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nta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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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发性被重新唤醒并受到鼓励，我开始更加主动地面对世界，这个过程基本与我的创作实践同步生长变换，相互激发映照。
万青喜欢称自己是影像和星相工作者，甚于称自己是个艺术家。某种程度上，基于纪录影像的创作和神秘学相关实践也正是她自我觉知和自我教育的平行途径——前者是通过与偶发环境和形形色色人群的相互激发，达到共振和成长；后者则为她提供凝神内观的工具，为下一步接触世界储蓄力量。在我的实践中，最初接触“艺术”的渠道是广州本地纸媒。大学期间，我会仔细浏览每天的报纸，找到感兴趣的讲座、放映、展览去参加。我最早进入的公共群体是公益社群。相较于艺术或电影专业的学生，公益领域更容易进入，因为活动通常公开且免费，话题切实亲民，只需要积极报名做志愿者，逐步积累服务经验，自然会被看见。加入艺术社群则需要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电影圈看似开放民主，其内部规则实际更加复杂，也有诸多幻觉需要被祛魅。
我未曾接受过艺术学院的训练，我的本科专业是新闻。就像所有专业一样，其专业度的提升和充盈都需要来自跨学科视角的启发。新闻专业和艺术专业在我看来都属于“方法论”层面的专业，它们自身并不携带太多知识性的内容，更多是理解和反映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有着“双向”的特质和要求——向内理解自身，向外反映世界。只不过前者更多基于理性信息（干信息）来做分析和描述的工作，以求一个客观的、公义的视角，后者更多基于对知性信息（湿信息）的感受和转化来做呈现工作，以求创造一些万物互通的情境。两者都对超越性有追求。不论什么专业，在学习初期提供多样、全面的通识课程都十分重要，过早局限在单一专业划定的理解框架内就容易思维固化并积累隔阂。除了知识结构的丰富以外，学校还应促进（至少不阻碍）社会实践者与学生的交流活动，这点需要制度性的支持以便老师发挥主体性，不过在如今语境下难度不言而喻。大学四年和毕业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活跃在公益领域，但后来因为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我逐渐退出了公益圈。我在这个过程中有持续创作影像，但与艺术的关系相对疏离。在参与“黄边站”支持的0团费游学项目（榕树头旅行社·香港站，2016），以及被邀请参与“44剧场”的集体工作（“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参与所谓“艺术创作”。但在这些项目中，我开始见识到不同艺术实践者的多样风格，也意识到艺术并非高不可攀，不仅仅是审美，过程中的关系实践有时比最后的成果展示更重要，目标即形式，这点对我具有很大的解放意义，让我更能享受当下的创造，放下许多因为追求既定目标带来的焦虑。在这种松弛的氛围下，我接连做出两条短片，记住了这种被滋养的感觉，并不可逆地实验了下去。随着自发性被重新唤醒并受到鼓励，我开始更加主动地面对世界，这个过程基本与我的创作实践同步生长变换，相互激发映照。从参加校园剧团，到与各地朋友自组织联映，到“一起练功”的身心相处……这些看似断续实则内驱力绵延的尝试，也让我体认到群体实践的重要和困难，既要在内部省思关系，又要对外部展开反应，想要保持敏锐又不心力枯竭地走下去，的确需要相互之间不断地给予反馈、关心和勇气呀！就自我教育而言，我相信每个人的生长脉络不尽相同，但一定是自下而上的过程。通过多年摸索，我自己逐渐清晰地得出了一套三位一体工具包，它们彼此检验和启发：“身–酷儿/queer”提示我对性别范式的自省和超越，与人相处时互不固化和压制，尽量共同自由；“心–安那其/anarchy”助我警醒等级意识形态，建立自发的联结和互助，创造流动的节点，消解统治、清理权力惯性、超越占有；“神志–道/the way of changes”则鼓励我同时倾听自己、对方和环境，跟随能量的流动，超越主体幻觉和恐惧，让回应自发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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