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为什么不可能实现

用年鉴学派的方法，解析周王朝的真相和儒家的错误抉择。

各位好，昨天《逻辑混乱——阿Q们的真实死因》一文，因为聊到了《阿Q正传》，评价了几句儒家的得失。结果有位读者，应该是儒家的信徒吧，写了长文来批判我，大约是说孔子的理想非常伟大、只是后来的执行者“道德不行”，其实一旦实现了，就很了不得云云。

我看了以后比较受教，但是发现有个问题——这位读者以孔子的理想为题写了那么多，却没有提到底什么才是“孔子的理想”。元概念不清，导致后面说了再多也是无用，比较遗憾。

孔子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说来其实很感叹，由于后世儒家走的太远，孔子的思想被过度解释了，所以很多自称饱读四书五经的人都忘记了孔子本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和还原孔子，这个概念很好辨析。孔子是一个以开设私塾、教人做官从政为业的“网红老师”，工作上有点像当年以辅导学生考公起家的网红张雪峰老师。

而说到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理想其实可以高度总结为四个字——“克己复礼”。

所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复礼”，则是恢复周礼。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逐渐趋于混乱，于是孔子就开出了自己给社会的药方——这个社会想要好，就要所有人克制自己的贪念、欲望，老老实实的遵从周公当年给我们制定好的规矩——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个社会就和谐了。

对于孔子的这个理想，两千年来争论一直很多，之前的时代一直在道德上论证孔子的这个理想究竟有多么崇高。而五四运动乃至特殊年代，对孔子的批判也多数是基于道德的，比如“吃人的礼教”或者“站在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上的乏走狗”等等。

可是在我看来，无论褒贬，这些争论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克己复礼”说到底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它的评价标准就不应仅仅是道德纬度上的，更应该考察它在现实中应用场景和目的。

那么“制礼作乐”的周公，他创建那套政治体系的最初应用场景和目的是什么。孔子提出恢复它的时候，这个应用场景和目的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周礼封建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提到周礼所维护的封建制度，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误认，即认为这套制度是保守的、僵化的，以至于我们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说一个人有“封建思想”，一般就代表这个人极端保守、食古不化。

但事实上，从历史学角度看，无论是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还是欧洲中世纪与其很有相似性的feudalism（采邑制），它们所制定的最初目的，恰恰不是保守和自闭，而是积极进取和扩张。

为什么这样说呢？

受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影响，我们对西周版图印象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

但事实上，这个认知很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犯了错误。

所谓时间上的错误，是说西周并不是从刚刚建立时就有如此巨大版图的。

武王伐纣，小邦周灭亡了大邑商，这是一次类似“闪电战”的偷袭，在西周政权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周别说是在商朝版图的基础上开疆拓土，连原先商朝势力范围内都难以稳定，周武王一死，在（崤山以东）地区马上发生的“三监之乱”就是个明证，而周王朝为了稳定中原的局势，不得不分封舜、禹、汤等前朝的后裔建国，被称为“三恪”，只要求他们承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其实就是怀柔绥靖、软性统治的意思。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西周时期全图”，其实是在之后长达四百年中，周天子联合各华夏诸侯通过征伐一点点打下来，所以认为西周刚一建国就有这么大的“领土”，这是我们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可能孔子隐约也有。

而所谓空间上的错误，就是色块地图通常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以为古代王朝可以对被涂上色的所有地区都实行有效统治。但事实上，这个认知至少在春秋以前的时代是非常错误的。西周所执行的“封邦建国”，在当时华夏大地上所建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散点式的城邦，

城邦内诸侯统治的核心区（真正的领土）被称为“国”，

城邦外、国人能种田、开垦土地的地方（类似于专属经济区）叫做“郊”，

更外围诸侯能够投射军事力量的地方（类似于势力范围）叫做“鄙”，

更外围管起来都费劲的地方则叫做“野”。

国、郊、鄙、野，这四个概念像同心圆一样构成了每个诸侯邦国的分层势力范围，文明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就像一片汪洋中的孤岛，孤岛和孤岛之间的“野”上，杂居着各式各样的“化外野人”，华夏人给他们起了一些当时看来很难听的名字，譬如什么“戎夷蛮狄”。

