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他，你的“逻辑力”就还停在中世纪

‍‍逻辑学第四课：为什么培根主要不是一块烤肉。

各位好，之前的逻辑学系列，我已经写了三篇：

今天我们来讲第四篇，跟大家聊聊弗朗西斯·培根和他的归纳法。

这是到目前为止本系列中最重要也最难讲的一篇。

本来我是想再酝酿一下再写的，但近期看到的很多逻辑混乱的留言，让我越来越觉得这篇文章、无论是否考虑成熟，还是先写出来为好。

写出来，虽然不完美，一部分人能看懂，总对世道人心有些益处。

所以希望您能把本文耐心读完，它会很长。

该从何说起呢？

1、逻辑严谨的德国人为什么被忽悠

若干年前，我在上大学哲学课时，老师曾经给过我们一道思考题：众所周知，逻辑学是防忽悠的，但擅长严谨逻辑思辨的德国人，为什么最终还是被希特勒带歪了？走向二战中的疯狂、残忍的屠杀犹太人等其他民族呢？

还有近代很多类似的事件，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出现一些仇恨的学说，号召一群人只要在肉体上消灭另一群人，就可以达到某种人间天国，这样的思维是否真的符合逻辑？

其实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问题，老师也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而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之所以被希特勒忽悠，是因为很多德国普通民众的逻辑能力是中世纪式的，他们不真正懂弗朗西斯·培根为人类进入近代所做的革新。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如果你考察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或军国主义日本的仇恨宣传，会发现他们的确自有一套逻辑，而且严格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三段论。

比如希特勒的逻辑可以概括成是这样的：

大前提：所有犹太人都是混蛋、危害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死不足惜，

小前提：你的邻居xx是个犹太人，

结论：所以你应该举报他、残忍的对待他、把他送进集中营，按元首的命令杀掉他。

这个三段论是严谨的么？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严谨的。所以纳粹德国的士兵们往往冷血无情的执行某些指令，犯下如汉娜·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而并不自知。因为纳粹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一旦你进入它，就难以自拔。

所以逻辑学虽然防忽悠，但只会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无法达成防忽悠的目的。

以上纳粹逻辑的真正问题，其实出在大前提上——希特勒是怎样将“所有犹太人都是混蛋，死不足惜”这样一个“共识”作为公理植入德国人脑中的？

现代信息学鼻祖克劳德·香农曾经对文化有一个精准的定义，他问“文化是什么？”然后自问自答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群人所共享的一组共有信息，被众人所同意的就是文化。

以香农的视角去考量，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德国走向二战之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已经成功在德国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纳粹文化”，当时的德国搞了许多“德意志生物学”“德意志物理学”甚至“德意志数学”之类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就是营造一种在德国这个特定环境中大家都同意、但出了德国之外谁也不同意的氛围。而后二战的发动和对犹太人的清洗和屠杀，就仅仅是对这个“同意氛围”的再阐述。就像一个人早已张弓搭箭，最后一步仅仅是把箭射出去而已。

人类历史上，这类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比如中世纪时代，当不同宗教的人认定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唯一真理，其他异教徒或异端都该杀的时候。发动宗教战争，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就只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但一千个人中难免总有那么一两个狂徒，会铤而走险。

在现代世界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例证，比如某些宗教的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其实考察这类恐怖分子的成长环境，你会发现他们就提前进入了一种“异教徒（背教者）都该死”的“同意氛围”当中，而该死和把他们杀死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这种“同意氛围”（文化）存在，就早晚有激进者会这样做。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极端激进或仇外的民族主义者会铤而走险伤害特定的外国人，原因也无外乎他们把自己长期浸润在某个“同意氛围”。

按香农的定义，这些“同意氛围”本质上其实都是某种“文化”，而以逻辑学的角度给出定义，这些“文化”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就会成为诱发行动的大前提。

逻辑学上又有一个观点，既亚里士多德创设的“演绎逻辑”虽然优点在于无比严谨、但缺点却是它并不能产生新的认知，任何演绎法最终推出来的结论，其实只是大前提换一种方式进行表述而已。

