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夫人 | 人生路上，那些冥冥中的助力

从贫瘠的乡村走来，走到今日。一路上，风风雨雨，但也有温暖或强劲的助力。没有这些，我人生的路径可能会改写。

当然，最感恩的，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父母，准许酷爱上学的我，兄弟姐妹四人中的长女，能够持续上学读书，直到高中毕业受时代制约，不能再读。但我今天要说的助力，是“外力”，是人生关键节点上一些人给予我的襄助和引航。这些助力，如护航如保驾，匡扶了我的人生轨迹。

推荐上高中

1972年初中毕业时，取消“中考”，赶上了“推荐”上高中的时代变迁。我所在的村，千余口人，算是大村。相邻几个村联合办学，名曰“联中”（初中），联中就在我们村。

要推荐上学，推荐主体是谁呢？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一个村一个“贫管会”，贫管会的领导称“主任”，由村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学校无权推荐学生，各村的贫管会推荐本村的学生。我们村，推荐的名单里没有我，有贫管会主任的女儿，村支书的女儿等。这便是当年推荐上学的“内涵”所在，不管高中还是大学——推荐上学，与学习成绩无关。

但我所在联中的校长许书炳老师不干了。他向贫管会提出了凛然难犯的主张：推荐上学必须择优推选。某某某是我们联中的尖子学生，不让她去，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没有一人有资格去；只要我当一天校长，我就有责任把最好的学生推荐进高中！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时代乱象，是极愚（而不能称为“左”）风潮，是歪门邪道，连皇帝说了算的“万恶旧社会”也没用过这种不靠谱的方式。许老师不怕别人说他走“白专’’道路，硬是顶着“贫下中农说了算”的红色压力，把他认为的“尖子”学生推举出来。面对他的义正词严，贫管会妥协了。我得以上高中，完成那个阶段的学业；不仅我，我所在的联中，其他被推荐的学子也都是按学习成绩推出，贫管会领导们的孩子，那次未能进高中。

高中毕业后，文革还在行进中，大学梦又被阻遏，我回乡务农，后来担任了民办教师。许老师依然是联中校长，他依然保持着对我的器重和赏识，很快把我从最初补缺小学老师之岗位，提携到初中部。

1 9 7 9年，几经蹉跎，我考学到省警校，第一封信，是寄给许老师的。老师回信说：“真为你高兴，早该实现的东西，终于开始实现了”。

后来失联了。某年，我辗转联系到我的高中同学也是许老师侄子的许焕波，小心翼翼地问，许老师还好吗？他说，叔叔去世了。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获知老师去世信息一个多月之后，我藉回县城之际，请另一位高中同学做向导，特去看望已搬到县城居住的许老师的老伴——因过往曾去老师家若干次，我与师母相识。当同学带我走进陌生的院子，看见迎出来的年迈师母时，我们两手相握，未曾说话泪先流。我和师母相拥，止不住流泪。坐在沙发上，听师母简单介绍老师的病情，整个过程我都泪难止。给师母留下千元钱，和购买的食物，算是聊表对恩师的亏欠。

留校

考警校，是我背着家长悄悄填报的志愿。当年看过张志新案件的报道，义愤难平。那时对政治对权力运作的认知，一片混沌。但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冤假错案都是公安造成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显然有武断、偏颇之处，但也并非完全不靠谱，所有冤假错案，虽不是公安一家所铸，但他们终难脱干系。我报公安学校的圣洁初衷是，将来做个好警官，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绝不允许冤假错案发生。

可毕业时，学校决定让我留校。在校时，我担任过班长、学生会主席。现在一说起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好像有贬义的意思。但恢复高考后的若干年内，大中专学校的风气，还是清爽清新的，没有那么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谁决定我留校的呢？思考一下，应该是班部主任王大佑老师。班主任对我也不错，但决定整个年级留校人员的，是班部。不知道现在的警察学院是否还有班部这个机构，但那时管理学生的学校组织叫班部。

和许老师一样，我也能感觉到王大佑主任对我的器重和赏识。他看过我报考警校时写下的诗作《我的志愿》，“志愿”里有这样幼稚而美丽的句子：“张志新之死/举世罕见的冤案/它使我悲愤交加/更使我坚定信念/……党的工作千万件/若让我选择其一/做一名捍卫真理的公安战士/这就是我的志愿。”

很多人考学为了一份职业，做警察更是人前有威面上有光。可我竟说出了捍卫真理的话。王主任知道我是以多么纯粹的心热爱着公安工作，以及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民警察的愿景。所以他决定把我留在学校。但他的好意与我的职业志向有冲突。我不想留校，我是为做警察而报考警校的。

我对王主任说，我不想留校，我要回原籍，去一线，做警察；非要留在济南，我去公安厅吧，反正我想做警察。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是包分配的。当年警校的分配去向一般是哪来哪去——去所在县公安局。我宁愿回原籍也不愿留校，是因为那时的城乡差距没那么大吗？我不知道。懵懵懂懂，当时为了做成警察就这般给王主任讨价还价。

