺茫的希望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从中获得廉价的快慰。而每到王朝末世，各地就纷纷冒出一些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闯王直接“反他娘的”。等到自己打下江山、登基坐殿之后，就立马毫不客气的视线自己早已yy多年的皇权幻想，做比西方的凯撒们“凯撒”的多的中式皇帝。

所以，整个中国古代帝制史，基本上就可以看做这样一个一两百年一开奖、彩民是全体国民、彩金是整个“天下”的大乐透彩票游戏。

大家怀着无限体谅皇帝、羡慕皇帝、并梦想成为皇帝的彩民心情，困窘却又总是满怀期待的，在治乱循环中等着下一次开彩。

而像西塞罗那样理性的论证过这种皇权博彩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傻x的智商税的明白人，在中国古代史上，有过么？
或许，明末的顾炎武能算半个么？

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押沙龙老师，去年出了一本《少年世界史》。

书中讲到凯撒的故事的时候，直接把凯撒比作“2000年前的希特勒”，我有一次和他连线，跟他说：“押司，你想告诉孩子的意思我明白，但你这么提，是不是话说的过头了一点？”

我对凯撒的评价倒是没有押司这么极致，我觉得凯撒这个人，其实很像李鸿章——如果说李鸿章是个有一些私心的“大清裱糊匠”，那么凯撒则是个有一些私心的“罗马共和国裱糊匠”。

如西塞罗所称颂的，罗马共和国的体制本来确实比较好的，罗马共和相比雅典民主的优点，在于它达成了一种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罗马共和不是少数有能者的独裁，却也并非是单纯点人头式的民主，而是让贵族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在法治中达成了一种精妙的协调。平民、弱者可以用这套体系保卫自己的权利底线不受贵族的过分剥夺，而贵族、有能者也可以利用这套体系免受自己的财产遭遇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瓜分。

可是这种精妙的平衡，在罗马历史的演进中却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BUG，那就是共和国版图的扩张。

像维爱战争、布匿战争这样的战事，最初罗马的目的本来是自卫求存，可是当罗马因为共和国的公民兵体系激发出的超越时代的战力将敌国征服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自己发财了，敌国的金银、被征服者变为的奴隶，极大程度的扩充了原本穷酸的罗马人的财富。

可是这种扩充却是不均匀的，贵族和较富裕的骑士阶层（中产）因为能购置更好的装备、为战争提供了更多的支援，所以总能在战后分得比参战的平民多的多的金银甚至奴隶。

他们用金银购买田产，用奴隶代替罗马自耕农在这些田产上耕作，奴隶因为没有人权，可以更廉价的产出农产品甚至手工艺品，冲击罗马的自由民商业。这就是古罗马时代低人权优势。

于是慢慢的，罗马的自耕农阶层就在自己出力打下的庞大国家的挤压下破产了。

就像格拉古兄弟演讲中所说的“游荡在荒原上的野兽，尚且有栖身的洞穴，为共和国而战的公民，却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

或许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这种暴利带来的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就应该通过调节税收进行再分配。低人权的奴隶挤压了自耕农的生存空间，政府就应该立法解放奴隶并禁止奴工。哪怕不惜为此打一场内战。

可是这些行政工具和认知，在古罗马时代都还没有出现。

于是罗马共和国只能在这种不断的扩张、胜利中窒息了自己。平民们流血流汗，让国家强大了，国家却让他们破产，你说这哪儿说理去？

凯撒所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身为实用主义者，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进行“裱糊”。

比如通过征服高卢，抢劫高卢人的金库来充裕罗马人的财富，并通过将这些财富更多的分红给参战的普通士兵，甚至未参战的罗马平民，来挽救他们不至于破产——同时也通过这些方式赎买他们对自己的忠诚，最终让他自己成为了终身独裁官。

如前所述，凯撒确实是个有私心和权力欲的人。就像李鸿章在给晚清做“裱糊”同时利用晚清的困境为自己攒了不少家业一样，凯撒也在“裱糊”罗马共和国的同时一步步走向了权力巅峰。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凯撒这种对罗马的裱糊其实是饮鸩止渴的。

因为造成罗马贵族与平民阶层矛盾激化的原因，本来就是对外征服所带来的财富，凯撒通过搞更多的征服，给平民阶层更多的分润来试图缓和这个矛盾。

但从绝对量上来说，凯撒和其周边贵族军官们自己，依然是在征服中拿大头的更大受益者。

当然占有了更多财富的凯撒可以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立法从贵族那里赎买土地发给士兵、甚至直接发钱给平民来努力进行平衡。但是平民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丧失了“自力更生”的造血功能的。

甚至，凯撒为了让他们更彻底的失去这个自我造血功能，还取缔了同业公会这样的平民自组织。

于是平民们逐渐成为了一个必须依靠凯撒的恩赐、英明、乃至对外发动必须胜利的战争才能过活的“乞讨阶层”，最终的结局如马克思所说“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无产者们靠社会过活”，其实这话说的更确切一些，是靠凯撒和其继承者们过活。

凯撒的继承者们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剥夺财富、如果对外战争打不赢，就通过罚没贵族的财产或者对商业不加甄别的征收重税来聚敛大量的财富。