演绎法无法真正有效的去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

又因为演绎逻辑无法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所以当人类必须拓宽认知的时候，就不得不用一些不像演绎逻辑那么严谨的思维方法去“猜”，然后把猜出来的结果作为“公理”（大前提），再从这些公理（大前提）出发，运用演绎逻辑进行思维推导。

所以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近两千年里，人类的大部分纷争，本质上都是“公理争论”，某个宗教、文化、民族的人跑来对另一群人说：“我们相信下列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你们信不信吧？”如果不信，那不好意思，砍你没商量。因为我们认同的公理都不同，那么以此为基础，推理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南辕北辙，无法达成协作，只能肉体消灭。这就是中世纪宗教战争的逻辑——双方的一切争夺，本质上都是在争哪个共识（文化）才是正确的。

到了近现代，这种“公理争论”更进一步，出现了希特勒、波尔布特这种你信我的公理也不行，你是犹太人（or城里人）那就必须消灭你的奇葩变种。

而即便亚里士多德复生，他对这样的纷争也束手无策，因为亚里士多德虽有严谨的从公理到个别结论的演绎逻辑，但他得出公理的方法也是靠猜，而且猜的办法还很笨拙。

2、人类逻辑思维的三个阶段

有件事，你小时候读书时不知是否奇怪过——亚里士多德怎么那么笨？他写的那本《物理学》基本上是一本《人类易犯物理低级错误大全》。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质量与它下落的加速度成正比，越重的东西下落的越快，结果被伽利略用两个铁球砸碎了（这样说其实不严谨，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伽利略做的是思想而不是实际实验）。

他又认为力是导致物体运动的原因，受力物体才能运动，一切不受力的物体趋向于静止，结果也被伽利略用小球斜板实验击碎了（这次是真的）。

他还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央，纹丝不动，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次都不用伽利略出手，哥白尼就直接打脸了，伽利略附和了两句，结果被罗马教廷当成反面典型好一顿修理。

如果说上述错误还受限于时代认知多少情有可原，有些错误就匪夷所思了。比如亚里士多德坚信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几颗，这个错误简直就是滑稽，他但凡多见几个女士，请对方张开尊口，数一数，就能得出正确的认知，可亚里士多德却还是坚定地犯了这个错误，为什么呢？

其实以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得出公理的方法——归纳法，在当时实在是太过粗糙了。

我在之前《聊一种国人最常犯的逻辑谬误》一文中向您讲述过，人类认识自然的逻辑方法，其实无非只有三种——类比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

这三种逻辑当中最容易想到、也最天然淳朴的一种，就是类比逻辑，既把一件事物比附成另一件与其有某些相同特点的另一件事物，然后通过对被比附的另一件事物观察和思考得出对被考察事物的结论。

类比逻辑简单而形象，但它是非常容易犯错的，比如我在那篇文章中讲过的，村口老大爷聊俄乌战争，喜欢把大俄和小乌比作夫妻，战争就是丈夫打老婆，“锅铲哪有不碰锅沿的，小两口打闹几下很正常嘛。”而美国、欧洲这些别有用心的“第三者”，居然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唆使她反抗，这不就是拱火挑事么？其心可诛！

你看，这种荒诞不经的论事方式，就是最典型的类比逻辑。

而古代，类比逻辑因为容易被想到，是很多文明中是非常发达的，比如汉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解释宇宙和皇权法统，就是个典型的类比逻辑，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方、人有四肢；天有日月，人有双眼；天有晨昏，人眼有睁闭；天有阴晴、人有悲欢；天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肺肾……等等等等，类比了一圈，最后他得出结论，天和人是相似的，那人有自己的意愿，天当然也有啊，于是“天意”“天数”这些东西就这么来了，并让皇帝从什么灾异、祥瑞之类的东西中体会“天意”。

先别急着笑话董仲舒，其实同时代其他文明的思维逻辑也都来自这种类比，比如古希腊创造了奥林匹斯众神，规定什么宙斯是主神、管雷电，波塞冬是海神、管海洋，马尔斯是战神、管战争，维纳斯是美神、爱神，管生育等等。还专门写了一本《神谱》去写这帮神仙的事儿。