在时间和空间上弄懂西周的版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周王朝要制定那样一种后世王朝看来脑子抽了的“封建制度”和与其配套的“周礼”。

按照周礼，封建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强制属性的：

一代周天子生了许多个儿子，太子继承王位之后，就必须分封自己的兄弟们到各地去封邦建国，成为诸侯国们的“大宗”，而受到分封的子侄兄弟们在建国后对周天子抱有朝贡和卫戍的义务，成为周天子的“小宗”。

而各诸侯在接受天子封建后，也会在自己邦国内继续封建，成为大夫们的大宗，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整个周王朝的纽带，就通过这样“大宗-小宗”的义务连环嵌套了起来。

这种双方之间互相都要尽到彼此对对方责任和义务的状态，就被称为“对”。我们今天汉语中说某件事拥有正义性或正当性，依然说它“对了”，就是受了这个传统的影响。

反之，如果周天子作为“大宗”不给小宗们封邦建国，或者兄弟子侄受封后不尽朝见和卫戍的义务，则被称为“不对”、或者“非礼”。

这里要特别强调，小宗“不朝”“不敬”乃至忤逆大宗固然是“不对”和“非礼”，但大宗如果不履行封建义务，则同样不对和非礼。而“你若不仁、则休怪我不义”，如果一个君主长期“非礼”自己的臣下，臣下的造反在周礼制度下其实是有一定正当性的。

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把周王朝的领土看做一个一上来就固定的疆域，这种封建制其实是非常神经病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自弱属性”。

天子每传一代，就要割让自己的领土给新的诸侯封邦建国，诸侯们则如法炮制，久而久之，岂不是居于上位的“大宗”在不断的削弱自己，最终导致实力羸弱到无法维系自己的统治权威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西周最初的情况理解为只是大量未开垦、未征服领土上的零星散点，你就会发现这套封建制度其实是应对当时现状最高效、也对周天子最有利的制度手段——每过一代，亲近周王室、对其怀有封建义务的小宗诸侯们就会在遥远而荒蛮的土地上为周天子开垦出新的文明孤岛，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系统还能像细菌分裂一样层层连锁、不断扩散。

所以创设这套体系的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千年后，当日耳曼蛮族踏入已成废墟的旧罗马疆域时会像生物学上“趋同演化”一样，发明类似的feudalism。

所以周王朝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开拓进去的王朝，封建制，就像后世蒙古帝国的忽里台制、满清帝国的八旗制一样，是一套为了扩张量身打造的高效军政制度。

生存死局——礼崩乐坏的本质。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区域环境中，可供征服、开垦、殖民的土地总量是有限的，当文明在封建制的助力下以细胞分裂的速度繁殖若干代后，它一定会触碰到它所处的地缘环境的“地理天花板”。

而偏偏非常巧合的是，中华文明所身处的东亚这片区域，它刚好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在上古时代离当时技术条件允许开垦的其他农业文明区都相对遥远。而中华文明又不是古希腊那种海洋性文明，无法像希腊文明一样用地中海的交通之便形成“围着池塘的一群青蛙”般的殖民地。

于是从长期看，坚持“周礼”式封建制度的周王朝其实面临着一个生存死局，它一定会触摸到无法发展、不得不变革或者发生恶性内卷的天花板。

其实周王朝触达这个天花板的时间点非常之早，在经历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积极对外扩张和开心的不断封建之后。到了周昭王时代，对外扩张就达到了极限，周围全剩下了难以啃动的强敌，但周礼封建的压力依然在，周昭王为了缓解内部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征伐荆蛮，结果闹了个“南征不返”，史书上就说去打仗了，没回来，至于为啥没回来，这事儿不好说的太细。

之后的周穆王等人又尝试过进行西征，还留下了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其实剥开神话的外衣，你会发现这本质上也是在周礼封建给予的压力下所进行的扩张尝试：东面是大海，北边太冷，南边我爹试过，已经推不动了，那咱就往西推？

尝试的结果，一是西边太荒凉，所征服的土地除了出产一些珍奇野兽之外，给哪个大臣分封都显得太寒碜。二是西北方的戎狄在连年的与周王室的“交侵”当中也优胜劣汰的产生了“耐药性”，越来越难打。