王主任或学校还真给公安厅联系了，但那年厅里不要女生。作罢。我就这般无可奈何不情不愿被留校了。

如果当年我没有留校而是去了县公安局，我的发展路径会是怎样的呢？公安，大致是男人的职业。警校招生，15%的女生，至今好像还是这个比例。我作为女性，能做上县公安局长？我能在这个职业上营造出多大的一片蓝天？我不知道。

反正，我被留校了。做了一名不太称职的老师——中专毕业教中专，何谈称职。而且，我也没做几年。

然而，我对王主任深怀感激。当年他没有因为我不知好歹而放弃我，还真和公安厅联系，在联系不成时又一再做工作让我留校。他是如此地珍惜着我这个做班干部做得不错又有所追求的学子。

而留校，留在济南，对我的未来，是一个前期铺垫。

再度上学

1986年初，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才一岁多一点。因儿子身体小恙我在家看护未去上班。学校学生处的郭建平处长（后来他升为学校的副校长）和另外的一位老师到家里看望我儿子。郭处长顺便问了一句：你还想去上学吗？尽管警校留校的学子们因为学历低不适应教学任务大都要送出去继续深造，但因孩子小我当时并未想过出去上学的问题。可郭处长如此一问，我脱口而出的一句是：如果有中文系我就上。

不是要做警察吗怎么又上中文系了呢？做不成警察做个优秀的警察老师也行啊。这又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抉择趋向。做警察是职业愿景，而中文，是内心深处的爱恋。

话说警校当时送学子们继续深造的方向只有两个：中国公安大学（北京）和中国刑警学院（沈阳）。从来没有去中文系的。可那一年，就偏偏真有中文系，且还近在咫尺：山师大，和警校相距约一公里。但山师大那个名额另一位留校的男同学已经占用了。郭处长说，他去做做工作，因为我的孩子太小，去远处上学不方便。

工作做下来了，山师的名额给了我，那个同学去考沈阳的刑警学院了。经过短暂的复习，考上了。至今记得，放下近十年的数学，百分制，考了97。

如果说警校给了我一份最初的职业，那么，山师给了我另一份职业的学历门槛，还给了我重塑价值观的绝佳良机。

先说价值观。《读库》掌门人张立宪写过一本书：《闪开，让我歌颂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歌颂不尽的峰值年代，是整个机制里高光仅存的年代。遇到它，还得走近它。我的幸运是，我走进了山师。那时的大学，且中文系，把八十年代的绚烂，呈现到一种极致。经过山师的浸润，经过八十年代的沐浴，我的价值观得到了重塑、完善。至今，它已坚如磐石。有了价值观的坚固底座，之后的文字写作自然也不一样了。

山师毕业时，恰遇人大为组建立法机构而对外招考工作人员。山师毕业，硬件条件达标。遂默默报名，又顺利考取。我的母校警校，白白送出培养我一场，最终宽厚放行。毕业后我一天也未回警校上班。1988年9月，我成为一名省级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者。

信访岗位

在立法机构工作十年之后，分管信访工作的办公厅领导王主任要调我去做信访工作。他说你适合做这项工作，来到就会成为主力。那时我并不了解信访工作的内容和程序，犹豫着延宕着，近一年之后才调过去。

王主任看得对，我适合并喜欢那项工作。很快，快到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如鱼得水般进入了角色。去了五个月，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做好信访工作》，全国人大信访局的一资料性刊物刊发。时任信访局长的李铁流在一次青岛会议上见到我说，你才干了几天信访啊就写出这样的文章，我认认真真看了两遍。其惊讶欣赏之神情溢于言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到，信访岗位，就是我的私人定制。我可能干任何工作都不如在这个岗位上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另外，这项工作又和我最初的职业愿景有某种程度的衔接、密和、弥合。未能做成警察，但可以参与督办警察办的一些错案，使错案得以纠正。当然，督办的案件不限于警界，而是公检法三界。那些年月，全国人大有一副委员长特别重视信访工作，上级机关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这压力，是动力，也是助推力。

信访工作一做十几年，期间，发现并推动了一系列信访案件的解决。解决问题，是信访工作的终极目的。做信访工作的过程还让我想起美国玛丽·弗里奥所著的一本书：《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离开信访岗位时，我把一大摞工作案卷，带回家。

前不久，和一位对我的理念及文字皆感兴趣的出版界朋友聚谈，谈起我在信访工作中的经历，她说，对于信访工作，你是天选之人。写一本书吧，把这个作为你写作的首要任务。

天选之人。这个定位好。这本书我迟早要写的，她的督促，我可能会早一点动笔。现在，先让我静静心，捋捋思路。

结语

一路走来，在一系列环节，那些助我之人，接力一般，异心同力，成就着我。

感恩。不辜负。心向未来。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在召唤。我会让生命的光热，继续勃发。

（20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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