希腊人搞这个搞的如此认真，也是试图用类比思维去理解世界的结果——因为古人不理解自然现象的原理是什么，他们就本能的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进行类比，而人最熟悉的东西当然就是人本身，于是把自然现象类比于人，进而将它们人格化，多神教信仰自然而然就这么来了。

但也像我之前文章说的，类比逻辑虽然易得，却容易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创立逻辑学时，毅然决然的将类比逻辑排除出了严谨的形式逻辑之外，并把演绎逻辑推上了至高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远古的人类是“类比逻辑时代”，那么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近两千年，至少欧洲则进入了“演绎逻辑时代”，如前所述，演绎逻辑展开的最重要一步是认同“大前提”（公理），有了大前提，结论才好进行推倒，所以宗教上有“尼西亚信经”、法理上有《罗穆路斯铜表法》《摩西十戒》或《大宪章》，自然上人们则默认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对的。理性的、讲逻辑的人们在确立“大前提”之后的纷争结束了，人类的纷争被推到了确立大前提之前，也就是宗教战争、民族战争和后来的意识形态争夺。

但亚里士多德弃用了类比法，发扬了演绎法，却对三大逻辑方法中最后一种没有深究，这就是归纳法，偏巧由于演绎逻辑无法生产新的大前提（公理），归纳逻辑在这套体系中是唯一可靠的“生产公理”的方法，归纳法的粗糙就让亚里士多德犯了许多错误。

比如前文所述的亚里士多德犯得那个可笑的错误——他认为男人的牙齿比女人多。这个错误是怎么犯的呢？这就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归纳逻辑太粗糙了——由于有一部分人的智齿成年后未必萌出，所以亚里士多德可能是看了一部分女性的牙齿，数了一个发现比男人少，数了两个发现也少……数到第三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觉得可以的结论了，就把这个事儿作为一条公理写到了书里去。

是的，原始归纳逻辑就是这样粗糙，人们简单的根据对某一类事物的经验，“归纳”对某件事的认知——比如一些漂亮的女孩可能会认为男性见了女人都是大献殷勤的，这就是一种基于她自身生活场景的简单归纳。

而简单归纳的问题，就在于它往往粗暴的忽略了事物建立其他相关性的可能。

最简单的例子，还是纳粹德国那个“犹太人都该死”的大前提，这个前提结论的得出，就源自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纳粹上台后的宣传机器——希特勒和纳粹穷举了很多例子，说这个犹太人是坏蛋、该死，那个犹太人是坏蛋、该死……然后当例子堆砌到一定数量之后，他们觉得可以进行简单归纳了——犹太人就是坏蛋！都该死。

这个归纳的漏洞在哪里呢？就在于它忽略了任何族群的人可能都有一部分是坏人这个常识，你将这部分人拿出来进行放大，并假装进行一番归纳，是很容易把对方形容成万恶之源的。同样的道理，纳粹在创造所谓“日耳曼神话”时，所用的办法也是举例了许多本民族的英雄人物，然后得出一个德国人是优等民族的“公理”。

可同样的道理，任何民族存在一部分优秀人物也是正常的啊。这种归纳同样也是片面而错误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用的简单归纳法，并不能够让人类获得真知，这是他虽然摸到了逻辑学的钥匙，却并没有完全开启人类认知大门的原因所在。

而完善了归纳法，把那扇认知大门彻底推开的，就是弗朗西斯·培根。

3、培根主要不是一块烤肉

我估计，今天的很多国人聊起培根时可能还是一脸茫然，就知道他是个英国哲学家，说过一句“知识就是力量”，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让我们经常引用，用以劝学，再就没了。他在中国成年人中的知名程度，可能还没有培根肉知名。

但事实上，培根在人类史上的主要贡献，绝不是说了那么一句劝你学习的话（我以后会聊，此话本意也不是劝学），而是通过完善逻辑学，真正开启了人类的科学时代。

培根这个人本来是个法官，后来因为犯了贪污案（可能是一次政争诬告）而被革职，回家潜心研究自己的业余爱好哲学，这一研究就不得了，从此英国少了一位按当时潜规则收当事人礼物的平庸法官，而多了一位划时代的哲学家。