于是西周不得不停下了对外的有效扩张，而转而进行内耗性分封——其实最开始这种分封的弊端也不大，毕竟之前诸侯与诸侯之间存在大量的“隙”地，在这些隙地上分封新的诸侯并不会立刻激化矛盾。

但是别忘了，周礼封建制的特点保证了各个诸侯国也拥有高扩张性，于是到了周王朝末期，在隙地上分封新的诸侯也会引来原有诸侯的反感，比如周幽王时，为了把原在宗周附近郑国改封到河南，在天子下旨之外，居然需要从周边的诸侯国那里买地，而且新郑国刚刚建立，就立刻与邻国开始产生摩擦。

这个时候原本用于高度扩张的西周封建制的弊端已经极度显现，整个王朝都处于矛盾总爆发的临界点上。

受儒家史观影响，后世史书往往认为，西周的亡国，都是因为周朝最后几代君王的昏庸，周厉王专山泽之利，实行特务统治，让国人“道路以目”，最终导致了“国人暴动”；而周幽王则宠爱褒姒、“烽火戏诸侯”。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如上地缘政治史观角度去重新思考，会发现这些昏君“德衰”的故事在长时段看是一定会发生的，不是通过简单的仁君教育就可以挽救的（夹在周厉王和幽王之间周宣王倒是备受儒家赞誉，称之为“宣王中兴”，但宣王其实只是扬汤止沸的缓和了矛盾，却没有解决它）。

周厉王专山泽之利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内耗性分封已经削弱了周天子的国力，再不想办法搞钱已经无法发动对外战争了，只能坐以待毙。而周幽王宠爱褒姒的一大原因，则是褒姒出身的褒国是其在外战中的一大辅助，周幽王试图用联姻并立与其有血缘子嗣的方式拉拢住这个助力，震慑越来越难治的诸侯。

但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阻挡矛盾的总爆发和西周的灭亡。

平王东迁之后，东周建立，中国正式进入以孔子所著《春秋》为名的春秋时代，而就像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的，这个时代一开始，就充满了弟杀兄、子弑父、臣克君的故事，天下已然大乱。

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孔子用他的“春秋笔法”表达的观点是：这都是王纲失统、失去管束和信念的乱臣贼子们欲望太多、太重，如果大家都能老老实实的重新遵从周礼，社会就和谐了、世界就美好了。这就是“克己复礼”的理想路径。

但这个路径有意忽略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道德人心”一旦进入春秋时代，就一夜之间突然集体沦丧了呢？真的是因为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贵族百姓们一起失去了天子圣人作为道德教化的楷模而不再“克己”了么？

其实压根不是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历史环境变了。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可供扩张疆域依然有无限大，诸侯国君的兄弟之间还会为了谁上位为国君而手足相残闹得你死我活么？肯定不会，因为庶弟们会知道自己在兄长上位后一定能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封地，成为小宗，从而不想冒风险、接受现实。而嫡长们又深知封建自己的庶弟成为小宗，既对自己的实力几乎没什么损害（顶多资助几乘战车、一些人口），又能够藩屏羽翼自己，引为援助，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地缘环境的限制，改变了这种其乐融融。原先用于积极扩张的周礼封建制度在周朝撞击到生长天花板后，与现实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制度不适应性，并开始对整个文明开始产生副作用。

君主、父亲、兄长不再愿意履行大宗义务去封建、照顾自己的臣下子侄“小宗”。而臣下子侄们在成则九五之尊，败则一文不名的压力下也无法老实的遵照周礼去尊奉自己的大宗。

于是一切事情都变得“不对”和“非礼”了，而今人可以看出，这一切的原因，来源于那个词——内卷。

梭伦与孔子——改制还是改人的十字路口

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本质上是在要求什么呢？

是在要求人们进行自我节制和自我矮化，以自身利益受损为代价去适应一个已经不适应环境的制度体系。

这个思路本身，其实就是跟孔子所推崇的周公相悖的，因为周公当年“制礼作乐”创设礼乐制度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周王室自身利益的最迅速扩张。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一个制度过时了，反倒要让人节制乃至扭曲自身去维护制度本身，这个想法本身就配得上两句春秋战国时代的成语——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可以做个对比，几乎与孔子同时代（甚至还早一些年），古希腊的雅典发生了梭伦改革，梭伦改革的主旨就是废除德拉古法体系下的债务奴隶，重申个体自由与民主是雅典城邦立城的基石，所以这是一次有立宪意义的改革。

