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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理性的牢笼——读《社会科学方法论》| 读书笔记

新媒体重点实验室 NewMediaLab 202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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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著于19世纪,此时的欧洲诸子百家思想林立,韦伯受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体系影响较大。他认为客观性是价值中立的内在诉求,在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基础上来保持价值中立,提出了一套针对理性主义精神危机的解决方案。



书中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述的代表作,书中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 伦理学 ”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等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他的努力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主体内容与心得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韦伯方法论学说的文集,在其著作中有“元理论”的价值。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如价值中立、客观性、因果关系等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逻辑。本次阅读的版本收录了韦伯五篇论文,分别是《以科学为业》《社会学基本术语》《“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的批判研究》。


首先韦伯对于以社会、历史为对象的学科理解源自狄尔泰。由于人的生活具“时间的结构”特性,即人的每一瞬都含着过去、未来对其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又由于诸个人间的联结互通,“社会的生活样式”便从其“个人生活样式”不断相互作用的连续过程中出现了。因而人类生活具有“意义”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本质所在。韦伯的研究对象是由价值关联——经验实在与价值观念的联结——而产生意义的“文化事件”,是无限实在中因其意义而值得研究的有限部分,是我们无限接近实在的一条途径。“文化事件”具双重个别性,即文化生活虽是普遍的,但其仍旧是处于一个又一个地个别地形成的联系状态中,因而其价值关联及意义也具特殊性,因此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精确的一般性规律,而需要去理解社会行动以作出“相配的”因果解释。理解的过程中会结合运用两种不同的理解样式,一种是合理的,即数学的、逻辑的,另一种则是神入的,两者在于领会社会行动的意义而不属于心理学范畴。而由于社会行动在过程、结果中复杂的动机情态,所以韦伯在理解上侧重于社会行动的目的。



其次,研究工具中所谓的“理想类型”,是为了理解文化现象之个别的实在而有选择性地构建出的中介、图式,其本身并非实在,因而不期求在实在中得到它的证明,同时其目的也不在于“类概念”似的尽可能扩充完善其自身。所以它具有着相对性,即随多元角度下侧重的不同、所选材料的不同,同一研究对象的理想类型也各式各样。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着暂时性,即理想类型会随着对实在认识的无限趋近而不断地被更改。由此韦伯批判性地反思了当时人文社科中存在的自然主义偏见下认知的实在化,尤其是将认知的历史实在化指向了黑格尔、马克思哲学。 



韦伯的原则是价值无涉,即科学范畴止步于存在、权衡,而价值判断则越出了前者的边界达至了应当、决定,二者间不具有必然的、逻辑的联系而分属绝对异质的问题层面,不应在研究、课堂中混淆,但同时也不反对个人在研究之外申明或实践自己的理念、态度。 再者,韦伯区分了两种实在成分,即往往纠缠在一起的两种“历史事实”概念,分别为“历史的个体”或“第一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原因”或“第二性的历史事实”。前者是出于我们的“兴趣”而从现象的横截面、“静止的状态”方面来进行“价值分析”的对象,由此建立起的类概念样板是作为认识手段的;后者则是从现象的纵切面角度来考察而作为某些现实变化系列中的具体环节的原因或结果的。 



进而韦伯对历史因果研究中的“客观可能性”及其“适当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的因果是指向具体的原因、结果间的归源而非抽象的规律。而在面对原因因素的无限性时,依据某些观点有“一般的意义”而具历史兴趣的一些方面、部分,需要将之孤立、一般化,进而按照普遍规律经验进行“可能性判断”,由此形成一个统一体的条件复合体,非“偶然的”而是“适当的”原因便由此浮现,历史因果的“客观可能性”则就在于此了。还需注意,所谓“促成的”原因、“遏止的”原因都只涉及孤立后一般化了的抽象,而非对事件的过程性再现,“适当的”即是一种具方向性的“共同作用”,即所谓“涌向”了某个结果。



对理性牢笼的思考


1. 理性牢笼的含义


韦伯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资本主义的起源则是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又是由宗教理性主义蔓延的结果。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整个社会走上理性的轨道。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理性化的扩张使得人类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形的、神秘的方面被冰冷的计算所取代。韦伯称之为“袪魅(去魅)”。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在促成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人被简化为统计图表上的一个数值,被异化为巨大机器中的齿轮,甚至将冰冷的算计引入到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仅如此,理性化改变了社会中的行政体系,不断强化各类组织中的官僚制(也称“科层制”)结构。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和科层制的铁律交织而成的铁笼之中。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科层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一种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以其独有的纪律、效率和可预测性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它很容易被建立,而且一旦建立有最不容易受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他认为整个统治的科层化,大大促进向着理性的求实性,向着职业化和专家化发展。但是他也同时看到了其存在的种种弊端,例如,科层制强调的效率是是以牺牲人们的精神和情感为代价的。容易使人们的创造力和责任缺乏,而且容易滋长独断专行和妄自尊大。



2. 如何看待理性


学者阎克文认为,韦伯最伟大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确认了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仅是针对他心目中的欧洲文明,也是针对中国文明。放眼望去,你可以得到无数的经验证据来证实,所谓现代性的性质,其核心表现,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理性化,一方面则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价值多元化,归根结底,这就意味着价值分歧甚至冲突,而这些分歧和冲突往往都是不可调和的。



韦伯认为人类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理性化的过程,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基础和主要特征就是理性(现代社会中,人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通过计算/理性的逻辑推断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并依此展开行动)。韦伯的官僚制同样是基于理性(对效率的追求)设计出来的,这种专业分工和层级控制的组织方式,在20世纪几乎被应用于所有公私领域中,直到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中都带有官僚制的影子。理性导向的官僚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要素都按照既有规则运转,在提升组织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组织方式所形成的庞大的社会秩序,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固定在特定的位置&阶层上,每个人都被禁锢其中难以逃脱,成为组织实现目标/追求效率的工具,韦伯将其称作理性的“铁笼”,正是对理性的极致追求导致了僵化的社会秩序。



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理性化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无理性的力量,不仅扭曲或者束缚人格的塑造过程,扼杀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下去甚至会扼杀一个群体乃至共同体的自由意志。韦伯身后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甚至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确”,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个问题,尽管物质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持续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韦伯的另一个先见之明就在于,他反复强调了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的客观性问题。认为我们必须进行一种客观性的思想训练和知识训练,力求超越价值分歧和冲突,从更高的层次上去做出我们的选择。这种客观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随意的折中,更不是把一切都相对化,而是对我们生活现实中的各种要素,它们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和因果趋势,尽可能地进行客观性观察和判断。这样在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才有可能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责任”这个词,在韦伯的心目当中至关重要,“责任伦理”更是韦伯恪守了终生的学术与政治事业、乃至日常人生的原则立场,他所强调的客观性训练,会极大地有助于培养公众不同层次的责任感和责任能力。



最后,借用韦伯所言,“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 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这大概就是社会学以及这本书传递的意义。



孙梓健 | 文字

佘睿 | 编辑

刘晓英 陈晓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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