首先培根发现，亚里士多德虽然严谨了演绎逻辑，但他所使用的归纳逻辑是异常粗糙的。这种粗糙让人类无法通过归纳逻辑有效的拓宽认知边界、确立真正有说服力的公里，只能靠猜、你愿意信哪一个公理就信哪一个、或者别人强迫你信哪一个你就信哪一个。

比如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信圣母玛利亚童贞女受孕，这是基督教世界的公理，基督徒拒绝跟你讨论这件事的合理性。只在由此展开的后续推论里和你讲逻辑。不信则只能打。

所以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中说了一句很悲凉的话，他说：人类到目前为止的认知活动，虽然看似热闹，但实则“到目前为止的哲学和科学的精神，都如同神像一般受到人的崇拜、不容辩驳。而下的工作，只是把已经发明的东西，拿来润色润色，然后声明自己是同意这样的结论、以及强调自己为什么同意。”

说白了，就是相信自己喜欢相信的，然后再党同伐异。

因之，培根把到他为止的所有的科学、哲学讨论，都称之为“同意之科学”、“同意之哲学”，言外之意就是它们都以同意开始，以同意为终结，前提当中就包含了结论，结论只是变种的前提，人类永远在固有认知中打转，再和不同意自己共有认知的不同文化者掐架，标准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而想要真正拓展认知边界，就需要完善原本粗糙的归纳逻辑。培根改革了亚里士多德简单归纳逻辑，提出了自己的“新归纳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认知世界的新工具”，所以写该方法的这本书，就叫《新工具》。

通俗、简单而不严谨的归纳一下培根的新归纳法，可以简单的被总结为三表和三步。

所谓三表，就是人类在从经验中收集对某一项事物的相关事例，不能用亚里士多德那种“简单枚举归纳”，而必须把它们依次归类到三个表格当中。

第一个表格叫做“具有表”，把被考察事物中具有某种性质的例证列在这个表格当中。

第二个表格叫做“缺乏表”，列出与上表中的例证情形近似可是却没有出现所要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

第三个表格叫做“程度表”，列举出按不同程度出现的所要考察的某些性质的例证。

接下来重点来了，只有当“具有表”拥有足够多的例证，证明某个事物拥有某个性质，而缺乏表无法提供反证，并且在“程度表”中展现出事物与性质正相关性时，我们才能够猜测该事物与该性质之间存在同一性联系。

举个例子，比如说希特勒想要用培根的新归纳法证明“犹太人都是坏蛋”（或者战狼号想证明“说国家不好的都是汉奸”），他必须用三表法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在具有表中列出干坏事的犹太人。

第二，在缺乏表中列出干好事的犹太人和干坏事的德意志人。

第三，在程度表中列出犹太人与干坏事的正相关例证，比如犹太人血统越纯、犹太信仰越深，坏事干的就越十恶不赦。

只有当表一和表三足够充分，而表二例证不足的时候，这个归纳才算是过关的。当然我们知道无论希特勒还是营销号都不会真做这么严谨的思索，否则未受逻辑训练的韭菜的情绪他们就没法煽动了。

但三表法过关之后，先别急，培根还有归纳法必备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最广泛的收集例证、用三表法列表。

第二步，根据三表法得出或者否定的结论，做一次正面地解释自然的尝试。

第三步，把这个尝试得出的结论，放回到自然世界当中进行验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做实验”，看看实验结果能否支持你的这个尝试结论，如果实验不支持，则继续这个循环，再进行第一步。

请注意，这三步缺一不可，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之所以粗糙，就因为他只有确实了三表法第一步和第二步，而完全没有第三步。数了几个男人女人的牙齿，得出了“女人牙齿比男人少”的结论，就心满意足的写到书里去了。而没有形成“收集经验—逻辑思考、得出结论—以结论进行实验—再次收集经验”这个循环。

读到这里你也可以很自然的想到，培根所完善的这个“新工具”，为什么成为后世人类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奠基石：

当拉瓦锡进行他的氧气实验的时候，

当法拉第思索电和磁的关系，想到一种可能性就飞奔到楼下的实验室开始绕线圈时，

当美国的立国先贤将社会契约论对人类社会的猜想写入到他们的宪法中时……

他们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在采用培根所完善的新归纳法。

演绎法和归纳法是形式逻辑的两条双腿，亚里士多德只给人类安上了演绎法这一条腿，人类可以在思维上站起了，却也只能站在既有认知的原点上“金鸡独立”，或者在一个共识到另一个共识之间靠不严谨的猜想进行危险的跳跃。

