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带连队去“严打”！
作者：张贵丁。
1983年初秋，我回家休假不久就被一纸电报召回部队，那时我是步兵连长，驻扎在豫晋交界处的某市郊外。
连队通信员在火车站口接我，说连队就在市内某中学集结，要干什么不知道。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
指导员对我说：连队要参加今夜统一时间开始的“严打”行动，在市区西北部3个街道办事处的地域内执行抓捕任务，何时行动要等统一的号令。
当时的“严打”有一种说法：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而且要“从重从快”。
行动之前，全部人员被编成30多个小组，每组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居委会干部编成。公安机关已经事先拟好了抓捕名单。
因为抓捕行动呈网状，各小组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所以连排长们都被分在了小组。
我们小组负责抓捕一条小街里的3个“坏人”，那些打骂邻居、偷鸡摸狗或干些男女苟且之事的混混，在那时候是不能被容忍的。
午夜零点，行动开始。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坏人”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他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
居委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
我问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
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
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
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
还是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
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
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
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
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警察大声说“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
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
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把小偷押送到集中看管的派出所，已是深夜三点钟了，满院子的坏人都被从身后捆着双手，盘腿坐在地上，人群里不时发出“俺要拉尿”的怪叫。
天快亮了，各路人马按约定时间把抓捕的坏人陆续押到全市最宽敞的主干道上，然后排队向南郊走。
市民还没有起床，只有早起的掏粪工、环卫工呆立在路边，怔怔地看着被捆绑着的人流缓慢走过。这支队伍有多长，直到天亮后我才领教。
天亮了，人行道上站满了惊诧的市民，汽车禁止通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打的社论。
马路正中，坏人们统一被从身后缚住两臂，前后间隔一米，用麻绳串成一路纵队缓缓行走，两边是持枪押送的军警。
我在押送序列的中部，前后望去，竟然望不到队伍的首尾，你想想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而这只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
太阳高高升起，坏人们被押送出城，野战军收兵回营，后面的事情交给公检法们来做。
大街上有人开始放鞭炮，那是市民们回归平安的心理释放。大混混们被弄走了，剩下的小混混们缩在窗帘后面倒吸着冷气：今后要规矩一些了。
时至隆冬的某晚，就要吹熄灯号了，营部却打电话叫我去过去开会，团、营领导和作训、军务股长都在场，他们是来布置明天的警卫任务的。
但本次任务却出乎意料：我连明天只是在本团靶场执行外围警戒。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围？
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团长就沉着脸说“别多嘴！回去把弹药发下去，三点半开饭，吃完就出发！”
发完弹药后打了个盹儿就开饭，然后连队官兵全副武装，默默向6公里外山脚下的靶场走去，副团长和作训股长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要在靶场枪毙罪犯，一次枪毙十多人！
这就让人惊诧了。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
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
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
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砰砰砰砰”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
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
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砰砰”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
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
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严打第一战役”就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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