其实被梭伦改革所改掉的德拉古法与周公的礼乐制度一样，也曾经是高度配适雅典城邦发展的。

比如它十分强调私人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欠债者需要以契约奴的身份给债主抵债，在雅典海洋商贸文明发展的早期，这是最有效促进商业快速发展的手段。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制度过时了。而梭伦没有像孔子崇拜周公一样把德拉古当做圣人进行崇拜，本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原则，详细论证一下为什么欠债者就应该给债主当奴隶之类的屁话。

相反，他觉得制度过时了，就应该改掉它。是制度去适应人，而要求不是要求人改造自身，强行去适应一个已经过时的制度。

可以说，也就是从梭伦改革和孔子设教这个时间点起，东西方知识分子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上已经发生了分野，到底“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我崇拜的某个圣人（比如周公）的制度是万物的尺度”？到底是改制还是改人？这个分歧已经出现了。

改制者，想的是怎样设计一套更好的体系和制度去适应人性，而改人者，则天天试图给你做思想工作、进行道德教育，于是就有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听到的那种教诲——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得适应它。

我想起若干年前读过刘慈欣先生的一篇科幻小说，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刘老师还没想出“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种黑暗宇宙社会学三定律，但类似的问题他肯定已经在思考了。

于是他就在这个小说里讲了一个故事——若干年后地球上的资源几近枯竭了，可是人类还没找到可供移居的外星球，各国为了抢夺资源开始战争频发，于是人类想了奇招——通过基因技术，把自己的身体改小，身体小了能耗就少了，社会重归和谐，文明继续延续。

我当时看的时候只觉得大刘老师的这个思路真的是好奇葩，面对外部环境压力，想的不是怎么改变外界，而是“反求诸己”，通过自我改造来求存。

但今天想来，这种“反求诸己”或者说“克己”的思维潜意识，其实在孔子的思想中就已经打下了。

就像大刘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去渺小化自己一样，面对东周时代环境天花板所造就的生存死局。

孔子的思路既不是突破天花板（在那个时代，受制于技术和历史知识的限制，孔子很可能既没有认识到周公与自己所处环境不同，更不知如何突破它），也不是扬弃掉旧有的制度，而是提出“克己复礼”、让人压抑和改造自己，以适应已经失去应用场景的周礼制度。这个思维方式其实影响了后世所有的中国哲学流派。

比如先秦四大家当中，儒家要求“克己复礼”，个人节制自己的欲望。道家就说“任天地而法自然”，主张个体干脆放任躺平，与世无争。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幻想依靠鬼神和教团的威慑强行创造一个人和人之间不为利益而争夺的世界。但最终得胜的，是最激进也最邪恶的法家：法家的主张很直接：不是资源天花板、少了不够分了么？那简单，君主动用自己手中的法、术、势，想尽办法疲民弱民愚民辱民，以严刑峻法统治臣下、以利出一孔专任其利，让君主一个人活的既安全又舒服，问题就解决了。

与法家这种推到极致的君主反乌托邦狂想曲比起来，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变得那样温柔、善良、和谐、可爱了起来，成为两千年帝制暗中推行的法家的非“解毒剂”。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所有这些似乎变可爱了的思想，立足的基石依然都是在“改人”。若说西方所有哲学流派本质上都是在沿着柏拉图的思考路途前进、争论，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后世思想，也只能在怎么“改人”这一点上争论不休。

而引领他们踏上这条道路的孔子本人，很遗憾，他的“克己复礼”理想终究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周礼制度原先起效的应用场景已经不存在了，受限于时代、没有地缘史观念的孔子，没有意识到周公创设这套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更因为，就像物理学中真空光速是恒量一样，人文科学中，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性是自然法中最至高的那一部分。一切试图克制或者压抑人性而去屈从和适应自己的乌托邦的设想，最终一定是必然崩塌的空中楼阁。

全文完

本文7000字，感谢读完，突然觉得先秦春秋的很多问题还是挺有解析价值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也会开个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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