而培根通过完善并发明他的“新工具”，为人类接上了归纳法这条腿，人类终于可以在认知自然与社会的大路上迈开双腿、向着真知飞奔了。

所以你又怎能说，培根不伟大，他的创造就像水和空气一样，决定了今天所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4、你的“逻辑力”停在了哪里？

但在今天文章的最后，我恰恰想多说两句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思维方式。

如前所述，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罗辑思维形式到目前为止，只经历了三个时代的——

远古只会用类比逻辑的前亚里士多德时代，

之后慎用类比逻辑而转向演绎逻辑的后亚里士多德时代，

再之后捡起完善后的归纳逻辑、用演绎和归纳双腿行走的后培根时代。

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的“逻辑力”形式，属于以上哪个时代呢？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其实提到过，很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国人，其思维力还停留在前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只要一思考，最善用甚至只会用的就是类比逻辑：比如把人和国家的关系比作儿女和父母，比如把国际事务比作一个村、或者一个班级。这种不严谨的类比当然是非常容易犯错的。

这和十九世纪的非洲土著们一定要让探险者把地球比作柚子，才能理解“地球是圆的”是什么意思，是一样的。

而有一部分受了一定教育或者主动学习某些知识的人，他们已经进入了“后亚里士多德时代”，但很不幸，就停留在了那里。

这种人说事论理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扣帽子”加“党同伐异”，比如一言不合就说对方是“汉奸”、“精美”、“精日”、“文科生”、“女拳”、“恶臭直男”等等。帽子和消灭异端对他们是如此重要，因为只会演绎法的中世纪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认同大前提”，两个不认同同一大前提的人根本没办法同频理性讨论，那就只能互道“傻x”了事了，个别小心眼者还要追求让对方闭嘴。这就是当今互联网争论的普遍现状。

虽然2024年已经快过去了，但其实只有真正很少的人，思维真正进入了“后培根时代”，以培根的三表法和三步法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进行认真、严谨的思维，做传说中的理性、有效而符合逻辑的讨论。

这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毕竟培根是16世纪的人，去世距今都已经快四百年了。

你很难想象一支现代军队会拿着明末的武器作战，但现实中却依然有大量的人用四百多年前，甚至两千多年前的思维逻辑去思考问题。

而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会觉得“理科生”在思维上比“文科生”更清晰一些呢？我想原因是因为虽然我们在学校里不专门学逻辑学，但理工科教育过程当中毕竟要用到太多培根提出的逻辑习惯。有灵性的理科生在他的专业训练中较为容易不自觉的“被传染”这种习惯，虽然他们对此并不自知。

而文科生的教育当中却没有这个“福利”——我毫不怀疑，到看我这篇文章，向您介绍培根时，很多读了半天文科的大学生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培根的“新工具”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不是读文科的学生的错。但你、我、他，我们所有人，我们的逻辑思维习惯，都需要从此刻开始，尝试升级和改革——

不用去搞懂什么罗素的数理逻辑，那个太超前，提升到后培根时代，就刚刚好。

不要再习惯于类比逻辑中那些似是而非的类比，

也不要沉溺于单纯演绎逻辑对认知的党同伐异，

尝试那次培根给你的“新工具”，去严谨的归纳、思考几个问题。

你会发现你的大脑，会因此清醒许多。

其实，这样的呼吁，其实百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人一直在做了。

他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他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他所有的这些呼吁、论述，本质上都是试图将国人的逻辑思维力拉入到“后培根时代”。

是的，那个人就是胡适。

百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仍没有做完这件事，所以不得不以此长文再做这个呼吁。

愿您看完，愿对您有启发，理解培根的逻辑，并使用它。

愿我们的思维与我们一起，走出中世纪。

全文完

写了8000字，其实意犹未尽，但文章太长没人看，就到此为止吧。还有很多话，如果大家喜欢，我会继续把该系列写下去。

逻辑学系列的第四文，感谢读完。

长文着实不易，若喜欢，请您偶尔关注、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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