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回国帮了束星北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3年，李政道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电机系。
开学后，李政道去听物理课，授课的束星北教授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提纲。
但束星北教授用生动质朴的语言，从大家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令人印象深刻。
听了几节课之后，李政道被束星北非凡的科学气质和品格所吸引，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李政道毅然放弃了电机专业，转到了物理系学习。
据李政道后来回忆，那时候，他经常与束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讨论，而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
在那种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束星北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苏扬州。
1926年4月，束星北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
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C．G．达尔文。
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
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
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束星北先生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1932年7月，因触犯蒋介石而辞职；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1933年，束星北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
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
1937年5月，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到浙江大学作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与王淦昌相陪，并与之探讨各自关心的学术问题，束星北与玻尔还有过较多的争论。
玻尔后来对中国要求出国深造的人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
抗战期间，他随校到贵州遵义、湄潭。在此期间“收”了学生李政道。
1944年10月，束星北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
束星北研制出了许多对当时而言先进的军事用品，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潜艇、激光……
1945年春，束星北甚至还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
束星北曾回忆说，“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
1946年，束星北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而这时，李政道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教授。
1950年6月，李政道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担任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后来又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李政道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李政道顺风顺水的时候，束星北却进入了人生的“弯道”。
一次“运动”中，浙江大学“节约委员会”无中生有，把"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定为“贪污”典型。
束星北听到后怒火中烧，直接闯进办公室，对“节约委员会”主任骂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说罢，把对方揪起来，一拳打出几米开外。结果，他被以抗拒“运动”的罪名大加批判。
他会为了实验设备的问题，与学校的总务主任大打出手，把对方的脸打肿。而看到学生衣服单薄冻得发抖，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
“他身上每一个棱角都异常锋利鲜明。”《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说。
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1955年，束星北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停职审查，但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束星北的反抗精神很强烈，他黑白分明，不管大小批斗会，从不假意低头，而是积极写信辩白。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束星北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因此受到批判。
为了摘下头上的罪名，他开始认真地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怎样可以刷得又快又干净。他还因地制宜开始了对"粪便"的研究。
1965年，束星北被撤销管制。同年，完成中国首部《狭义相对论》，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束星北在肃反中挨整后，家庭生活最困难时，王淦昌尽力接济，每月寄钱，从不中断。
束星北唯一可以出版的著作《狭义相对论》，曾几度搁浅，最后由王淦昌写序，并报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出版。
束星北
直到1972年10月14日，李政道回国访问。
周恩来总理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请一些海外有才学的教授来中国。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1978年5月，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终于打破了禁忌，聘请他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从1958年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重新工作，他整整花了20年的时间。
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他的好友王淦昌也成为了两弹的元勋。而他，却一事无成……
一颗科学的亮星在革命运动中陨落，一位杰出的奇才在政治风浪中湮没。这只是中国现代科学史、教育史上众多悲剧中的一幕。
束星北重新回到了那个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可是当时的束星北已经70多岁了，即便他的脑子依旧清明但是他的身体难以支持他的科研活动。
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却分文未取。完成任务之后，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却是最晚被平反的一批人！
1983年10月，束星北病危，弥留之际，他交待家人：
而两个大学生为了省事，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就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点遗愿，也落空了……
束星北慢慢被遗忘了，直到一名资深的记者刘海军，历时15年，写出了《束星北档案》，才让束星北的经历与冤屈大白于天下。
李政道写到：“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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