然后再从这些财富当中分出其实极为有限的一部分，给罗马平民（这个时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罗马贫民）以赎买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罗马帝国赖以运行的这套逻辑，从源头上讲，是由凯撒初次确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凯撒既没有称帝，也没有让直系后代继承自己的位置。但他确实堪称帝国之父。

凯撒相当于西方的秦始皇，虽然与东方帝制截然不同，但他确实摸索出了一套“凯撒逻辑”，在之后运用了千余年。

但这套逻辑终归是饮鸩止渴的，对外征服、重税、以及漠视私有产权的罚没，最终都在破坏而非增进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罗马在进入帝制时代后，越到后期就越陷入财政窘迫而民生凋敝的存量内卷竞争当中。

整个帝制时代的罗马看似版图巨大、战功辉煌，其实就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体系在帝制之毒下逐步凋敝、瓦解的过程。

而后世历史上，任何一个试图模仿“凯撒逻辑”的西方君主，其帝国最终也都没有逃脱与罗马类似的诅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号直接继承凯撒，屡次陷入“越打越穷，越穷越打”死循环的沙俄帝国。

而相比凯撒这种表面的“裱糊”，西塞罗作为思想者反而看到了罗马的真正病根所在。

比如他谴责对外征服的不正义，认为除自卫外的对外征服战争终将害人害己。

比如他认为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认为罗马共和国法律在向自然法逼近的过程中，最终应该取消这种制度。从而最终取消奴隶相对于自耕农的低人权优势。

比如他认为贵族和平民阶层都应该重拾罗马最原初的“公民精神”：贵族应当过有道德的节制生活，而不是贪得无厌的扩张自己的财富全不顾平民死活；而平民们也不应当为阴谋家给的三瓜俩枣的小恩小惠，就轻易地出卖了自己的投票权，甚至支持那些明显侵犯他人权利的议案。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去回望，你可以说西塞罗的这些呼吁未免过于天真了，西塞罗是个哲学家，他只是从哲学上看到了一个实现善治的共和国应当达成怎样的再协调、各阶层守住一条什么样的共同的底线。但他无法告诉人们这些“应然”的善治应当怎样实现。

实现这些理想的道路，需要在数百年后，近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社会学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才会出现。而西塞罗的不幸在于，他和他所守卫的罗马共和国一样，虽然看到了“应然”，却局限于时代实在是太早，无法获得实现这个应然的工具。

我常常想，如果西塞罗能生活在现代，阅读了他后世思考者们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更多的思考，获得了这些他自己在书斋里无法独自想出的思想工具，再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做的会比凯撒差么？

其实都不用到现代，如前所述的《联邦党人文集》当中，化名西塞罗的汉密尔顿们，他们所完成的功业，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欧洲那一堆大大小小的“凯撒”们了。

对于同样病入膏肓的罗马共和国，凯撒和西塞罗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凯撒的药方看似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功业伟岸，但却也是饮鸩止渴的、一成不变的、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来副作用越大的。

而西塞罗的方案，初看起来似乎天真幼稚、见效缓慢的，但他的方案却是渐进的、生长的、最终在近代长成了人类现代政治体制的一棵参天大树，并且于今依然枝繁叶茂。

所以你又怎能说“凯撒太少，西塞罗太多”呢？

其实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之所以时常在苦难中辗转反折，正是因为没有凯撒胸怀、却有他的权力欲与野心的人太多了，导致人类在那个无法进步的“凯撒逻辑”中无意义的重复悲剧。

而西塞罗那样的人，反而太少了，因为他所高扬的共和理想，是个需要不断探讨、改进的技术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写作、去思考、去广场上大声疾呼与争辩，才能让其日趋精美完善，壮丽辉煌。

当然，我也并不赞同押沙龙老师的观点，我觉得凯撒并非公元前一世纪的希特勒。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凯撒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典时代的认知迷雾中，“凭感觉”本能的摸到了一条他认为能救一时之急的道路。

彼时他与西塞罗的争论尚未见分晓，甚至凯撒的思路看上去还更简单容易，亲民可行。这跟希特勒在二十世纪，明明已经有了那么多历史的后见之明，有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知道了凯撒的逻辑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而西塞罗的洞见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实施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了前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当历史发生第二次时，它一定是闹剧，但第一次时，它的确有可能只是悲剧。

凯撒不是希特勒，因为他无法预料自己思路的最终恶果。而希特勒则不配类比于凯撒，因为他是在应该明知这样做会给德国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依然执意重复错误。

文章的结尾，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专门提到，那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说西塞罗参与了刺杀凯撒的阴谋集团。但从安东尼时代开始，后世的论者一直将西塞罗当做是凯撒的最大劲敌。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公元前44年3月15日那天，给于凯撒肉体致命一击的刺杀者是布鲁图斯。但两千年后的启蒙时代，最终终结欧洲历史上无休无止、少数逼真而大部拙劣的“凯撒模仿秀”的，是西塞罗——是他以笔为刀投出的思想之刃，在两千年后，最终刺杀了王权专治，复兴了他视若珍宝的共和国。

人类历史，应当少一点凯撒、或者确切地说，总一厢情愿和凯撒共情的普通人，而多一点勇于思想的西塞罗。

全文完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深度文一篇，不知多少朋友能读完。长文不易，都读到这里了请给个关注、打赏、转发三连，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